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朱元璋为子孙设计的 国家机构

我在《唐六典》的导读中曾经把君王、臣下与国家机构，比作人、马、车三者之间的关系，文章这样说：

《吕氏春秋·审分》在论述帝王术时，有个关于驾车的比喻，君王为驭手，臣子为拉车的马，认为君主应该像古代善御者王良那样，“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 而不该跑下车来，“与骥俱走”，那样的结果必然是 “人不胜骥”。

这里面不仅有人与马的关系，即君王与臣下的关系。还有人与车即君王与国家机构的关系，这个机构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还有马与车的关系，机构比较灵便，运转的速度可以快一些，而这个拉车的马也有优劣之分。故这辆车在运转过程中，三者的关系是相对的，是变动的。这三者无论哪一方面发生问题都会影响车的行程。譬如，驾车者，驾驭的技术可能有高有低，路程距离的判断可能有一定的误差，如果是醉驾的话，那就可能车毁人亡了。车辆的机械结构可以作各种调整，它多少影响着车辆能否平稳运行，如果关键的部件损坏了，轮子掉了，那也可能造成车毁人亡的结果。拉车的马匹如果破辕狂奔，也可能造成车辆失控翻车的后果。这是一个譬喻，用来解释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方方面面的关系。实际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要比它复杂得多。

从王朝的整个国家权力结构讲，驾驭这个车辆的不是皇帝一个人，皇帝只不过是首脑机关权力的一个象征，和皇帝结合在一起的是整个宫廷，后宫的大批成员，都是为帝王的政治和生活服务的。皇帝有家庭生活，有皇后和妃子，有一大批宫女为他们服务，还有一大批宦官为他们的政治和生活服务。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它内部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和组成的规则。整个宫廷便是国家机构的首脑机关，也就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指挥机构。美国人在阿拉伯世界喜欢搞斩首行动，把这个国家的首脑机关炸烂了，那么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便会处于瘫痪的状态，然后才能肢解这个国家。所以观察宫廷政治的状态，是我们研究这个王朝特定时期历史状态的一个特殊的视角。

从国家权力的运作上讲，它只能借助于整个国家机器的各个部门，依照一定的程序联动。讨论国家权力运作结构时，其构成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由上到下的纵向结构，也就是由中央到地方的宝塔式的层级结构；一个是它的横向结构，从中央到地方分层权力体系中的横向结构，这一点从中央到地方在横向结构上又是互相对应的。再一个是国家权力运行在程序上的规则，即一项政策法令是如何自上而下的操作实施的。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建制，是在汉、唐、宋、元基础上逐渐建置和变革的，不是一蹴即成。朱元璋过江以金陵为根据地以后，只是小明王下属的一个地方政权，故他是以行中书省丞相起家，以后称吴王，才独立建立政权，国家机构的雏形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形成的。明初设三大府，由中书省掌政令，枢密院掌军令，御史台掌监察，并称三大府。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时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十一月）最初中书省下设四部，分掌钱谷、礼仪、刑名、营造，后来才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担任中书令的是李善长。枢密院改称都督府，有朱文正和李文忠出任过大都督。御史台最早有汤和与邓愈为左右御史大夫，刘基与章溢为御史中丞。三大府时期，形式上是三大府并立，由皇帝总其成，实际行政上反而是中书省的中书令李善长在总其成，李善长实际上成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就出现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对峙，就是究竟由谁来执掌国家机器最终指挥和运行的权力。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对行政机构在总体上作了一次大的调整，罢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六部尚书直接分别对皇帝负责。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下设科道官，即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六科给事中，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给事中若干人，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日后六科便成为朝廷的言官。而大都督府则分为五军都督府，分别统率相应地区的卫所。这样做的结果，是行政、监察、军队的一切指挥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各司的奏章都要由朱元璋亲自来审批了，这样做皇帝连朱元璋自己也叫苦不迭。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如他那样掌控整个国家的权力，他编制《皇明祖训》，便是希望他的子孙后代都能遵守他所建立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