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蓝玉案

蓝玉是常遇春之妇弟，在常遇春部下，作战勇敢，常遇春死后，随徐达、傅友德、冯胜诸将出征有功。洪武二十年（公元1388年）随冯胜出征纳哈出，纳哈出请降，以数百骑至蓝玉营，二人互饮酒，蓝玉解衣衣之，曰：请服此而饮。纳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饮，引起争执，常茂举刀砍伤纳哈出，引起其部众惊溃，最后遣降将观童谕降之。冯胜为此收大将军印，军队由蓝玉总其事。此后蓝玉数总大军，多立战功。一方面朱元璋遇之厚，另一方面蓝玉“亦 寖 骄蹇自恣，多畜庄奴、假子，乘势横暴。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铁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都不听，益怏怏。”（《明史·蓝玉传》）蓝玉居功自傲，朱元璋看不惯，有意压他，蓝玉因此有怨言。接下来便有锦衣卫指挥蒋 瓛 告蓝玉谋反，告其谋反的根据是他与曹震、朱寿诱指挥庄成等打算在朱元璋藉田时，起事谋反，受牵连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据《明史·蓝玉传》云：“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藉田举事。’狱具，族诛之。”（同上）这个大案牵连一万五千人。

这个案子与功臣宿将勋贵们战争胜利以后奢侈豪华、肆无忌惮有关。《明史·李新传》讲到：“时诸勋贵稍僭肆，帝颇嫉之，以党事缘坐者众。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仪从户各有常数，余者宜归有司。帝是之，悉发凤阳隶籍为民，命礼部纂《稽制录》，严公侯奢侈逾越之禁。于是武定侯（沐）英还佃户输税，信国公（汤）和还仪从户，曹国公（李）景隆还庄田。”这些人后来还是都被保全的。功臣宿将们只要能检点收敛自己的生活，朱元璋并非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如汤和，与朱元璋同乡同里，一起战斗起家的，军功显赫，封信国公。史称：“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媵妾百余，病后悉资遣之。所得赏赐，多分遗乡曲，见布衣时故交遗老，欢如也。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明史·汤和传》）就以汤和而言，他个人生活也够奢侈的了，其身旁的媵妾便有百余，其它也就可想而知了。朱元璋为其在中都造新邸，赏赐的数额巨大。朱元璋以安车召其入宫，“手拊摩之，与叙里 闬 故旧及兵兴艰难事甚悉。和不能对，稽首而已。”（同上）说明朱元璋并非不念故旧的人，而且汤和懂得在什么情况该如何给自己定位，如果忘乎所以，那势必遭殃。《明史》卷一百三十二，朱亮祖、蓝玉诸人传后的赞语称：“治天下不可以无法，而草昧之时法尚疏，承平之日法渐密，固事势使然。论者每致慨于鸟尽弓藏，谓出于英主之猜谋，殊非通达治体之言也。夫当天下大定，势如盘石之安，指麾万里，奔走恐后，复何所疑忌而芟剃之不遗余力哉？亦以介胄之士桀骜难驯，乘其锋锐，皆能竖尺寸于疆场。迨身处富贵，志满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 扞 文网。人主不能废法而曲全之，亦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为私计也。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 僇 ，亦其自取焉尔。”到了明太祖晚年，周边的形势基本平定下来，用兵的需要减少了，社会需要稳定，不能再肆意损毁这样的社会形势，而这批功臣宿将及其子女的骄横不法自然成为必须制约的不稳定因素。其实，这个问题朱元璋在刚立国时，就感觉到了。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与陶安在东阁讨论历代所以兴亡的原因时，陶安讲：“丧乱之源，由于骄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骄，处佚乐者易侈。骄者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当。”（《明史·陶安传》）从朱亮祖到胡惟庸、蓝玉，所以如此结局，骄、侈二者是根本原因。所以从鞭死朱亮祖父子事起，朱元璋处置这批功臣宿将亦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惟杀人大多太滥了。看问题得从大处着眼，枝节服从于大局，在肯定大局的前提下，去具体说清枝节问题，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问题总存在不同的两个侧面，不能用一个侧面掩盖另一个侧面，如果那样的话，就很难避免片面性了。如何看待明初的四大案，我想应该努力遵循这样的原则，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是简单的肯定，更不是全盘否定，远非骂一句朱元璋暴君所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