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柳宗元其人其文，他写《封建论》对当时及今后的历史影响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永济）人，二十一岁登进士，中唐时的古文运动，柳宗元和韩愈齐名，史称其“少聪警绝众”，“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登进士后历任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为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顺宗即位，启用王叔文，王与柳宗元交善，欲大用之。不久顺宗内禅，宪宗即位，王叔文败，即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皆被贬黜，柳宗元与刘禹锡皆列名于八司马。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言及这段往事，称：“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忠正信义为志，兴尧、舜、孔子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这是他与王叔文交往时的志向。王叔文事败以后，他说自己：“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求进者由于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柳宗元遭黜时，那些人“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互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即一旦失足落井，下石者有之，墙倒时，众小人皆力推。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小人很多。这就是柳宗元永贞事变以后所遭遇的艰难处境。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称：“士穷乃见节义。”“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这话有道理，好的作家，好的文章出于穷困之时，柳宗元的“末路孤危”，对个人而言是不幸，对文学而言是大幸。欧阳修说：“诗穷而后工。”唐代杰出的诗人，都是在艰苦困顿中造就的。柳宗元的《封建论》应是早期的作品，它的背景应是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秦所以速亡，“非郡邑之制失也”，也就是并非因为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他认为：“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他以汉初七国之乱为据说：“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毛泽东那首律诗中，“祖龙魂死秦犹在”与“百代都行秦政法”那二句就是从《封建论》上述这些论据中取得的。秦之速亡是由于郡邑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对于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他认为与郡县制无关，而是于军兵制度上的问题，他说：“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藩镇的问题，出于军队的失控，不是郡县制本身的问题。那么唐代中叶起，连年无法解决的藩镇割据，原因在哪里？边镇的军队为什么会出现失控的状态呢？

《新唐书·兵志》讲到，“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方镇称霸于地方的局面，这与唐代在边境节度使的设置有关。唐代自贞观到高宗初年，对北方和西北的边境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先后击破东西突厥、薛延陀，西平高昌，东败高丽。到了高宗后期，边境成了多事之秋，西面吐蕃崛起，北方的突厥、东北方的奚、契丹亦相继威胁唐的边境。唐对待北方和西北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以有限的兵力，分别防守东、西、北几个战场。唐的边境不断向内退缩，于是不得不在边境先后设置朔方、河东、幽州、河西、陇右、碛西、剑南、岭南八个节度使。节度使的出现，导致地方行政制度从州、县二级转向方镇、州、县三级，这些由都督府转化而来的节度使，本来只是带兵的军事性机构，而节度使却是“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军事与民政统一归属于节度使，州刺史已为其下属。而这一类机构首先在边境地区设置，安史之乱以后，这些机构扩大到内地，造成在全国出现方镇林立的局面。节度使是方镇的统帅，而方镇则是节度使所辖的地区与军队，方镇拥有一道或数州的军民财政大权，俨然是一个握有重兵的独立王国。而中央则由于禁军的软弱，没有一支能统摄全局的武装力量，因而只好谋求地方军镇势力的平衡或利用其互相牵制而获得生存。一旦某一地方实力派在角逐中跃升为压倒一切的地位，那就没有原来中央政府立足余地了。《新唐书·兵志》概括安史之乱以后唐代方镇林立的局势，其云：

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 ，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 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号为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则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夺，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始时为朝廷患者， 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一喜怒，兵已至国门，天子为杀大臣、罪己 悔过，然后去。

这时候的唐王朝，国将不国了，晚唐的情况，柳宗元还没有亲自看到，然而那个局面的各种因素都已露头。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有那么一段话：“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要防止方镇割据、骄兵悍将不可制的局面，关键在于制兵。毛泽东在《读<封建论>呈郭老》那首律诗中的最后一句“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就不是对着郭沫若个人说的，而是对着中央高级领导说的，不能明言，要大家去意会的。因为“文革”期间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除了上海以外，在各地实际掌握地方行政权力的都是地方军区。军政合一，决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而大军区的司令员如许世友，已有近二十年没有调动，军队与地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军队调动都很困难了。长期下去，这个局面不堪设想，这个问题又不能点得太明，弄一个打草惊蛇，事情更不好办了。军队一下子难以全面调动，那就动将，故八大军区司令员的调防，已经无可避免了。这应该说是毛晚年作出的一个最重大的决策，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类似于唐代方镇林立的局面。

我脑际还始终有一个问题，毛泽东喜欢二王八司马，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他同情弱者，坚持正义，决不以一时成败论人。毛读过《柳河东集》，这当然不成问题，但为什么毛泽东会从柳子厚的文集中挑出并不起眼的文章《封建论》来呢？介绍柳宗元作品的著作不少，但一般也不太注意这篇作品，要从柳宗元文集中挑出这篇文章，那得对柳河东的集子非常熟悉才行。我想也许与章士钊先生写的《柳文指要》有关。章士钊在1964年完成《柳文指要》的整理，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1968年读完《柳文指要》的手稿后，写了一封长信给章士钊，其中说：“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化的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家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想一下那时毛泽东要花多少时间读完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当年毛泽东曾把《柳文指要》给康生读过，他信中提的友人，便是指康生。由于“文革”运动，拖延了一段时间，到1970年，章士钊又向毛泽东提出这本书的出版问题，到1971年9月间方才出版。“林彪事件”以后，毛又重新翻过这本书。毛要我们标点的古文，有好几篇与他读过的《柳文指要》有关。在批林批孔中，他从柳宗元文集中找到了《天说》，又找了刘禹锡的《天对》和屈原的《天问》，用来批判林彪唯心主义的天才观。我读到这本书是1972年初,由张春桥转来一本，我也只能每天临睡以前在床头靠灯读几页。还未来得及仔细读完，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告别时，要给尼克松送礼。总理说要找一本《柳文指要》送他，全上海找不到一本《柳文指要》，我只能忍痛割爱，交给市领导，由总理转赠给尼克松了。我想，毛泽东所以会提到要读柳宗元这篇《封建论》，还是“文革”开始时，他读过《柳文指要》，由此想起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正好切合时令，这大概也是古为今用的妙处。毛泽东让邓小平复出的主要使命也是借邓之手整顿军队，只有邓在军队中有那么多的经历，有那么多人脉关系，也只有他当时的健康情况，才能担负这个重任。邓小平再次出山，上任总参以后，他的第一篇讲话，便是“军队要整顿”，接着便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这两篇1975年的讲话，都收入《邓小平文选》。他在讲话中讲：“我们军队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还说：“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要提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读懂了《封建论》，就可以理解“林彪事件”以后，一系列整顿军队措施的深远历史意义。它确保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避免方镇林立、藩镇割据的局面再现。读《封建论》这篇文章只是一个由头，还有许多具体措施，它都多多少少反映在毛晚年和要大家重读的那几篇史传体古文中。这些作品可以说是我们理解毛晚年思想的一把钥匙，可以从中看到毛如何做了最好和最坏的各种准备。从军兵制度的沿革讲，中唐到五代，骄兵悍将横行不法，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阶段，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武官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宋、元、明、清再没有出现过这个现象。当然不是没有反复，在这些反复中，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割据可以说是一次全国规模方镇林立现象的再现。是党军论最终结束了这个现象，党指挥枪，在中国历史上立过大功，这个格局也许还会维持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国在晚近几十年，没有出现不发达国家常常冒出来的军政府乱局，《封建论》功不可没。因为有了前车之鉴，才能比较自觉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方镇林立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