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皇 明祖训》的要点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的序言中阐释了他花六年时间编撰这本祖训的宗旨，以及为何要作为家法，传之子孙，其云：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 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翦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旧俗汙 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焉，而朕已齐之。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至今方定，岂非难哉！

朱元璋这一大段自白，先叙述了自己艰难起家的经历，也是句句实情。再说平乱治民的功绩，也有事实为据。再说他颁布的那些律令，即《大诰》和《大明律》，也产生了影响。现在编祖训的目的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立下家法，希望子孙后代能世世遵守。再说这次祖训的定稿，前后历时六年，七易其稿，要懂得它来之不易。谆谆告诫，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份《皇明祖训》在洪武六年以后，仍有不少增补。从内容看，它增补的时间可能在他执政的晚年，因为有许多内容都是洪武六年以后才可能有事实依据。

朱元璋还说：

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这是给子孙下死命令。一字不许改易，不许听信俗儒奸吏之胡言乱语，乱我成法，如果被人眩惑，势必一事无成。这是非常严厉的训诫了。下面我们再读一下这篇祖训的主要内容，究竟是哪一些问题让朱元璋作为祖训来规范皇子皇孙们的行为呢？

《皇明祖训》中涉及整个国家机构设置的条目是祖训首章中关于废除丞相的那一条，其云：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 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 迟，全家处死。

这条祖训，一是完全否定汉唐以来的丞相制度，目的是为了防止小人利用相权专权乱政，他处理王权与相权矛盾的办法是取消相权，由皇帝直接执政。二是由帝王直接执掌各政府部门分理天下的庶务。五府，即五军都督府分割兵权；六部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分掌全国的政务；都察院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负责各行省及中央诸司衙门的监察机构，所有的内外章奏皆由通政使负责奏闻；大理寺是负责司法审判的机构；这些机构之间没有相互的隶属关系，因而他们之间有一个互相制衡的关系，这是朱元璋对中央国家管理机构的设计。三是不准复立丞相，作为祖训要子孙为帝王者严格遵守。

如朱元璋这样在四十岁左右，曾经备尝艰苦，历事多多，具有丰富经验，又深谙人情世故，精力充沛，直接应对那么繁重的政务，尚且感觉苦不堪言。他的子孙后代，生长于深宫，未谙世事，年幼无知的幼主或者青年君王，能如他那样直接掌控那么繁重而又复杂的政务吗？他们又能如朱元璋那样含辛茹苦地日日以朝廷政务为主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吗？他们与朱元璋之间显然有一个巨大的差异。朱元璋在《明祖训》中也讲到历史上真正能“以天下为忧者”“唯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至于“宫生内长”的“寻常之君”，势必以天下为自己寻欢作乐的资本，如此的话，“国亡自此始”。朱元璋有办法制止子孙后代中产生只顾寻欢作乐、游戏人生的君王吗？如果逢到这样以寻欢作乐为生活内容的少年君王，成天荒于嬉戏，不理政事，这个国家机器又如何运转呢？这是朱元璋还没有想好也无法制止的问题，也是他身后子子孙孙为帝王者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因为皇位是通过血缘关系传承的，而人的能力和智慧是从实际斗争中获得的，他们不可能有朱元璋那样的历练，所以他们很难获得朱元璋那种管理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能力。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创业之主之后，虽然还可能出一两个中兴之主，或者一二个守成之主，但一代不如一代，这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客观规律。乱世出英雄，平稳的时代，只能出庸主，末世总还有一两个昏君，自取灭亡。如果把历代曾经在位的君王加以分类的话，大体上逃不出这个历史铁律。当然，一个王朝也不是一两个荒唐无所作为的君王所能毁灭的，作为王朝的国家机构，一旦运行起来，有它自身演化的规律，也有自身纠错的机制。历史证明君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他也受到这个国家机器的反制，当整个国家机构的矛盾积叠到无法继续运行时，也不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君王所能改变的，如崇祯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关于今后帝王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的宫廷生活，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也有具体的条目，其云：

若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能永受天之眷顾。若生怠慢，祸必加焉，可不畏哉！

朱元璋知道在他身后的君主，最多也只能是守成之主，因为创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守得住这个天下，要整个国家机器能平稳地持续运行下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他要继承皇位的子孙们，必须常怀忧患之思。自然和社会的灾难是很难避免的，但有这个思想准备与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大不一样。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还要求今后继位的子孙必须检点自己的生活，要始终保持勤奋治国的精神状态。他是以自己作为人修身的榜样，借以告诫日后继位的子孙。其云：

凡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近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恣之专幸。朕以乾清宫为正寝，后妃宫院各有其所。

朱元璋还告诫日后继位的守成之主，在处理政务上必须注意的问题和自己的态度。其云：

至若朝堂决政，众论称善，即与施行。一官之语，未可以为必然。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朝无偏听之弊，权谋与决专出于己。察情观变，虑患防危，如履渊冰，心胆为之不宁。晚朝毕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时，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国家所由兴也。

朱元璋这两段对子孙的训诫，它的标题为“恃守”，即帝王的守身之道。这里包括他在宫廷内的日常生活，如何处理朝政，也就是国家大事，以及他所必须保持的心态和工作的状态。一是关于他的宫廷生活，后妃不能有专宠，有专宠就会坏事。但是男女之间总有一个感情问题，皇帝有那么多女人在身边，总会有情有独钟的对象，怎么做到“妃嫔无宠恣之专”呢？这一条对有的皇帝就很难了。二是处理朝政既要集思广益，又不偏听偏信任何一个人，目的是为了保持宸衷独断，一切权谋和决策之前，让别人摸不透。这一点也难，既要能集思广益，又要让人捉摸不透，在权谋的策略上又要出人意表，还要能收到实效，这可相当困难，只有非常老练的统治者才能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些少儿或者青年帝王有此能耐吗？这样的本领不可能是生来就有的，要从长期的实际斗争中磨练出来，在这些方面遗传基因和既得地位是靠不住的。三是要长期处于如履薄冰、心胆不宁，时刻胸怀忧患的心理状态，也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朱元璋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是他处于权力结构顶端这个地位决定的。它既是至高无上的权势所在，又是各种矛盾和利益纠葛之所在，往往成为众矢之的。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关于帝王如何时刻保持警戒，也有一条祖训，其云：

凡帝王居安，常怀警备，日夜时刻不敢怠慢，则身不被人所窥，国必不失。君恃安忘备，则奸人得计，身国不可保矣。其日夜警备，常如对阵，号令精明。日则观人语动，夜则巡警严密，奸人不得而入，虽亲信如骨肉，朝夕相见，犹当警备于心。如欲回避左右亲信人，密谋国事，其常随内官，及带刀人员，止可离十丈地，不可太远。

在这样日夜严密的警卫和戒备状态下生活，实在也不是滋味，即使与自己亲近的人相见，还要有警卫人员手持兵器不离左右，那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言？人在如此严密警戒的状态下生活，他必然与整个社会、与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处于隔绝状态。只看奏章，怎能做到兼听则明、真正了解社情民意呢？怎能了解各种突发事件的实际状况呢？怎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各种社会问题呢？反过来讲，帝王在宫禁森严之处，所接触的都是身边比较贴身的人员，有时也确实会遇险。嘉靖二十一年，皇帝夜宿端妃宫，有宫婢金英，乘嘉靖熟睡时，“以组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明史·后妃传二》）。幸亏是皇后赶来，解组，嘉靖帝才苏醒过来。这实际上是一次宫廷密谋的暗杀事件，尽管这是一次偶发性事件，但确实发生在宫廷内。说明严密的警戒措施也有它的道理，即使是小概率的可能，也得有所防备啊！

在帝王身边，有一个为他服务的庞大的后宫，在这个后宫有后妃和宫女，帝王如何选择后妃，及如何管理后宫的日常生活，《皇明祖训》中也有具体的规定。在妃嫔的挑选上，其云：

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官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子女，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倡妓不许狎近。

为什么祖训上有“勿受大臣进送”这一条？那是为了防止大臣借姻亲关系，垄断国家权力，造成外戚问题的再起。明代后妃确实选自民间，整个明王朝没有发生外戚专权的问题，然而“倡妓不许狎近”，那就很难说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

宫廷内后妃的生活，朱元璋在祖训中也作了具体而细微的规定，其云：

凡自后妃以下，一应大小妇女及名位下使数人等，凡衣食金银钱帛，并诸项物件，尚宫先行奏知，然后发遣内官监官，监官覆奏，方许赴库关支。

这就把后宫妃嫔的一切日用开支，都直接控制在帝王手上，不能直接向内库关支。《皇明祖训》还明文规定：

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女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

这一条规定有明一代倒是严格遵守，没有发生过女后临朝的事。为了防止后宫干预朝政，朱元璋在祖训中还专门规定了一条：

凡宫闱当谨内外，后妃不许群臣谒见。 命妇于中宫千秋节并冬至、正旦、 每月朔望来朝。

这就限制了后妃与朝臣之间的任何交往，即使朝臣的命妇也只限于节日和朔望举行朝见的仪式，那就切断了后妃与朝臣之间的直接联系，而且还不许宫中妃嫔与外界有书信往来，即使患病，也不许医生入内廷，只能讲症状以取药。这就显得非常苛刻了。其云：

凡宫中遇有疾病，不许唤医入内，止是说症取药。

此外还不许宫中与宫外有任何书信往来，还不许参与朝廷外寺观的烧香斋醮活动，违者处以死刑。其云：

凡私写文帖于外，写者接者皆斩，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

凡庵观寺院烧香降香、禳告星斗，已有禁律，违者及领香、送物者，皆处以死。

从这许多具体条文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后宫妃嫔的活动管束得非常严厉，她们动辄有被处死的威胁。宫廷内除了后妃宫女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宦官集团侍候皇帝在宫廷内的日常生活。相比较而言，宦官在宫廷生活中活动的地盘比后妃宫女要宽泛一些，有许多事他们不得不与朝臣和社会进行接触。然而朱元璋“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事实上朱元璋这块铁牌没有起多大作用，有明一代，宦官在政治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宦祸之惨烈，比之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宫廷以皇帝为中心，宫廷实际上掌控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它是国家的指挥中心、首脑机关。从另一方面讲，这个宫廷全部成员又是一个庞大的消费集团，因为它是权力结构的中心，它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无限制地扩大宫廷的消费，逐渐走上没有止境的挥霍和奢侈的生活。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曾对内府的日常开支作出规定，希望它尽可能地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做到自给自足，不增加社会的负担。其云：

凡内府饮食常用之物，官府上下行移，不免取办于民，多致文繁生弊，故设酒、醋、面、织染等局于内。既设之后，忽观《周礼》酒人、浆人、醢人、染人之职，亦用奄人，乃知自古设此等之官，其来已久，取其不劳民而便于用也。其他如各监、司、局及各科皆设内官职掌，其事甚易办集，上项职名设置既定，要在遵守，不可轻改。

朱元璋在内廷设置内织染局、针工局、巾帽局、司苑局、酒醋面局，等于在宫廷内设置一定的生产机构，供应内廷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还有内承运库，掌一应缎匹、金、银、象牙、玉石等贵重消费品，包括内府供用库，掌皇帝及宫廷需要的香米、果木、食油以及香烛等物品和内廷宫人、宦官的必需用品。这样宫廷内部的各种必需品，除了必须取办于民间的一部分物品以外，尽量在宫廷内部生产自给，这实际上是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生活在宫廷生活的反映。事实上，如果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这一点还勉强能做到；如果是一个穷奢极欲的皇帝，那就很难了。而且皇帝身旁的宫女宦官，也只有皇帝穷奢极欲时，他们才能从中谋取自己的私利。这个问题也不是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所能限制得住的。

《皇明祖训》中也涉及宫廷以外的事务，还有君王与亲王之间的关系。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只能让长子朱标一个人作太子，成为皇位的继承人，这就有君王如何处理好与被封王的诸兄弟之间关系的问题。此后历朝诸帝都留下若干个封王，朱元璋封王的诸子其后代繁衍起来也很迅速，所以朱元璋也必须考虑好今后自己子孙内部的相互关系，弄不好兄弟之间会自相残杀，自己把一个帝国给掀翻了。朱元璋在祖训中给诸王说了这么两条训诫，一是说诸王不能觊觎皇位，你们的日子比天子要好过得多，要安于自己的地位。其云：

凡自古亲王居国，其乐甚于天子。何以见之，冠服宫室车马仪仗亚于天子，而自奉丰厚，政务亦简。 若能谨守藩辅之礼，不作非为，乐莫大焉。至于天子总揽万机，晚眠早起，劳心焦思，唯忧天下之难治，此亲王所以乐于天子也。

这一段训诫的中心是要诸亲王不要羡慕天子的帝位，那个日子并不好过，在优游岁月这一点上，你们比天子要舒心得多，所以必须安于本分。如果你们要妄窥大位的话，那就没有好果子吃，弄不好两败俱伤。其云：

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 盖王与天子本是至亲，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祸。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

朱元璋这两段对诸王的训诫，是两面都讲了。要诸王安于本分。如果妄窥大位只能自取灭亡。要靠诸王自觉，实际上做不到。天子与诸王之间的关系，从血缘上讲虽都是亲人，从利害关系上讲，则是你争我夺、互相对立的关系。明成祖的靖难之役是叔叔抢了侄儿的皇位，此后高煦之叛、宸濠之叛，都是诸王反叛朝廷的事。另一方面朝廷为了防止诸王反叛，对于诸王的限制亦越来越严厉，虽然说起来他们在血缘上是亲亲之义，在利害关系上则是朝廷对他们处处设防，越到后来诸王的日子越不好过。隔了几代以后，哪还有什么亲情可言。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朱元璋意料之外。

朱元璋编这份《皇明祖训》始于洪武二年，成书于洪武六年，他自己讲首尾六年，七易其稿，实际上在他去世以前一直在补充修改，这一点我在后面再作说明。大凡创业之主，都希望自己建立的王朝能传之千古，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长远的想法并不坏。这一份《皇明祖训》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立国经验的总结，他是“立为家法”，而且是对其子孙为帝王者所讲的，“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话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但随着事态发展，那些不肖子孙的行为，是不完全为他的家法所能规范的。因为继承他皇位的子孙后代，不可能个个似他有那样的精力，有那样的历练，而且继位的年龄构成也不同，各自的素质相差很大，这个变化就由不得他了。当然不是说这份祖训完全不起作用，它对有明一代自有其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影响，但也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完全付诸实施。这个王朝的国家机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它所需要的天子，弥补天子的不足之处。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天子又各有各的个性，有时也要发一下脾气，耍一下天子的威风，有的也会消极怠工，而朝廷的臣子也能对天子提一些意见，君臣双方也还有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但《皇明祖训》始终是双方论理的根据。尽管明代中后期的帝王，其所作所为离《皇明祖训》所规范的行为准则已甚远甚远，但还得把祖宗的神像放在宗庙的首位，祖训还得挂在墙上。虽然那个在天之灵的朱元璋，对自己的不肖子孙也无可奈何，但如果后继者一旦完全丢弃太祖的神主和这份祖训，那就变成另一个王朝了。只要这个王朝还在继续，那么朱元璋立下的框架就还会起作用，祭祀宗庙时，他还是太祖皇帝。

从效果上讲，朱元璋立这些祖训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庄子在《养生主》篇有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想知道和管理的事情却是无限的，想以有限的生命预知和规范身后许多年的事，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身心俱疲，到你真正要交接班的时候，前途如何，也许只有天知道了。即使自己做的事，自己也很难作结论，千古身后事，谁人说得清楚？何况是子孙后代做什么，那时你在天之灵怎么管得了那些不肖子孙呢？但有一点则可以肯定，尽管出了不少不肖子孙，但只要还没有另起招牌，还是大明帝国，还没有改朝换代，那你作为老祖宗的地位，还是谁也无法动摇的。如果出现连自己祖宗也不认的后代，那么这个朝代崩坍也为时不远了。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是如此。

现在我们不妨把朱元璋身后权力结构的演化与朱元璋的祖训对照一下，这也许是非常有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