明朝政治制度——朱元璋的立国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过江，占领集庆，改集庆为应天府，集庆即今天的南京，为六朝故都，改称应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称王的意图。集庆当年是孙吴立国之地，故于是年七月自称吴国公，已经有要称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邓愈荐朱升给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讲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为什么劝朱元璋缓称王，那是为了免得招忌树敌，不要图虚名，要务实事，实事也就是高筑墙、广积粮，打好将来称王的基础。事物不在于名，在于实。北边的韩林儿称小明王，西边的徐寿辉也很早就称帝，国号天完，东面在平江（苏州）的张士诚很早就建国号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因为平江在战国时便是吴国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便即吴王位，故当时有东吴、西吴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足足推迟了十二年时间，它为朱元璋赢得了充分发展的时间。其建国号为明，包含二重意义，因为他这支队伍毕竟是小明王韩林儿的一支，告诉人们明王已经在世，所有明教教徒都是一家人，意在团结当初一同起义的部属；另一重意义在于“明”字分开便是日与月，是上天的标志，以“明”字显示自己是天命所归。朱元璋起事于南方，元代则起于北方，依照五行，南方为火，神是祝融，北方是水，神是玄冥，金陵又是祝融的故墟，元朝建都北方，代表水，以火制水，以阳消阴，以明克暗，中国古代神话中朱明相联，这一切都在说明，明皇兴起的象征意义是上天的意旨。

一个皇朝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政治结构的崛起，包含有三重意义。一，这个政治结构的权力从哪儿来。二，这个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三，这个政治结构的运作过程以及在这个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组织形态则包括这个结构内部的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军事机构、监察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这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内部，相互之间构成制衡关系。这样的组织形态是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不断演化的部分。其在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又往往与在这个组织结构中活动的、不断变动的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演化息息相关。同时在这个结构运作过程中，必然产生与运作程序、方式、手段相应的种种制度性的规范。这些制度规范，会有一些静态的见之于书面的相应程式，而这些程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又会产生各种非规范性的习惯，一定时间以后，这些习惯也可能变成规范。此外，在实践中还会产生各种属于潜规则范围的程式，影响着实际的运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这个结构的历史渊源，还要了解这个结构设计者的愿望与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对它既要有静态地剖析，也要有动态地观察。

那么，这样一套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据呢？毛泽东讲过我们的权力从哪儿来，是人民给的，即这个合法性是人民的意愿和授权。怎么给呢，是通过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赋予的，它是通过宪法来规定的。朱元璋作为皇帝当然不会有人民这个概念，其借以说明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根据是天命，所以诏令的第一句话便是“奉天承运”。皇帝办公的正殿叫做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于南郊，北京的天坛便是祭天的地方。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资格，有了功绩可以登泰山行封禅之礼，皇帝可以在泰山与天地相通，这也成为皇帝的特权。这只是名义上，或者说是口头上书面上说的和礼仪上做的，实际则并非如此。这个权力是在逐鹿战争中抢来的，或者说天下是打出来的。打天下的当然应该坐天下，而且该世代相传。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那时候所有关于天命的种种说辞，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话。朱元璋的年号用“洪武”二字，其本质意义就是弘扬武力，它背后的实际意义是说，天下是我靠武力抢来的，也得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稳定。

翻开《明史·太祖本纪》，其中说：“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还讲到朱元璋出家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病已，失所在。”这些故事都是无法验证的，是文人从《汉书·高祖纪》中变着法子搬下来的，它实际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于刘邦。《汉书·高祖纪》中云：“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公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还讲到刘邦为亭长，送徒骊山，途中，“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比较朱元璋与刘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这些神话都是为了说明其受天命的根据，编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骗老百姓，证明其合法性而已，他们做皇帝是天命所归，没有天命的人，休想抢夺他们的皇位。如果去翻一下历代正史中的本纪，那些靠逐鹿或宫廷政变而抢来天下的帝王，几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来证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会编，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汉武帝在贤良对策中所问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据在哪里。董仲舒及公孙弘的对策说的天人关系，也就是天命论的历史根据，说到底，都是为了证明汉代帝王，特别是汉武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权结构的组织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换了那么多朝代，基本大同小异。毛泽东说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战国以后逐步形成，由秦始皇总具大成的。二千多年来，尽管王朝更替，政权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权层级式的专制主义行政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代总是继承前朝的体制，并略有变更。汉承秦制，唐宋也是继承秦汉的基本形态，用现代的术语，叫作路径依赖，略有变更则是根据当时形势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调整。大明王朝的政治组织形态，在起点上还是继承元朝的体制。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占领集庆以后，改集庆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体制。到了至正二十四年即吴王位时，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机构自称，而是建国称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袭元代建置的官僚结构和名称。元代尚右，这时他亦尚右。洪武时，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区别于元代，由尚右改为尚左，这时李善长为左丞相，李善长的实际地位没有变化。所以说，变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称上的，实质的变化当然也有，但不会很大。从政权的组织形态上，元明之间，有继承，亦有发展，而继承是全局性的，发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组织形态，有其从漠北游牧民族带来的某些特征，但其政权最基本的组织形态则是沿袭唐宋旧制。元在中原地区的行政枢纽，从大断事官机构演变为中书省，以中书省掌全国之政务，这本来是汉及魏晋以来的传统。在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以右为尚，元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属“委任责任”模式，宰相虽实行多相制，但相权往往集中在一两名宰相身上，由于宰相权重，故宰相易于专权。这个制度规定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于二者人事之间的变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么宰相的组织机构往往不能稳定，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丞相只有唯唯诺诺，才能善终于相位，如公孙弘便是这样一个人物，《汉书》本传称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 氂 继续为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 氂 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 惇 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就以帝王与宰相的关系，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因人而异。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诺诺，否则的话，宰相没有一个会有好的结局。反之，皇帝属童稚或昏庸之辈，则往往出现宰相专权的局面。举例来说，同一个宰相制度，同一个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在处理君相关系的问题时，前后便有不同。前期与宰相姚崇、宋 璟 两人相处是相得益彰，后期放手李林甫、杨国忠的专权，则与其荒于女色有关。杨贵妃这个悲剧无论从哪个视角看，责任都在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废了帝王必须担当的角色。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是相对的，因人因事而异。宰相制度的存废，亦是相对的，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集决策和行政权力于一身，这只能行之于一时，而其子孙倦怠时，宰相或者宦官的专权就难以避免。相应的组织结构，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因人、因事、因时而发生各种变异，许多事物不能死扣书面条文，还得看其实际运行的情况，看相关人物的状态，才能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决策与行政毕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权不能长期取代相权，反之相权亦不能取代皇权，历史便是在这个相互之间的动态中演化，而组织形态亦往往随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