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交接班过程中东宫官员与朝廷大臣的悲哀和苦衷

下面我想举几个案例，通过几个悲剧人物，来说明东宫班子中的成员，或者朝廷大臣，处在交接班这个难以摆脱的历史悲剧中，应该知道风险在哪儿，以及何以自处、何以回避。

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立其长子宇文斌为皇太子，这个宇文斌即后来即位的周宣帝，史书称其“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可以说是坏事做尽做绝，北周实际上亡于他手。他被立为太子以后，宇文邕对其管束不可谓不严，但本性难改，结果帮助武帝管束他的人，在他即位以后，一个一个被他诛杀殆尽。周武帝安排在太子身边辅教和管束太子者若王轨、宇文孝伯、尉迟运诸人，后来结果都不好。如宇文孝伯，是东宫的左宫正，相当于师保之职，《周书·宇文孝伯传》：

建德之后，皇太子稍长，既无令德，惟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敛容曰：“卿世载鲠直，竭诚所事，观卿此言，有家风矣。”孝伯拜谢曰：“非言之难，受之难也，深愿陛下思之。”帝曰：“正人岂复过君？”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孝伯仍为左宫正。

宇文孝伯的话是在提醒宇文邕，他的儿子难以造就了，他想甩纱帽不干了，“非言之难，受之难也”是指讲了太子也不听。又，《周书·乐运传》称：

建德二年（公元573年）， 高祖谓运曰：“卿来日见太子不？”运曰：“臣来日奉辞。”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运曰：“中人也。”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高祖顾谓宪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聪明睿知，唯运独云中人，方验运之忠直耳。”于是因问运中人之状，运对曰：“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谓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

当时武帝以王褒为太子少保，萧圆肃为太子少傅。实际上这些措施很难改变太子已经形成的顽劣本性。后来武帝让太子西征吐谷浑，而军中之事实际上皆取决于受命辅佐太子的宇文孝伯，事后武帝见到宇文孝伯时，“帝问之曰：‘我儿比来渐长进不？’答曰：‘皇太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言太子之不善，帝罢酒，责孝伯曰：‘公常语我云太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 黙 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周书·宇文孝伯传》）确实，即使一般人家，父子之间，别人都难以在其父面前评说其子，何况帝王之家。宇文孝伯已经把话说透了，不能说你该废掉太子，这个决心只能武帝自己下，而且只能个人谋定而动，否则会产生祸患。既然不想废，别人便难以言说了。据《周书·王轨传》，这次出师吐谷浑时，“时宫尹郑译、王端等并得幸帝（当时是太子，即后之宣帝），帝在军中颇有失德，译等皆预焉。军还，轨等言之于高祖，高祖大怒，乃挞帝。除译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衔之。”王轨在大庭广众，公开在武帝面前讲述太子缺德的事，更是犯忌，王轨亦说：“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 寔 非宜。”然而后来“轨因内宴上寿，又捋高祖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高祖深以为然，但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说。”捋须是古人对长者表示祝寿的一种亲密礼节，看来武帝保留这个不争气的长子也实在出于无奈。

太子宇文斌即位以后，是为周宣帝，郑译等亲信立即复为近侍，一场可怕的报复性杀戮就此开始。“帝既追憾被杖，乃问译曰：‘我脚上杖痕，谁所为也？’译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轨。’译又因说王轨捋须事，帝乃诛轨。”（《周书·宇文孝伯传》）那时王轨在前线徐州，他也知道宣帝即位以后，祸必及己，他说：“此州控带淮南，邻接强寇，欲为身计，易同反掌，但忠义之节，不可亏违。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岂以获罪于嗣主，便欲背德于先朝。止可于此待死，义不为他计。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周书·王轨传》）该传的结论是“轨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无罪被戮，天下知与不知，无不伤惜”。从为人讲，应该如王轨那样忠贞耿直不二。王轨被无辜诛戮以后，“（尉迟）运惧及于祸，问计于宇文孝伯。”其“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对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各行其志。运寻出为秦州总管。”（《周书·宇文孝伯传》）而宇文孝伯最终被赐死于家。如果太子不德不才，在东宫要做一个正直的官员，要矫正太子的缺陷实在难啊！太子的东宫官实在难做。

在北朝的北周有这样的案例，在南朝的齐也有同样的案例。齐太祖萧道成立萧赜为太子，即后来即位的世祖。萧赜是萧道成的长子，萧道成称帝以后，依制立长子为太子，有荀伯玉者，萧道成的心腹，“世祖（萧赜）在东宫，专断用事。颇不如法，任左右张景真，使领东宫主衣食官 谷 帛，赏赐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于南涧寺舍身斋，有元徽紫皮 袴 褶，余物称是。于乐游设会，伎人皆着御衣。……世祖拜陵还，景真白服 乗 画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内外 祇 畏，莫敢有言。伯玉谓亲人曰：‘太子所为，官（指齐高帝萧道成）终不知，岂得顾死蔽官耳目。我不启闻，谁应启者？’因世祖拜陵后密启之。上大怒，检校东宫。”（《南齐书·荀伯玉传》）张景真是一个替太子管理衣食什物的，因受太子宠信，擅用帝王所用之御物，且招摇过市，为荀伯玉所告，于是萧道成以太子令“收景真杀之，世祖忧惧，称疾月余日，上怒不解”，“上嘉伯玉尽心，愈见亲信，军国密事，多委使知。”“上临崩，指伯玉谓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后，人必为其作口过，汝勿信也。可令往东宫长侍白泽，小却以南兖州处之。’”由于“世祖深怨伯玉”，南齐太祖高帝这几句话，实际上反而送了荀伯玉的命，他从反面提醒太子对荀伯玉的怨恨，故太子即位不久，即借故杀伯玉。为此，该传之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义烈之遗训。”然“以古道而居今世，难乎免矣”。为什么难免，因为这是二难之事，君老你不事太子，天子老而未死，你日子还可以过，然一旦太子即位，那就苦了。北周武帝时的宇文孝伯、王轨，与荀伯玉的处境都是相同的，都是忠于君王，为太子好而反映太子的缺失，但都结怨于太子，一旦太子即位，那就一个又一个掉脑袋，甚至遭灭门之祸。反之，如果一心为太子说话，掩饰太子的过失，甚至参与太子的密谋，一旦太子事败，父子反目，那你还得做替罪羊。如前面讲过的李承乾为唐太宗太子时，侯君集“子婿贺兰楚石时为东宫千牛，承乾令数引君集入内，问以自安之术。……尝举手谓承乾曰：‘此好手，当为用之。’”“及承乾事发，君集被收，楚石又诣阙告其事。”因此被“斩于四达之衢，籍没其家”。（《旧唐书·侯君集传》）有的则是冒险向这个风险极大的漩涡中钻，希冀侥幸获利，结果悲惨的多。当然侥幸得逞者不是没有，如商人吕不韦便是一个，但结局也不好。有的则是无奈碰上或被卷入漩涡，想退也退不出来。诸葛武侯祠的对联有一句“功在朝廷，原不论先主后主”，谈何容易。因为阿斗懦弱，诸葛既是能掌控全局又一心朝廷者，其他人达不到他的地位，更没有他的思想境界，那就难了，只能被漩涡卷入深渊，遭遇灭顶之灾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全身而退的，有一个叫李纲的，他在隋开皇末任太子杨勇的洗马，在唐高祖武德时，曾任隐太子建成的詹事，在唐太宗贞观时，任太子承乾的太子少师，担任三代东宫官。这三任东宫太子都被废黜，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关键还是为人正直和遇事一丝不苟。他为杨勇做太子洗马时，皇太子岁首宴宫臣时，左庶子唐令则奏琵琶，歌《武媚娘》之曲，他当场便批评唐令则失职，“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累于殿下。”杨勇被废黜，他公然为杨勇说话，他认为废黜太子杨勇，“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方今多士盈朝，当责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侍侧，至令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旧唐书·李纲传》）关键是你杨坚没有挑选好杨勇的伴侣。唐高祖李渊让李纲任太子建成的东宫詹事，他不肯干，屡次辞职，故李渊说：“建成在东宫，遣卿辅导，何为屡致辞乎？”李纲的回答是：“以愚臣事太子，所怀鄙见，复不采纳，既无补益，所以请退。”李渊仍然要他当东宫詹事，他一面给东宫太子谏言，一面请辞，所以建成败，他没有受牵连。贞观时，唐太宗还让他任东宫官，他有足疾，太宗令舆入东宫，“纲凛然曰：‘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为难，纲以为易。’”他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因为他没有私心，只忠于事，不是忠于个人。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去世了，没有到废承乾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便是魏征，曾经做过太子建成的詹事主簿，建成败，李世民还是留用了他。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承乾地位摇摇欲坠时，李世民却拜魏征为太子太师，而魏征则自陈有疾，李世民则要他“可卧护之”，魏征有前面的教训，知道这件事已无法挽回，好在他老了，那年便去世了，没有等到承乾被废黜。讲这些案例，只是为了说明东宫的官员，要处理好帝王家的父子关系实在左右为难，能在这两面为难中保全自己的，如李纲与魏征那样全身而退的真是凤毛麟角。在这个难以相处的矛盾关系中，关键是要始终做一个正直的人，不为私心和私利所左右。但其结局也得看机遇，并非如此就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