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明中叶权力交接的两 种状况

从建文帝到明武宗正德末，这一百二十二年是明帝国的中期，还是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建文帝这三年多是一个过渡期，实际承接朱元璋建国阶段历史的是明成祖朱棣。朱棣在位二十三年，仁宗在位一年，宣宗在位十年，英宗在位的前七、八年，前后加起来共有四十余年。这个时期明帝国还是处于欣欣向荣的阶段。实际帮助这几位皇帝执政的内阁官员，都还是洪武与建文时期留下的儒生出身的大臣，如解缙、黄淮、胡广、金幼孜、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他们既是内阁大臣，也是仁宗、宣宗在东宫时的辅教者，特别是仁宗为太子时，经历许多次政治危机，是他们挺身挽回的。而朝廷大臣若夏原吉、蹇义，带兵的若英国公张辅等维护着明帝国的大局。那时宦官的势力和影响还没有崛起，《明史·杨溥传》有这么一段话：

英宗初立（那时只有九岁，还不懂事），（溥）与士奇、荣请开经筵，豫择讲官，必得学识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数人供职，且请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太后大喜。一日，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国公张辅及士奇、荣、溥、尚书胡濙 入，谕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始仁宗为太子，被谗，宫寮多死诏狱，溥及黄淮一系十年，濒死者数矣。仁宗时时于宫中念诸臣，太后亦久怜之，故为溥言之如此。太后复顾帝曰：“此五臣，三朝简任，俾辅后人。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

这一大段话，说明东宫太子、太孙的日子难过，东宫的班子们日子也难过，弄不好往往成了替罪羊。解缙之死于非罪，杨溥及黄淮都坐了十年班房，濒死者数矣，他们是大劫大难之后的幸存者，没有因冤屈而有任何怨言，依然忠心耿耿，这一点很不容易。有一句话更为重要，即“且请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因为与小皇帝日夜相处的是内廷的宦官，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习的侍臣对小皇帝或小太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母后与内阁参预辅教的大臣们所无法替代的。这些内侍的出身都很低微，教养不足，仅靠内书堂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如英宗是孩童即帝位，这个问题更显得重要。宪宗朱见深是在二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十八岁即帝位；明孝宗朱 祐 樘，是在六岁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即位的；武宗朱厚照是二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十三岁即皇帝位。他们都是在不懂人事的幼童时期被立为皇太子，尚未成年便被迫即位成了皇帝，他们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大事吗？他们生于深宫，青少年成长时期都与宫女及宦官们为伴，故“请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这句话的份量相当之重。太子与帝王青少年时期的教养稍有差池，影响所及，不仅对个人的发育成长不利，而且贻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如果查一下仁、宣至英宗前期，内阁诸侍臣的出身，大都还是太祖朱元璋晚年及朱允 炆 、成祖永乐年间的进士出身，那个时期培育的人才，为仁、宣及英宗前期的稳定繁荣提供了条件，即使在英宗朱祁镇即位的最初几年，明代的政局还是稳定而良好的。《明史·杨溥传》云：“是时，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这三杨便是杨士奇、杨溥、杨荣三人，我们还知道土木堡之变以后，力挽危局的兵部尚书于谦，还有昆剧《十五贯》中讲的明代两个清官周忱、况钟，都是经杨士奇推荐而居官二十年，“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然而不仅帝王有交接班，在内阁辅助君王、在东宫辅教太子的老臣也要老去的啊，这个后继者的优劣事关重大。所以，那个时候明王朝又面临着另一次交接班的问题。皇帝还是一个童稚，但辅助皇帝治理国家的人，而且是一个集体，它也有如何交接班的问题，处理不好也会出大问题。同样是英宗这个傀儡，他在位的前期与后期便大不一样了。

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以后，宦官司礼太监王振逐渐受朱祁镇宠信而专擅朝政。那时的朱祁镇不过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他懂啥啊！《明史·马愉传》有一段王振与杨士奇和杨荣的对话很有趣，其云：“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翼日遂列侍读学士苗衷、侍讲曹鼐及愉名以进。”杨荣的想法虽不错，事情总要有一个交接班，但这个时候提携新秀，毕竟为时已晚。且说新人他们本身还有变数，没有经历考验，三杨他们毕竟是历事四朝的老臣，既有经验，又有威望，上有太后的支持，王振对他们还无可奈何的忌三分。太后和三杨先后去世以后，继任者没有三杨的资历和威望，也缺少处事的经历和经验，那么如曹鼐、马愉他们就不可能顶住王振的压力和影响。本来内阁与司礼监是对柄机要的关系，此时势必发生变化，权力的重心向内倾斜，而英宗朱祁镇还不太懂事，这样国家权力便由王振借着英宗这个傀儡来行使，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北方也先汗内侵，王振裹着英宗亲征，结果酿成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兵所杀，蒙古军队直指京城。那时是靠英宗之弟景帝朱祁钰监国，靠兵部尚书于谦组织军队保卫北京，方才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而王振此人，作为宦官便是少年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自幼便得英宗喜欢的人，因此而掌司礼监，为他弄权提供了条件，结果是害国害己。此后从英宗、宪宗、孝宗到武宗，都出现过原来东宫宦官出身的司礼监的提督和掌印太监弄权的情况。其中如曹吉祥、王直、梁芳、刘瑾等，都曾在政治上造成严重的后果。故慎选君王和太子身边的内宦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时的皇帝不过是被别人提线的木偶而已，魂不在他们自己身上。如武宗正德皇帝干那些极其荒谬的荒唐事，又能责怪他多少呢？孩子的教育还得严格要求，不能完全听任其凭兴趣爱好自由发展，得引导，得注意其周边的玩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话还是有道理的。美国式放任孩子兴趣发展的方式要分析，要尊重孩子的性格发展，但得管束，父母与社会都有教育孩子正常合理成长的责任。

当然，上面讲的那些消极的案例并不是说太子与皇帝身边的内侍都是歪种，还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明史·宦官·怀恩传》附覃吉传，其云：“同时有覃吉者，不知所由进，以老阉侍太子。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宪宗赐太子庄田，吉劝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从内侍读佛经，吉入，太子惊曰：‘老伴当来矣。’亟手《孝经》。吉跪曰：‘太子诵佛书乎？’曰：‘无有，《孝经》耳。’吉顿首曰：‘甚善，佛书诞，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太子周围的侍臣，对太子早年的诱导有很大关系，如果是正人，则走正路，如果是邪恶之小人，则走邪路。即使在英宗前期，并不是所有的内侍都如王振那样的恶人，亦有善良之辈。如与王振同时的金英与兴安，都是宣宗时留下来的宦官，土木堡事变之后， 郕 王（即景帝朱祁钰）监国，“使英、安等召廷臣问计，侍读徐 珵 倡议南迁，于谦力持不可，安叱 珵 出，曰：‘敢言迁者斩。’遂入告太后，劝 郕 王任谦治战守。”“安有廉操，且知于谦贤，力护之。或言帝任谦太过，安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明史·宦官·金英兴安传》）于谦如无兴安在宫内的支持，在那时是很难取得京城保卫战的胜利，说不定明帝国又会变成一个偏安南方的小朝廷。故对宦官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朝臣一般，都有良莠之分。明代后期的东宫、宦官、后宫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