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关于周期律问题的题外话

记得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谈话的时候，黄炎培曾经向毛泽东提出过一个周期律的问题。他是1945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他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讲的这个周期律是就中国历史上的事而言，其实这个概念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早就讲过，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周期性危机的问题，这个危机是由于生产过剩引起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是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的特点是生产过剩。中国古代社会的危机与此不同，王朝对生产者的掠夺，需方用掠夺的方式使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因而发生危机，最终是那个庞大的王朝崩溃，社会生活重建，如此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反复重建。其实这些现象都属于社会生活中的周期律问题。后来又有人提出长周期与短周期的问题，根据凯恩斯学说提出了宏观调控的问题，解决如何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但政府的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只是延长或者缩短危机的时间。当初，苏联和我们搞计划经济，也是为了不受西方周期性危机的影响。事实上也不行，从长波段看消费行为也有周期性的特点，消费品和生产设备的更新也是有周期性的。那么多家用电器及汽车的使用和更新便有周期性，人对社会的供需认识也不可能那么准确。再说从较长历史时期分析经济的发展，于是又有经济发展长波段的考察，也有人用这个方法分析建国以来中国经济波浪形的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迄今尚未跳出周期律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与这次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都说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市场这只手不是万能的，个人主义还是许多罪恶的源头。前几年金融危机还不是起源于那些金融大鳄们在金融创新的骗局下吹起的金融泡沫嘛！

1929年，世界性周期危机的爆发，它的调整和恢复，经历了胡佛和罗斯福新政，前后历时十年，其实体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到1929年以前的状况。这次次贷危机的复苏也需要十年时间，如果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算起，也许还有四、五年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带有周期性，最近一轮上升周期从2000年到2007年，前后八年时间。接下来调整的周期也可能较长。从2008年算起，到现在四年时间，下行阶段还没有结束。这四年打了一点强心针，如四万亿投资，但它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难题，与此同时实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还是下行期的后期。故以我们亲历的历史看，周期性的波动很难避免，我们能做的是削峰填谷，但不可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所以不是如何打破经济规律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周期波动的内外因，从而平稳度过调整期，为新的上升期创造条件。这个问题，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在国际上是如此，上个世纪我们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由政治危机引发世界大战。在国内也是如此，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一百年间我们经历过多少次动荡呀！毛泽东也讲过，“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他是指文化大革命而言。实际上社会危机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总多少带有一点周期性。毛泽东回答黄炎培说的我们跳出这条周期律的新路，是对我们这个政党而言，他所指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是指无产阶级大民主，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事实上，从一个政党讲，过若干年总会积叠一些矛盾，整顿一下，也是非常必要的。延安整风，就是党的自我整顿。“文革”后期，邓小平便从军队的整顿抓起。社会治安问题积累多了，邓小平抓严打。局部性整治，就是调整相互关系。所以不是否认周期律的存在，而是如何主动掌握它的规律，在危机出现前调整政策，整顿队伍，度过危机而已。

中国在历史上是农耕经济，与工业化、信息化下的快节拍不同，它是慢节拍，所以危机的周期要长一些。一次王朝的崩溃与重建实际上是一次经历危机的过程，王朝更迭短的百余年，长的二百多年。在这个长波段中间也有小波段，政治经济的发展与衰退也有起伏的时候，这就是小波段。在中国，这个小波段的调整往往与皇位的更迭联系在一起，但也要看继位者的状态。西方这个小波段的调整，往往与总统或内阁的换届联系在一起。问题积叠多了，或者通过议会倒阁，或者换届时总统换马，总统对现实问题处理得好的可以连任，一般不能超过三届。中国古代则要看皇帝的寿命了，因为是世袭制下的终身制，是慢节拍的运动。这一类调整，亦往往因人而异。看来社会进步是一个总趋势，周期律这个现象恐怕不仅是社会进步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是自然与社会演化中一个共有的现象，有的可以作一点改变，有的恐怕很难改变。我们不能改变波浪的起伏，能做一点削峰填谷的工作，使波浪平稳一些，减少它对人们生活的冲击。这个周期性波浪起伏的运动，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人论述了，它叫《圜道》，是《吕氏春秋》中的一篇，其云：

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把它翻译成语体文：

白天黑夜循环一周，这是圜道。太阳运行一周天会次二十八宿，从轸宿起始，到角宿结束，轸宿与角宿相接，这也是圜道。精气在四季运行，阴气上升，阳气下降，阴阳不断交会变化，这是圜道。万物生机启动，就会有萌发，萌发而滋生，滋生而成长，成长而壮大，壮大而成熟，成熟而衰败，衰败而肃杀，肃杀而潜藏，这也是圜道。云气自东向西运行，周旋回转，冬夏不止。水泉自西向东奔流，昼夜不息。天上的云气永无穷尽，地下的海洋从不漫溢。细小的水流汇注入海而成其大，湿重的海水蒸发成云雾而化为轻，这也是圜道。

地球上自然的生活，由于地球自转和围绕太阳的公转，都离不开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那么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一样，同样也不可能完全打破周期性的运动变化。人可能做的只能是压缩波幅，做一点削峰填谷的事，但波动的反复是很难避免的，完全打破周期律也许只能是人们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的理想。如果能用这样的视角观察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王朝更替，在一个大波段中若干个小波段的政治经济措施上的调整，这些调整是否收效，收效的大小，调整时间的长短，调整幅度的大小，那就会客观和自然得多。如古人那种贫富不均，少数人过度消费，多数人消费不足，使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出现通货膨胀与紧缩的现象，都会让我们今天的人警醒，从而去掌控好经济发展的势头，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过失，从而延长上升期，缩短衰退期。在经济工作上，这个周期性波动明显一些，但在政治上，这个现象就比较复杂了，其中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认识上的过失，更有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还有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不管怎么复杂，周期性的规律也还在发生作用，这一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说这一些题外的话，只是说明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和视角，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明代中后期一次次政治经济的危机及其如何调整。明代的帝王，总体上讲，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通过这种观察与分析，找出其能够苟延二百七十七年才倒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