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明代刑法制度的立法——《大明律》《大明令》《大诰》和条例及榜文

（一）《大明律》

现在我们先简略说一下明代司法制度的概况。

明代有一套比较系统的法律条文，一是有一部比较完整的《大明律》，这部书是朱元璋洪武时期先后让李善长等人制订的，前后长达三十年方才完成。这个长期的过程可以看到朱元璋极为谨慎，力求完美，希望它能传之久远。该书始订于元末，朱元璋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命李善长等人制定律令。洪武元年正月颁行《大明律》，共二百八十五条，按六部分吏律十八条，户律六十三条，礼律十四条，兵律三十二条，刑律一百五十条，工律八条。这一部《大明律》现已散佚。朱元璋在该书基础上作过二次修订。第一次是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十一月，由刑部尚书刘谦祥奉命详订《大明律》，至次年成书。这一本《大明律》的篇目与《唐律》相同，采用唐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律三十一条，共计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这一本第二次修订的《大明律》现在也已散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再次修订《大明律》，又恢复使用按六部次序编次，据《明史·刑法志》：

（《大明律》）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曰盗贼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二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

这部《大明律》到此基本定型，但是直到洪武三十年（公元一三九七年）才在午门“正式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故在有明一代，这一部律文，历代相承，无敢轻改。

（二）《大明令》

《大明律》之外，还有《大明令》，它也是始订于吴元年，洪武元年正式颁布。全书为一卷，共一百四十五条，分吏令二十条，户令二十四条，礼令十七条，兵令十一条，刑令七十一条，工令二条。其内容与《大明律》相辅相成。

（三）《大诰》

除了律令之外，明代作为法律条文的还有《御制大诰》，一共四篇，这是把当时处置的案例，汇总以《大诰》的形式公布于全国。第一篇《御制大诰》发布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6年）十月，朱元璋在御制的序文中说：“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从序文的口气可以知道，这篇诰文是针对当时各级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的，全篇共七十四条，有的是朱元璋口谕的诏令，有的是当时处置的案例。次年春三月，朱元璋又颁布了续编共八十七条，这里有少量民事的案例，大都还是针对当时吏胥的。三编颁布于是年冬十二月，共四十三条。前后一年多时间，朱元璋连续颁布大诰三篇，借助这许多条案例在全国进行普法教育。第四编《大诰武臣》，是针对军队管理上的案例，共三十二条。上述四篇《大诰》都是针对当时形势，借助于一批案例的宣传来整顿吏治，并借以维持和稳定社会秩序。从全书的内容看，《大诰》中的案例在刑罚上比明律要重，因此可以说是当时《大明律》之外的特别法，同时也是对《大明律》的补充。有许多条目则是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表述其“治乱世用重典”的理念，目的是劝谕臣民懂得如何趋吉避凶，既是对臣民的“明刑弼教”，也是对奸顽的惩戒和警告。

（四）条例

明代洪武年间，除《大明律》与《大诰四编》之外，还颁布过不少条例，都属于重典的性质。如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4年）颁布的《充军条例》有二十二条，《真犯、杂犯、死罪条例》七十八条，其处刑大都比律文要重。洪武三十年（公元1398年）颁布了《三十年条例》一百条，《钦定律诰条例》一百四十七条，处刑也大都比律文重。

（五）榜文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间，还曾多次根据治安形势，发布榜文，以圣旨的形式公布于世，属于临时因事立法的性质。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二月，发布《教民榜》，据谈迁《国榷》称：“庚午，召江南富民赴阙，上口谕数千言刻布之，曰：《教民榜》。初，元富室多武断凌民，故上召谕之。”这实际上是对地方富豪的一种告诫。他还曾令户部修订这份《教民榜》供基层里老处理民间讼事时使用，并将之刊布于天下，共四十一款。内容包括里老制的组织设置，人员的选任，理讼的范围，刑罚的种类，办事的程序和原则，里老的职责及其法律保障，以及对违背榜文者如何处罚的规定，大都属于民事的范畴。朱元璋在颁行《教民榜文》时曾强调：“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是令出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家迁化外。”这实际上是把一般的民事纠纷交由民间自行调解处分，官府处理的主要是刑事纠纷。《教民榜文》中有关刑罚的规定，是为了保障里老理讼制度本身不受破坏。这个《教民榜文》在建文、永乐时还有补充，嘉靖时南京刑部悬挂的榜文共有六十九榜，其中洪武时颁布的榜文有四十五榜，永乐时有二十四榜。除了《教民榜文》以外，其它的榜文都与刑法有关，处刑比明律要重，是对明律的具体补充和细化。《大诰》以治官为主，治民的比例不高，而榜文六十九榜中，治民的条款增加了。虽然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9年）颁布《大明律》与《大诰》时，明确宣告“凡榜文禁例悉除之”，实际上榜文仍然作为法律条令在实施。据《南京刑部志》永乐帝朱棣宣布：“某（指建文帝自己）不守祖法，多有更改，致使诸司将洪武年间榜文不行张挂遵守。凭各衙门查将出来，但是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劝善惩恶，兴利除害，有益军民的，都依太祖皇帝圣旨，申明出去，教天下官吏军民人等遵守，保全身命，共享太平。敢有故违，依着太祖皇帝圣旨罪他。”可见洪武以后，这些榜文实际上作为法律文书仍在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