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军事制度——兵权分配：君臣之间



自甲辰年（1364）朱元璋称王建国，君主当然对军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需赘言。但是，明朝建国前后，勋贵大臣位高权重，为后代所未见。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发动胡惟庸案，废中书省、大都督府，洪武二十三年、洪武二十六年两兴大狱，君权极度强盛，臣僚特别是勋贵武官的议政、施政之权衰微。建文四年（1402），明太宗朱棣上台，从靖难军队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勋贵集团，又从迎降文臣中逐渐培养了文官顾问群体。但靖难战争乃至历次北征中，朱棣亲为统帅，文武臣僚的战功、资历，乃至独当一面、参政议政的能力，远不能与君主抗衡。宣德、正统时期，皇帝年少，文臣、武将、宦官势力参与军务，皆借君自重，而军事制度运作机制逐渐成熟定型，君臣之间已无所谓权力分配。

在上述演变过程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莫过于：建国初期，朱元璋似乎拥有无限权力，但同时勋贵重臣也位高权重。这固然与宋元时期权臣主政的传统有关，但是否也与明朝建国历程的特殊性有关呢？在明代的官方叙事中，从乙未年（1355）渡江之初开始，朱元璋就成为全军领袖，君臣之相已显，随着全军不断壮大，自然称王建国。但实际上，甲辰年前，朱元璋既是一军首领，也是龙凤政权的高官。朱元璋与其他高官之间，究竟何时、如何建立上下悬隔的君臣关系，尚待探讨。

朱元璋的身份

明初，官方尽量避讳曾隶属龙凤政权的事实，凡涉及朱元璋的官职名目，或含糊带过，或避而不谈，或夸饰窜改。此处探讨朱元璋与其他高官究竟是同僚关系，还是“君臣”关系，所指为乙未年至甲辰年（1355—1364）间的状况。但是，从壬辰年（1352）投军，到洪武元年（1368）称帝，朱元璋的身份始终与龙凤政权密切相关，前后环环相扣，乙未年（1355）前与甲辰年后的情况有助于理解中间阶段的形势，故一并探讨。

（一）武将阶段

《明本纪》载，壬辰年，朱元璋困居寺庙，被迫投军，“闰三月一日晨旦，抵濠城。守者不察，缚而欲斩之。有人觉，报于首雄，良久得免，收入部伍。几月，拔长九夫……既长九夫，常召与语”。朱元璋则回忆说：“被收为步卒。入伍几两月，除为亲兵，终岁如之。”“九夫”之长即此“亲兵”，相当于元军中统九人的牌头（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朱元璋回忆，癸巳年（1353）“春，元将贾鲁死，城围解。予归乡里……献之于上官，授我为镇抚”，在经人润色的回忆录中，又作“夏，上还故里……王就令将之”。《明本纪》载，癸巳年六月，“归乡里，收元义兵民人七百余以献王。王喜，命为镇抚”。《元史》载，贾鲁死于五月，则“夏”“六月”较确。元朝诸路万户府下设镇抚司，镇抚品级与副千户相当。宋濂载，华云龙“由千户进镇抚，升万夫长”。可见朱元璋所任镇抚，是红军中介于千户和万户之间的官职。镇抚官职低微，但明初官私记述皆不避讳，似视为发迹之开端而大书特书。权衡载，小明王韩林儿溺亡长江，“居于滁州。至是，朱镇抚具舟楫，迎归建康”。“朱镇抚”若非蔑称，甚至可能是时人以微时官职指称领袖的亲昵称谓。

俞本载，甲午年（1354）“五月，升上为总管，克全椒县。六月，招安城口张寨，克泗州、盱眙。是时，郭元帅之兵虽据定远县，前有义丁城口张寨不能进，后有元军不能退……上请往……曰：‘郭元帅部下朱总管，有密报。’……张即具本寨军马钱粮数目，随上至……其精锐者从元帅攻河州新塘，克三汊河、汤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克徐仓官寨。”其实，朱元璋是以五六月间诱降张氏义兵的大功，而超越万户直升总管的，这已是军中仅次于元帅郭子兴的高官。

乙未年（1355）初，郭子兴去世，余部接受龙凤政权委任。《明本纪》载，“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张为右副，上为左副”。《明太祖实录》则载：“上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这显然是官方饰词。

乙未年六月，红军南渡长江，攻克太平。《明太祖实录》不提左副都元帅之职，载“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诸将奉上为大元帅”，造成朱元璋统领全军的假象，其实此时朱元璋只是兼任镇守太平府的翼元帅（详见第一章第一节）。乙未年冬，排名朱元璋之前的郭、张二元帅战死。俞本载：“上独任元帅府事。”此前红军攻集庆路大败，虽然朱元璋已经成为全军首领，官职并没有什么变动。

丙申年（1356）三月，朱元璋攻克元朝江南行台驻地集庆路，立下大功。俞本载：“亳都升上为枢密院同佥。”元朝的枢密院高官，依次为知院、同知、副枢、佥院、同佥、院判，其中同佥仅为正四品。红军的各级官职，名目、次序多沿袭元制，品级则往往有异，散官则对应着原有的品级序列。由多位红军将领的升迁履历可知，红军仅仅承袭了同知、佥院、同佥、院判的序列，而品级多有提升，其中佥院、同佥、都元帅皆从二品，位次有先后之分。如宋濂载，常遇春“转镇国上将军、同佥书江南等处行枢密院事”。镇国上将军乃元从二品初授散官。朱元璋所任同佥，高于翼元帅一级，位次在都元帅之前。其枢密院官身份，与下属诸元帅、总管似有本质不同，但毕竟只领先都元帅一个“身位”，且为纯粹的武将官职，与原副都元帅并无太大差别。

（二）大臣阶段

丙申年七月，红军建立江南行中书省。《明太祖实录》载：“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公府”“兼总省事”，似朱元璋以国公身份为领袖，高踞行省等所有机构之上，直至甲辰年（1364）称王建国。但俞本记录了朱元璋完全不一样的升迁次第：

丙申……升上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故元帅郭天叙弟天佑为右丞，以经历李士元改名善长为左右司郎中。

己亥……亳都升上为丞相。

辛丑……正月，亳都升上为吴国公。

钱谦益据此，并据后来人称朱元璋“丞相”、元朝欲以“平章”招降朱元璋，认为“丙申之未开吴国，断可知矣”。潘柽章分析1356年形势，且据后来人称朱元璋“平章”“相国”“阁下”，辛丑年（1361）始称“主公”，甲辰年（1364）后称“主上”，认为朱元璋先为平章、丞相，辛丑年始被尊称“主公”，“已开吴国矣”。

“阁下”“主公”之谓，与言者身份有关，“主公”并非吴国公的标志。按元制，品官皆有对品勋官和封爵，勋十等，爵八等，“若上柱国、郡王、国公，时有除拜者，余则止于封赠用之”，上柱国是正一品勋，郡王是从一品爵，国公是正二品爵。朱元璋若任从一品行省平章，就有资格得到国公封爵，不一定需“升”。不过，元代封爵一般不会在授官时随得，而是与推封、追赠相似，是在升迁之外的赏功酬劳措施，且封爵级别往往低于官品。如果丙申年（1356）就得到这么高级的封爵，时人特别下属是不会略过的。丁酉年（1357）朱升提到朱元璋，只称“江南行省平章朱公”，辛丑年唐桂芳、宋濂方称“大丞相吴国公”“丞相吴国公”。总之，钱谦益、潘柽章的辨误理由虽欠妥，但认为俞本载朱元璋丙申年（1356）仅任行省平章，确当属实。

刘辰载，己亥年（1359）“五月，太祖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唐桂芳称：“大丞相位冢宰之明年……时庚子日南至也。”叶子奇于己亥年十一月上书浙东官员，称朱元璋为丞相。可知朱元璋升丞相，必在庚子年（1360）前。戊戌年（1358）底，朱元璋亲克浙东廉访司驻地婺州路，有在“江东”之外占领“浙东”的大功，五月升丞相之说可信。

上引俞本载己亥年升丞相，《纪事录》天启刻本作“亳都升上为丞相同佥。邵荣总大军攻杭州”，置于十二月之后。钱谦益据此认为，朱元璋五月升丞相后，十二月升丞相同佥。杨济堃根据《元史》载中书省曾设佥省等官，认为丞相同佥品级太低，此段记载不可信。按，“丞相同佥”应系抄录者或刊刻者误将下段“同佥邵荣”之“同佥”误读于此，而俞本将本年日期不明诸事皆置于年底，并非指十二月升丞相。

《元史》载，行省丞相与平章政事均为从一品，丞相例不轻授，重于平章。“仪同三司”则是正一品散官，且在六等之中排名第二。朱元璋品级未升，但位次提前，散官升级，名望愈崇。

朱棣《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载：“皇考年廿五起率师，三十有四为吴国公，三十九即吴王位，四十有一即皇帝位。”此起兵和即位年龄无误，三十有四即辛丑年（1361），而三十九显系三十七之讹。龙凤政权于己亥年（1359）失陷汴梁，退守安丰，三路北伐大军或被击破，或生内乱，疆界日蹙，渐呈不支，已难驾驭江南红军。而庚子年（1360），朱元璋在建康城下大败陈友谅，辛丑年初，江南红军频繁改制，此时朱元璋以从一品行省丞相得封吴国公，顺理成章。但吴国公是任官封爵，而非高于官职的称号，更非“开国”。

癸卯年（1363）初，龙凤政权遭张士诚攻击，陷入绝境，得朱元璋军援救方转危为安。朱元璋《朱氏世德碑》载，癸卯年三月十四日，龙凤政权为朱元璋追封三代：

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

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

先府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

曾祖父、祖父、“先府君”的名位，按照元制依次降低一等，“先府君”与朱元璋的官位名号应完全一致，可知朱元璋已由从一品行省丞相升为正一品“中书右丞相”。龙凤政权要酬谢救命之功，不会仅仅为朱元璋追赠三代，必然是在升官同时追赠三代。

《元史》载，中书右丞相正一品，是文武臣僚中的最高官职，开府仪同三司是正一品六等文散官中的最高等。上柱国是正一品勋官。张帆指出，录军国重事是元代后期中书省丞相的加衔，太尉、司徒、司空是丞相加官，元后期人本因元中期滥用而有所轻视，但元中后期为人所重的太师、太傅、太保等加官，到元末已流为宰相免职后的纯粹荣誉性职位。元末张士诚降元，求封王不得，退而求三公，遂得太尉。可见太尉才是元末最为人看重的宰相加官。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位极人臣。

（三）吴王阶段

癸卯年（1363）秋，朱元璋军赶赴江西，经血战消灭陈友谅大军，确立了在南方的霸主地位。《明太祖实录》载，1364正月，“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正一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按元制，正一品封爵为王，但只作追封之用。龙凤政权在癸卯年送给朱元璋大量最高名衔同时，独于封爵一项尚存吝惜，只维持吴国公旧封。现在朱元璋灭陈友谅，再建殊勋，以中书右丞相进封王爵，亦不无可能。但是，这位吴王已经“建百司官属”，中书省取代了江南行省，且文武大臣高踞中书省相国之位。所以，朱元璋此时定已不再任中书右丞相，身份是吴王而不是官，与下属建立了明确的君臣关系。

吴王自开中书省、大都督府、诸卫亲军指挥使司，与皇帝无异。但是，甲辰年（1364）五月下令进攻庐州、丙午年（1366）五月发布总攻张士诚檄文，皆作“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吴王在正式场合仍奉皇帝名义行事，此王必系皇帝所封藩王，朱元璋名义上仍为龙凤政权之一员。

丙午年十二月，小明王乘船赴建康，溺亡长江，龙凤“正朔”遂绝。《明太祖实录》载，同月，“定议以明年为吴元年，命有司营建庙社、立宫室”，洪武元年（1368）正月四日朱元璋登极，诏书称“吴二年正月四日”。俞本载﹕“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乃小明王龙凤之十三年，改为吴元元年。”记登极前三天乃至朱元璋登极诏，作“吴元二年”。“吴元年”似非标准的年号，“吴元元年”又似讹字，但皆不脱“吴王”元年之意。

吴元年（1367）二月，朱元璋忽然给苏州前线诸将写信，大谈历史：“吾与诸人同起于淮地，十有六年。今事业已成，诸将臣我之心愈见切切，社稷之隆，邦家之固，真可见矣……更始之不才、诸将狂愚，终为汉光武、邓禹君臣之所得……尔等焉得不与邓禹同名于天下乎！”朱元璋斥小明王为“更始”，以“光武”自况，已与龙凤政权一刀两断，对下确立纯粹的君臣关系。八月，朱元璋通过中书省颁旨，作“中书省于吴元年秋八月二十四日钦奉吴王圣旨”；十月命将北征，作“吴王圣旨：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做总兵、征虏大将军”。“吴王圣旨”保留王的名号，“圣旨”则意味着朱元璋已经行使皇帝名义。

总之，朱元璋从九夫之长，历任镇抚、总管、左副都元帅兼翼元帅、行枢密院同佥等武将职位，丙申年（1356）后历任江南行省平章、行省左丞相、中书省右丞相，甲辰年（1364）后从称吴王到建元，从颁布“吴王令旨”到“吴王圣旨”，一步步走向皇帝之位。

《明太祖实录》未载朱元璋任总管、左副都元帅、同佥，又渲染“太平兴国翼大元帅”，造成朱元璋部从渡江之初已独立创业的假象。其实在丙申年前，朱元璋一直担任红军中的武官，因屡立战功而步步高升，终至一军首将，但绝非独立势力的首领。丙申年后，朱元璋由在地方作战的武将，变成主持一省军政的大员，后来更位极人臣，但仍是龙凤政权之臣，而非下属之君。甲辰年后，朱元璋名义上仍是龙凤政权下属藩王，直到吴元年（1367）才按部就班地走上称帝之路。

下属的身份

（一）郭天爵与邵荣

《明太祖实录》载，丙申年建江南行省，以李善长、宋思颜为参议。其实二人任郎中，次年李善长方升参议（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无论参议还是郎中，皆行省属官，非丞相、平章、右左丞、参政等堂上官。如果只有朱元璋任平章，其他文官仅任参议以下、武将仅任行枢密院官，则朱元璋虽然名义上为龙凤下属，也可以视为高距其他人之上的唯一行省大员。但是俞本载，此时尚另有行省大员：

丙申……升上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故元帅郭天叙弟天佑为右丞，以经历李士元改名善长为左右司郎中，以下诸将俱升元帅。

戊戌……七月，右丞郭天爵谋叛，诛之。

元朝行省平章从一品，右丞正二品，则这位“天佑”以郭子兴之子的身份，与朱元璋同任行省高官。钱谦益引《纪事录》，“天佑”径作“天爵”。张德信以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沈抄本之“天祐”为讹，改为“天爵”。朱元璋回忆道，郭子兴共三子，“长战殁，次为降人所陷，幼与群小阴谋，伏罪”。次子即都元帅郭天叙，幼子必即“郭天叙弟”，亦即谋叛遭诛的右丞郭天爵。此前，这支红军的第二号人物是张天佑，俞本或将“天爵”误为张天佑之“天佑”。

右丞郭天爵遭诛，郭子兴后裔灭绝，军中似再无人可与朱元璋抗衡。但是《明太祖实录》载，己亥年（1359）正月，“平章邵荣破张士诚兵于余杭”，二月，“平章邵荣率兵攻湖州，败张士诚兵，追至城下”。又载，辛丑年（1361）封吴国公时，“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朱元璋于己亥年五月方由平章升丞相，《明太祖实录》关于己亥年平章邵荣的记载，是否有误呢？

《明太祖实录》载，乙未年（1355）渡江时，“上率徐达、冯国用、邵荣、汤和、李善长、常遇春、邓愈、耿君用、毛广、廖永安各引舟渡江”。似乎邵荣是左副都元帅朱元璋下属，地位尚在徐达、冯国用之下。但俞本载，丙申年（1356）三月，徐达、汤和同佥，四月，邵肆、邵荣、廖永安升同佥。这五人是俞本记忆中最早升同佥者，但日期有误，徐达、汤和系俞本附述于二人克镇江事下，实必皆在七月建省之后（详见第一章第一节）。

《青州左卫选簿》载，甲午年（1354），定远人查胜“征嘉山徐家寨，攻六合、滁州，充邵四总管下百户”。黄金载，丙申年，张旭“从邵四元帅攻围常州”。邵四在甲午年已任总管，与朱元璋地位相当。丙申年（1356）七月，邵肆进攻宣州战死，升同佥必在当月建省之时。廖永安在三月攻克建康之处，即任天兴建康翼元帅，为巢湖水军诸将。归有光载：“视晁氏之黄，其初起跟随邵六元帅。以是功，子孙世世不绝。而邵六元帅者，今不可考其人矣。”周本淳注释此句：“邵六元帅，即邵荣也，后以谋叛诛。”但未提供证据。在俞本的记载中，此前邵肆、邵荣皆同见，邵六确应即邵荣，与“邵四”渊源必深。总之，邵肆、邵荣、廖永安，是红军攻克建康前后军中地位仅次于朱元璋的将领。

戊戌年（1358）初，廖永安升任枢密院同知，同年冬被俘，三人只剩邵荣。则己亥年（1359），邵荣作为军中第二号人物，任行省平章，并非不合理。《明太祖实录》关于甲辰年（1364）前的记载，因无官方日历等为基础，多抄撮各种文集中的臣僚履历，错讹甚多。上引辛丑年（1361）“同佥常遇春”升参政，其实常遇春在己亥年已以克衢州之功，由同佥升任佥院。邵荣后来遭诛杀，明初官私记述多讳言其战功资历，《明太祖实录》篡改掩饰尚且不及，断不至夸饰其官位，所以，己亥年邵荣与朱元璋同任行省平章，是可信的。

徐达于己亥年四月升任同知，而邵荣若任同知，当与廖永安约略同时，所以，即使邵荣如上引辛丑年由同知升任平章，也仍是军中地位最高的武将。俞本载，庚子年（1360）决定江南红军存亡的龙湾之战中，“数战不利……上调邵荣兵沿江而西截战，友谅兵前后不能相继，遂大败”。邵荣率江南红军主力帐前五翼军，横击陈友谅军主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其最高武将的身份相符。辛丑年后，行省平章似仅邵荣一人，高于右丞徐达。

《明太祖实录》载，壬寅年（1362）七月，“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反，伏诛”。赵继祖是濠州红军的老资格将领：

乙未……正月……张天佑将青衣兵、赵继祖为使者前行，耿再成将绛衣兵继后。

乙未……九月……也先邀郭元帅饮，杀之，擒张元帅，献于福寿，亦杀之。也先会元兵夹攻，大军遂溃，部下总管赵继祖跃马遁。

丙申……六月十六日，邵肆、邵荣、赵继祖、邓愈、华高领兵克广德府，就命守之。

丙申……高皇帝至，广德首倡归附。命元帅赵继祖、邵荣城守之。

己亥……六月……命长春枢密分院判官赵继祖、元帅郭天禄、镇抚吴良取江阴。

郭天禄身份不详，仅黄金载为“凤阳人”。观其姓名，必与右丞郭天爵有密切关系。要之，赵继祖与郭子兴后人、张天佑、邵荣渊源实深。杨士奇载，告发邵荣叛乱者为宋国兴，与父亲宋朝用皆为老资格红军：

甲午……从张天佑克五河、泗州、盱眙，又并进总管。乙未，从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总管邵荣等潜有异谋，国兴察知以闻，荣等伏诛。从克溧阳，进攻南台，国兴战殁，命公袭兄职。丙申……从克南台，公父升广德元帅。丁酉，随广德公克宣州，还，改广德公天宁翼元帅，以老，留建康。

刘辰载：“元帅宋某以其事首告。”可知杨士奇所记近实，唯将告变之事置于乙未年（1355），显然大误。黄金认为，“若以元帅宋某为宋晟，则可通”。潘柽章则认为，宋国兴既然壬寅年（1362）告变，则乙未年（1355）实未死。按，兄战殁、弟袭职之事不应大误。俞本载，告密者“授指挥，守广德”，完全可能是曾守广德的宋国兴之父宋朝用，与张天佑、邵荣渊源亦深。由此，郭子兴诸子、张天佑、邵荣、赵继祖、宋朝用等人，实乃濠州红军早期将领，并非朱元璋嫡系，右丞郭天爵遭诛后，邵荣应作为濠州红军“正宗”的代表，在江南红军中与朱元璋相颉颃。邵荣己亥年（1359）平章之职，即来自这个背景。

俞本载，朱元璋得知邵荣异谋后，“令平章廖永忠、都护康铎邀饮，擒之”。此时江南红军大略可分为濠州红军、巢湖水军、渡江后投降者三大部分。廖永忠继承廖永安为巢湖水军的首要将领，康茂才为渡江后降将中的首要将领。明太祖实录载：“上不欲即诛，系于别室，召诸将曰：‘吾不负邵荣，而荣所为如此，将何以处之？’常遇春曰：‘……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刘辰载，巢湖水军将领赵伯中失陷安庆当死，“常遇春谏曰：‘伯仲等系渡江旧人，姑用赦之。’太祖曰：‘不依军法，无以戒后。’”但邵荣事发后，“太祖欲禁锢其终身，听其自死。常遇春曰：‘……留之，是违天也。所以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常遇春是乙未年（1355）渡江前夕才孤身投奔朱元璋的，与老资格濠州红军、巢湖水军皆毫无渊源，此时已凭无双战功傲视全军，故得以在赵伯仲、邵荣等两次关乎“渡江旧人”命运的场合做政治表态，但姿态前后迥异。朱元璋安排廖永忠、康茂才、常遇春出场，煞费苦心威慑濠州红军旧将，亦可见清洗邵荣的巨大风险。

（二）建国勋贵

铲除邵荣后，朱元璋应该确立了在江南红军的领袖地位。但是，行省丞相与平章、右左丞、参政的地位仍无本质区别。辛丑年（1361），徐达升右丞，李善长、常遇春升参政，癸卯年（1363），汤和亦升左丞，在外的江西、浙东行省，除降将可能拥有虚名，也只有右左丞、参政之类，皆无平章之授。但甲辰年（1364）称王建国时，除李善长、徐达为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也升任平章，则诸官此前应已有升迁，李、徐当已升任平章等，与朱元璋的中书右丞相仍只差一级。

甲辰年（1364）后，朱元璋称王建国，对下属已确立君臣之义，但下属的名位也不断提高。《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师还……封善长为宣国公，达为信国公，遇春为鄂国公”。三位重臣拥有了国公封爵，与甲辰年（1364）前朱元璋吴国公仅有大小国之别。

吴元年（1367）十月，改官制尚右为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左相国为右相国。余官如之”。这项变更恢复汉俗，但十月所改尚不止此。改尚左后八天，《明太祖实录》提到李善长称“左丞相”，再过十天，明军倾国而出，北伐中原，大将军徐达称“右丞相”，十二月又称徐达为“右相国”，在新定即位礼仪中则有“丞相以下百官”之语，此后所有记载均称丞相。《明太祖实录》未载相国改名丞相之事，似乎无关紧要，甚至可以混用互见。

但俞本载，十月二十日即出兵北伐之日，“升左相国李善长为中书左丞相、宣国公，右相国徐达为中书右丞相、信国公”。相国之名本为丞相俗称，秦汉也曾为正式职官，且名位一般重于丞相。但元末，时人常以“相国”尊称时任行省平章的朱元璋，可知甲辰年称王时所设相国，名位稍低于丞相，体现了吴王下设中书省与皇帝下设中书省之间的微妙差距。朱元璋将吴王下属的中书省升格为皇帝下属的中书省，消泯了与龙凤政权的最后一丝联系，李、徐二臣正式成为一国最高级官员。

宋濂载，吴元年九月，红军从苏州还师，常遇春“加授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北伐诏书载名衔同，而《明太祖实录》称“中书平章掌军国重事。”若以“掌军国重事”为加衔，名位未免太重，且李、徐二位此时并无加衔。所以，“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应该是特为无官可升的常遇春特设的官名，与廖永忠、俞通海等其他“中书平章政事”区分开来。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登极，“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兼太子少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兼少傅，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兼少保”。常遇春的官名恢复为“中书平章”，三人皆加衔“录军国重事”，常遇春从此以加衔与其他平章区别。由以下将领兼詹事院、左右率府官，可知此处“少傅”“少保”应为“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从此，勋贵重臣得加衔、加兼官。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大封勋贵，时常遇春已死，封国公者增为六人：

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参军国事，食禄四千石。

征虏大将军、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国公徐达，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进封魏国公、参军国事，食禄五千石。

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开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郑国公，食禄三千石。

荣禄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李文忠，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同知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银青荣禄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冯胜，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宋国公、同参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荣禄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邓愈，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卫国公、同参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此时，明朝规定了功臣号、散官、勋官、加兼官、封爵、俸禄、追封等一整套制度，各官皆按新制定名衔，其中加官、加衔值得注意。常遇春之子常茂本人并非建国勋贵，故无功臣号、官职，自然无加官、加衔。李、徐二人进封大国，加官太师、太傅，加衔改为“参军国事”。李文忠无加官，加衔稍低为“同知军国事”。李文忠官左都督，冯胜官右都督，但加衔又稍低，与御史大夫邓愈同为“同参军国事”。封侯者则即使汤和任正一品御史大夫，亦无加衔。由此可知，最高级的勋贵皆封公，而通过加官、加衔略示低昂。李、徐二人的封爵官职乃至加官、加衔，已经近乎癸卯年（1363）龙凤政权授予朱元璋者。朱元璋虽不吝名爵，然明初勋贵的名衔之重，实亦无可附加。

封拜之后，李善长致仕，其他国公的官职亦并非实职，朱元璋另外任命一批新锐官员，担任正一品职务。洪武四年（1371）初，胡惟庸任中书左丞相，加衔“总理军国重事”，汪广洋任中书右丞相，加衔“知军国事”。这两个加衔甚至在李文忠之上，必因丞相之职而得。洪武十一年，汤和封公，任左都督，加衔“议军国事”。加衔是沿袭元朝乃至历代加官名号而来，并不一定代表实际权力，但至少表明拥有者的崇高地位。洪武三年封公侯后，加衔均置于爵位之后，与先前漫置于阶官、勋官行列中相比，似稍显重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初勋贵重臣的尊贵地位。

总之，从丙申年（1356）到甲辰年（1364），朱元璋虽是江南行省的最高长官，只能掌控江南红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派，而郭天爵、邵荣同任行省高官，掌控濠州红军的老资格旧部。即使在诛杀邵荣后，朱元璋与升任行省高官的李善长、徐达等，仍不脱同僚关系。朱元璋与诸将之间，先同为濠州红军部将，后为行省同僚，称王建国后仍同为龙凤政权下属。朱元璋绝非在乙未年（1355）渡江之初就确立了领袖地位，洪武元年称帝也只是这个壮大历程的自然结果，而非身份突变。朱元璋称帝后，坐拥恢复中华、无所凭借而得天下的高度合法性，君权无限膨胀，而这种身份相类、共同创业的经历，又使他面临一个位高权重的建国勋贵集团，两者缺乏原初的主从君臣关系。这或许是后来朱元璋非血洗勋贵不可的一个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