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关于京卫与天子亲军的设置

明代政府机构设置的一次大的变化，是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以后，《明史·职官制》的序言称：

自洪武十三年置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 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劾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是亦汉九卿之遗意也。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其考核则听于府部。是时吏、户、兵三部之权为重。

这一长段话反映了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时，对明朝政府机构设置的基本理念。置丞相不设，把中书省的政务分拆，由六部尚书直接面对朱元璋，这样可以避免权力被丞相或中书省架空。这一点不同于元朝政府机构的架置。元朝军政大权都集中于枢密院，朱元璋便把它一分为二，调兵的权和管兵的权一分为二，而且还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地方按行政区划分别由都指挥使管辖。在地方上军政与行政、司法分权，可以防止唐节度使军政合一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关于军队管理的体制，《明史·兵一》的序言说：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

从这段话与职官志上讲的比照，值得注意的有二点：一点是关于五军都督府及卫所制的设置，是把兵与将分割开了，兵将不相习，有事时调兵遣将，组成作战部队，外出打仗，事毕兵将各归其所，它防止了将领拥兵自重而威胁国家权力的集中统一。另一点这里讲了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不属于五军都督府管辖，这上十二卫是京师与宫廷的守卫部队，归皇帝直接统辖，以此保障帝王权力的安全与巩固。

关于京卫具体设置的过程，《明史·职官志》有具体的介绍，其云：

明初，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后改置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设都护、经历、知事、照磨。又置各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同指挥使、 副使、经历、知事、照磨。千户所正千户、副千户、镇抚、百户。因置武德龙骧、豹韬……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此设亲军诸卫，名为二十二卫，分掌宿卫。而锦衣卫主巡察、缉捕，理诏狱以都督、都指挥领之，盖特异于诸卫。

从这一大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亲军，是一个逐步扩充的过程。洪武时是上十二卫，至永乐年间又增加了十卫，故称为二十二卫，这二十二卫的任务是番上宿卫京师和宫禁的军队，到了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时，又增加了四卫，合在一起京卫的亲军共有二十六卫。除了这些兵力之外，还有留守五卫，称宿卫镇抚司，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为留守卫指挥司，专领军马守御各城门，及巡警皇城与城垣造作之事，这留守五卫是京师的警察与保安部队，负责巡视治安和看守城门的日常事务。而锦衣卫在亲军中又负有特殊的使命，它吸收的成员有不少属于恩荫寄禄的成员，用现在的话，大都属于干部的子弟，这个机构负责侦察与审判诏狱，也就是皇帝下达的大案要案。朱元璋可通过这个特务机构掌握文武百官在京城的日常动态，因为其下属成员来自各级干部的子弟，他们可以往来于文武百官府第，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和日常言行，是朱元璋的耳目。一些重大案情都是锦衣卫发起的，这是锦衣卫的日常职责。《明史·职官志》的表述如下：

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衣勋戚都督领之，恩荫寄禄无常矣。凡朝会巡幸，则具图簿仪仗，率大汉将军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凡承旨鞫狱录囚勘事，偕三 法司。五军官舍比试，同兵部莅视。统（千户）所凡十有七。

从这一段叙述，可以知道锦衣卫这个机构是君王最贴身的侍卫，君王朝卫与巡幸时，都有他们的身影。同时他们又是君王的鹰犬，监视着文武百官的一举一动，而且是钦定大案要案的侦察刑讯的机构。它可以超越监察机构都察院、审判机构大理寺的职能，独立审案、判案，它有自己的刑讯监狱。有这样一个依附于亲军基础上的重大侦察刑讯机构，下属十七个卫所，一万七千余人的庞大机构，官员无时无刻无地不在锦衣卫的监控之下，所以明代功臣宿将丝毫动弹不得。朱元璋可以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有多大的权势，如果一旦要收拾他们，就如老鹰抓小鸡一样，而他们则是毫无回手的余地。锦衣卫又都是做案子的老手，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明初朱元璋发起的四大案，几乎都与这个机构有密切的关系。

明初第一任亲军都指挥使的是冯国用。冯国用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怎么成为亲军都指挥使的呢？在《明史》冯国用与其弟冯胜同列一传。《明史·冯胜传》称：

冯胜，定远人，初名国胜，又名宗异，最后名胜。雄勇多智略，与兄国用俱喜读书，通兵法。元末结寨自保，太祖略地至妙山，国用偕胜来归，甚见亲信。太祖尝从容询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太祖大悦，俾居幕府。

冯国用是早年就投奔朱元璋的人，而且定都金陵是他向朱元璋建议的，朱元璋留他在身边参谋策划。那么他又怎么成为了朱元璋亲军的都指挥使呢？《明史·冯胜传》继续说：

蛮子海牙扼采石，国用与诸将攻破海牙水寨，又破擒兆先，尽降其众三万余人。众疑惧，太祖择骁勇者五百人为亲军，宿卫帐中。悉屏旧人，独留国用侍榻侧，五百人者始安。即命国用将之，以攻集庆，争效死先登。与诸将下镇江、丹阳、宁国、泰兴、宜兴，从征金华，攻绍兴，累擢亲军都指挥使。卒于军，年三十六。太祖哭之恸。

从这段记述可知朱元璋的亲军最早是陈兆先的部下，降而复叛。他用信任感化了这支部队，先由冯国用带领在战争中锻炼了这支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扩大为亲军上十二卫，到宣德年间扩编到二十六卫。亲军的战斗力要高于其他部队，它才能使朱元璋举内驭外、举重若轻地控制局面。这支扩编的亲军后来成为保卫宫禁与京师的主力部队，在永乐年间演化成“京营，永乐二十二年置三大营，曰五军营，曰神机营，曰三千营”。这里五军是步兵，神机统火器，三千是统骑兵的。土木堡之变以后，兵部尚书于谦在这个基础上，从三大营中选入精锐设立十团营，那时于谦便是靠这支部队保卫了北京城，抗击了也先军队对北京的进攻，使明王朝转危为安。可见这支亲军是明帝室刻意保留下来的一支主力部队。

关于亲军和锦衣卫如何守卫宫禁，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有一段非常清晰的叙述：

凡帝王居安常怀警备，日夜时刻不敢怠慢，则身不被人所窥，国必不失。若恃安忘备，则奸人得计，身国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备常如对阵，号令精明。日则观人语动，夜则巡禁严密，奸人不得而入。虽亲信如骨肉，朝夕相见，犹当警备于心，宁有备而无用。如欲回避左右，与亲信人密谋国事，其常随内官及带刀人员，止可离十丈地，不可太远。如元朝英宗遇夜被害，只为左右内侍回避太远，后妃亦不在寝处，故有此祸，可不深为戒备。

凡警备常用器械，衣甲不离左右，更选良马数匹，调教能行速走者，常于宫门喂养。及四城门，令内侍带鞍辔各置一匹，在其所在，一体上古帝王诸侯防御也。

凡夜当警省，常听城中动静，或出殿庭，仰观风云星象如何。不出，则候市声如何。

凡帝王居宫，要早起睡迟，酒要少饮，饭要依时进。午饭不许太饱，在外行路则不拘。

从这几段文字，朱元璋对其后世继承帝位者的告诫，特别是安全警卫上的告诫非常具体而细致。吸取前朝的教训，白天如何，晚上如何，与人商讨国事时如何，即使骨肉亲信相见，亦应有所备，宁可有备而无用，不能松弛而受突然袭击。所有警备用的器械、马匹都必须安置在适当的位置，真正要做到常备不懈，包括君王的饮食起居也成为警备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一时疏忽，便会给奸人得计的机会，身国不可保。由此亦可见朱元璋在亲军警备上用心之良苦。这样的亲军警备制度历朝皆有，而且都曾在警备不周全上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负责警备的官员忠诚与否，亦往往成为警备是否可靠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把明代亲军制度，与唐代三卫的设置做一对比，两者是完全相通的，可以说明代亲军的架构，深得唐亲卫之遗意。反之唐代在这方面的教训，也告诉朱元璋宫禁内警卫工作必须常备不懈，才能确保君王身国之安全。

《明史·兵志》讲明代卫所制得唐府兵之遗意，明代关于亲军和京卫的制度，固有其自身演化的轨迹，然亦未尝不受唐代南北衙与三卫的影响。唐代京师宿卫的禁军有南衙与北衙之分，南衙诸卫守卫的地区在宫城之南侧，所以称南衙。朝廷各衙门都在宫城之南，故南衙兼有守卫京城和宫廷的职责，主要是卫城。北衙守卫的是北门，亦即玄武门和禁苑，所以称北衙，主要任务是卫宫。北衙的前身是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所统的旧部，在进军长安的途中有所扩编。进入长安建唐以后，愿意留下参加京师和宫廷宿卫的尚有三万人，号称“元从禁军”，父死子代，成为关中地区折冲府府兵的基本队伍。南衙有十六卫，其兵员数在三十万左右，故其兵员从数量上讲，要远远超过北衙。北衙这支队伍，经过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后，深知玄武门乃出入、护卫后宫的咽喉要地，因而特地从元从禁军中挑选善射者百人，号称百骑，分二番在北门长上，以从田猎。在北门长上的将领亦由唐太宗亲自挑选，能信任可靠者，如募兵出身的薛仁贵，曾长期受命出任此职。又置北衙七营，选材才骁壮，月以一营番上。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始置左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

唐代禁卫都城和宫禁之南北衙的划分，《唐六典》的注文中将其与汉代京城的南北军相对应，然而汉代守卫皇宫的是南军，守卫京师的是北军，南军属卫尉，北军属中尉，统领南北军的是卫将军。吕后崩时，周勃是太尉，将军印在吕禄手中，周勃等骗取了卫将军印，掌握了北军，“勃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勃遂将北军。”（《汉书·吕后纪》）当时南军尚在吕氏手中，于是借机派兵入宫杀了吕产，夺取南军的兵权。可见帝位的稳固决定于南北军倾向于谁。汉文帝进未央宫的当夜，便拜由代邸来的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派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唯其如此，才能在未央宫安然入睡。汉代帝王，靠对南北军的掌握才能坐稳龙椅，唐代帝王则是靠对南北衙禁军的掌握。比较而言，北衙禁军的地位更为紧要一些，唐太宗以后，北衙的禁军曾多次改编。唐高宗时，改为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又改“千骑”为“万骑”。唐玄宗在中宗去世、韦氏专权时，便依靠“万骑”平韦氏，改名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正由于禁军那么重要的历史地位，李世民启用为诸卫将军的都是在玄武门之变中自己的铁杆下属，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人。如尉迟敬德与秦叔宝还转化为门神，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贴他们的像，以求平安。值得一说的是李大亮这个人物，史称其“外若不能言，内刚烈不可干”，对李世民特别忠心，先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拜为左卫大将军，至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立李治为皇太子时，又让他兼领太子右卫率，兼工部尚书，所谓“身居三职，宿卫两宫，甚为亲信，大亮每当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尝劳之曰：‘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其见任如此。”（《旧唐书·李大亮传》）反过来说，任何人在这个位置上，都是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或观念上不合，就难免有杀身之祸。《册府元龟·环卫部·忠节》记有一例：“李安静为右卫将军，天授时，王公百僚皆劝革命，安静独义形于色，无所陈请。及被收下制狱，来俊臣诘其反状，安静谓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须杀即杀，若问以谋反，实无可对。’来俊臣竟诬构杀之。”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李唐改为武周，李安静处于这个要害的位置上，不能转弯子拥戴武周革命，武则天当然要置他于死地，另行安置可信的亲信。

在唐代京师和宫城禁卫部队，南北衙中还有一支特殊的亲军，即所谓亲卫、勋卫、翊卫三卫。如在十六卫中为首的左右卫之下，便设有亲府、勋一府、勋二府、翊一府、翊二府，共五府，统帅这五府的军官是五府中郎将，这三卫的职责是充当皇帝近身的宿卫，被史家喻之为“王之爪牙，国之柱石”。据《新唐书·职官志》称：“武德、贞观世重资荫， 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及率府勋卫。”三卫的成员大都是中高级干部的子孙，每月番上值日的有数千人，能靠近皇帝的只是其中执扇的三百人，还必须挑选“少壮肩膊齐，仪容整美者”。当初是令人眼红的荣耀，时间一久，往往会走向反面。这些能进入三卫的往往是纨绔子弟，故以“侍官”称之，在坊市间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唐代天宝年间有一个韦应物，曾当过三卫，安史之乱以后，他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于是发愤读书，反而成了中唐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终于苏州刺史，故其诗文集称《韦苏州集》。他的曾祖父是韦侍价，在武则天时曾担任过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祖父韦令仪曾任梁州都督，故他依靠祖辈门荫进入三卫，时间是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即韦应物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正是青少年成长的阶段，在《韦苏州集》中有一首诗，题目为《逢杨开府》诗，叙述了早年在任三卫期间荒唐的少年生活，其诗云：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体味此诗的内容，主要是讲他少年在三卫时的荒唐生活。为了便于理解，我把这首诗译成白话文，只能表述其语意，诗的韵味则是非我所长了。诗云：

少年时我曾经侍奉过玄宗武皇帝，作为三卫的郎官，并非我有什么才能，而是靠祖上的门荫。那时我在邻里间横行霸道，家里可以私藏亡命之徒。 白天玩博戏，傍晚调戏东邻的姑娘。司隶不敢来捕我，因为我侍卫在宫庭的白玉台阶上。风雪交加的晚上，我跟着皇上来到骊山华清宫的温泉那儿， 皇上去长杨羽猎时，我又追随在左右。那时我一个大字也不识，整天在酒肆中狂饮，疯狂玩耍。自从玄宗武皇帝升仙而去，我便潦倒而到处受人欺侮。待我知道要好好读书已经为时过晚，从那时起，我拿起笔努力学习作诗。当在河南、京兆两府任职时，我开始转变过去落拓不羁的行迹，在朝廷上为人们所推许。没有得到升迁的机会，并不是因为我的才能不够，而是为人所不容，结果还是外放地方去抚恤孤老。今天忽然见到你杨开府，谈论起过去曾在一起的往事时，俩人都都禁不住涕泪俱下。在座的客人哪里能认识我，唯有故交友人才能理解啊。

李肇的《国史补》曾讲到韦应物性情非常高洁，吃得很少，生活是那么简朴，日常起居的地方要打扫得非常干净，其诗作能把建安以来各派诗作的长处融为一体。实际上他有一些绝句，后人很难再超越过他。人是可以改变的，环境改变了，人亦随着转变。然而贵族子弟在门荫下，过着物质极为丰富的生活，三卫侍卫是皇帝身边的人，是一批纨绔子弟，到安史之乱时，都一哄而散，怎么可能有侍卫君王的战斗力呢？这样养尊处优的亲军，不可能成为捍卫帝室的中坚力量。安史叛军破潼关以后，从潼关到长安就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唐玄宗只能匆匆忙忙地向四川逃逸。依靠优裕的供养决不可能造就一支强劲有力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一点已反复为历史所证明了。没有安史之乱的失败，便没有唐代光辉灿烂的文学作品。白首宫女话天宝，所以在文学中那么富有生命力，是因为那个急切的落差实在惊心动魄。韦应物也正是在这个落差中觉醒过来，拿起笔来作诗歌。李白、杜甫哪一个不是这场剧变所造就的诗人呢？万事万物，失之东隅，得之桑榆。韦应物这个案例值得我们那些骄横跋扈的作为富二代、红三代的80后们深思，也值得当今的富一代和在位的红二代们深思，究竟如何使自己的子孙后代能走正路。接班是接到了，失败了也不是坏事，能在失败中奋起，如韦应物那样才是好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客观规律。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它而已，想得透彻一点比较好。

明土木堡之败，虽未重演安史之乱首都沦陷的悲剧，但明军失败的教训同样极其惨痛。明英宗亲征时，带兵五十万，这支军队在行军过程中便混乱不堪。全军是英宗正统十七年七月十七日起程，至龙虎台驻营时，闻击鼓声便自相惊乱，八月至大同，北行不久由于前军兵败便决定班师，军行至土木堡，被蒙古骑兵突袭。《明史纪事本末·土木之变》：“（王）振传令移营，踰堑而行，回旋之间，行伍已乱。南行未三、四里，敌复四面围攻，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贲矢被如猬。上与亲兵突围不得出，被拥以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而下数百人皆死。从臣得脱者萧惟祯、杨善等数人。军士得脱者踰山坠谷，连日饥饿，仅得达关。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王振亦死于乱兵之下。英宗这次亲征，实际上并未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双方交战，兵败于混乱的行军途中，为蒙古骑兵所袭击。而这次英宗带去的是京营的精锐部队，尚且如此慌乱不堪，所幸也先进攻京师的兵力不多，于谦的坚决抵抗挺过了这一难关。土木堡这次失败，充分证明了原来的制度设计大有缺陷，在兵将不相习的状况下，不要说打仗，连行军的指挥也乱相丛生。故于谦要立“团营操法”，《明史纪事本末·景帝登城守御》称：“初，太宗以北伐故，宿重兵燕中。会承平久，不能无老弱，公侯中贵人往往占徭役。土木之难，精锐略尽，虽有五军、神机、三千诸营，然不相统一，每遇调遣，号令纷更，兵将不相识。于谦上言：‘兵冗不练，遇敌辄败。额四十余万，非尽可用者，徒费大家米。’于是即诸营选马步骁悍者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各以都督领之。五千人为一小营，营以都指挥领之。团操以备警急，是为团营，而以谦总督。”没有经过战争和严格训练的军队，养起来的军队，虽然不会构成兵变的威胁，但真的遇上战争，那是无法应战的。军队只能在实战或者不断演练的过程中，才能保持相应的战斗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养而不练，那部队是没有办法投入实战而有战斗力的，“文革”时步行拉练，则是最起码的行军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