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军事制度——身份管理：武官



明代武官的身份，因独特的世袭制度，到明代中后期衍生出各种异常复杂的问题。明代前期，与世袭有关的身份界定、冗员等问题尚不十分严重，明初规定的品级序列以及伴生的荣誉、俸禄、特权序列，在史料记载中条理清晰，也无需赘言。但是，明初武官的等级序列，尚有一些突兀的、似乎不合简明划一原则的现象。而从洪武末期开始，在简明的武官序列之外，已经出现了冗员问题，武官的不同任职方式体现出名实的分离。本节即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探讨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武官的分级与任职

明初的武官，严格按品级分等，无论体现权力的职官名目，还是体现权利的散官、勋官、俸禄、特权等，皆以品级为核心。行伍官体系建立后，总兵、参将、把总、管队等官的职权范围，自然另有所本。但体现各级武官权利的，仍然是其本官即职官名目所对照的品级，以及伴生的散官、勋官、俸禄、特权等。由于原有品级序列无法满足功升、推升、世袭等需求，武官的各种任职方式逐渐被折算为等级，构成了远较品级序列细致化的新等级序列。

（一）武官的等级序列

终明一代，无论官制中的差遣现象多么发达，一位文武官僚的首要身份标志，仍然是他的所有职官名目中品级最高的那一个。与文官相比，明代武官权力较小，而权利较丰厚。由此，明初制定的武官等级序列中，有一些源远流长的特点，遂对明代武官的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文官九品二十一级的品级序列相比，明初武官仅分六品十一级，每级对应的职官名目也只有一到数种，简单明了。永乐以后，文官官制一准洪武旧制，而武官的品级序列，却因过于简单而难以应对复杂局面，一直处于变迁之中。《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上以中外文武百司职名之沿革，品秩之崇卑，勋阶之升转，俸禄之损益，历年兹久，屡有不同，无以示成宪于后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阶勋禄之制，以示天下”。是为明代“品阶勋禄之制”的基础，此后所有的演变皆在其外围展开，本身则无所动摇。这次定制，武官从正一品到从六品，共分十一级：

正一品，五军都督府都督。

从一品，都督同知。

正二品，都督佥事、留守司正留守、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

从二品，都指挥同知。

正三品，副留守、都指挥佥事、卫指挥使司指挥使。

从三品，留守司指挥同知、卫指挥同知。

正四品，卫指挥佥事。

从四品，无。

正五品，王府护卫仪卫正、千户所千户。

从五品，卫镇抚、副千户、仪卫副。

正六品，王府护卫典仗、百户所百户。

从六品，千户所镇抚。

这个十一级序列，后来面临官级不足、每级官位不足的窘境。关于武官除授，正德《大明会典》所载，仍以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为本，但万历《大明会典》加入了一段总结介绍：

官有流，有世。世官：指挥使、同知、佥事，正、副千户，卫镇抚，实授、试百户、所镇抚，凡九等。流官：都督、同知、佥事，都指挥、同知、佥事，各三等，正、副留守，二等。

这段介绍十分简略，易生歧义。所谓世官、流官之别，貌似世官低于流官，其实只是“流官不得世袭”的意思。武官世袭，并非指后代承袭现任职官，而是指一位武官既担任体现自身级别的实任职官，即其流官，又拥有体现世袭权利等级的可袭职官的资格，即其世官。

武官的流官可以是都指挥佥事以上各级，但世官只能是指挥使以下各级。如《明太宗实录》载，靖难成功后，“都督佥事刘才，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广恩伯，食禄九百石，子孙世袭指挥同知”。《明英宗实录》载，夺门之变后，“厨役杜清为锦衣卫带俸都指挥同知，世袭指挥使”。但是，绝大部分武官所任职官，乃指挥使以下各级。诚然，其所任职往往即其可世袭之官，但也不乏有所区别者。如《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八年（1443），“神策卫指挥佥事〔李〕智言：‘臣初以军功，授世袭百户，后以皇亲，升流官指挥佥事。今臣老，乞令子谦代职。’上不允其代，特许其世袭。”可知李智此前任流官指挥佥事，只拥有世袭百户的资格。《明宪宗实录》载，成化二年（1466），“锦衣卫正千户陈珏卒，其侄锡欲袭职。兵部尚书王复言：‘珏以画艺进，虽先帝有旨令世袭百户，然非军功，难以袭授。’”则明英宗在位时，陈珏任流官正千户、世袭百户。总之，指挥使以下各级，也可以是武官的流官。

万历《大明会典》所谓流官“各三等”“各二等”，指都督、都指挥、留守等三种高级武官，皆各分等级。其中，都督佥事与正留守、都指挥使皆正二品，副留守与都指挥佥事皆正三品。同级之中，可能因名目之别而略有高低差异，特别是都督佥事与都指挥使，毕竟存在着基本名分的差异，正如都指挥佥事与指挥使之间的差异。但是，留守并非位列都指挥之下，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诸司职掌》与《明太祖实录》，皆严格地将留守司官排在都司、卫之前。仅仅一个中都留守司的几个职位，不可能充当都指挥与都督之间的过渡环节，更不用说都指挥和指挥之间。《明史》据此三等、三等、二等而总结为“流官八等”，必有不妥。其实这些不能世袭的高级职位，论品级仍只有五等，就算加入都督佥事与都指挥使的区别，也只有六等。

万历《大明会典》所谓世官“凡九等”，究竟何指？《明史》释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副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可是，卫镇抚与副千户皆从五品，何得分等？其实，万历《大明会典》明确记载：

百户、所镇抚各有试职，试职起永乐十五年，作一级，支半俸。

试百户、试所镇抚各有署职。

可见“试所镇抚”是与“试百户”性质相同的正式级别，不可仅列“试百户”而不列“试所镇抚”。所以，永乐十五年（1417）以后的“九等”之中，卫镇抚与副千户应合并作一等，另加“试所镇抚”一等，比此前的七等多出两个等级。

由“作一级”计算，试百户低于正六品百户一级，试所镇抚低于从六品所镇抚一级。但是，试百户与从六品的所镇抚，孰高孰低呢？试职是由原正六品和从六品两个级别衍生出来的，似乎正六品试职应当介于正从六品之间。但是，明朝武官的禄米数额是与品级严格对应的，百户正六品月米10石，所镇抚从六品8石，洪武后期以来从未改变。试职“支半俸”，即试百户5石，试所镇抚4石。月米5石的武官，级别一定低于于月米8石者，即试百户位列所镇抚之下。由此，明代前期的“凡九等”，当依次为正三品指挥使、从三品同知、正四品佥事、正五品千户、从五品副千户和所镇抚、正六品实授百户、从六品实授所镇抚、低于从六品一级的试百户、低于试百户一级的试所镇抚。

但是，百户等试职，并非始于永乐十五年。洪武中后期，朱元璋曾频繁实验对所有官员、中下级官员、初入仕官员等实行试职制度，后来终止。洪武乃至后世，颇多令某官、某类官试职的记载，但皆非定例。试百户作为正式武官等级出现，始于永乐初期。《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元年（1403），福建金门千户所击败来犯大敌，建立殊勋，参战者一律升赏：

统兵副千户升指挥佥事……领军百户升正千户，所镇抚升卫镇抚。

其杀首贼所镇抚亦升正千户……军升百户。

杀从贼舍人升所镇抚，总旗、小旗升试百户，小甲、军人升总旗。

统兵军官升两级，建立首功者升三级，“杀从贼”者升一级。此“试百户”显然已为总旗和百户之间的正式一级。永乐六年，明朝赏征安南功，试百户在升赏规定中频繁出现：

百户、所镇抚、试百户、长官……巡检、头目、总旗、总甲……小旗、小甲……

百户、典仗、所镇抚、试百户、长官……

奇功指挥、千百户、仪卫正副、卫所镇抚、典仗、总小旗俱升二级，总甲升试百户，小甲升总旗。

头功……俱升一级，总甲实授总旗，小甲实授小旗。

在赏格中，试百户位列百户、所镇抚之后，而高于总旗等。在升迁时，甲低于旗，小甲相当于军，总甲相当于小旗，总甲升试百户而非百户、所镇抚，更可见试百户为单独一级，此时分级已经稳定、细化。

永乐以后，试百户广泛出现在武官正式序列中，捕盗、作战立功、蒙古来降者，普遍被授予试百户之职。与此相比，试所镇抚的应用范围小得多。《明宣宗实录》载：

宣德元年……沙州卫那孩帖木儿等来归，奏愿居甘州，命为试所镇抚。

从此直至正统末年，试所镇抚只被授予来降蒙古人。直到土木之变后，试所镇抚的除授范围才扩大到民人立功者、纳粟补官者等，后来又逐渐扩大到汉族官军人等。在万历《大明会典》的表述中，试百户和试所镇抚的级别，似乎区别不大：

凡署职，递加本职一级。署副千户，以实授百户；署试百户、试所镇抚，俱以冠带总旗。

实授百户和副千户之间，的确相差一级，依此类推，试百户和试所镇抚都是比没有军官身份的总旗高一级，即两者似乎级别相同。果如此，月俸5石和4石的武官，就无从区分等级，且不足上述九等之数了。据梁志胜列举土木之变前试百户与试所镇抚的除授范围，可知两者仍有等级差异，但分属两个序列：总旗、试百户、百户，总旗、试所镇抚、所镇抚，各自依次上升。即试百户、试所镇抚虽有等级区别，但实际并不互为职位升降之阶。

总之，永乐初年出现百户、所镇抚的试职后，武官品级序列就由六品十二级（其实只有十一级）细化为十四级，其中指挥使以下的世官为九等。由于正德《大明会典》缺乏相关总结，万历《大明会典》《明史》的记载与认识，皆不甚准确。

（二）武官的任职方式

《诸司职掌》载：“凡内外大小军职衙门官员，俱有额数。”各级武官根据各级衙门的设置情况而有额定人数。如正一品、从一品，各有五军都督、同知十人。正二品的都督佥事、正留守、各都司都指挥使，共四十人左右。从二品的都指挥同知，共三十人左右。正三品的都指挥佥事、副留守和各卫指挥使，则高达四百人左右。虽大体高少低多，但具体比例严重失衡。这是为特定级别和数量的衙门量身定做的额数，非为武官升降容身计。

五府及都司卫所的职位，高少低多，随着军官积军功、循资升职，必然不敷所需。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护卫“本司官并属官、随军多少，设置不拘数目”。靖难战争后，明太宗因赏功、提拔新官而滥授武职，定额更非所忌，此时武官世袭的规模也开始膨胀。陈建指出：“武职之滥，其自永乐始乎？”所以，与文官序列高低均衡、大体维持固有定员的局面相比，武官的定额早就沦为具文。正德《大明会典》载：“其后武职升授渐多，不复能拘额数，但有见任、带俸之别，其资格仍旧。”大体指各种职官的品级未变，超过额数的那些官员享受同样级别的俸禄、待遇，但无实际职权。

明代前期，除了带俸这种常见方式，前述细分等级的试职、署职，也首先是作为一种正常情况之外的任职方式出现的。它们将武官的实际职权与任官级别区分开来，带有一定色彩的行伍官意味，使得武官的品级职官序列，最终“退隐”为体现一部分俸禄级别、舆服待遇的序列，类似散官、阶官的序列。对此，曹循已有系统研究，以下仅就明前期各种任职方式的出现与演变，作一梳理。

与试百户等正式级别的出现相比，各级武官的试职，早在洪武时期就是常态。黄金载，洪武十三年（1380），勋臣俞通源的弟弟俞通渊，由留守中卫所镇抚升本卫试指挥佥事。吴伯宗载，洪武十四年，江阴侯吴良的长子吴高，任神策卫“试指挥使”。唐之淳载，洪武十五年，沐春“授骠骑将军、佥后军都督府事。廷臣请试职，上曰：‘是儿，我家人，非他比也。俾实授后军。’”则“试”亦相对“实授”而言。《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九年，吴杰袭封安陆侯。刘三吾载，吴杰为“试骁骑右卫指挥使，袭封安陆侯”。在一般文献记载中，出现于洪武中期的中高级武官试职，多为幼官或年轻的勋臣子弟而设。但梁志胜指出，卫选簿中有大量洪武前中期的试指挥、试千户乃至权千户、权百户等，可知试职一度为各级武官常态。

试百户之名，至少始见于洪武十一年郭亮“除授南宁卫试百户”。《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年，“命兵部录京卫将校子弟皆为试百户……俸二石，旗军除授者如之”。《逆臣录》载，洪武二十六年，“凌霄，任颍昌千户所试百户”。综合上述记载，可以认为：试职在洪武时期有两种，一为勋臣子弟袭替时专设，所试职别较高；二为最低武职所设，以容大量幼官、舍人与升迁旗军。

洪武二十六年的《诸司职掌》载：“在京四品以上试职实授、颁给诰命，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官初任，试职一年后考核，堪用者与实授，颁给诰敕。”这是洪武十六年以来不断修改完善后的正式规定，此时试职正是常态。但《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命吏部，今后除授官员，即与实授，勿令试职，著为令”。尽管这是关于文官的规定，但武官亦应照此办理，即洪武二十六年后取消普遍试职。

上引万历《大明会典》载试职起于永乐十五年（1417），已知不确，永乐初年试百户即已为常态。正德《大明会典》载，永乐十年规定：“凡武官升试职，未经实授者，须立功，方许实授。”《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六年，“交州右卫指挥同知谭公政为顺化卫试指挥同知”。可知永乐时期，试职不但没有如洪武末年那样取消，而且已经扩散到勋贵子弟和低级武官之外的领域。则永乐十五年若有针对试职的规定，很可能是将试职仅限于百户、所镇抚等低级武官的措施。

万历《大明会典》载：“署职起景泰元年，作半级，不支俸。”但正如试职，署职作为一种任职方式也早已出现。方孝孺载，建文时期，汤和的长子汤鼎任“署前军都督府佥事”。不过，洪武、永乐时的署某某衙门，特别是武职之署，仅指代行职责，并非正式授官。从宣德后期开始，正式担任署职的记载就就突然普遍化了。《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五年（1430）：

升京卫指挥使吴凯等十七人为都指挥佥事，指挥同知季弘等十一人、指挥佥事吕昇等二十人署都指挥佥事。先是，行在兵部言，各都司缺官。有旨，命公侯伯、都督都、指挥公同推举。至是，有十余人共举一人者，或三四人、或七八人共举一人者，具名以闻。上谓尚书张本曰：“人之才行未易知，今众人同举，必合公论。其指挥使皆升都指挥佥事，指挥同知、佥事皆令署都指挥佥事，分布各都司。”于是指挥使升都指挥佥事者，行在金吾左卫吴凯任浙江都司……指挥同知署都指挥佥事者，隆庆右卫季弘任中都留守司……指挥佥事署都指挥佥事者，天津右卫吕昇任陕西行都司……

在这次大规模升迁中，没有明确的“升署都指挥佥事”，但是诸署都指挥佥事也没有称“署某某都司事”，而是称“任某某都司”。这不妨视为从署事到职任之间的过渡环节。《明宣宗实录》又载，宣德七年，“实授山西都司署都指挥佥事马贵为都指挥佥事”，就更加近似正式职级了。

明宣宗时期，高级武官的署职仅有署都指挥佥事。至正统时期，都指挥、指挥的署职开始出现。《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1436），“升行在锦衣卫指挥同知任启为指挥使，署都指挥使事，掌陕西行都司事”，正统四年，“升四川都指挥佥事李庸署都指挥同知”。正统十年，“张能、余英、吴昇升署指挥佥事，去浔州南宁庆远各卫管事”，“燕山左卫指挥佥事王振署指挥同知，杭州卫指挥同知吴玉署指挥使”。直到土木之变后，署都督同知、佥事才开始出现，但并无署某府都督。历朝实录中记载卫指挥的署职较少，很可能因为记载涉及中低级武官较少，而非无相应署职。

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的署职，少于同知，各级同知的署职，又远少于佥事。可知署职主要是用来应付下一级系统的武官升迁的，故多为署佥事。曹循指出，宣德以后的署职，制度化为专供推升而非功升者。各项升迁中，不乏都指挥使升署都督佥事，指挥使升署都指挥佥事之类，则署上一级系统的最低武职，确实高于下一级系统最高武职，似乎合乎万历《大明会典》“作半级”之谓。但是上引各例中，许多武官的本官与署职，跨度甚大，远不止一级。《明宣宗实录》载，宣德八年（1433），“升署左军都督佥事指挥同知王瑜为都指挥佥事”。《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四年，“署都督佥事事都指挥佥事李谦……理左军都督府事”。王瑜的本官由从三品指挥同知升正三品都指挥佥事，与李谦一样，署正二品都督佥事。倪谦载，正统二年，李徽由宣府前卫指挥佥事“进署都指挥佥事，掌万全都司印”。则此时的署职，表示低级军官推升，行高级军官职权，非仅字面上的“作半级”。

由此可知，景泰以前的署职，尽管接近正式职级，但同时仍具浓厚的署事即代理色彩。其“支俸”按原职，其职权则按所署职，俸级与所署官阶可以有很大差距。至景泰元年（1450），明朝正式将署职定为正式官职，“支俸”照原官，级别“作半级”，即稍低于所署职。曾经广泛应用的试职，与正式职任之间的差距较小，只在于没有颁给诰敕，其他如品级、俸禄应同。而署职，支取本官俸禄，明确低于所署正式职任，差距较大。

试职、署职，皆与“实授”对应而言，试职合格就可颁给诰敕，即实授，署职升迁并不一定升所署之职，但若两者级别相近，亦不乏由署职升任实授者。不过，试职与署职，皆与所试、所署之官有等级差别。明代前期在同一级别的实任职官层面造成反差的，则是“带俸”。

陆容认为：“都指挥本在外方面官，京师各卫指挥有功升都指挥而未得外选者，或在京营管事，或在各处守备，仍于原卫支俸。其列衔皆云‘某卫带俸都指挥’，盖以别京师无方面官。此时制也。”陆容认为，带俸之名的根源，在于京师没有都司一级官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现象的普遍化，直接源于靖难战争。北军诸将多指挥一级，战争中被朱棣大量升为北平都司各级都指挥。战争结束后，北平都司升格为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大量都指挥遂于京卫带俸。

但明代前期的带俸现象，远不止在京师。《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1436），“命陕西洮州卫带俸指挥同知苏宁署卫事。旧制：外夷官不署事”，又载，正统二年（1437），“蔚州左等卫带俸指挥使等官常敬等八十人奏：‘蒙调陕西都司新设靖虏卫，俱无原关马匹。’”则直隶、都司各卫均有带俸之名，而且带俸不限于都司官职。不过这些带俸者，或为“外夷官”，或为发付边卫差操者，其“带俸”有后世“不管事”之意，与在京都指挥原卫带俸、他处管事不同。

原卫带俸、他处管事者，也远不限于京师。《明英宗实录》载，宣德五年（1430），“升直隶永平卫指挥使王贵为都指挥佥事，仍于原卫带俸，备御辽东广宁”。当时，行伍编制已打乱卫所编制，永平卫指挥使要到辽东“备御”，职名无法适应需要，故升为都指挥佥事。此佥事并非哪个都司的佥事，只代表有都指挥佥事级别。《明英宗实录》又载，正统七年，“命都督佥事郑通于前军都督府管事……兵部拟通湖广都司带俸，上不从”。兵部的本意，例同上引王贵之例。由此可知，正统时期的“带俸”，或指升职后无署事之权，或因事体所需而变通官号，强调的是不管本职之事。后世的带俸，更加普遍的情形是强调“不管事”本身，或卫官升至都指挥一级后例于原卫带俸，或犯罪革职后带俸差操。明前期的带俸，负面色彩稍淡，它表示俸级，为低级军官行使其他权力提供方便，或为大量升迁至某职级但无任可当者提供容身之位。

如上述，同一位官员既正式任流官，又拥有可以世袭的世官，两者可不一致。则所任流官即世官者，与所任仅仅流官者，任职方式亦稍有低昂。刘三吾载，马某于吴元年（1367）“升怀远卫指挥佥事……受流官诰……四年……四月……受世袭诰……十一年夏……受世袭诰……二十二年改升流官佥事，旋受今都督流官之命”，又载，沈仁任“宁国卫指挥佥事……洪武元年二月回京，授流官诰、宣武将军……三年十一月，授世袭诰”。张宇初载，千户孙某于吴元年“改除安庆卫正千户，洪武……复守金华，二年己酉授流官……十一年戊午，诰授世袭武节将军、建昌守御千户所正千户”。黄金载，洪武三年（1370），陈恭“升横海卫指挥佥事，赐诰宣武将军，与世袭”，严渊“升徐州卫指挥佥事，赐流官诰、宣武将军”。可见洪武初年，已在实授职务中存在流官与世袭的差别。有流无世，略类有官无诰敕，即单纯的流官与流官得世袭之间的差距，略可折算为试职和实授的差距。

正德《大明会典》总结了永乐初年赏靖难功的规定：“凡奉天征讨、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钦升都督、都指挥者，照洪武旧制，与流官……见升指挥，除已定流世者仍旧，未定者俱与流官……其千百户、镇抚、仪卫司正、副与典仗，俱与世袭。”所谓“未定者俱与流官”，即指不予世袭，待日后需升迁时方给。而低级军官则统统得授相应世官，大受优待。《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三年（1415），升赏郑和下西洋苏门答腊之战的有功人员：“水军右卫流官指挥使……流官指挥佥事……金吾右卫、龙江左卫、宽河卫流官指挥同知……皆命世袭。锦衣卫正千户……俱升流官指挥佥事。”当时的卫所官总，不仅大量存在流、世区别，而且明朝已将授流官、给世袭视为升迁中的一种等级、待遇。

按官职的实际级别，武官早在洪武时期已有试职与实授的区别，到宣德时期出现了署职与实授的区别。在同一级别的实授官之中，洪武时期即开始了单纯流官与所任流官可世袭的区别，永乐时期又出现了带俸与管事区别。不妨假设一位武官的升迁，来展示明前期武官任职方式的复杂情况：世袭某某卫指挥同知，升署都指挥佥事、本卫带俸、守备某地，因功升某某都司都指挥同知、原卫带俸，升某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世袭指挥使、本府管事。

官有定额时，任某官即有一定权力。永乐之后，武职冗滥，事权需特命，官职逐渐仅为标注俸级之用。原定职级之外的署职与试职，原定额数之外的带俸，同级之中的初授、颁给诰敕、封赠、给世袭等名目，使得武官在面对一级升迁时，要跨越多种任职方式的阶梯。冗官现象虽已成痼疾，武官序列内部分级细化，仍可应对这一始料未及的问题。明朝在京师与直隶地区未设立都司一级机构，武官升迁序列中本有缺失，洪武之后的靖难与迁都，使得在京武官数量加至数倍。而这些在京武官特别是各级指挥，升迁需求又往往最大，故上升渠道出现窒碍。“署”“试”“带俸”多出现在都指挥一级官职上，应即出此，而其流风遍及全国，遂使宣德、正统时期的武官任职方式，已呈五花八门之势。

武官序列与俸级序列

武官序列自制定之日起，就对应着俸禄序列。明初，武官官职品级、名目更改如此频繁，必然直接影响每一位官员的俸禄所得。然则明代前期的俸禄序列，是否受到武官官制演变的影响与塑造呢？

（一）从四品武官的缺失

明初的武官等级序列中，从四品相应配有武官的散官、勋官名号，但并无对应职官。正五品正千户向上升迁，一步即达正四品指挥佥事。这种设计是否合理？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指挥与千户之间有档次之差，拉大级别差异并不奇怪。三、四品指挥与五品千户、卫镇抚的散官，皆为某某将军，五品只是缺少加授散官一个环节，区别不大。若在中间划定一个从四品的鸿沟，似乎也顺理成章。但是，在六品十二级的体系中，平白空出一个从四品的级别，毕竟不像是精心设计的结果。

甲辰年（1364），朱元璋称王建国。《明太祖实录》载，本年三月，为大都督府和各卫指挥使司定官制：

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从二品，副都督正三品，佥都督从三品。

统军元帅府元帅正三品，同知元帅从三品，副使正四品。

各卫亲军指挥使司指挥使正三品，同知指挥从三品，副使正四品。

各卫系各元帅府改置，则卫一级武官内分指挥使、同知、副使三级，本属红军传统。而如前述，统领卫所的大都督府，自辛丑年（1361）初设，武官即分大都督、左右都督、同知都督、副都督、佥都督共五级。甲辰年，指挥使的级别与副都督相当，甚至高于佥都督。

《明太祖实录》又载，吴元年（1367）十一月，朱元璋再定官制：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从一品，副都督正二品，佥都督从二品。

内外各卫指挥使司佥事、宿卫镇抚从四品。

都督减少为四级，占据一二品。指挥增加了佥事，共四级，占据三四品。这个序列由都督与指挥各四级构成，上下相连，十分简明。

不过，如前述，甲辰年之制，早在吴元年十一月前已经进行了修改。很可能在乙巳年（1365）初，大都督朱文正被黜，不再设此官，大都督府五级官从此改为四级，品级普遍提升一级。吴元年之再定，乃又普遍提高一次品级，以酬赏克苏州之功。指挥佥事也并非吴元年底初设。《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三月，“置应天卫亲军指挥使司，以朱明、李合为指挥佥事……改骁骑卫为骁骑右卫亲军指挥使司，以千户郭子英、张林为指挥佥事”。杨荣载，郭英初“授骁骑卫管马军千户……升宣武将军、骁骑左卫指挥佥事”。郭英兄名郭子兴，则郭子英即郭英。宣武将军为从四品散官，则吴元年（1367）三月即已有从四品指挥佥事。吴元年（1367）初，正值朱元璋军围定苏州、小明王溺亡长江，朱元璋所部更改年号，准备正式建国。新设指挥佥事，令四级指挥与四级都督的设置整齐配套，应即此时。

洪武三年（1370）年底，大规模统一战争告一段落，明朝大封功臣，遍升武官，普赏将士，同时完善官制、规范任职。但《明太祖实录》没有相关记载，而是载洪武九年方行定制：

大都督府左、右都督为正一品，大都督府同知……从一品。

都司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大都督府佥都督……从二品。

各卫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为从三品……指挥佥事为正四品。

都督副使与指挥副使，从职官序列中消失了。《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年（1369）四月，“升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为指挥副使”。此后未载授指挥副使者。洪武三年五月，“宁国卫指挥佥事陈德成从征西蕃，战殁于岷州。上命有司致祭，厚葬之，仍恤其家，追赠德成指挥副使”。此后未载赠指挥副使者。同年十一月，“平阳指挥使司副使郑遇春……封荥阳侯”。此后不见任指挥副使者。周是修载，狄崇于洪武“二年冬升龙虎卫指挥副使。三年……夏五月加明威将军……十一月除济宁左卫指挥使，钦授世袭昭勇将军”。洪武三年五月所授，系指挥副使对应的正四品散官。同年十一月超越从三品指挥同知，直升正三品指挥使，很可能因赏功遍升之时，将指挥副使当指挥同知看待。洪武三年十一月后，都督副使也不再见于《明太祖实录》。由此可知，取消武官序列中的都督副使和指挥副使，并非迟至洪武九年，而是发生在洪武三年年底赏功之时。

取消副使后，空余出的品级对应由什么官职填充呢？《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十二月，“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卫为都卫指挥使司，以徐司马、濮英等为各卫都指挥使……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都卫指挥使司”。又载，洪武四年十一月，“以兴化卫指挥使聂纬为广东都卫都指挥使，广东卫指挥同知胡通为指挥使……先是，上谓中书省臣曰：国家设都卫节制方面，所系甚重，当于各卫指挥中遴选智谋出众以任都指挥之职，或二三年、五六年从朝廷升调，不许世袭……著为令”。如前述，郭英等人任都指挥使，授正二品散官，而洪武九年都督佥事仍为从二品。可知洪武三年年底取消都督副使，以都指挥使填补了它的正二品空白。

指挥副使的空白则长期无官。陈琏载，韦善“除金吾左卫指挥佥事，授世袭诰命，阶宣武将军，时洪武五年也”。宋濂载，杨某“九年春二月，改佥留守卫亲军指挥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终”。宣武将军为从四品散官，可知洪武三年年底之后，指挥佥事仍为从四品，直到洪武九年方升为正四品，填补了原指挥副使的空白，而使从四品一级从此无武官。

洪武九年（1376）的新官制，有都指挥使而无都指挥同知、佥事。《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十一月，“建宁都卫都指挥同知宋晟为江西都卫都指挥使”，七年二月，“召大同卫都指挥佥事曹兴入朝”，似皆货真价实的都指挥同知、佥事。但是杨士奇载，宋晟于洪武四年“升怀远将军、建宁都指挥使司都指挥同知”，怀远将军为从三品散官，可知此都指挥同知的级别与指挥同知无异。如前述，洪武八年九月，明朝改诸“卫都指挥使司”为“都指挥使司”，即将都卫拆分为数卫，上设统领诸卫的都司。自此，都指挥使以下必须设置相应级别的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否则无以区别都卫与都司。《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九年官制，或未遑列入。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二年（1379）九月，“升都督府佥事为正二品”，又载洪武十三年正月，广东右卫百户翁显阵亡，得赠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昭勇将军为正三品散官，可知都指挥佥事已经大异于正四品指挥佥事，而与指挥使同级，都督佥事则与都指挥使同级。至此，明朝建国前后的都督、指挥两档各四级的高中级武官序列，随着都督副使、指挥副使的取消和各级都指挥的设置，终于变为都督、都指挥、指挥三档各三级。在由八级变为九级的过程中，中间都指挥一档，上下搭连，其实只有七级。原四品八级中最低的从四品，遂无相应职官。这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制度演变造成的一个貌似不合理的现象。

武官无从四品官，当然也无人得授从四品散官，但是官方文书中还是保留着从四品武官的初授、升授、加授名目。明朝的散官序列，系从元朝体制改头换面而来。元朝的武散官无一品，而有七八品，除二品散官为某某上将军，三品散官为某某大将军以外，其他名目与明朝完全一致，而从四品武官有中万户府副万户等多种。明朝未暇顾及无从四品武官的新形势，仅在条文层面上粗率继承了元朝制度。

（二）从三品俸薄现象

明代的官俸以石数计，分为本色与折色两部分，又各拆分为米、钱、布等项，实际收入更另有柴薪、皂隶、马夫等项。本色与折色的比例、折算则文武有别，官员实际所得与其品级对应的石数相去甚远。但是，从《诸司职掌》到《正德大明会典》再到万历《大明会典》，制度条文中由从九品到正一品的九品十八级官俸序列，石数相沿未变，一直作为本色、折色和各项折算的基本依据。以石数计的官俸，可以视为明代官员的“基本工资”，构成一个可供比较各级官员俸禄的序列。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年（1397）九月，朱元璋确立各级官员的月俸：

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为政者务存大体。近文武官俸米有以斗升为计，甚非所以示朝廷忠信重禄之道。自今，百官月俸皆以石计，或止于斗，毋得琐碎。”于是户部奏定：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从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一十六石，从五品一十四石，正六品一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七石五斗，从七品七石，正八品六石五斗，从八品六石，正九品五石五斗，从九品五石。

此序列遂为明代定制。《明史》系此事于洪武二十五年，系以《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申定各官品级散勋俸禄之事，误为官俸定制之始。

明代月俸

明代官俸总体偏低，一直受到热烈探讨，引发了对官俸序列内部不平衡现象的初步关注。王兴亚注意到，在明初的演变中，各级官俸的变化幅度各有不同。谢蓬勃注意到，明初高中低品级之间差距较大，后来出现过四品以上级差较大的现象。王英华指出，各级官员的待遇升降比例区别很大，三品官尤其有剧烈变动。张兆凯等注意到“品级岁俸的差距”之变化。阎步克关注俸禄体系中高端与低端的差距，计算明代俸禄高低端相差17.4倍，并与其他时代进行了对比。这些比一般宏观描述更加细致的认识，指向了明初官俸序列的内部结构问题。

在这个序列中，某些级别的数额看上去不太合理，最甚者即从三品官俸偏低。在正常情况下，随着品级上升，官位越来越少、权责越来越重，每一级官俸比下一级提高的幅度，应该越来越大。例如，由正七品升至从六品，月俸提高0.5石，而由正三品升至从二品，提高13石。但是，从三品只比正四品提高2石，而正四品比从四品提高4石，从四品比正五品提高5石。千辛万苦升至从三品官，薪俸的改善幅度也未免太小了些。

具体观察，整个序列遵循级差递增原则，即品级越高，级差越大。这使整个序列呈现为一条上升曲线。但是，这条曲线的中段，即从五品到正四品，似乎偏高，从三品显得偏低。从五品、从四品、正四品与上一级的差距分别为2、3、2石，小于下一级与本级的差距4、5、3石。

在与官僚等级相关的各种待遇中，明显的级差多出现在高低两品之间，而非同一品之内。同一品的正、从之间的差距（本书简称“品内级差”），应适当小于高低两品之间的差距（本书简称“品间级差”），以体现某一品官的共性。这个序列中的低级和高级部分，品内、品间级差都分别是0.5石和13石。在中间部分，七六品、四三品的品间级差较小，品内级差较大。前者可以解释为：级差从此开始拉大，此处品内级差不妨超过此前的品间级差。但是，四三品的品间级差只有2石，实在非常微小，不但小于五四品的5石、六五品的4石，甚至小于四品的品内级差3石，仅仅等于五品、六品的品内级差2石。从三品官实在是太“委屈”了。

明代各级官僚之间，待遇差别并非均匀分布，某些品级之间比较接近，某些之间则有较大差距。通观冠服、居行器用、给赐、丧葬恩恤、礼遇等，五六品之间，即文散官大夫与郎、武散官将军与校尉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五品以上即高级官员内部，二三品之间、四五品之间，甚至三四品之间，某些方面也会出现较大差距。但是，正、从三品之间，在上述各方面没有任何明显的差距。五六品官俸差距较大，仍远不能与正、从三品之间的差距相提并论。

明朝朝野上下，从未对从三品俸薄提出异议。从三品所对应的官职，是否数量较大或重要性不高，令政府出于节省开支而压抑其薪俸呢？如前述，从三品武官的额数相对较少，而各级文官的额数，可据万历《大明会典》粗略统计，正、从三品、从四品四十人左右，正四品近二百人，正五品一百余人。可见从三品的额数相对偏少。

与正三、正四品相比，从三品文官显得“寒碜”，既缺乏都察院、按察司系统的要职，又无六部官或地方大员。可是，明朝官俸序列是洪武二十年（1397）制定的。那时，都察院、按察司还没有明代中后期那样的威权，光禄司卿、太仆寺卿、参政尚未边缘化。同时，文官尚未凌驾武官之上，单论从三品的重要性和数量，区区数十名文官无法与数百个指挥同知相提并论。由此，从三品俸薄现象，无法由官员额数、重要程度解释，需要回到这个序列的形成过程去寻找根源。

（三）俸级序列的演变过程

如前引，洪武二十年（1397），朱元璋宣称对月俸算计到升斗感到厌烦。算计到升斗，只因此前明朝官俸论年俸而非月俸。《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三年二月即废相改制后，朱元璋新定俸级序列：

命户部，以复定内外文武官廪给禄米俸钞之制，勒于石……其制，以年计，正一品禄米千石，从一品九百石，正二品八百石，从二品七百石，正三品六百石，从三品五百石，正四品四百石，从四品三百石，皆给与俸钞三百贯。正五品二百二十石，从五品一百七十石，俸钞皆一百五十贯。正六品一百二十石，从六品一百一十石，俸钞皆九十贯。正七品百石，从七品九十石，俸钞皆六十贯。正八品七十五石，从八品七十石，俸钞皆四十五贯。正九品六十五石，从九品六十石，俸钞皆三十贯。

洪武二十年年俸

洪武十三年年俸

将前引洪武二十年的月俸折合为年俸，就可发现：洪武二十年序列，并非由洪武十三年序列折算而来，而是普遍降低了各级官俸。洪武十三年序列十分规整，级差由5石到10石，再到50石、80石而100石，逐级平稳增长。其中，八七品的品间级差15石，六五品50石，大大超出下一级的品内级差5石和10石，显示了两道鸿沟：八七品之间、六五品之间。这个序列并不在意品间级差大于品内级差的原则，而是突出某些品间级差，分为九八品、七六品、五品、四品以上等四个档次，丝毫没有“委屈”从三品的痕迹。这种分档方式，与各级官僚在其他权利、待遇方面的级差相当吻合，而与洪武二十年序列并无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

王英华、胡铁球皆将洪武十三年（1380）序列，视为官俸演变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按，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借胡惟庸之狱，废中书省、分五军都督府，大肆更张官制。关于新官俸序列，朱元璋自有长篇大论：

稽古建官，略知等第。其于品级次序，自汉以上，未闻有是。所以汉官之制，以食禄列等差。其品之礼，始于魏。唐因之，以辨服色。禄之轻重，亦法品赐食之。朕观古之无品也，则以禄为式，是尚质也。惟魏之定品，是尚文也，其于文质之道，虽华朴之有殊，亦模范之可经，守之不紊，履之不烦。今也任官惟贤，食禄法品，勒石昭示，命户曹司之，毋紊轻重之条，依期而给与之，斯至公之良哉。

朱元璋的这段话，并不看重此前的设计，而是夸赞了“魏”的制度，又言之凿凿，从此定制。其实，此时朱元璋更重要的措施是更定职官官品，除提升六部，降御史台、布政司品级外，“定五军都督府为正二品，在内亲军指挥司、在外各卫指挥司并护卫指挥司皆为从三品，都指挥使司正三品”，洪武十三年官俸序列就是在此一个月后颁布的。如此大幅更张，于六部、御史台固属必需，却将给武官的铨选升降袭替，带来无穷烦扰。《明太祖实录》载，仅仅两个多月后，“升各处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布政使司布政使为从二品”。都指挥使恢复为正二品，说明各都督、指挥的品级也旋即恢复。洪武十三年初的这些新规定，包括官俸序列，应属朱元璋冲动而为，很可能并未切实执行。洪武二十年序列的源头，应跳过洪武十三年，继续上溯。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1371）正月，初定俸级序列：

命中书省户部定文武官岁禄：正一品九百石，从一品七百五十石，正二品六百石，从二品五百石，正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石，正四品二百七十石，从四品二百四十石，正五品一百八十石，从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从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五石，正八品七十石，从八品六十五石，正九品六十石，从九品五十石。省部、府州县、卫所、台宪诸司官，验数月支。其太常司、钦天监、侍仪司、太医院等并各库、局官，量裁有差。

洪武四年年俸

这个序列中的各级官俸数额，比洪武二十年、十三年都低，级差由5石到10石直至100石。但是，级差递增相当紊乱无序，六品以下官缓慢递增后，六五品、五四品的品间级差高达60石，五品、四品的品内级差仅为20石和30石。四三品的级差仅30石，三品的品内级差却高达100石。假设存在一个加大品间级差、缩小品内级差的原则，可以解释六五品、五四品的品间级差之大，无法解释九品、三品的品内级差之大。从九品作为最低一级，官俸格外低，可以暂置不论，但三品的品内级差太大、四三品的品间级差太小，从三品的“委屈”与洪武二十年同样突兀。

洪武四年序列中也存在六五品、五四品之间的明显界限，从三和正三之间则存在一条鸿沟，全体分为九八七六品、五品、四品和从三品、正三品以上四个档次，与洪武二十年相同。低级官员的缓慢递增、高级官员的恒定递增、从三品的“委屈”程度，亦与洪武二十年序列吻合。行用于明代的官俸序列之渊源，是洪武四年而非洪武十三年者。

然则，洪武四年、十三年之制从何而来？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说：“当即位之初，会集群臣，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汉代邈远，宋代官俸构成多样，按寄禄官分等第，文武有别，前后多变，恐皆非明初君臣所能驾驭。朱元璋等最可能参考模仿的《唐六典》，记录了唐代九品十八级的俸禄石数，由从九品到正一品依次为：52，57，62，67，70，80，90，100，160，200，260，300，360，400，460，500，600，700。这个序列的低级部分均匀递增，以六五品为界，高级部分的品内级差为40石，品间级差为60石，宏观上也表现为均匀递增。这些特征，与洪武四年和二十年序列一脉相承。

明初制度也多模仿元朝。元代的官俸构成比较复杂，大体由俸钱、俸米构成，数额各有复杂的演变，其中《元史》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规定的各级俸钞数额，较为原始、规整，与品级的对应关系最为清晰。此序列的数额以锭为单位，以两为零散，一锭合五十两。各品分上中下三等或上下两等或不分等，大部分品级的下等数额即下一品级的上等数额，其上等数额依次为：35，40，45，50，55，60，65，70，80，90，100，125，150，175，200，225，300。这个序列十分规整，级差由5两而10两，再25两而75两。它不区分品内差级差与品间级差，全体分为九八七六品、五品和从四品、正四到正二品、从一品四个档次。除了也存在品内界限这一点，它与洪武四年（1371）序列并无其他相似之处。而其简单规整、突出六五品级差、高级部分无受委屈者，与洪武十三年序列十分相似。可以想见，洪武十三年初，朱元璋为更新官制，抛开模仿唐制的洪武四年序列，以元朝俸钞序列为模板，匆匆忙忙炮制了一个新序列，其评味魏、唐之语，更近堂皇具文而非彰显渊源。

总之，明初的三个官俸序列并非前后继承关系。洪武十三年序列上承元代俸钱序列，并未长期实施。洪武二十年序列则上承洪武四年序列，在相当程度上“法体汉唐”，是明代通行的官俸序列的真正来源。

（四）俸级序列与武官序列的协调

洪武四年（1371）俸级序列体现唐制遗意，讲究品间级差大于品内级差。这在六五品、五四品之间格外明显，但在三品之内仍存在着突兀的例外。这恐非唐制所致，而与明初的特殊需求有关。

洪武四年序列分几个档次，高级与低级诸档内部，级差多均匀递增，中级档内部，则又呈现为比例组合关系，特别是160、180，以及240、270、300等，显然是按照比例关系而非均匀递增的原则。

若皆按比例关系论，品内比例依次为5∶6、13∶14、15∶16、9∶10、8∶9、8∶9、3∶4、5∶6、5∶6。七品以上，品内比例逐渐缩小，以实现级差递增。但是，三品的品内比例，本应是7∶8或6∶7之类，实际居然为3∶4，是所有品内比例中最小的。

跨品的比例组合，体现出更深的用意。正七、从六、正六品是8∶9∶10，从五、正五品是8∶9，从四、正四、从三是8∶9∶10，正三、从二、正二是4∶5∶6，正二、从一、正一是4∶5∶6。正七品将此前的均匀递增序列，与此后的比例序列结合起来。正二品将此前的级差100石和此后的150石序列结合起来，或曰把前后两个比例序列结合起来。而五品官自为一组，从四、正四、从三品构成一组。

如此，论比例组合关系，全体分为九八七六品、五品、四品和从三品、正三品以上的四个档次。这与上述根据级差例外现象归纳出的四个档次，完全吻合，印证了比例组合原则的存在。这四个档次，与九品十八级的自然分等不合，与一般的官僚待遇分档也不同，应与明初职官制度的特殊性，甚或洪武四年的政治形势有关。

明初，武将在官僚集团中的势力高于文臣。《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七月，“诏定各行省、行都督府官与按察司官会见位次……按察使、副使、佥事俱坐于参政、佥都督之下……各卫指挥司官与按察司官、各府州县官，皆依品从”。四天后，“礼部尚书崔亮等言：‘在外文武官，凡遇正旦、冬至，庆贺行礼，以本处指挥司官为班首。如指挥司止有副使、佥事守御者，职皆四品，而按察使、知府皆三品，其秩虽高，而指挥副使、佥事统制军民，守镇一方，合居左，按察使、知府居右，仍以武官为班首。如千户守御，其品秩在知府、同知之下，宜以知府、同知为班首。如无知府、同知，则以千户为班首。其府通判及知州与千户品秩等者，则以千户居左为班首。’从之”。武官品级偏高，指挥使自然高于上府从三品知府，但是指挥副使、佥事以四品官居知府上，则武官所受优待十分明显。区区正五品千户、正六品百户，按此规定，也要各居上州正五品知州、上县从六品知县之上。

洪武五年三月，“礼部言：旧制，以文武班资同者，武官居左、文官居右。今各行省掌印官秩从一品，都指挥使司掌印官正二品。凡公会、行礼，宜以行省掌印官班首。诏令行省未除从一品官者，其班首依品级行之”。按理说，行省最高长官可能为从一品平章或左、右丞，非仅实际运行中的正二品参政。礼部以此为言，对武官居左的旧例提出了质疑。朱元璋拒绝此议，只允许行省平章、左右丞按级别居都指挥使之上。其实，此时若行省有平章、左、右丞，也都是武将如耿炳文、华云龙，或来降军阀重臣如李思齐、李伯升等。朱元璋其实重申了同级别武将高于文臣的原则。

《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四年（1371）六月，“诏定武臣金银牌制……指挥所佩金牌，双云龙双虎符；千户所佩镀金银牌，独云龙独虎符；百户所佩素银牌符。凡造双云龙双虎符金牌五百，独云龙独虎符镀金银牌二千，素银牌一万一千，通为一万三千五百面”，十二月，“吏部奏：天下府州县通一千三百四十六，官四千四百九十三”，六年八月，“大都督府奏：内外军卫一百六十四，千户所八十四，计大小文武官计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人”。由洪武四年前后的文武位次安排和武官的庞大数量，可以推断，洪武四年序列如果考虑各级官俸对应的职官，应主要考虑武官的设置状况。

明初各级指挥为三、四品官，千户为五品官，百户为六品官。洪武四年序列的四个档次，区分六五品、五四品，与指挥、千户、百户的界限完全吻合。但是，从四、正四、从三品构成的这个自成一体的档次，与各级指挥的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并不相符。如前述，此时正值取消副使，各卫指挥有指挥使、同知、佥事三级，分别对应正三、从三、从四品。然而这与从三、正四、从四品以8∶9∶10比例构成的档次，也不相符。

如前述，吴元年（1367）前，正三品翼元帅与上一档次最低的枢密院判品级相当，正三品指挥使与上一档次的都督佥事相当。正三品，是高级武官最低一档的品级。则指挥使以下的同知、副使、佥事，当构成一个中级武官的独立档次，与正三品指挥使拉开距离。俞本载明初俸禄制度：

指挥使为正三品，授昭勇将军，岁支俸四百石。

同知为从三品，授怀远将军，岁支俸三百。

副使为四品，授明威将军，岁支俸二百七十石。

佥事为从四品，授宣武将军，岁支俸二百四十石。

俞本所记，既有副使又有佥事，可知乃吴元年至洪武四年行用的制度。其指挥俸额400、300、270、240石，与洪武四年序列完全一致。由此可知，从四、正四、从三品构成的8∶9∶10独立档次，确曾行用于正三品指挥使被视为高官，同知、副使、佥事被视为中级将领的时期，洪武四年序列并非初创，而是继承了吴元年以来的制度。

但是，吴元年十一月后，正三品指挥使与从二品都督佥事已上下有别，泾渭分明。洪武四年制定的序列，为何还要保留正、从三品之间的鸿沟，使指挥使远远高于其他指挥呢？如前述，洪武三年年底，明朝取消了正二品都督副使和正四品指挥副使，以都指挥使为正二品，正四品空缺。如此一来，各级指挥分从四品、从三品、正三品共三级，对应的年俸是240、300、400石。

若论级差，正五品以上的级差依次为60、60、100，五品以上的品间级差依次为60、60、60，都符合递增原则。若论同一职官档次内的比例，从四品指挥佥事和从三品指挥同知为4∶5，小于此前从五品卫镇抚和正五品千户的8∶9，大于此后从三品指挥同知和正三品指挥使的的3∶4，亦合乎档次内比例递减的原则。如此一来，洪武四年初取消正四品对应的武职，同时拟定官俸序列，其中武官的年俸依次为：百户90、100，千户160、180，指挥240、300、400。由于缺少正四品武官，恰好不存在从三品指挥同知俸薄的例外现象。

吴元年（1367）年初，两档武将各分四级，高档最低者与低档最高者平级。从四、正四、从三品构成单独一档的洪武四年（1371）官俸序列，肇源于此。吴元年年底，都督佥事升为从二品，与正三品指挥使不再平级，从三品薄俸、远低于正三品的现象开始凸显。洪武三年年底，都督副使与指挥副使取消，一档之内分三级，官俸序列丝毫未动，却恰好为新归为一档的三级指挥，提供了400、300、240这个严丝合缝的序列。

如前述，洪武九年，指挥佥事升为正四品。佥事、同知、指挥使的官俸依次为270、300、400，似乎又成不合理之局。但是，此时已新设都指挥同知、佥事，正三品都指挥佥事与指挥使平级，则正三品指挥使再次与指挥同知、佥事拉开差距，又在情理之中。

总之，洪武四年的俸级序列，乃配合武官的等级序列而设。其中貌似不合理之处，既继承了吴元年的高、中级武官分档，又配合了洪武三年底对武官官制的调整，甚至还符合此后武官官制的继续调整。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俸级序列自设置之初，并未有过变动，则武官的名目、品级更张，貌似率意，实则很可能是在顾及俸级序列的前提下进行的。

然而，洪武九年之后，由于从四品武官缺失，正四品指挥佥事的年俸只比指挥同知少30石，而比正五品千户高出90石。洪武二十年定官俸序列时，是否虑及此项问题呢？

洪武二十年序列，改论月俸，较年俸更加清晰。它淡化了洪武四年序列的各种比例关系，即档次之分。低级部分，从九品到从六品每级增加0.5石。高级部分，正三品到正一品每级增加13石。但是，中级部分即从六品到正四品，月俸8、10、16、18、21、24石，仍维持按比例分档。与洪武四年相比，六品即百户的品内比例由9∶10降为4∶5，千户即五品维持8∶9，四品由8∶9降为7∶8，品内级差相对扩大了。同时，七六品的比例由8∶9提高到15∶16，六五品由5∶8提高到5∶7，五四品由3∶4提高到16∶21，品间级差相对缩小了。

在中级部分，洪武四年讲究拉大品间差距、缩小品内差距。洪武二十年反其道而行之，减少品间差距、增加品内差距。这与高级、低级部分拉平品内和品间级差的现象一致。级差均衡，应是洪武二十年序列的基本修订原则，而配合官职特别是各级武官设置，似乎不在考虑之列。

与洪武四年序列相比，此时的正七品、从三品，不再属于某一个比例组合构成的档次。这两级官俸是按什么标准设定的呢？

先看正七品原属的正七、从六、正六品组合。洪武四年，三者比例为8∶9∶10。洪武二十年，低级部分的级差均匀递增，至从六品而止，正六品待遇陡升，三者不再拥有清晰的比例组合关系。六品品内比例为4∶5，数额差距之大超过五品、四品，违背了级差递增原则。更有甚者，六品的品内级差与七六品品间级差的比例，由洪武四年的1∶1提高到4∶1，造成了相邻级差相差4倍的悬殊局面。但是，六品的品内比例毕竟下降了，六五品、七六品的品间比例毕竟上升了。可见，洪武二十年的修订工作中，扩大品间差距、缩小品内差距具有优先权，即使违背级差均衡递增的原则，也在所不惜。

从六、正六品构成新的比例组合中，从六品因扩大品内差距而相对“委屈”，正六品则是最大的受益者：正七品的年俸比洪武四年增加了10石，从六品增加了8石，正六品则增加了20石。

再看从三品原属的从四、正四、从三品组合。洪武四年（1371），三者比例亦为8∶9∶10。洪武二十年（1387），从三品月俸26石，与从四、正四品的21、24石没有清晰的比例关系。如果从四、正四、从三保持比例关系而适当调整降低，至少应该按21∶24∶27即7∶8∶9的关系，以27石作为从三品月俸。为什么从三品的月俸仅仅为26石呢？

如果从三品27石，三品的品内比例为27∶35，略高于洪武四年的3∶4（27∶36），以比例论，品内差距缩小了。四三品的品间比例，由9∶10降为8∶9（24∶27），品间差距加大了。这样的结果，与拉大品内差距、缩小品间差距的原则相抵触。现从三品26石，三品的品内比例为26∶35，稍低于洪武四年的3∶4（27∶36），四三品的比例为12∶13，高于洪武四年的9∶10，恰好符合上述原则。由此可见，这个貌似怪异的格外偏低的26石，是根据严格的算术运算得到的唯一合理结果。

从四、正四构成新的比例组合中，从三品因扩大品内差距而格外“委屈”。三品的品内级差与四三品品间级差的比例，从洪武四年的10∶3，扩大到了洪武二十年的9∶2。从四品的年俸比洪武四年增加12石，正四品增加18石，从三品增加12石，正三品则增加了70石之多。

由此可见，洪武二十年（1387）序列无视两组跨品组合的比例关系，而对原有的品内、品间比例关系进行了统一处理。结果，正六品、正五品、从三品以上的界限依然存在，前两者因缩小品间级差而淡化，从三品以上的鸿沟则因扩大品内级差而强化，形成了明代官俸等级序列中看上去最不合理的现象。

新原则普遍淡化、纠正了原有的不平衡、不合理现象，但格外不平衡的现象，却因此加深。洪武二十年序列，以牺牲从三品为代价，成功地获得了整体上级差均衡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职官设置、职官品级等因素，没有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考虑范围。但是，这一切不合理之处，都是源于就明初的中级武官设置而进行的合理化配置。创制之时，要平衡各级武将的待遇，从三品官俸偏低，即源自红军时期正三品指挥使被视为高官的传统。洪武四年定制时，适逢正四品武官取消，从三品低俸恰与当时中级武官的设置状况相得益彰。可以说，官俸序列中的各级数额，本是为最初的武官设置状况量身打造的，而武官设置的调整，又是在已有官俸序列的格局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