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民国初年关于军阀问题的认知过程与国民党以党治军的实践

军阀这个概念，主要是从日本引进的。在中国明确提出军阀概念，是1916年左右，最早提出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说得比较明确的是谭平山。讨论这个问题的由头，是军队干政的问题。辛亥革命后，全国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袁世凯一系的北洋军阀手中，受革命党影响，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都是南方的督军，他们与孙中山的革命党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军阀如段祺瑞、冯国璋等，要削弱孙中山对南方各省的影响，在理论上自然提出反对军人干政，这样才能限制孙中山在南方活动的地盘，切断革命党与军队的联系，限制军人参政的权力。事实上南方新军官兵在辛亥革命前后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革命运动，军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袁世凯为了削弱革命党对新军的渗透，自然要限制军人参政。故1913年7月13日的大总统令称：“至军人入党，前经下令施禁，尤宜服从。”“如有军人受党证者，立即销毁，从严革究，以肃军纪，而维大局。”这条大总统令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影响。把国民党与南方都督军的联系切断以后，国民党很难再作有效的反抗。对于这一命令，南方的督军也很难公开反抗。因为在理论上，袁世凯占先，即使蔡锷这样的云南督军，也承认军队与政党之间，一定要划清界限。他在致电袁世凯和孙中山时，亦表示：“集会结社自由，为文明国通例。惟军人入党，各国都有限制。鄙意同一集会，亦宜稍有区别。如现在南北军界统一会之类，系为维持大局起见，自为全国所赞同。至如政治集会，似不宜以统兵大员为之。诚恐以政见不同，遂至以武力盾其后，反足以劫持公论，而破坏和平。虽险象尚未昭著，而流弊似宜预防。”蔡锷的主张，在当时属于中间派。袁世凯去世以后，北洋军阀自身的派系分裂。北洋内部分裂成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皖系，以冯国璋为代表的直系，而东北则是张作霖的天下，即所谓奉系。在徐州这一带则有张勋的辫子兵；在南方则有唐继尧控制的云贵，俗称滇系；有陆荣廷控制的广东和广西，对北洋政府处于半独立状态，并分别向四川和湖南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各种力量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哪一派也无法独自控制中央政权。军人干政的情况在北方也显现出来，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的表决，府院之间，也就是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的争论激化，于是有十一省的督军组成的督军团进京干预国会讨论参战的决议，一时成为闹剧。到了1920年代初，北洋军阀内部皖、直、奉三系之间的战争不断，南方桂系、滇系与北方也纷争频仍，南北分裂，国民党提出联省自治。在这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的过程中，国人注意的焦点，自然从军人干政的问题转向如何讨伐军阀的问题了。如陈独秀在1919年的文章中，强调如何限制军队干政的问题，认为“国家的海陆军，都是为对外的国防而设。至于对内，非因特别事变的发生，是不能时常使用的。”“督军制度，固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产生物，但是现在革命时代已过，此种临时组织，当然是宪法时代所断然不容存在的。”（《我的国内和平意见·裁兵问题》1919年2月16日）而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则是军人政治化的倡导者。尽管孙中山在民初也曾经强调过军人不干政的原则，但由于革命屡遭挫折，孙中山不得不接受苏联的援助，在广东创办黄埔军校，培训军事人才，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党属的军队，并提出了军人参政，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理论主张。同时南方的军事实力派也不断地有人加入革命党，从事革命战争。如冯玉祥便是一个典型，他曾说过：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后来改变认识，决定全军加入国民党。

从1920年代初起，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理论界，也不再议论什么军人该不该干政的问题，而是把矛头指向军阀了，强调政党统率军队的重要意义：“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须与民众合作，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才能免除形成军事独裁走到反民众利益那边去的危险。”（《革命与武力》1926年11月25日《向导》第一七九期）比较系统论述军阀问题的则是谭平山，他在1920年初便发表了《军阀亡国论》的文章，他说：“我们的国家，变成军人专有的国家；我们的政治，变成军人独擅的政治了。所以军人在社会上，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叫做军阀。故所谓北洋系、西南系和东三省系、直隶系、安徽系、云贵系、广西系等就是南北军阀所专有的名词。”他还在文章中罗列了军阀的十二条罪状。

孙中山建军的思想，实际上是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思想。1923年底，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考察团访苏，根据蒋介石考察的建议，决定在黄埔创办军校，培训军事骨干，建立新式的革命军队。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校典礼，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主持办校练军，建立党代表制和政治机关，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编成教导队，作为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称为党军，1925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黄埔军校由廖仲恺任党代表，戴传贤为政治部主任，在军校成立国民党的特别党部，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为执行委员，蒋介石兼任监察委员。教导团成立之初，团、营、连都设有党代表，在军队内还制定了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以黄埔军校为基础，把这一套制度推广于其所属之各路国民革命军，并逐渐完成南方各路旧军队的改造，在南方确立了国民党的党军体制。这是一种新的军政关系模式，蒋介石在《告全体将士书》中说：“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可得而私也。”“政治工作为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职责所在，必相与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轻视。此为革命军真正命脉之一，慎勿等闲视之。”那时候蒋介石革命得很呢！在那个条件下，也只有以党治军，才能练成一支新军，逐步取代旧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在军队内建立党的组织，那就必须把党的组织建在基层。如何在连队建立党的小组，那时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他能“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周恩来在第二天便通告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诸同志，具体规定了各连队要建立党部，每星期必须依章开会，党代表及常务委员负全责，连队党部每周至少开二次会，每次一小时或一小时半。党代表须亲自参加会议，执行委员轮流参加，组长在小组会议报告工作。那时国民革命军的党建工作，还是周恩来帮助蒋介石搞起来的，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中共帮助国民党的建军工作，也为自己后来的建军工作奠定了基础。至于以后国民党军队的变化及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则不在这里说了。真正把党军制，也就是党指挥枪原则贯穿到底的还是共产党，国民党在这方面并不彻底。从根本上彻底消灭大陆各地军阀势力的历史使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