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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治制度——反反复复的分封制下的王国制度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6-19 23:25:53 0


(一)汉初的一次反复

秦末陈胜、吴广起兵时,群雄崛起,各自占地为王。项羽入咸阳以后,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自称西楚霸王。项羽兵败以后,刘邦作为天子,是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一起上疏拥刘邦上皇帝号的。故汉初的异姓王实际上是楚汉相争时,汉的同盟国,并非汉朝的封国。刘邦称帝以后,曾置酒洛阳南宫,与群臣议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与王陵起身回答说:“陛下 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汉书·高帝纪》)王陵这个话,说明汉初诸异姓王的地盘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不是皇帝刘邦分封的,刘邦本来只是项羽分封的汉王,与他们的地位一样。后来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追述汉初的情况,说:“(高皇帝)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惠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刘邦几乎用了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才次第将他们剪除。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刘邦鉴于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又大封同姓子弟九人为诸侯王。《汉书·诸侯王表》称:“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别立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这也就是刘邦晚年与功臣宿将之间白马盟誓中约定的:“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而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天下是刘氏家族与功臣宿将们一起打下来的,今后刘姓及其子孙世世代代可以封王,功臣宿将们则子子孙孙享受侯爵封邑。

刘邦大封同姓王,是在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那一年他先废了楚王韩信,改封为淮阴侯;接下来便封自己从父兄刘贾为荆王,辖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封弟刘交为楚王,以取代韩信,辖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兄刘喜为代王,辖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子刘肥为齐王,辖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城阳诸郡共七十三县。当时还保留了几个异姓王,异姓王的消灭一直要到高祖末年。刘邦封同姓王的时候就有疑虑,封侄子刘濞为吴王时,“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就给他讲:“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汉书·吴王刘濞传》)到了汉文帝时,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就与刘邦在世时的情况不同了。所以贾谊在上疏陈时政时,讲:“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 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乱,高皇帝与诸公并起……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贾谊还进一步讲:“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汉书·贾谊传》)因为文帝是以代王入立为天子者,与刘邦时所分封的诸王相互间当然以“布衣昆弟”相视,不可能自觉地明确相互君臣之名分。所以贾谊的结论,你文帝处于这样的相互关系,“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贾谊把这种形势比作“方病大 ”,“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这哪里是身与臂、指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失今不治,必为锢疾”。贾谊的这些分析还是合情合理的,文帝与诸同姓王之间不可能有真正和谐相处的关系,当时只是还没有撕破脸争一个你死我活的条件,朝廷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只是相互克制,以取得一个短暂的平衡。到他儿子景帝执政时,这个矛盾便公然爆发了,七国之乱,最终还是以暴力的办法进行解决。所以同姓诸侯王的分封制度,不仅没有达到借助他们作为朝廷屏藩,以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结果适得其反,所以刘邦这个分封同姓诸王为其子孙留下的是无穷后患。到了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诸侯王等于被禁锢的囚犯一样。规定诸侯王不得用天子仪制,置吏需依汉制,没有虎符不得擅自发兵,在自己国境内不得私自煮盐冶铁,不得擅自爵人、赦免死罪,不得收纳亡人,必须定期入朝,不得与外戚私自交往,诸王之间不得私自会晤,不得私自出境,不得对朝廷大臣乱行赏赐。故景帝以后,汉代同姓诸侯王的地位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际上是被圈禁在领地内养起来,这实际上反而限制了他们子孙的健康成长。

总结汉代封同姓诸侯王的结果,《汉书·高五王传》的赞语称:“(高祖)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

(二)西晋的又一次反复

西晋司马炎立国时,《资治通鉴·晋纪》称其:“惩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具体地讲,晋自魏得国,认为魏之失是由于:“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荫,遂乃三叶而亡。”(《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晋武帝司马炎大封宗室为王,在他活着的时候,中央政权尚能有效地运转,外戚与宗室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还只是暗流,在表面上还能保持相对平稳的关系。他一去世,西晋的中央政权便处于半真空的状态。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实际上是一个白痴,他在九岁时便被立为太子,虽然“朝廷咸知(其)不堪政事”,司马炎也知道这一点,由于太子废立之间牵动太大了,他把希望寄托在皇太孙司马 身上,认为这个孙子聪敏灵秀,希望自己去世以后外戚和宗室能一起辅助惠帝执政。实际上司马炎去世后,惠帝完全是一个无智无能的傀儡,帝王的实际权力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

司马炎临终时,希望外戚杨骏与宗室汝南王司马亮共同执政,结果事与愿违。杨骏排斥司马亮,想独擅政柄,惠帝的皇后贾氏杀了杨骏,由司马亮和卫 共同辅政。司马炎的第五子楚王司马玮与贾后相勾结,贾后矫诏令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和卫 ,贾后又以司马玮矫制害二公而杀之,那时楚王司马玮只有二十一岁。贾后又与司马懿第九子赵王司马伦相联系,加害太子司马 。太子遇害后,司马伦又借此矫命废贾后,中央政府的权力由赵王伦独擅,遂废惠帝自立为帝。这时齐王司马 、河间王司马 、成都王司马颖皆拥强兵于外,三王联合起兵讨赵王司马伦,伦兵败被杀。齐王司马 入京,惠帝复位,权力集中在齐王司马 手中。在长安的河间王司马 又起兵讨伐司马 ,结果是武帝第六子长沙王司马 起身响应,杀了齐王司马 。以后河间王司马 又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 兵败被杀。于是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河间王司马 为太宰大都督,惠帝迁于邺,朝政皆由司马颖主持。平北将军王浚起兵讨司马颖,颖兵败,河间王司马 遂拥惠帝还洛阳,复迁长安。东海王司马越后起兵入关迎惠帝还洛阳,惠帝崩,立怀帝司马炽,是为武帝第二十五子,怀帝委政于东海王司马越。由于宗室及外戚之间内乱不断,农民军遍地起义,匈奴、羯人相继起兵,时羯人石勒攻陷许昌,兵锋直指洛阳。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余万讨伐石勒,朝廷为之一空,“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 鼓之音不绝。”(《晋书·孝怀帝纪》)洛阳成为无政府的状态。而东海王司马越带了洛阳之众二十万人,行军时死在途中,众推太尉王衍领兵,率众东下,被石勒的骑兵追及,晋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于是执(王)衍及襄阳王范、任城王济、西河王喜、梁王禧、齐王超、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 等,坐之于幕下,问以晋故。衍、济等惧死,多自陈说……勒于是引诸王公卿士于外害之,死者甚众。勒重衍清辨,奇范神气,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墙填杀之。”留在洛阳城内的一部分士众,“左卫何伦、右卫李恽闻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阳。勒逆毗于洧仓,军复大溃,执毗及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众。”(《晋书·石勒载记》)与东海王世子毗一起被石勒杀死的有晋宗室四十八王,留在洛阳的晋怀帝至是则“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怀帝想出洛阳,“步出西掖门,至铜 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晋书·怀帝纪》)想逃亡长安,结果为匈奴刘曜所俘。西晋王朝就是这样凄惨而又可悲地彻底崩溃了。更加可悲的是这个王朝崩溃时,作为士大夫的领袖人物王衍的表现实在太恶劣了,死到临头时,那么卑躬屈膝贪生怕死。《晋书·王衍传》称:“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己。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谓其党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王衍是西晋士大夫清谈的领袖人物,他口未尝言钱,而其妻郭氏则聚敛无餍。郭使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这样一个虚伪的士大夫领军人物,在整个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却如此卑怯如此无耻如此贪生怕死,西晋的垮塌自是无法避免。

西晋王朝如此似山崩地裂那样迅速瓦解垮塌,根子还是在分封制。大规模地分封宗室诸王,厚赏功臣大将,并互相结为姻亲,由于出了一个白痴的晋惠帝作为诱因,最高权力处于虚位的时候,外戚、宗室诸王之间不断自相残杀,使中央政府机构分崩离析、自我瓦解。中央与地方政府都处于瘫痪状态时,无法自存的下层群众自然起来反抗,建立自己的组织,结果必然是群雄逐鹿,天下大乱。散居内地的匈奴部落,原来是游牧民族,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的状态,鲜卑、匈奴、羯、氐、羌相继崛起,北方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一次分封制不仅没有达到国之屏藩的效果,相反祸乱由此而起,造成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整个中国处于动荡不宁的局面,其祸害要远甚于汉初那次分封同姓王的失策。汉景帝时的那次七国之乱,毕竟被周亚夫平定下去,文景时期相对稳定繁荣的历史局面并没有打乱,为汉武帝崛起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晋武帝分封宗室诸王,只有在武帝统治的那二十年还算太平,但却是极端腐败黑暗的历史时期。从晋惠帝即位起发生了八王之乱,接着便是五胡十六国的动荡不宁,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南北分裂时期,战乱频仍,这个阶段称得上是中华民族最痛苦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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