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

自宋起，经元、明、清三代，长时期没有出现中唐以后那种方镇林立、骄兵悍将当道、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以后却重新出现了这种现象。北洋军阀统治的时间虽不长，地方军阀半割据的状态，却延续了好几十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告一段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值得深思。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的政治体制上，只要一旦时局稳定，战乱过去以后，历来是文武分职，文主武从。在科举与铨选制度上，历来是文优于武，武举不占重要地位，只有立国初年，将军才有显赫地位。接下来便是文官占据主流地位。明代的内阁都是文官，没有武官的地位。清代也是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雍正时被军机处取代，康熙时的《大清会典》明文规定：“国家军旅之事，专任武官，其在行省者，以文臣监督，曰总督、曰巡抚。”总督、巡抚都是监察系统演化而来，是文人的职务。清代这个情况的改变是太平军起义失败后，湘淮军的统帅政治地位提高，他们出任地方督抚，军人地位有显著提高。然而他们出任地方督抚时，亦还是以文官的身份，但他们毕竟是带过兵的武官，在军队内部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实际也掌控着一部分兵权。兵将相习，实际上蕴含着兵将之间的特殊关系。晚清的练军，实际上还是想用湘淮兵勇的办法来改造原来绿营的军队，但并未根本改变原来的军事体制。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新编陆军实际上替代了原有绿营的军制。清廷练兵处曾于1909年计划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到辛亥革命前夜实际练成十四镇，又十八混成协，又四标。新编陆军亦还只是初具规模，新军的军官大都出自袁世凯主持的保定军官学校，也有一部分是当时各地派往日本学习的，回国以后在各地主持军队工作，绿营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了。地方督抚有不少人与新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一支现代化的新军，清王朝已不能进行严密的控制了。辛亥革命前，已有新军军官起事的案例。武昌起义，本质上便是新军的兵变。中下级军官思想的变化，逼着上级军官跟着转。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帝制，也改变了原来军政分开的体制。在辛亥革命后各省市易帜的督抚大员，大都转任民国的地方都督，他们要维护自己在地方的统治，必须紧紧地抓住手中的兵权，军与政也就合一了。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袁世凯下令实行军民分治，黎元洪虽发电支持，但各省督抚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辛亥革命后关内十七省都督中，十二人为军人，其中有六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袁世凯所以主张军政分开，在当时是为了扩张其北洋军阀在南方的势力范围，削弱孙中山革命党在南方的影响，受到南方都督们的抵制亦是势所必然。这时南北的对峙，扩大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辛亥革命以后，无法迅速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却为军阀割据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袁世凯死后，北方分裂为直、皖、奉三系，南方则有滇系和桂系，滇粤之间对立。总之，各省都各自为政，中央政府形同虚设，中央政权成了空架子，而各地军阀势力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有外国势力在插手，结果是军阀之间混战不断。外国侵略，特别是日本侵华的危机日益加深，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局面下，为挽救民族危亡，势必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