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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6-19 16:37:21 0

宣府,明帝国九边重镇之一。秦代为上谷郡,汉代之后或为县或为州,金辽为宣德、宣化州,元代更名为宣宁州,不久又更名为宣德府。宣府地势险要,崇山峻岭连绵不断,自古就号称险塞。不过,虽然宣府地区地势险要,但是宣府以南却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若宣府被突破,则南方地区就基本无险可守。保住宣府地区,就是保住了中央王朝的核心中原地区,其边防压力可见一斑。

在历史上,中原政权也一直认同“保燕则保中原”的军事政策。“

汉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雁门定襄,盖当时中国据全燕之地,有险可守,不敢由燕以入。”“古者,未失燕蓟,有松亭关、古北口、居庸关为中原险要,隔绝匈奴……

”可以说,守住宣府地区,即是保障了中原的安全,而宣府一旦失守,中原政权将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之下。其灭亡之期,何需胜言?因此,这里历来是阻止北方民族进军中原的战略要冲,历朝历代也都非常重视宣府的战略作用。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对秦帝国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北方的“夷狄”。于是,秦国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秦始皇派遣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匈奴单于头曼不敌,向漠北迁徙。于是秦国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并修筑防御工事。此时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史载,秦国以阴山为塞,修筑了四十四个县城。秦代修筑的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这就是享誉中外的万里长城。

秦长城的特点在于将战国时期秦国、赵国、燕国三国修筑的长城连为一体,修建成了一个统一的防御体系。秦长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开创了筑墙设垒抵御北方民族入侵的军事策略,北方防区自此连成一片,秦帝国加强了对当地的统治力和军事威慑力。中原政权依托地形修筑长城,并且用新筑的县城防御体系增强长城防御体系的可靠性和持久性,大大提高了长城及其周边防御体系的防御能力。这种战略影响深远,收效较大,一直在左右着中原王朝的边疆筹划。两千年以后的明帝国,依然采纳了“秦国式”边疆防御体系。

秦立国二世后,各地诸侯反秦势力重新抬头,秦国为了镇压内乱,将北方长城的戍边者全部内撤,匈奴乘势崛起。同时,陷入分裂的中原政权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厮杀不休。最终,刘邦在垓下之围灭杀西楚霸王项羽,中国再次统一,是为汉王朝。此时,北方的边防情况已经相当糟糕。由于刘项二人竞争不休,无暇顾及匈奴,匈奴试探性地渡过黄河,之后袭灭东胡,驱逐月氏人,吞并楼烦、白羊等部族,收复秦代的失地,实力空前强大,并开始大举南下。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内蒙古卓资县赵国北长城障址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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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洮秦长城遗迹

面对这种形势,汉高祖二年,刘邦派遣将领分别修筑沿边要塞。这是汉帝国经略宣府地区的开始。但是这些准备对于当时的北方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因为北方少数民族中总是不缺乏枭雄领袖。

当时汉帝国面对的枭雄领袖就是冒顿单于。当年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匈奴单于头曼无力抵抗而北徙。十余年后,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杀死自己的父亲,自立为汗。冒顿单于是一位智勇双全、狠辣决断的君主。冒顿初立时,东胡非常强盛,屡屡对匈奴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匈奴各级首领皆怒不可遏,唯独冒顿单于对东胡的条件一一应允,让东胡慢慢对匈奴放下了戒心。后来,东胡开始进入双方中间的“弃地”,并且认为当时的匈奴并没有能力争夺此地。其实当时匈奴的各级首领对此也抱着模棱两可的态度。没想到,一贯对东胡的苛刻条件妥协的冒顿单于在此时勃然大怒,将提议应该予地给东胡的大臣全部斩首,然后趁东胡还并未准备,大破东胡,将其彻底征服。之后就是前面所说的,匈奴接连灭掉了月氏、楼烦、白羊,然后继续南下,秦国蒙恬所开拓的北方疆土亦全部沦陷。后来,冒顿单于又征服了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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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洮秦长城烽燧遗迹

当汉帝国开始试图恢复北方边防形势时,匈奴立刻围攻了马邑。当时驻守在马邑的守将是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王之一韩王信。韩王封地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北接巩、洛,南接宛、叶,东有淮阳,都是天下士兵的精锐所在,于是刘邦命令韩王信封地于太原以北,防御北方的胡寇,王都定在晋阳。在冒顿的围攻下,韩王无力反抗,只能数次派遣使者到冒顿营中求和。这时,汉军也收到了马邑被围的消息,派兵救援。由于韩王信的使者频繁地来往于冒顿营中,加上在此之前,韩王信就曾投降过项羽,因此刘邦怀疑韩王信存有二心,便遣使责备韩王信。韩王信由于害怕刘邦怪罪而最终开城投降,与匈奴合流,合兵攻汉,直至晋阳城下。汉高祖刘邦只得亲自发兵。可当时正值寒冬,汉军后勤情况非常恶劣,有十分之二三的军士被冻掉了手指。在这种情况下,快速解决战斗成为当时汉军的首选战略。结果刘邦对匈奴的战斗力和战场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率先锋轻骑冒进,正中匈奴的圈套,被冒顿单于的匈奴主力合围于白登山。从某些方面来看,白登之围与土木堡之变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前者可以算作后者两千年前的预演。不过久经战阵的刘邦自然不是年轻的朱祁镇可相比的,最后刘邦运用奇谋和军略成功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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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

然而,白登山之战仍对汉代初年的边防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此战之后,汉帝国的大批将领,如赵利、王黄还有燕王卢绾等相继造反,并充当匈奴先锋侵入上谷、代等地。在这种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汉帝国对匈奴的政策也由讨伐变为以和亲为主。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根治匈奴寇边的问题。在文帝时期,匈奴入犯汉朝边境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在和亲政策收效不明显的情况下,汉帝国开始重新审视北方边防的重要性。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招募人民充实塞内的险要之地,建立城邑。这是汉代大规模修建宣府地区防御工事的开始。

汉武帝时期,汉朝对匈奴的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战争为主。汉朝进入了战略反击阶段。在这个时间段里,汉匈两方名将屡出,双方互有胜负,最终,汉帝国在主动出击匈奴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主动权,重新收复了河南地区。不过,匈奴对南方仍然侵扰不断,而主要的侵扰地点为位于现在北京市密云县西南的渔阳以及位于现在山西代县的雁门。因此,为改善边防条件,汉元朔二年,汉武帝命令卫青修缮蒙恬所筑北方要塞。这是汉代对宣府地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经略,之后便主要是进一步完善该地区的防御体系。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骠骑大将军杜茂兴与上谷太守王霸在现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附近修建了飞狐道,并修筑亭堠及烽燧,也就是修建了相当于明代营堡墩台的边防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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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刘彻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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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汉长城遗迹

汉代最后一次较大规模地修筑边塞是在汉安帝时期。当时鲜卑多次入寇南犯,汉安帝采纳建议,修复朔方障塞。此后直到灭亡,汉朝再无大规模修复边塞的记载。

汉亡以后,晋朝迫于北方的军事压力,屡屡兴修北方防御工事,但是规模和秦汉相比略为逊色,主要是对秦汉长城及边塞的修缮以及再完善。如晋武帝时,监幽州诸军事的护乌桓校尉唐彬重修自温城至碣石县亘山谷长达三千多里的秦代长城及城塞,并分兵屯守,烽堠相望。

待到北魏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占据中原,但也受到了当时北方最强盛的游牧民族“蠕蠕”即柔然的挑战。“蠕蠕”是鲜卑人对柔然的蔑称,意即像虫子一样无知渺小的民族。但讽刺的是,柔然后来成了北魏的心腹大患,带给了边疆地区无尽的噩梦。

柔然部落原先隶属于北魏的前身——代国。当时,柔然部帅地粟袁死亡,柔然分作两个部分,地粟袁的长子匹候跋居东边,次子缊纥提别居西边。代国昭成皇帝死后(公元377年)不久,前秦军队再次发兵至云中,代国灭亡。缊纥提部背叛代国,改投当时匈奴支系铁弗部的首领刘卫辰。当时,前秦国力强盛,已先后灭掉了前燕、仇池氐杨氏、西南诸夷及前凉。前秦统一北方后,大有气吞猛虎,一统全国的架势。

公元383年,野心急剧膨胀的前秦举兵八十万,进攻东晋。因为错误的战略部署,前秦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前锋被兵力仅七万的东晋军队打败,苻坚仓皇北逃,前秦军事实力大大减弱。前秦国内大乱,迫于武力而归附前秦的部族纷纷反抗,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的嫡孙拓跋珪也因得到贺兰部的支持,于公元386年元月即位称代王,年号登国,同年四月改称魏王,建立北魏。登国六年(公元391年),北魏发兵讨伐柔然部,柔然部力不能敌,率部遁走,北魏军一路追赶至大碛南床山下,大破其众。匹候跋及部帅屋击各收余落遁走,道武帝派遣长孙嵩和长孙肥追击,大破之,并将两人斩首。另一边的缊纥提也是仓皇西遁,被道武帝追至跋那山,缊纥提投降,道武帝“抚慰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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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

北魏与柔然的第一次军事接触以北魏的大胜结束。但是好景不长,迁徙到北方的柔然残部首领社仑自称豆伐可汗,并建立了成建制的军队,军事力量十分强大。这个被北魏瞧不起的“蠕蠕”,甚至在太武帝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包围住了前来讨伐的皇帝亲征军队。当时的战况十分惨烈,蠕蠕骑兵的兵锋直逼皇帝所骑的马匹,士卒大惧。到始光四年,柔然更是再逼云中,直接威胁京师平城。这么看来,中原王朝遭遇北方少数民族的威逼,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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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然骑兵

为了防御柔然的南侵,北魏曾先后三次大修长城。

第一次是明元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因为柔然屡犯北魏塞,北魏修筑起了自长川之南,起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两千里的边墙,并派遣军士筑城戍边。此次工程量较为浩大。经现代学者李建丽先生考证,现存在河北地区的北魏长城总长393公里,其东端起点位于张家口市赤城县东南的四十里长蹉南段,向北经白草安梁、被高山至青虎沟村东北,转东北方向至骆驼砦,此后沿用原汉长城向南进入崇礼县,从宣化向西进入张家口市区,向北抵万全、张北;又转向西沿用原秦汉长城旧址,在怀安县桃沟村西入内蒙古兴和县。此北魏长城大部分墙段日后被明长城修缮利用,而未被利用的地方坍塌严重,大部分高不足一米,呈土垄、石堆状。

北魏献文帝时期,征南将军刁雍提出了修筑长城及边塞的“五利”:“

罢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时之备,其利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其利五也

。”献文帝采纳其建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修筑长城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第二次是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因柔然犯塞,再起长城及沿边城塞。这次修筑,一共动员了司、幽、定、冀四州的十万人,长城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千里。修建的地点主要是河北,并沿用了大段原燕北长城。

此次修建之后,在长期与柔然的战争中,北魏逐渐意识到单靠边墙是无法有效、长久地防御柔然的,必须要建成一个坚实可靠的长城防御体系,以形成一个弹性大、可持续性好、可恢复性强的防御链条。于是,在北魏正始元年(公元504年),源怀上书请筑边堡,这就是北魏的第三次大规模修建长城。

长城的修筑,成了北魏的战略重心由塞北转向中原,对北方主要采取守势的转折点。

总之,从北魏修筑长城防御体系的经验来看,长城作为单一的防线,无法长久地阻挡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和南侵。因此长城必须依托于军镇,构成统一的防御体系,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此后,隋、唐、金都修建、完善过长城防御体系,不过规模已和汉唐及北魏时期相去甚远。

时间进入到元朝,历代中原王朝所重视的北方防线建设进入了长时间的沉寂期。整个元代基本没有在北方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原有的军事堡垒也少有维护,甚至渐渐颓圮、消失。所以,元末明初,潜在威胁的消失,防御思想的改变,使北方防线上的军事堡垒基本丧失了原有功能,到了明末,一切从零开始。

从零开始的明初宣府防务

元至正十一年四月,由于气候原因,黄河决口。元顺帝下诏开凿黄河故道,征发汴梁等地百姓十五万、庐州等戍十八翼军二万,修建新河堤八百五十多里,动用石料两千船。在工作强度巨大的徭役压迫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轰轰烈烈的反元起义迅速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明太祖朱元璋乘势而起。十七年后,明军至通州攻占元朝都城元大都,元顺帝与三宫后妃、太子等逃往开平。自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国九十七年的统治,政权退居北方,史称“北元”。

虽然明帝国驱逐了元朝在大都的政权,但是避居开平的北元残余势力依然强大。心有不甘的北元政权不久就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元帝命令扩廓帖木儿发兵燕京,扩廓帖木儿出雁门,欲寇保安和居庸地区。洪武二年春正月,参将傅有德大败故元脱列伯于宣德。在北元持续、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一向强势的朱元璋在洪武二年下诏命令吏民内迁至紫荆关内。之后,朱元璋又派遣傅有德、刘真等将领审视宣府要害,划定疆域。这便是九边重镇宣府的雏形。

朱元璋为何要将宣府以北的百姓“尽徙关内”?其实此举也是朱元璋迫不得已的决定。从唐末开始,少数民族政权逐渐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到明朝初年,中国北方地区已经被北方民族统治了三百年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北方遍地“胡风”,当地百姓对新兴明帝国所高呼的“驱逐胡虏”的口号是否认同,还是值得商榷的。再者,当时明帝国北方防线军事设施空虚,无力对战事做到有效的预警和防御。一旦有警,没有坚固工事保护的百姓很容易遭到北元势力的掳掠和杀戮。同时,明帝国在建国之初,也迫切地希望发展国内生产力,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边防。从以上几点分析来看,明帝国迁徙民众,建立都司,划定疆界,最终设立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在明初,甚至在接近明中期之时,并没有“九边”这一说法。根据《明史》一书中的记载,“九边”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正德元年孙磐的奏疏中。但是根据《明实录》,孙磐的奏疏中“九边”当为“各边”,因此应该是《明史》的误记。不过从孙磐的话中我们也可发现,当时的明人已对北方军镇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规划。到正德十六年五月,也就是明嘉靖帝朱厚熜即位之初,“九边”一词才正式出现在官方的记载之中。具体来说,明帝国的“九边”,是明帝国为防御北方蒙古铁骑而修建起来的庞大军事工事,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绵延上万里,九边各镇分地防守。明开国之初只有四镇,即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后来又相继设立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为“二镇”,是为“九边”。

不过,“九边重镇自明初始”这种传统说法是对于九边定位和理解的一个惯性误区。嘉靖之后,“九边”逐渐演变为北方长城及周边防御体系的总称。所以,明代的“九边重镇”,是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经略才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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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宣府镇虽然距离京师仅四百余里,但在明初,其防御体系的发展也是非常缓慢和曲折的。

明太祖洪武二年春,傅有德攻占元朝的宣德府,即明朝的宣府镇城。当时明帝国和故元的战争依然十分激烈,但是北方地区经过数十年的沉寂以后,并没有可以作为依托抵抗元军的防御工事,所以,洪武三年,淮安侯华云龙上疏请修北方防御工事。华云龙认为,北方沿边诸关口,东自永平、蓟州、密县,西至五灰岭二千二百余里的边界,可通人马的隘道有一百二十多处,其中官坐岭、王平、紫荆口、芦花寨四地尤为要害,必须凭靠天险,设兵驻守。

华云龙的这份奏疏被认为是明代经略北方要塞的开始。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便可发现,华云龙所提到的需要设险的要塞,均在偏内地的位置:五灰岭(即今五回岭)、官坐岭、紫荆口,均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易县附近;王平,即今北京市门头沟区的王平村,亦离当时刚刚攻克不久的宣德府有相当长的距离。而早在洪武元年八月,朱元璋为了守御北平,就已派遣大将军徐达设置燕山六卫。后来,明于洪武二年八月置燕山前后二卫;洪武三年正月,设通州指挥使司,置蔚州卫指挥使司;三年正月丁巳,置大同左右二卫;三年三月,又于燕山诸卫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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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琼事迹图》中所绘明代官衙情景

那么,为什么当时明帝国在大同、燕山各地皆设卫镇守,而唯独宣德府没有任何设卫的记载呢?

应该说,这样的部署,和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

如前面所说,洪武元年闰七月,大将军徐达克通州。八月,徐达自通州出兵,进取元朝京师大都。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开健德门逃遁。明军填壕登城,自齐化门而入,攻陷元大都,夺获两枚玉印和一枚成宗王玺,并封锁其府库及图籍、宝物等。徐达又封故宫殿门,命令指挥张焕以千人防守,并巡逻古北口。九月,大将军徐达再次派遣副将军常遇春及傅有德发兵北平,取未下州郡,尽克全燕地区。在这前后,燕京新定,立足未稳,元的残余势力随时都有可能反扑。朱元璋在燕京地区设置燕京六卫,是当时形势的必然结果。历史证明朱元璋的考虑是正确的。而明帝国虽然设置了燕京六卫,但要防御偌大的故元京师及京畿地区,兵力却是远远不够的。

前面已说过,故元残余势力在洪武元年经常入侵犯边。洪武二年二月,故元丞相也速又率大军入侵通州,通州守军在当时不满千人,虽然最后平掌曹良臣用奇计击退了元兵,但是明帝国经过此役也意识到了燕地军事力量的薄弱。二年六月,常遇春攻克开平,元主再次北遁。经过此役,蓟北平定下来。之后,明帝国终于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加强自己在故元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明帝国才在常遇春攻克开平的同月,增加了燕山前后二卫,更在洪武三年的正月,在通州设立了通州指挥使司,用以加强通州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

大同的卫所设置和通州相仿。当时,明军在山西和陕西战场上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而洪武二年八月,元主北逃至盖里泊,命令脱列伯、孔兴以重兵进攻大同,被明将李文忠打败。接连大败的故元政权终于明白自己已经无力对抗新兴的大明政权,打消了恢复基业的意图。洪武三年正月,明军在大同设置大同左右卫。

可以看出,明军在大同、通州等地区设置军事单位的原因是相同的。即该地曾遭到过大规模的入侵,但暂时不会有相同规模的入侵,同时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作为战略缓冲。

而明军攻克宣德府(即后来的宣府)一事,《明太祖实录》中竟没有记载,仅《殊域周咨录》中将此事一笔带过,对戍守的描述也只有“国初惟遣将卒番守”这一句话。这些均指向一个事实——在明初,宣府根本就不是一个“要地”,其战略意义甚至低到攻克以后实录不载的程度。其中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宣府并未处于元明军事冲突的中心。按照当时的情况,明军和元军的主要争夺地区在陕西、山西与燕京一带。当时陕西全境仍掌握在元军手中,辽东地区也仍然是元军的天下。那么,明军当时的军事重心便是陕西地区和燕京地区。而且事实也证明宣府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没有设置卫所的必要,城内守军可以基本满足军事需要。这在洪武初期并无元军大规模攻掠宣府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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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琼事迹图》中所绘明代官兵形象

第二,宣府并非当时北方要塞防御重点区。按照洪武三年淮安侯的奏疏来看,洪武初期北方最初的防御线是大同—紫荆—居庸—燕山。而紫荆口距离当时的宣府尚有上百里的距离。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宣府地区当时无险可守。这一点也可以从朱元璋内徙居民的政策中得到印证:“

以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故也

。”也就是说,当时宣府以北的地区是没有烽堠的。明初的宣府地区,基本是无城池、无烽燧、无守军的“不设防状态”。

从以上两点来看,在明初虽无敌人大规模侵入但是零散侵犯频繁出现的情况下,一个毫无屏障、并不在防线规划范围内、元明双方都不重视的城池,实在没有资格被后世誉为“皇明锁钥”。

不过,就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明代以前,宣府一直是北方重镇。所以虽然明太祖朱元璋在“斥堠未立,保聚为难故”的情况下不得不内徙居民,收缩防线,将北方防御线划至靠近内地的紫荆口地区,但是明朝并没有放弃北方地区。在内徙宣府居民以后,明朝便开始腾出手来完善北方防御体系。

洪武二年以后,故元在西北、东部战场相继失利。先是元兵攻大同、通州未果,洪武三年故元将领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围明帝国兰州府之战更成了故元势力对明帝国边境城池最后一次有威胁性的进攻。当时兰州指挥张温固守城池以待援兵,王保保进攻不利,又害怕明军的援军到来,最终败退而去。

此战后不久,明朝再次发兵,意图消灭故元残部。李文忠自开平进兵,攻陷应昌,俘虏了元主之孙买的里八剌和故元官属。洪武四年二月,淮安侯华云龙大破驴儿,攻取开平诸寨,故元残部辽阳行省大震。同月,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遣使奉上辽东州郡地图和军马钱粮,正式归降明朝,此时西路明军亦一路高歌猛进,克取陕西,至此中国全境大局已定。故元兵曾在洪武六年四月寇武朔,但随即被明军陈德、郭子兴击败,不久徐达再次大破故元将王保保于怀柔,故元兵远遁漠北,再无能力对明帝国边境进行大规模入犯。故元军事力量强大的势力要么被明军消灭,要么望风归附明朝,随着洪武二十年故元将领纳哈出的投降以及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指挥的捕鱼儿海大捷,故元势力彻底瓦解,再无能力组织大规模兵团作战。频繁迁徙的故元政权,其首领也是频繁地变换,自脱古思帖木儿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五个最高首领,而且都不曾善终,以至于蒙古诸部都不知道“帝号”为何。不久之后,鬼力赤篡立,自称可汗,去大元国号,自称鞑靼部,随风飘摇的北元政权灭亡,蒙古的鞑靼时代来临。

洪武四年以后,明朝和故元之间的冲突变少。除蓝玉远征土剌河击败王保保的战役外,明军对北方战事趋于保守,故元也没有实力进行反击。同样,在洪武三年至洪武二十一年这个时间段中,鲜有宣府地区被侵扰的记载,可见宣府地区的边防形势是趋于好转和稳定的。

作为现代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上帝视角”去看待历史问题的。但如果我们站在古人的角度上,从当时明初的大环境来看,就会明白:在已经初步划定北方防御地段(紫荆口一线)的情况下,在长期没有敌人侵扰的宣府地区部署重兵、修筑雄城是一种不现实的做法,毕竟它并不在元明冲突的焦点上。

由于并非是战争的焦点地区,宣府镇的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在该地实行的屯田制度成为其日后兴起的基础。当时的情况是:虽然暂时故元兵已无法对明朝边境城池造成较大威胁,但是明朝边境力量不足、军事单位设置不完善始终是一个问题。洪武中期,很多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将领故去,朱元璋必须要考虑明朝未来的军事走向和军事部署。针对这个情况,在洪武十八年,大学士宋纳上守边策,认为如今最急迫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保证庞大军队的吃饭问题,他建议朱元璋仿照前代,创立屯田制度。各个驻扎的军队以所驻范围东西五百里为界开展屯田,让军队自给自足的同时又能安心操练,遇敌则战,寇去则耕。史载,朱元璋马上采纳了宋纳的建议,并很快开始实施。可以说,宋纳针对当时元明的形势,尖锐、精辟地分析出了当时的态势和明军今后的路线。虽然当时边境基本保持稳定的状态,但是明朝也无法保证今后的战守形势。既然明帝国无法保证未来明军的战斗力能媲美明初的虎狼之师,更无力全歼故元残部,那么明军要做的只能是积极备战,时刻准备反击,以及做好自卫工作。可是明初全国军队数量达到了二百万左右,如果军饷全部出自民间,无疑会造成巨大的负担。所以屯田制度应运而生。屯田制被明帝国定为国策,在全国迅速实施开来。

鞑靼崛起与宣府防御的力不从心

宋纳的建言可以说非常有预见性。洪武二十五年春,安庆侯仇政、西凉侯濮玙前往宣府整理武备,而其巡查的结果是,因为敌人在明初元明激烈交战后势力大大减弱,沿边诸州整体处于较为和平的状态,所以武备渐弛。深感担忧的朱元璋分遣重臣治理边务,力图扭转军力下降的局面。

之后明朝派遣仇政整理振武和朔州;派遣濮玙整理岢岚和蔚州;派都督刘真、指挥使李彬整理宣府,修筑障塞,历经宣德、舆和、云州、大舆、保安、龙庆、怀来等处,度量城隍,增设险隘。

拥有侯爵封号的仇政管理的振武和朔州位于大同附近;同样拥有侯爵封号的濮玙管理的岢岚位于晋西北地区,蔚州更是位于靠近紫荆口的腹地。可见当时明军的主要设防地区还是山西西北部。同时,洪武三年设置的紫荆口防线有了较大发展,向前拓至蔚州地区,说明明朝北边的军事形势有了较大的改善。另外,从宣德与舆和、云州、大舆、保安、龙庆、怀来等处并列布置可以看出,尽管以上诸地后来被划入宣府镇管辖范围,但当时的宣德府并没有成为九边地区宣府镇的中心区域。当时的宣德府和其他城镇并无太大区别。不过明朝已经开始注意到宣府的重要性,也为后来的经略奠定了一定基础。

总体上,宣德府地区的军事设施发展依然比较缓慢。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明太祖为了加强大同地区的防御,先后设立了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卫、阳和卫、天城卫、怀安卫、万全左右卫、宣府左右卫于大同之东。我们可以看出,明朝把大同当成北方防线的重镇,所有的卫所设置都离不开大同府的周围。也就是说,当时的宣府卫所,只是大同防御体系的一个衍生品,并不是单独的镇城设置。宣府作为一个附属品,建立了最初的防御力量,标志着其成为未来北方重要防御链一环的开始。

其实洪武二十六年前后也是决定明帝国后来边防走向的时期。在此之前,明帝国对内方针是发展经济和农业,完善政府设施,镇压国内反对势力,巩固明朝的内部权力,为明朝的发展打下基础;对外则是刚柔并施,厚待元宗室以及“归化”的蒙古人,毫不留情地打击不断骚扰明帝国边境的蒙古游骑。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意识到明朝根本没有办法完全消灭蒙古,自己开始力不从心,明初的骁将也大多都已不在人世。在这种双方僵持的情况下,经过之前对边境初步的修筑、规划和卫所的基本部署,朱元璋终于定下了以修建边防要塞、维持边境稳定为主的保守战略。

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宣府是以大同镇的衍生品身份诞生的,但是有了洪武二十五年的经略,宣府已经初步奠定了其仅次于大同的战略地位。当时的军事布局依然以大同为中心,但是明军在规划大同以东防线的时候俨然已准备将宣府作为东面的中心来经略了。这从当时宣府的军事部署就可以看出:洪武二十六年,明朝设置宣府前左右卫于宣德府,万全左右卫于宣德县,怀安卫于怀安县。

朱元璋内徙宣德府居民以后,宣德府地区“遂为旷墟”。这种情况到洪武二十六年依然较为严峻,以至于设置卫所时民户不足,需要迁徙山西的居民来充实这一地区。说宣府地区是“移民来的重镇”也不无道理。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洪武二十五年的经营下,宣德府的军事力量已经得到初步加强。朱元璋注意到这块地区防御能力的不足,不惜以迁徙居民来达到设置卫所的目的。宣德府的“副中心”地位初步确立起来。

不过,既然宣府“遂为旷墟”,那洪武二十七年明太祖发北平军士筑宣府城是怎么重筑的呢?

答案是用土。根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宣府城土筑于洪武二十七年。换句话说,在洪武二十七年以前,宣府城甚至连像样的土筑城墙都没有——它所能发挥的防御作用可想而知。

总之,经过了前期有计划的准备,宣府地区的军事设施和人员安排已基本完备。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末,为了保证边境的稳定,明太祖正式册封其第十九子谷王朱橞于宣德府,筑王府。当时宣德府尚为土城,且过于狭小,甚至连谷王府都无法容纳,可见宣府虽然已经设卫驻守,但是城防能力和城市空间还是非常不足。针对这种情况,谷王朱橞上疏奏请拓城。于是,宣德府本城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修筑。修筑完成后,宣府规模颇为可观,镇城周长超过二十四里(明代一里约为536米,宣府镇城墙周长超过12864米),南边外围又修筑有周长四里的南关,城墙高度达到二丈四尺(约7米余)。宣府城开设七门,并建城楼、角楼各四座。从此宣府镇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虽然宣德府是一个较为“年轻”的镇城,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明帝国开始逐渐重视宣府镇城在战时发挥的作用。宣府通过藩王戍守,脱离了大同防御体系,作为一个单独的防御体系确立下来。同时,明朝的最北防线再次由蔚州前推至百里外的宣府。然而,此时的宣德府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军事城镇,并不管辖周边地区的防御,发挥的作用依然非常有限。

真正开始改变宣府地位的是明成祖朱棣的崛起。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奉命率兵守卫京师的谷王打开金川门,开门向举兵“靖难”的燕王投降。南京陷落后,建文帝不知所踪,燕王朱棣即位。朱棣念及谷王开门有功,册封谷王朱橞驻长沙,结果朱橞野心逐渐膨胀,私造兵船弓弩,最终在明成祖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被废为庶人。

谷王朱橞改封长沙,最终被废,让宣府城又重新成为一个普通的镇城。后来随着明成祖迁都北京,宣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渐突出。宣府镇到京师北京距离不到四百里,名臣于谦也认为永宁、怀来、宣府等地直抵大同,都是护卫京师的重要藩篱,在这几个地方增兵积粮,选将固守,则京师可安。因此永乐年间是明朝对军事单位体系的一个完善期,虽然其兵额没有太大调整,但城防方面却有较大改善。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宣府城门(现代复原)

也是在永乐年间,蒙古鞑靼部势力开始抬头。之前建文四年,鬼力赤取消北元国号,恢复了鞑靼旧名。不过鬼力赤因为并非元朝宗室,在永乐三年遭到了部下的叛杀。阿鲁台自为太师,率领鞑靼部,迎立故元宗室本雅失里。瓦剌部不服鞑靼部,双方相互征伐,数度往来于塞下。永乐皇帝即位以后虽然数次遣使修好,但是效果不甚明显。永乐七年,明成祖派遣给事中郭骥前往鞑靼部“通好”,然而郭骥却被自大的本雅失里杀死,明成祖大怒。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明成祖朱棣

在鞑靼部势力重新抬头、数次来往塞下,明成祖萌发北伐想法,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朱棣为了填补北方防御线的空白,开始着手准备进一步改善宣大一线的边防体系。在郭骥被杀的同年,明成祖以章安为镇守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此为宣府称镇的标志;同年,明帝国以江阴侯吴高为镇守大同总兵,佩征西前将军印,此为大同称镇的标志。十几年前还只是大同防御体系衍生品的宣府,在不长的时间里,居然先于大同设镇城,驻守总兵官,说明永乐朝廷对宣府的战略地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也和当时鞑靼的迁徙是分不开的。永乐七年,丘福北伐,率先锋冒进,结果被鞑靼合围消灭。其覆灭的地点就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说明在永乐初年,鞑靼的势力已经渐渐东移。而宣府一带的防御力量,虽然在增强建设,但面对鞑靼的威胁已经力不从心了。

鞑靼的东移侵犯和当时兀良哈三卫的支持不无关系。兀良哈三卫原为故元宗室,辽王阿里失礼率部众于洪武二十二年归顺明朝,于是明太祖于大宁北境设立三卫以为安抚。兀良哈三卫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险要,可以说它是戍卫明朝北方边境的前哨。朱元璋原以为辽王阿里失礼会和其他投降的故元势力一样融入明帝国,最后世代为明帝国戍守藩篱。但他的想法却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了明帝国近三百年的边患纷扰。

兀良哈三卫刚开始是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领地。朱棣靖难起兵时曾裹挟宁王及兀良哈三卫南下夺取政权。靖难成功以后,宁王改封南昌。和曾经的宣府一样,明成祖以既无王府,又无守将为由,内徙大宁卫,三卫遂废。但是,兀良哈对明帝国的反叛绝对不是在明成祖废大宁卫之后,而是在洪武年间或建文年间便已发生。永乐元年明成祖在给兀良哈的一份敕谕中提到,明太祖时期设立的兀良哈三卫,长期臣属明帝国之后,纷纷叛逃,在明成祖靖难成功之后才再次遣人来朝入贡。但是到了永乐朝,形势并没有好转,兀良哈更是协助鞑靼部抢掠明军戍边的军士,窥伺明朝的边境。永乐二十年,兀良哈彻底背弃明朝,协助鞑靼部侵犯明朝,最终导致明成祖亲征。也就是说,洪武年间的短暂缓和期过后,鞑靼、瓦剌、兀良哈势力时而敌对,时而结合,但最终都向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侵犯明帝国。瓦剌部南下,鞑靼部东移,兀良哈部摇摆不定,都预示着辽东以及宣府地区军事压力的增大。

明成祖驾崩以后,原先明面上对明朝俯首称臣,暗地里却勾结瓦剌及鞑靼的兀良哈三卫终于在宣德年间开始大规模入侵明朝。宣德三年,喜峰口守将遣人驰奏:兀良哈部率领万众侵边,已入大宁,经过会州即将到达宽河。此时正值明宣宗朱瞻基至蓟州遵化县巡边阅武,边报突至,朱瞻基决计亲征。明军趁着夜色开出喜峰口,驰进四十里,清晨到达宽河(今宽城县),和兀良哈部遭遇。明宣宗命骑兵从两翼夹击,并亲自担当前锋,弯弓射杀三人,同时明军两翼飞矢如雨,继而骑兵神机铳叠发,兀良哈部彻底溃散。明宣宗亲率数百骑兵追击,兀良哈部看见天子黄龙旗,最终放弃了抵抗,纷纷投降。消灭兀良哈主力以后,明军又分兵搜寻兀良哈大本营。此次战役以明朝的胜利告终。但是明帝国也不得不开始面对一些情况——蒙古部已经强盛起来。之前在洪武时期,明帝国还能采取较为主动的出塞军事策略,频频打击鞑靼部,致使兀良哈部投降明朝,而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后,兀良哈就完成了从称臣到勾结鞑靼瓦剌、最终侵犯明朝边境的转变。翻阅《明宣宗实录》可以发现,整个宣德年间,蒙古部入侵的主要地点在辽东地区和大同镇、开平卫(今河北省赤城县)。同时,在宣德时期,蒙古瓦剌部崛起,灭杀了鞑靼部阿鲁台,欲向明帝国献出俘获的玉玺,此举说明了瓦剌部的再一次崛起和南下的预兆。明朝虽然在宣德年间取得了边境战争的大捷,但是边境的形势开始恶化,蒙古部权力分配逐渐明晰,这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对明朝造成过大的影响,但是足够让明统治者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在这种变幻莫测的北方形势下,明帝国加快了对宣府镇城的建设。其中,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设立的万全都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万全都司是宣德五年六月在故元顺宁府的基础上设立的,是明朝北方防线设立时间较晚的一个都司。当时,蒙古部的入侵方向主要有三:一为集宁、大同方向;二为张宣、独石方向;三为燕山、蓟边方向。宣府是前两个方向的要冲,再加上“其地山川纠纷,号称险塞”,因此在边防的需要下,万全都司应运而生。

经过洪、永时期对宣府地区的初步建设,宣德五年六月的宣府虽然称镇,但是在军事制度上和各周边镇的联系并不大。明宣宗敏锐地发现,宣府镇及周边的军士“散处边境”,互不制约,一旦有警,很难做到统一的调配和征战。于是,他下令在宣府地区设立都司,首任都指挥使为马升,同知为毛翔,武兴任指挥使,朱谦任都指挥佥事,负责统一管理宣府镇城及周边十六个卫所的军事要务。同年九月,明朝确定都司治所设立在宣府前卫。宣府的防御范围正式确定,其所辖包括怀安至居庸关间的众多卫所。在当时的环境下,明帝国整合现有军事资源,设立都司和镇守官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外,因为万全都司设立时间较晚,其建制较其他都司更加稳定。

宣德六年都司管辖卫所及其沿革情况

卫所治地 治地今所在地 卫所沿革
宣府左卫 河北省宣化县 洪武二十六年置,洪武三十一年迁保定屯守,永乐初改调定州屯守。宣德二年十月回宣府,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万全都司。
宣府右卫 同上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洪武三十一年迁于保定屯守,永乐初改调定州屯守,宣德二年十月回宣府。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万全都司。
宣府前卫 同上 洪武二十六年置,属山西行都司。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万全都司。
万全左卫 河北省怀安县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洪武三十五年徙治山西蔚州。永乐元年二月徙通州,后寻还故治。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万全都司。
万全右卫 河北省万全县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置,洪武三十五年徙治山西蔚州。永乐元年二月徙通州,复徙得胜堡。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万全都司。
怀安卫 河北省怀安县 洪武二十六年置,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万全都司。
广昌守御千户所 河北省涞源县 洪武十二年九月置,初隶属山西行都司,宣德六年改隶万全都司。
蔚州卫 河北省蔚县 洪武七年置,初隶山西行都司,宣德五年属万全都司。
开平卫 河北省赤城县 洪武二年置,初治开平旧城(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电河北岸),隶北平都司。永乐元年二月徙卫治京师,直隶后军都督府,四年二月还旧治。宣德五年徙开平卫于独石。隶万全都司。
怀来卫 河北省怀来县 洪武三十年正月置,初置时为怀来守御千户所,永乐十五年改怀来左卫,十六年改怀来卫。初隶北平都司,后改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隶万全都司。
延庆左卫 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 永乐元年建,初直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六月改隶万全都司。
延庆右卫 河北省怀来县东南 同上
永宁卫 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 置卫时间不详。初属北平都司,北平都司废后改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改隶万全都司。
保安卫 河北省怀来县西北新保安 永乐十二年置卫,初治今河北省涿鹿县,景泰二年移卫。初隶后军都督府,宣德五年改隶万全都司。
保安右卫 河北省阳原东北东城 永乐十五年置卫,曾两次徙卫,永乐二十年于怀安卫城内东北固定下来。保安右卫直隶后军都督府,于宣德五年改隶万全都司。
兴和守御千户所 河北省宣化县 洪武三十年置,初治故元兴和路即今河北省张北县,初隶北平都司。永乐元年二月直隶后军都督府,永乐二十年徙治宣府城,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万全都司。
美峪守御千户所 河北省怀来县西北新保安以西 永乐十三年置,曾两次徙所。宣德五年六月改属万全都司。
龙门卫 河北省赤城县西南龙关 宣德六年置,隶属万全都司。
龙门守御千户所 赤城东 同上

明朝洪武到宣德年间城堡建设一览

年号 城堡名称
洪武 怀来卫城、蔚州卫城、怀安卫城、麻峪口堡、东八里堡、西八里堡、沙城堡
建文
永乐 宁远站堡、长安岭所城、保安州城、鸡鸣驿
洪熙
宣德 赵川堡、龙门关堡、张家口堡、独石口城、葛峪堡、常峪口堡、青边口堡、大白阳堡、小白阳堡、云州所城、赤城堡、永宁卫城、龙门卫城、龙门所城、雕鹗堡、马营堡、君子堡、洗马林堡、新开口堡、新河口堡
正统 柴沟堡、西阳河堡

宣德年间,明帝国大修边防城堡,所修城堡甚至比洪武、永乐两朝所修城堡的总和都多,这也能从侧面体现出明帝国边防战略的改变。当时蒙古部的重心偏向东部,再加上明成祖朱棣病逝,永乐年间对大宁卫的暂时性弃守到洪熙、宣德年间变成了彻底弃守。明朝边防线的收缩加上明军战力的下降,让明军不得不退居守势。在这个时候,凭坚城以待敌寇,是明军最佳的选择。

宣府防御上的致命漏洞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间,四次巡视边境,并大规模修筑关隘城堡,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明宣宗的举措效果显著。北方蒙古诸部在这个时期都没有轻易地劫掠明朝边境。明宣宗最后一次巡边时,已有“时宣府为朝廷北门……为各边之最”的美誉,说明宣府的军事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其地位也大为提升。要注意的是,城池的修缮、军事体系的确立、军事单位的设置,只是初步完成了战略布局,大的战略框架初具雏形。但是要知道,基本从零开始的明帝国,在宣府防御的细节方面依然处于摸索和建设阶段,让宣府防御体系的大框架正常运作的重要“零件”依然缺乏。在土木堡之变以前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宣府镇的内部军事设施依然无法填补其防御空洞。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明宣宗朱瞻基

正统五年,明英宗朱祁镇同意都御使罗亨信的提议,对宣府镇城进行了包砖处理。虽然当时战事已经有些紧迫,但是宣府镇城的城防却让人大为咋舌。城墙变得城土不坚,以至于一旦遇到下雨,就会下滑倾颓。守边的将士疲于修筑,十分不利于战时的防御。作为万全都司的所在地,历经永乐、宣德两朝大规模改制和建设的宣府镇城城防,居然一下雨就倾堕不可守!于是明英宗下令对城墙进行包砖和加厚、加固,并添加军事设施,工期为正统五年四月至九月。

修缮改建后的宣府城不可谓不宏伟:城墙厚度达到14米左右,拓址甃石三层,用砖砌至垛口;城墙高8米余,碟垛高2米余,镇城的四门外各环瓮城,瓮城外又筑墙作门,设吊桥,掘壕堑;又在城东筑重台,建高楼七间,高近15米;镇城周长12.3公里,且平均厚度超过了高度,稳固程度可想而知。主体城身为素土夯筑,夯层厚度在0.22米左右;内侧城体的外面加筑了宽1米左右的三合土表层;城体外侧为灰砖包砌,底部砌基石三层,高1米,基石以上砌砖直至垛口,包砖厚度在1—1.5米之间,砌法为“一顺一丁”。

明朝建国七十余年,后来号称“九边重镇”的宣府镇城才进行包砖,宣府镇的其他城堡可想而知。可见宣府地区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事实上,宣府镇的其他军堡,甚至整个北方边界的所有堡垒,建设和包砖基本都在土木堡之后,是在景泰时期到明朝灭亡的二百多年间逐渐完善的。当时宣府镇的建设正处于摸索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城防和军镇空间分布是“畸形”的,不完善的。

当时除宣府镇是超大型城池外,其他边堡都是小型城堡。根据统计,万历年间,宣府全镇各城堡,周长二里左右的最多,有23座;四里以上的有15座;最小的黑石岭堡周长不足一里。城堡大小不一,集中体现了宣府镇城防和军事分布等的不足。

明初宣府镇乃至整个北方边镇军堡和其他军事设施的建设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明军在宣府地区对故元及鞑靼、瓦剌、兀良哈部的战争过于顺利。总体上,在宣府镇地区,从明太祖时期到正统时期,明军对蒙古部的军事行动都偏向于主动,并都取得了胜利。蒙古部虽然不时南犯,但基本都是以抢掠为目的的小规模骚扰,并没有对明帝国造成太大威胁。明朝统治者并不是预言者,自然想不到蒙古部会大规模入犯。以至于明朝中央政府只注重各个城堡的建设,却忽略了大小城堡和各个小城堡间的军事协作。

总之,大城堡太大,小城堡太小,中间也没有墩台、关隘和边墙等军事纽扣连接,是当时宣府镇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提到墩台和关隘,首先要说明一下宣府和大同两镇的地形。大同镇地形以平原居多,如果要经略北方边境,自然要修建大量墩台,用于防守和传递情报。宣府镇则相反,山川险境居多,平原较少,所以主要在山川险境地段修建关隘,或堵塞山路来达到阻击蒙古铁骑的目的。宣府镇的管辖范围达到一千三百余里,而根据《全边略记》的记载,在土木堡之战之前不久,宣府只有“边堡凡三十九处”。另外,明初的宣府、大同两镇总计墩台不过360多座,可通人马的关隘有44处。一直到正统年间,墩台数量依然没有较大程度的变化,宣府和大同的边防线加起来有二三千里。也就是说,当时宣府和大同这两个边防形势最严峻的重镇,每隔数十里甚至上百里才有一个墩台!《明实录》也记载,永乐年间明政府虽然在大同和北平附近修筑了墩台,但是数量并不多,墩台之间的距离也较远。比如为了防御蒙古人,在永乐八年元月,明成祖下令自北京至居庸关沿途修建烟墩,关内关外每三十里修建一个。其实每三十里设一个墩距离依然太远,因为根据明成化年间余子俊的建议,沿边墩台需要每一二里便设置一个。三年后的永乐十一年十月,山西边境上的墩台才全部修成。相比之下,宣府大规模修筑墩台的记载则不多,明政府在宣府的烟墩修筑工程大部分集中于靠近边境、地势险要的城堡。如永乐十二年在深井、李家庄、大箭口三处设立烟墩。宣镇烟墩最密集的地方当属独石口。正统十二年,“独石永宁等处墩台每因岁终积雪春暖融入土故,易坏。间有隔越甚远者,哨瞭不相及。请增置墩台。自龙门乱泉寺起,至龙门卫迤西,共一百四十六座,分军列守从之”。这是土木堡之战前,明朝在宣镇修筑墩台规模最大的一次。但这次修筑依然只针对一个要冲,纵深地区仍缺少墩台。

另外,宣府镇关隘的质量也并不乐观。根据杨洪的奏疏,明初宣府镇关隘共一十四处,其中,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新开堡、野狐岭关最为要害。这里的一十四并非总数,而是全部关隘中最险要、最具军事意义的十四处。这十四处关隘的修筑,决定着明帝国北方边防的安全。关于这十四个地方的武备情况,史籍上并无详细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拿明帝国从洪武二年便开始经营的紫荆关和其他一些普通关隘做参考。土木堡之战之前,“大同宣府各边隘口甚多,虽设置栅榨,挑掘壕堑,但恐贼人窥伺越过”,可见当时的北方关隘仅仅用木栅栏来进行守备防御。守备人数“多则百人,少三五十人”。几十个人守备,用木栅栏作为防御工事,这便是明初的关隘防御状况。虽然正统初年明朝曾增加守卫关隘人数,但并无多大改善。我们再来看一下紫荆关。当时紫荆关“城低壕浅,东西受敌,难以备御”。可以看出,从洪武年间就开始重点经营的紫荆关口,直到明朝建国七十多年后,居然仍是“城低壕浅”、难以守备的状态!而且根据“东西受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紫荆关东西两边一定还有没有堵死或设置守备的山路,蒙古人可以轻易袭击紫荆关。紫荆关尚且如此,那十四处关隘能有多大防御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明代嘉峪关方形墩台遗迹(有部分修复)

前面说了这么多,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明朝最出名的防御性建筑难道不是万里长城吗?有了万里长城还需要墩台和关隘吗?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紫荆关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长城”这个概念。《长城百科全书》中给长城下了如下定义:“

长城(古时又称塞垣),由延绵伸展的一道或多道城墙,一重或多重关堡,以及各种战斗设施、生活设施、报警烽堠、道路网络等组成。是一条以城墙为基线,以关隘为支撑点,纵深梯次相贯,点线结合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

。”

可以看出,长城的定义和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并不一样。大多数人所说的“长城”,其实就是明代为防止北方蒙古部南下而修筑的边墙。《明实录》中,从洪武元年至正统末年,有记载的边墙修筑竟然只有一次。那是在永乐十年八月七日,明成祖敕边将于长安岭、野狐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等险要地区修筑石垣和壕堑,以抵御蒙古人的入侵。很明显,当时明朝对于边墙的修筑并不热心。七十年的时间里,只有明成祖时期小规模地修建过一次边墙。修筑的边墙长度为“万全右卫镇口墩起至平夷墩止垣二十五里,膳房堡野狐岭二墩起至野狐西一墩止一十八里,新河口水沟墩起至平虏西墩止垣二十六里,洗马林镇安墩起至平虏西墩止四十五里”。

要注意,这是嘉靖中期明朝大规模修筑北方边镇塞垣后的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土木堡之战前,明朝在宣府镇修筑的边墙长度只有一百余里。要知道宣府地区的边墙修筑完成以后,总长度达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五余里,折算为今天的单位大概有940公里。也就是说,土木堡之战前,明朝的边墙长度仅为嘉靖时期的十八分之一,而且这些边墙还是断断续续的塞垣。

连当时的人都感觉这样的边墙有还不如没有。正统元年,总兵官谭广甚至上疏请求改筑边墙为筑墩。给事中朱纯还请求修筑塞垣,然而谭广并不同意,他认为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的五百五十余里,地形十分险要,工作甚难,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财力,不如增加墩台以备战守。最终的结果是,明朝仅增加了赤城等地的烟墩二十二座。

综合起来可以看出,在土木堡之战前,明朝根本没有连成一体、长度可观的边墙。同时,由于疏于修建,当时构成长城军事体系的墩台、关隘和边墙无法有效互补。宣府镇就在这种基本无有效墩台、基本无坚固关隘、基本无一体边墙的“三无”状态下迎来了土木堡之战的巨变。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明代烽火台遗迹

当然,公平地讲,明朝政府后来确实认识到了蒙古势力崛起、明军战力水平降低等一系列问题,开始重新考虑边境的建设,并对军事体系进行了改善。以当时宣府的防御体系对抗“小规模的游骑抢劫”是毫无问题的。毕竟从明初到正统年间的七十多年里,宣府镇虽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是相对西边的大同和东边的辽东来说,军事压力最小,也从没有遭到过蒙古部大规模的入侵和毁灭性的威胁。以宣府当时的军事单位和武备,完全能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满足军事需要。而为了还没出现的军事威胁,长期花费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并不需要的关隘、墩台、边墙,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总体来说,宣府的军事体制和防御建筑是符合当时的边境形势的。比如前面所说的正统初年独石口一百余墩台,就是基于兀良哈部对独石口的长期袭扰而有针对性地修筑的。宣府镇的其他地区当时受到的威胁并不严重,所以就只是象征性地(也可以说是例行公事地)修建了少量墩台。

可以说,明帝国对这些军事体系的建设,建立于蒙古部族对宣府的袭扰仅仅只是“游骑”的基础之上。以当时蒙古部袭扰的“常例”来看,明朝的任何一个关隘、墩台、城堡,都完全有能力对付。但是这种治安性的防御布置根本无法抵御大规模的骑兵入侵。这种防御布置仅仅依赖于一个或两个大坚城,而忽视了坚城和小城堡的互动与军事联系。如果缺少墩台、关隘和边墙这些纽带,一旦有警,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小城堡就只能各自为战。大城太大,小城又太小,之间几乎没有有效可靠的纽带作为输入点。如果说在“游骑常规性的袭扰”中尚能自卫的话,一旦遇到大规模入犯,缺乏军事互动的大小城堡就无法做到强有力的抵抗,最终难逃被击破的命运。综上所述,宣府虽然号称统一的边镇,但是大小城堡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完善的军镇体系。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明代墩台,可见其外围修筑有防止骑兵靠近的“羊马墙”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 近年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明代第三大墩台遗址,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原属明代宣府镇

也先敏锐地发现了宣府防御布局上对形势预见性不足,基础设施、军堡空间分布不科学等致命弱点。因此他在大同附近野战击败当地明军之后,将宣府选为双方主力决战的战场。

明军在大同惨败后,宣府地区因为缺乏墩台、关隘和边墙,根本无法阻止瓦剌执行侦察和袭扰任务的小队骑兵的行动。大小城堡里的明军因为之前野战失利,防区主力被歼灭,自保都已经很难,更不用说派出侦察力量去搜寻瓦剌军主力了。因此瓦剌骑兵虽然已经深入明帝国防线,处在外线作战的态势,却来去自如,如同在内线作战一样自由便捷。这也是为什么朱祁镇的亲征大军一直掌握不了瓦剌主力动向的原因所在。

与土木堡之变相关的军镇信息表

大明边防——历经千年的宣府防线

*注:明代一里为今536米,一步为五尺,约1.5米。

景泰以前宣府镇对蒙古部的较大规模战争

明蒙冲突时间 结果
洪武二年春 参政傅有德率步骑屯朔州,遂巡太和岭以北至宣德府,值元将脱列伯南下,进击,遂败之
洪武三年春 左副将军李文忠败元兵于骆驼山
洪武四年秋 北虏寇云州,参政华云龙击破之
洪武七年春 曹国公李文忠击虏酋于阳门,败之
洪武十四年夏 北虏寇开平,指挥使丁忠击败之
洪武二十三年春 颖国公傅有德出塞(至迤都山,独石北境外)击北虏,败之
永乐八年夏 车驾北征,大败虏于斡滩河(元太祖始兴之地)
永乐十二年夏 车驾北征,大败虏于土剌河
永乐二十年春 北虏入寇,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都指挥王焕,车驾征之,虏大败
宣德五年春 北虏寇开平,值阳武侯薛禄督粮至奇黄岭,遇虏猝至,遂进战,悉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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