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边防——从土达之乱到红盐池之战

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随着也先于内讧中被杀，瓦剌与明帝国的恩怨情仇终于告一段落。但是，明帝国与蒙古诸部的纷争却没有结束，反而越发复杂。也先死后，瓦剌迅速衰落，蒙古也再度陷入纷繁跌宕的政治斗争。

此后，鞑靼喀剌沁部孛罗忽、翁牛特部毛里孩以太师身份拥立鞑靼小王子重组汗庭，但蒙古始终保持着四分五裂的格局。接着，阿罗出、癿加思兰、亦思马因等势力迭相兴起，直到达延汗异军突起，蒙古高原上数十年走马灯般的政治乱局方才结束。另外，因为明初防线战略收缩、东胜卫内迁而暴露于蒙古铁蹄下的河套地区，也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沦为了蒙古诸部自由进出的屯牧地带。

不过，彻底回到游牧生活模式的蒙古人，因为游牧经济低下的生产力与蒙古高原上资源的贫乏，又不得不依托稳定的朝贡贸易以及与周边民族的物资交流来弥补游牧经济的不足。但之前瓦剌挑起的战端与其统治的土崩瓦解，使得蒙古诸部无法获得朝贡贸易，又没法作为一个整体与周边民族进行物资交流，因此，对中原地区的侵袭成为其获得生活物资的主要途径。成化年间吏部尚书李贤言：“

胡虏为中国患不过苟图衣食而已，往者每岁进贡，赖此赏赐衣食充足不来侵犯……衣食无所仰赖，遂至穷困。所以数来犯边……

”这个观点其实有些片面，因为这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之前瓦剌在能获得朝贡贸易和物资交流的条件下还要发动南侵。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先政治野心的终结并没有带来边关的安宁。相反，蒙古诸部与明帝国围绕边疆物资的劫掠与保卫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兵戎相见。据统计，成化年间蒙古诸部对九边大大小小的侵扰多达近四十次，几乎是土木堡之变前的三倍。当河套那块抵背扼喉的战略要地也被蒙古人充当入寇跳板后，毗邻河套的陕西三边，即甘肃、宁夏、延绥，还包括后来的三边总制府驻地固原地区，都成了边患的重灾区。正所谓“山崩钟应”，在当时，“套虏”、“套患”开始兴起，一场与之紧密相连的蒙古内附部落的叛乱也开始酝酿并爆发。这场叛乱被明朝政府称为“土达之乱”。

祸起萧墙：固原土达之乱

土达，顾名思义即为“土著”的“鞑人”，泛指明庭安置在西北部的蒙古族裔。明初时期，蒙元势力在西北地区的瓦解造成了大批鞑人内附明朝。明政府考虑到这批前朝降众特殊的身份，对其安置政策进行了一番慎重的安排。明洪武初年，中书省臣认为，归降的蒙古人的忠诚不能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很可能会叛乱倒戈，这样对守边的官军十分不利，所以土达应该居住在内地，而不是边地。明太祖却主张道，应该要顺胡虏的习惯而治之，如果强制让他们迁居内地，环境的不适应反而会让他们产生叛乱的想法。于是在朱元璋的决策下，位于明蒙战线的西北边陲成了这群故元降夷的聚居地。

在此基础上，明廷还进一步发掘了土达诸部在抵御蒙古南侵方面的战略价值，明军开始招募健壮的土达加入战斗部队。比如宁夏和灵州等处的边防，边地一旦有警，明军多借助土达的力量来驱逐蒙古人。效力于明朝的土达士兵称为对明朝边军兵员的补充，而且土达强悍的战斗力也为明朝边将所有目共睹。兵部尚书白圭在《军务七事疏》中就曾称赞“陕西平凉及高桥等处多土达土人善射敢战”。

◎ 明朝九边地图

然而，之前相关官员对归附的西蒙古人不宜居住在边地的担忧不无道理。明朝势力在西北地区如日中天的永乐朝就发生过土达叛逃事件。永乐九年，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在奏疏中报告称有归附的蒙古人因流言而叛逃。他把此事归因于“无籍之徒造言鼓惑”，但同时向土达发出警告，若再有任何叛逃行为，明军将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这里面蛊惑土达叛逃的“无籍之徒”很有可能就是明朝治外的蒙古部民。土木之变后，类似现象愈演愈烈。土达三五成群的叛逃行为，也预示着不久后在边关恶化的形势下这些蒙古部族的大举倒戈。在边防线千里，水草茂盛，畜牧繁多，内忧外患的固原镇，反叛的暗流也越来越汹涌。

成化初年，毛里孩纠合各部南侵，在土达部族的居留地烧杀掳掠。土达李俊却私自拿出羊酒招待来犯的蒙古人。毛里孩甚为欣喜，将马匹赐予李俊。鞑靼太师的赏识，让有着蒙古血统的土达萌生起反叛的念头。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巴丹部土达头目满四因包庇盗贼、杀害官员被官府缉捕。在李俊的煽动下，目无法度的满四下定了“起事从北”的决心。当时明朝官府还在追究先前满四及其团伙的抗法行为，遂派遣平凉卫指挥佥事、满四的侄子满璹带领二十余人前去缉捕。一行毫无防备的衙差去抓捕满四自然如狼入虎口。除了满璹与另外几人被劫持外，剩余人员均被土达杀害。自此满四挑起了叛明的大旗，自封“招贤王”，封李俊为“顺理王”。他们在一日之内便召集了一千多名土达，披甲持弓，一路呼号，非常猖獗。短短半个月时间，隆德、静宁、会宁等地四千土达投入满四帐下。叛军先是在甘州一带大肆劫掠，后又进攻固原千户所。在战斗中，李俊被明军杀死，满四完全接掌土达叛军。之后，他率领部众转进地处固原山区的石城，占山为王，凭借着他之前偶然得到的“元代行帅府印”呼风唤雨。不过数月的时间，满四便纠集起两三万土达部众。甚至一度又有谣传称，满四曾通使过毛里孩太师，约定六月十五日合谋陕西。

满四起事无疑加剧了固原乃至整个明朝西北边境的紧张局势。如诸边的情况一样，明代中期，军屯开中制度为明朝边军带来的活力已经一去不返。日暮途穷的明朝卫所军制的种种弊端，造成了军士的大量逃亡与兵员素质的衰颓。成化八年，吏部右侍郎叶盛曾对固原的孱弱守备做出过这样的描述：靖虏卫、固原卫等各处，防备冬季虏寇入犯的官军仅仅只有八千人，而且老弱居多；堪战的战马仅有两千匹，步军三千人。

可以想象，被兵员缺额、战斗力衰退等问题困扰着的当方守备力量难以胜任平定土达叛乱的任务。除此之外，固原一带州县在成化二年毛里孩的入侵中损失惨重，守备固原指挥使哈昭之前也在抵抗蒙古人的战斗中阵亡。

四月，靖虏卫分守参将刘清初征石城不利，最后以损失三百余人收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随后又抽调了附近各卫总共三万兵马继续征剿，明军在石城外与土达激烈交战。不幸的是，指挥使申澄在交战中阵亡，明军再度败于土达叛军之手。

明军战况令朝野坐立不安，兵部紧急调派各路大军再行攻讨，调兵范围也扩大到了延绥和宁夏二镇。五月，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总兵任寿与宁夏总兵官吴琮所率宁夏镇官军率先抵达。他们不等与延绥都御史王锐和参将胡恺的部队会合，便擅自向石城开进。这时候突然有土达数千出城十里请降，陈介竟信以为真。可当部队毫无防备地拥向城下的时候，城中却突然冲出数以千计的牛羊，土达精兵手持长兵相继而出。这时陈介才知中计，然而猝不及防的明军早已阵脚大乱。任寿、吴琮且战且退，率部退守东山。陈介轻率的冒进令明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除了死伤五百余人外，遗失军器辎重不下数千，其中丢失有大将军炮两座。没来得及撤出山里的汉军皆被叛乱的土达杀死，明军中的土达则被强逼入城中协同叛乱。

◎ 明洪武十年大铁炮

几战过后，满四统领的土达叛军的声势也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周边凡系土达者一律归于其帐下。明军再度战败的消息传出，朝堂上下风声鹤唳，甚至传起了满四计划袭击陕西各府县的风闻，一时间人心惶惶。满朝文武悚然认识到，固原周边的守军难以抵挡这股加速膨胀的势力。八月，朝廷再次从京营及甘州、凉州、延绥、宁夏、陕西等地调集官军、土司军总计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六人，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项忠统领，再度进剿固原土达。明廷还委派南京大理寺卿马文升接替陈介，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陕西，协助项忠剿灭土达。

马文升于九月初七出发，星夜兼程，九月十八到达陕西。自古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马文升刚到陕西并没有立刻与项忠会合，而是对自己的部队晓以行军纪律，并调拨民兵防守城池以及运输粮草。他在陕西督办粮草，布防城池，部署完相关事宜后，于十月初一才赶到固原。马文升刚赶到固原，满四又耍了一个诡计。他在明军驻地外留了一纸文书，写道：如果朝廷允许我们居住在石城，并免除我们的粮税和赋役，我们就投降朝廷。马文升识破他的缓兵之计，加紧与项忠等诸将谋划攻城的方略。

土达诈降诡计的故技重施没有骗过明军统帅，不过满四手里还拥有一张足以抗衡明朝三万大军的底牌，这便是土达所据守的固原“石城”。传说此城前身为唐代吐蕃王朝修筑的“石城堡”，唐将王忠嗣曾形容此城的险固“非杀数万人不能克”。石城一带地形突兀延绵，峻岭横生。满四因常在石城一带狩猎，深知此地有险可据。他选择扼守这片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等待蒙古部落在黄河封冻后穿越河套，南下策应。土达叛军占据该地后，在吐蕃石城的基址上增修了无数飞阁复道、长壕大堑，将四周的山峦峡谷纳入防御体系，甚至还在城外挖了一道深达丈余的壕沟，在整个石城周边构筑了一座坚固的要塞。马文升在其作品《西征石城录》中曾这样描述石城：“

石城者，东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数十仞，无径路，上者俱拽绳而登，西山顶平可容数千人。城中无水，有数石池。外设栈道，而栈道下则筑小城护之。前有小山，高亦数仞，如拱壁状，两傍空处并后面悉筑墙，高亦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门，仅容单人马过之

。”石城的铜墙铁壁外又有乱山环绕，地形恶劣得让人见之毛骨悚然。时至今日，千山万壑掩映下的固原石城遗址依然可为其当年的险恶证明。

先前轻举妄动的明军就是在石城的重垣叠锁下马失前蹄的，所以项忠和马文升意识到了这座要塞的坚固与轻取的无望。他们着手谋划攻城方略。在详细分析了石城附近的地形以后，明军统帅经过缜密的谋划，最终敲定兵分六路齐头并举的方案。在总攻开始前，执行侦察任务的延绥镇精锐与城外的土达有过一次小规模交战，官军以折损二十余人的代价换取了土达的大量伤亡，令叛军大为恐慌。

三日过后，连绵的军营里终于响起了进攻的号角声。几路明军齐头并举，大破前来迎战的土达部队，一路追击土达至石城城下，斩首叛乱土达二百余级，坠落山崖的土达不计其数，此战明军夺回铜炮、神机枪上千，牛羊马骡二千余匹。不过由于明军专注于夺取城外的物资，满四得以将残军收拢回城内。接下来的几天里，明军主队转入了攻城作战。同时，时年七十五岁的老将伏羌伯毛忠亲自挂帅，率军进据木沟。第二日他亲率四千甘凉精锐，配合进攻石城东南门的攻城主力，从东山路翻山越岭清剿石城外各山头上的土达叛军。这名老将命大军殿后，亲率二百骑冒着如雨注般的矢石长驱直入，对土达固守的炮架山发起突击。该处的土达面对精锐边军组成的明军前军毫无招架之力，当明军后军抵达时山上的敌兵已被悉数全歼。毛忠一鼓作气，又夺取了城西四峰。与此同时，中路明军虽然顺利地推进到了城下，但攻坚阶段的局面却是举步维艰。明军曾四度攻上石城，但无一例外被顽强的守军击退。几次强攻过后，敌我都已疲惫不堪，毛忠部的支援成了胜败的关键。

眼看着毛忠部即将赶来支援项忠一路明军，以消灭西路山崖上的土达，当时明军在战斗中甚至都能隐约听见山上敌军家眷的哭声。然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忽然间黄昏降临，山间云雾四起。一名明军哨官竟误向士兵发出了退兵的号令，使得局势转瞬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明军匆忙的后撤很快化作了一场溃败，土达趁势蜂拥而下，把山坡上身处前线的毛忠与寥寥数位将士团团围住。毛忠这位古稀之年的老将留下遗言：“势不与贼众同世而立！”接着驾马冲向敌阵，捍卫起从戎五十年的荣誉。部众见状，无不在其感召下奋不顾身地向敌阵发起冲锋。残部孤军奋战至下午五点，毛忠已身中多箭，最终在连斩十余名土达兵后力竭而亡。曾经北伐草原、西征雪域的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边路毛忠军的溃败，令战场形势大变。石城上原本已经绝望到“相对而哭”的土达欢欣若狂，士气大振。土达全军开始了对明朝疲兵的反扑，截击毛忠的部队也向明军薄弱的侧翼包抄。顷刻间敌军如潮水般从西北两面袭来，一时全军大乱，明军见状纷纷后撤。混乱中，总兵官刘玉也不幸身中流矢，身陷敌阵。危急关头，项忠斩杀了一名临阵脱逃的千户，明军方才稳住阵脚，刘玉因而脱险。明军且战且走，弓折刀尽，再度败下阵来。

乘胜克捷：石城围攻战

当月，彗出西方。明军功亏一篑、毛忠阵亡的消息也一并传往京师。战败的惊耗加上彗星的凶相，令满朝文武惶惶不安，朝堂上也为增兵的事宜争论不休。兵部以及抚宁侯朱永、定襄伯郭登担心土达会顺势突围北上，联合北虏，最终祸沿九边，于是请求调拨四万京营兵增员。大学士彭时、商辂两人则极力反对，认为项忠手上的军队有足够的能力平定满四。兵部尚书陈信言辞激烈，甚至威胁道：若战败，必先拿这两位阁老是问。两派争执不下，明宪宗只得诏问身为主帅的项忠的意见。身居一线的项忠对土达的实力还是有着较为准确的判断，他认为虽然明军铩羽而归，但敌军同样损兵折将。当月的大战几乎没有留给明军清扫战场的机会，明军却依旧斩获敌军首级数百，除此之外被明军铳炮击毙的敌军亦不在少数，史料记载“中伤堕崖涧死者甚众”。通观全局，此战中，明军虽然未达成攻克石城的战略目的，但是可以说重创了土达叛军的有生力量。项忠考虑到满四手下的约两万残兵还是有从封冻的黄河突围北上的可能，最终决定向朝廷请求将宣府、大同边军五千充作预备队伍。若战局继续恶化，则由抚宁侯朱永统领投入战局。

此后，明军继续围攻。在围攻中，马文升敏锐地觉察到石城水源缺乏，粮尽援绝。于是明军烧遍了城边草地，很快土达的马匹便饿死殆尽。项忠又命人以人马尸体填塞满城外的泉眼，又设兵伏击夜间出城取水的土达。此时两军的交战集中在了石城南门外的东山一带。这块控制石城入口的咽喉之地两军已经多次易手，土达迫切地想要夺取这片要地。一天，据说土达祈拜的神明降旨道：今日出战，如果战胜则战况转危为安，如果战败，那我等就难逃被擒获的命运了。本已忧心如焚的土达叛军在信仰的蛊惑下，孤注一掷地向东山上的明军发起突袭。当时冲过去的土达大军见山上只有五百名甘州土司兵，无不感戴神明的庇佑。然而土达的轻进其实恰恰正中明军下怀，马文升已经提前做好了战斗部署——山上寥寥数百兵马不过是马文升放置的诱饵。土达蜂拥进入马文升精心挑选的战场，明军大队精兵突然出现在西面山坡上，浩浩荡荡直奔土达军薄弱的侧翼而去。在经过一场绝望的厮杀后，曾经来势汹汹的土达大军最终灰溜溜逃向石城。

◎ 马文升画像

这时甘州的明军增援部队也赶来投入到攻城作战中。明军的增兵和己方的惨败，令敌军士气回落到了低谷。满四为了扭转局面，就想故伎重演，以谈判为名谋害明朝统帅。他要求项忠、马文升、刘清三人亲自到石城下面谈。马文升见有土达数百甲兵环绕城门外，担心其中有诈，便率领数十骑前去城下，大声呵斥道：“你们这些无礼的叛贼，天朝将官皆在此地，你们为何用精兵埋伏四周，是何企图！”满四只好下令收兵回城，自己与手下几名头目假戏真做，出城面见明军将领。结果先前被土达扣押，后来成为叛军头目的满璹动了投降的念头。他向明军统帅辩解道：“我也是被人胁迫进城的，并不是叛乱的人。”于是项忠把满璹带回军营。而满四仍选择继续抵抗，他回城后命人立起木栅，欲与明军再战。

◎ 《平番得胜图》（局部）

此后，土达叛军继续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凭坚固守，一时间战事相持不下。为消磨守军的战斗意志，明军开始在白天用铜大将军铳轰击石头城。伴随着明军炮口上的阵阵火光，石城坚固的高墙上碎石横飞，硝烟弥漫。一颗颗沉重的弹丸飞越城垣，落在城中惊慌失措的土达叛军头上，土达守军“死者不知其数”。

不过明军对石城持续的炮击没能改变僵局，意志顽强的土达叛军仍旧坚壁不出。马文升也清楚地认识到，叛军一旦将战局拖入黄河冰期，蒙古部族将大规模南下河套，明军最不愿看到的土蒙合流就会变为现实。加之时值冬日，明军在野外已驻扎数月，军中畏难厌战情绪渐起，士气低迷。明军统帅认识到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必须破釜沉舟，除了再次组织起一场强攻别无出路。

但在土达完备的防御工事下，强攻登城绝非易事，明军首先要克服的阻力便是石城前那条深度超过三米的壕沟。马文升的对策是用土石填平，不过如此一来填土的部队就会完全暴露在守军的投射火力下。于是，马文升根据棚车与云梯等攻城器械的设计思路，设计出了一种兼备掩护工兵填埋战壕和攻城功能的临时器械。他命人将周边城池上的围杆木取下，绑缚成“天桥”，安装在可以自由牵拉的厢车底盘上。然后命令士兵将车推到壕边，将天桥放倒在壕沟上方遮蔽守军的箭矢，以掩护明军在壕内填土。很快，明军的人马军械就能够在石城城墙外畅行无阻了。此后，土达叛军又无可奈何地看着明军将此车推到城下，把天桥的一端精准地搭在二丈五六尺高的城头上。两军的决战即将拉开序幕。

然而就在这时，城外明军的中军大帐里却再起争执。有些将领担心攻击城墙会造成大量伤亡，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明军还是取消了强攻的计划。但出乎明军意料的是，惊弓之鸟般的叛军见明军欲大举攻城，纷纷出城投降。马、项两人不但决定放投诚的土达一条生路，而且赏赐给降兵银两，甚至派出通晓番语的人前去城下传话。如此一来，城中越来越多的土达在明朝优厚条件的诱惑下，不顾满四严苛的军法，在求生欲的驱使下出城投降。

明军大张旗鼓地招降纳顺，甚至引诱来了满四最为倚重的谋士阳虎力。十一月十六日，马文升将他招至明军帐下，许诺如果生擒或者杀死满四，朝廷将重赏其白银一百两、黄金一百两，并擢升其为指挥。重赏诱惑下，阳虎力透露了土达叛军的行军动向，并向马文升保证第二日自己将骗满四亲率主力突围，并将其带入明军设下的伏击圈。这桩事关全局的密约在明军内部仅有少数几名高级将领知悉，并且反对者居多，主帅项忠也对这名敌军将领持将信将疑的态度。最终马文升力排众议，撤换下原来的延绥军，将自己统领的中路军调防东山口，设伏静候满四统领的土达主力部队。

第二日，东山上出现了几百名盔明甲亮的土达精锐。明军向城门眺望，果然有一人骑着白马，在众军裹挟下向东山行进。马文升稳住全军，命令东山一路少量的明军稍作抵抗即佯装败退。满四后军果然如马文升设想的那样匆忙与前军会合，直奔明军设下的诱饵而去。当满四率领着全部主力毫无戒备地踏入伏击圈的时候，蛰伏已久的明军立刻从四面杀出，叛军顿时乱作一团。土达士兵仓促迎战，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不过随着其他各路明军源源不断地开赴东山口，叛军的顽抗还是化作了一场不可抗拒的溃败。在激战中，满四被击落马下，最后被明军擒获。战斗以明军全歼敌军的大获全胜告终，明军斩获首级七千。捷报传开，陕西各州县民心大振。

自满四的主力被全歼，战局的主动权完全落入了明军的掌控之中。马文升想要一鼓作气拿下石城，但项忠担心土达在最后关头的困兽犹斗可能会给明军造成严重损失，以“恐仓促难拔”为由，取消了强攻的计划。第二日，城中土达又拥立原平凉卫达官镇抚火敬为叛军领袖。然而，缺少了满四的统领，残存的守军早已人心涣散。刘玉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围攻战，于是建议项忠命明军撤围，放任城内的残兵败将散去。项忠则认为土达叛军的抵抗意志正处于冰消瓦解的前夜，坚持将包围继续下去。果然如项忠所料想的那样，十天后，残存叛军的士气终于土崩瓦解，一夜之间全军作鸟兽散。项忠令明军追击漫山遍野四散奔逃的土达，又斩获数千首级。包括满四侄子满能在内的百余名叛军首领家属也被明军一网打尽。

◎ 《平番得胜图》（局部）

此后，残存土达又败逃至彗箒山，搭建了数十顶帐篷继续抵抗。明军屡次招降，他们都不肯投降。这时项忠突然接到了延绥镇的急报：有一队千余人规模的蒙古军队出现在了沙窊寺一带，不时地以三五百骑的规模在边墙附近出没。这支姗姗来迟的军队明显已无力左右战局，而且这一小股蒙古军队还选择了河套以东守备空虚的延绥镇作为目标，刻意避开了明朝集结在河套西南部固原一带的平叛主力。这背道而驰的行军方向无疑说明：蒙古人此次南下的目的只是想接着土达叛乱，乘虚而入劫掠钱财，并不是真想支援固原土达的叛乱。因此，土达如飞蛾扑火般的反叛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地为他人作嫁衣，成为蒙古人南侵的炮灰和铺路石。

面对蒙古人趁机南侵的现状，项忠决定留三千精兵收尾，剩余部队班师返回固原。为防止今后再有叛军盘踞石城，明军出发前派遣了一万多人，彻底夷平了这座要塞，并在山下刻石铭记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同时，延绥方面也开始与大规模蒙古骑兵交战。首先是三千多名蒙古人在迤西泥涧滩等处抄掠，被参将胡凯领兵击败，俘虏二十余人，解救平民十一人，夺回牲畜二百六十多头。十五日，游击将军许宁与三千多名蒙古人战于迤东沙河墩，明军结阵力战，最终将敌人击退。当晚又有数千敌军劫掠焦家川，杀掠平民与牛羊数百，许宁与高家堡指挥随后率领官军出境一百五十里，大败敌军，夺得牛羊马匹千余而返。

随着延绥方面捷报频传，当月，败退彗箒山的残余土达也被明军剿灭，固原土达之乱尘埃落定。

自也先打破边墙内外的军事格局后，蒙古诸部的频繁入套南略、土蒙纠合、满四反叛，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土木之变产生的蝴蝶效应。仅就土达叛乱事件来看，虽起自满四自身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违法行为与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民族因素交错在一起，最终才演变为一场规模浩大的部族叛乱。明代史学家高岱在其所著的《鸿猷录》中对满四反叛一事有一段较客观的评述：

“（土达）虽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狼子野心之众乃使之聚处边境，密迩塞下。具鲔北泳，越鸟南翔，能保其百年无异为哉？今降胡多处畿辅之地，国家承平，彼何敢肆。万一胡马南牧，气类感召，则满寇之乱不但固原尔。也往也先寇京师闻亦有说，幸其驱荡平定之早耳。”

自洪武之初满四的曾祖父万户把丹被授予平凉卫正千户以来，满四家族一直拱卫明廷西北疆土近百年。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较为松散的羁縻体制最终会由于外族势力的逐步渗透而被破坏。无独有偶，早在二十余年前，瓦剌也先太师席卷女真诸部时，就曾将招抚文书传予诸酋。结果原本“世受节制”的建州三卫立刻归附为蒙古人的耳目，1450年女真攻抚顺之战便是建州三卫转投新主的投名状。与蒙古人并没有多大血缘关系的女真人尚会见风使舵，主动当起蒙古人的马前卒，更何况与蒙古诸部羁绊很深的土达？可见明初的布置还是有着很大缺点的。

而土达虽坐拥精兵坚城，但在初期接连击败明军后，仍寄希望于不切实际的蒙古援军，一味选择固守城池，将战场主动权拱手相让。满四采取的这种消极防守战略堪称自掘坟墓的典范。

总体而言，对土达的平叛战争也体现了明军项忠、马文升等将领高屋建瓴的指挥才能。他们吸取前几次失利的教训，采取重兵合围的战略，并以持续的炮击与烧荒等手段逐步瓦解守军的士气，避免强攻要塞的伤亡。在与满四的决战中，明军以少量部队诱敌深入，再集中兵力将敌军主力一举歼灭。最后，明军势在必得时又不穷追，待残兵败卒四散而逃时再出兵追击，从而将一场强攻恶战化作了一次毫无悬念的追亡逐遁。根据明朝战后清点的损失情况，明军整场战役总共伤亡仅有1685人，而土达叛军已确认的阵亡人数就已多达一万以上。此战不失为明代中期一场经典的攻坚作战。

至此，固原镇境内勾结蒙古的反叛势力被明军完全肃清。为平定这场荼毒西北的异族叛乱，明廷从西北四镇抽调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及时在西北边患的下一个高潮期到来前击碎了土达叛军“起事从北”的妄想。戡平这场萧墙之祸，也是明帝国在西北地区与蒙古的百年较量中留下的影响深远的一笔。

其费非常：成化年间的“搜套”战略

在平定固原土达叛乱之际，陕西三边四镇的明军也在努力摸索，试图找到一条能够彻底解决套患的途径。总体而言，解决套患的战略计划是出兵深入河套腹地，扫荡蒙古部落的据点，凭借武力手段将蒙古势力逐出河套，也就是俗称的“搜套”、“捣剿”。但是，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行这一战略。

之前，随着也先时代的终结，蒙古诸部彻底失去了入主中原，光复大元的实力与野心。蒙古人对明朝的战争目的也回归到对物资、人员、牲畜的掠夺上，因此他们对明朝边境的袭扰往往采取避实就虚的闪击战术。由于明朝对铁器输出的封锁，蒙古在多数时候难以大量装备铁制盔甲。因此，百十人规模、装备简陋的小股蒙古游骑对于装备相对精良的明朝边军来说不足为惧。然而当有强酋纠合起众多部落，发动数千乃至上万骑兵规模的南侵，这种入寇就是边镇军民的梦魇了。

这些入侵的蒙古骑兵在面对明朝漫长的军事防御线以及屯驻于其上的数十万明军时，充分发挥轻骑兵的机动性，采取了“殿数百以羁全营，纷千万以震零堡”的战术策略。也就是用小股部队佯攻牵制住明军主力，再集中兵力从薄弱环节切入。这样一来，分散在九边万里防线上的明军小部队很难应对突然出现、数倍于己的敌军主力。

◎ 现存的明代镇北台

一般来说，蒙古各部落往往会用数月的时间来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入寇。首领会暗中派人日夜兼程联络散落在草原上的各部，并命其自备弓矢甲胄以及充作军需的牲畜。此外，每个蒙古骑兵还要准备3—9匹马以备骑乘或驮运物品。在约定的日期和地点，这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会集结起来，宰牲、祭神，接着誓师起行。

蒙古人对明朝边地的大规模劫掠相当有组织性和计划性，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战术。他们往往不是大张旗鼓地一股脑破墙而入，而是事先派遣精兵组成别动队。别动队向着大部队行军路线的反方向行进，寻机翻越边墙。然后，蒙古人的主力部队会派出数百乃至数千名轻装骑兵为先导，携带锄头，快速在边墙上掘开一道入口，大队从这个入口一拥而进，同时此前翻墙而入的精锐部队配合主力，在明帝国守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因此，前去迎击敌军大部队的明军时常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中伏，被蒙古骑兵打得措手不及。可以说，蒙古骑兵的纵深穿插战术是十分卓越的，经常让明军因措手不及而野战失利。

◎ 《平番得胜图》（局部）

蒙古军队深入边墙后，会以日行百里的速度推进到明军的屯堡、墩台乃至城池下。之后，蒙古人会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整座据点，发动围攻。攻城时，蒙古大军号角齐鸣，从四面用钩子攀爬城墙。大队蒙古人在弓手的火力掩护下，像蚂蚁一样密集地登城肉搏。当时明朝守堡的边军常年缺额而且战意低迷，自然难以抵抗拥有数倍优势兵力的敌人的猛烈围攻。因此，在蒙古诸部这种风驰雨骤般的侵袭中，明朝的寨堡城池经常连连失陷，蒙古侵袭部队动辄深入明朝境内数百里，辗转各地大肆掳掠。

在这种应接不暇的频繁袭击下，明朝边镇人员、财物损失惨重，可谓满目疮痍。严峻的边关局势也迫使明军进行战术战略上的革新，即由旧有的专守防御，迈向先发制人的攻势防御。明朝一贯重视陕西诸镇的防务，而陕西边防又是西北最关键的地方，所以陕西地区成为明军实践这种“攻势防御”的优先战略方向，其六千多里边防线上的“套患”自然也成了明军“攻势防御”的首选目标。

其实早在景泰年间，陕西三边官军就已经开始尝试小规模的“搜套”活动了。天顺八年，延绥都指挥同知房能更是在奏疏中为河套一带军务提了三条建议，除修建城堡、制造兵器以外，还主动请缨领兵“搜套”。房能的“搜套”提议无疑是明军“攻势防御”战略的开始。房能计划以张泰、王清总制西北三边，以徐廷章管理军务，足见整项行动的规格远超以往。原先有小警则各自为战，大警则不相救援的陕西诸镇也罕见地进行了统筹调度。这项联合军事行动计划在初春草木还没有生长茂盛，蒙古部落粮草不济之时，派遣宁夏镇和偏头关的兵马分头过河进剿，同时房能率领延绥镇下辖边堡内的精锐日夜兼行，齐头并举，“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最后达成驱除随时可能寇边的贼寇，肃靖边疆的目的。

但是这种同时集中西三边精锐守备力量的作战计划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将对明朝西北边防造成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另外，明军的战线长度达到七百里，其风险大大超越了兵部所能承受的底线，加之房能本身才能有限，该提案最终未能得到批准。

到了成化初年，毛里孩攻杀孛罗忽，称霸漠北。在他将触角伸向东方的兀良哈三卫，企图率部分军队入犯辽东的同时，本部也与其辖下的小王子（摩伦汗）、阿罗出等部侵吞河套，窥探边墙内的大明疆土。蒙古诸部在套内地区的大规模集结再次令明廷惶惶不安。吏部尚书、大学士李贤面对当时河套近边烽火不绝的紧张形势，于成化二年再度提议“搜套”、“捣剿”。他在关于此次“搜套”计划的奏疏中，归纳了明朝河套地区边防策略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胡虏之众不过中国一大郡，而连年被其侵扰，往往得利而去者，以我兵威之未振也。且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胡虏巢穴，往年虽有残贼数千，然不为大害。今虏酋毛里孩大势人马俱处其中，伺间乘隙出没不常，固尝出兵剿之，然我兵方集而被已退去，兵散未久而彼又复来。如此不惟劳师费财，而边民亦不得按堵矣。”

在这种积极的防御思想下，他为此次“搜套”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计划：

“……令兵部会官慱议预积粮草于陕西塞下，及令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等处守臣选练骑步精兵，整搠器械什物及预造战车拒马之类。期以明春或今秋进兵搜剿，务在尽绝。其总制将官与凡出兵事宜，俱预请处画。又秋禾方熟，虏骑必复入抄而延绥鄜庆环县一带，须用兵驻札，以保居民。亦宜推选武将一人，统步骑精兵万人，往守诸处庶，几有备无患。”

明宪宗采纳了李贤的提议，于是兵部开始着手准备“大举搜套”。经过讨论，兵部决定让杨信领兵征剿。杨信是镇朔大将军杨洪之子，自正统初年镇守北边以来功勋卓著。他在对抗兀良哈三卫、也先的一系列战争中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时人评价其“为将勇而有谋，号令严明。行兵不泥古法，而设奇制胜，出人意表。临阵不惧，虽左右死伤而神色自若。尤能教养士卒，激劝有方，明于知人，而用其所长，故能得其死力。所向成功，未尝剉衄”。除此之外，杨信还是镇守延绥的老将，深知延绥地理，因而他绝对是此次明朝“搜套”计划的不二人选。随着“搜套”计划的逐步展开，延绥、宁夏、甘凉、大同、宣府的镇、巡诸官也开始整饬兵备、筹办粮草，等候至期调发。同时明军也按照李贤的嘱托，提防北虏在“秋禾方熟”之时的入侵。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秋熟时节未到，毛里孩太师就于成化三年五月挥师南下，自延绥镇红山儿墩入境。明朝只得将原用于“搜套”的“京营兵万人、马万二千五百匹、神炮百、神枪千、大同骑步兵五千、宣府骑兵三千、宁夏骑兵二千”派往延绥，会同镇守总兵等官饬兵剿寇。六月，毛里孩转攻宁夏庄凉一带，围困各堡寨数日不退。宁夏副总兵仇廉领军驰援，在从兰县过河与庄浪卫官军合兵时，被蒙古军截断后路击败，史载仇廉“丧师数万”。当然，这里记录的明军人员损失数字可能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谬误。因为宁夏镇终明一朝额设兵力也仅在四万上下，而且一年后，明朝统计宁夏镇实际仍有三万余兵员。另外，庄浪卫在明朝初年设兵八千人，到了成化年间守备人数也已大幅缩水。依据嘉靖年间的统计，庄浪卫额设在城官军6749人，然而其中因疾病、事故、逃亡等原因造成的缺额竟有4242人之多。就算庄浪卫在岗的官兵全军覆没也损失不了多少人，更何况仇廉败得也没有那么惨。

不过，即使“丧师数万”的情况并不属实，但随着宁夏援军自兰县败走，蒙古铁骑如入无人之境，兵锋直抵甘州、凉州和古浪城下也是事实。各地守军纷纷选择闭城自保，蒙古人的铁蹄得以肆无忌惮地踏遍边地，最后在剽掠数日之后从容出塞。接着毛里孩将侵略的矛头直指延绥。明军分守参将汤胤绩战败身亡，延绥镇也遭到了蒙古的洗劫。

此后，毛里孩与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儿、瓦剌哈剌辉特部的癿加思兰太师和科尔沁部阿罗出少师发生内斗，其本人又向明朝“三乞通贡”，针对陕西三边的频繁侵掠才逐渐停歇下来。但在这数月间，蒙古人对陕西边地的破坏使得本已饱受多年水灾之苦的边镇处境更为艰难，千疮百孔的陕西一时难以供给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粮草，征缴官军也不得不留守各城，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敌军。因此，明廷原先策划的“搜套”方案，就这样随着边镇不期而至的兵祸而无限期被搁置。

等到成化四年，蒙古诸酋间混战不止，无暇南略，一时间明朝失去了“搜套”的迫切需求。同时，前文讲述的固原土达之乱爆发了。在明军围攻土达据点石城近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各镇前后又调动了多达数万名官军，更无力实现“搜套”之举。总之，当时陕西诸镇满目疮痍的窘况在史料中可见一斑：

“近年岁歉，兵兴转输不已，陕西之民尤为困惫。盖自毛里孩、满四相继寇乱，岁复饥馑供亿之费母虑数百万计，民已不胜其苦矣。”

同时，在辽东方向上，明朝也刚刚结束了讨伐建州女真的丁亥之役。在这场战争中，明朝同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吏部左给事中程万里重新提出出塞捣剿的建议时，遭到了兵部尚书王竑的反对：

“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数万之师，远涉沙漠，前有胜负未必之形，后有首尾难救之患，殊非万全之计。”

其实明帝国对待“搜套”问题的瞻前顾后，除了保守的固有观念作祟，另一限制因素主要是成本问题。嘉靖年间力主“搜套”、“复套”的三边总督曾铣曾经估算过一次征讨的开销：“

共该行粮四万五千石。共料九万石。共该用银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两

。”

参考潘潢《查核边镇主兵钱粮实数疏》中所记录的嘉靖二十八年屯粮石数，仅六万马军在为期五十天的征战中所需的“四万五千石”粮草，其实就占到了当时延绥镇屯粮现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再加上成化年间旷日持久的战乱，以及蒙古人对陕西三边造成的经济破坏，延绥镇不得不几度从外地转运粮饷。因此，受后勤条件所限，客观来说，成化年间大规模实施“搜套”战略还是存在着较大难度。

名将崛起：明朝西北边防趋向稳定

幸运的是，此后有一位杰出的明军将领继承了明朝未尽的“搜套”、“捣剿”大业，并在其之上作出了震古烁今的功绩。他就是明朝著名将领王越。

这位名将似乎自幼就与抗击蒙古有着不解之缘。《王襄敏公集》曾写王越“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经过多年苦读，他在景泰二年中进士及第，做到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所谓无巧不成书，当年与王越同批登榜的进士中还有三位后来也曾镇守北边，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余子俊、马文升和秦纮。这四位同科进士后来一并成为明中期抗击北虏的赫赫功臣，并且都为明朝西北的边防事业立下了汗马之功。

王越入仕后曾受召奏对，因其姿表奇迈，聪慧绝人，引起了英宗注目。天顺七年，大同巡抚都御史韩雍因故调京，英宗苦于寻找一个“得似韩雍人品”的替代人选。吏部向英宗推荐了时为山东按察使的王越，王越因此出任右副都御使，巡抚大同。弃文从戎后的王越，其人生、事业都与明蒙战事紧密联结，边墙内外的广袤土地也成为他展现军事才华的舞台。

王越初到大同赴任，便着手完善大同镇的边防事务。他整军经武，修城筑堡，鼓励农商。王越在大同边防的建设成果，不过数年就在抗击毛里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文讲到杨信“搜套”计划随毛里孩请求封贡而终止，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毛里孩太师的缓兵之计，而且这一番掩人耳目的表演多半是其在内战中实力大减后，用来转嫁矛盾的阴谋。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在奏报中称：

“虏酋毛里孩久住河套，近于大同西路一带屯住，欲称入贡踪迹诡秘莫测。其奸传闻其与阿罗出、阿失帖木儿自相讐敌，所以不敢北还沙漠。欲东入大同复惧我加兵，佯为款塞，或言其欲肆陆梁而未得其便。假好辞以缓我，俟得衅而长驱二者之言。”

毛里孩太师慑于明朝集结在边墙下的搜剿大军，寄希望于通过自己对明朝示弱服软，让明军将征讨的目标转移到与其敌对的阿罗出与阿失帖木儿身上，所以他才三次致书明朝，乞贡互市。明宪宗拒绝了毛里孩心怀鬼胎的请求，于是毛里孩太师在大同一带寻事生非，虚张声势。巡抚大同的王越恰在这场风波中初露锋芒。

一次，王越与保国公朱永率一千人巡边，与大股蒙古军队相遇。朱永一时不知所措，急忙对王越说：“且走！”结果王越厉声回绝道：“勿复言。若走撞阵，被其长驱入城，此祸谁当？”接着王越让士兵上山列阵严守。敌人见明军阵容齐整，始终不敢轻易出击。两军对峙到黄昏，蒙古人逐渐松懈下来。这时王越命令全军下马，马衔枚，军队保持阵形，悄无声息地鱼贯而行。王越自己亲率三百名骁勇殿后，其余士兵在朱永带领下在前行进。王越还规定“不许前兵反顾，反顾者，即斩以殉；务使一一如鱼贯，少有参差，亦斩以殉”。就这样，明军最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从容撤走。明军到达五十里外的明军堡寨下，清点人数未损失一人。事后，王越对朱永说：“我方一动，敌人就会追，这样谁也活不了。只能不动声色地迷惑他们。撤退时下马步行，声音小，不易惊动敌人，这才能逃脱。”

王越表现出的机智果敢赢得了世人的诸多赞誉，譬如冯梦龙在其所著的《智囊全集》里将此事与李广智退匈奴一事相提并论。王越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出巡中所展现出的临阵不乱的指挥才能与注重纪律的治军风格，也是他日后比肩古代名将伟大业绩的预兆。

成化四年，毛里孩弑杀鞑靼大汗摩伦汗后，开始向东扩展势力，致使其部与蒙古诸势力反目。最终，毛里孩在阿罗出与自吐鲁番而来的癿加思兰等部的合击下战败身亡。随着一代枭雄的终结，东蒙古的统治权过渡到阿罗出、癿加思兰与出身黄金家族的满都鲁、孛罗忽所结成的松散联盟上。并且这几位强酋继承了毛里孩太师的丰厚遗产，即其麾下的六万旧部。蒙古诸势力的重新洗牌，也令战争的阴云再度笼罩于河套之上。

成化五年冬，阿罗出这位在《蒙古源流》中被冠以“巴图尔”（即勇士）之称的猛将，率部自漠北南下，越过冰封的黄河重新进入河套，拉开了新一轮“套患”的序幕。十一月，他的军队进犯榆林，被明朝击败。十二月，有万余蒙古骑兵逼近延绥边墙。

成化五年十二月，延绥告急。当时“虏寇入寨剽掠边民，守平夷堡指挥刘胜等遇之于鹰窝梁，千户瞿清百户曹义战没”。接着，蒙古军队“入延绥，保安、安塞二县分道剽掠，焚营堡，杀军士居民男女，钱谷牛羊扫境一空”。

北虏入寇延绥的塘报一时间如雪片般飞来。延绥依据粮运、分巡需要所划分出的三片防区，即靖边、榆林、神木三路，几乎同时传来了敌军入侵的消息。兵部急调大同镇守总兵杨信与巡抚王越领兵驰援延绥，迎击边境上“四散出没”的虏寇。

成化六年正月，王越赶到镇城榆林。他作出部署，明将许宁与范瑾分别领兵由西路的龙州、镇靖与东路的神木出发，王越自己亲率骑兵由中路的榆林进发，为两路援应。激战首先在东路的厓窰川爆发。在两路明军的夹击下，敌军败退，明军乘胜追击至沙峰子等处。西路许宁于梨家涧与敌军相遇，明军“转战三十余合皆捷”，残余敌军一路溃逃至塞外。

◎ 出土的明代锁子甲

杨信决定借此机会扩大战果。他选取官军五万，分作三营，“深入虏境，伺便征剿”。然而，就在计划实施的前夕，又有五千蒙古骑兵南侵。杨信还师延绥，在胡柴沟对敌军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将敌军击溃。蒙古的残兵败卒再次聚拢，但在杨信“身先众卒”的突击下再次大败。明朝一战缴获敌军战马五百匹，盔甲弓矢四千余件，牛羊二千余头。

延绥镇捷报频传，警报解除。但是王越考虑到延绥难以供给外镇援军的粮草，于是擅自回师偏头关。结果延绥马莲岘一带又传出了敌情。这引起了兵部的不满，欲追究他“擅回之罪”。最后王越得到了宪宗的赦免，并获命屯兵于延绥镇附近，伺机行事。

很快，阿罗出的大军卷土重来。成化六年七月初六，阿罗出率领着万余骑兵，分道五路，自双山堡深入明朝边境，沿途烧杀掳掠。王越、朱永与房能将延绥本镇与宣大京营士兵分作诸哨，把守各路。七月初七，明朝一名把总带领的队伍首先与两千敌骑在开荒川（今榆林安崖乡）相遇。紧接着，其余各路蒙古军队一同涌向这片河滩，很快就汇聚起数倍于前的兵力。据记载，当时近万名蒙古骑兵紧随在一名身着耀甲的酋长身后，径直向明军战阵发起冲锋。这支寥寥数百人的明军与赶来支援的右哨立即下马结成紧密的阵列。在顽强地承受了敌军数十次冲击后，明军终于等来了主力。随着前哨、右哨以及王越、朱永麾下的官军陆续进入战场，胜利的天平逐渐倒向了明军一侧。阿罗出带领全军撤退，登上四口川的高地，凭借有利地势据守。然而这道败卒构筑出的防线在士气大涨的明军面前就像一层纸般脆弱，蒙古人的防御被明朝赶来的追兵轻而易举地撕破。蒙古军队再度落荒而逃，遗弃的盔甲马匹以及掠夺的牛羊器物掩丘蔽野。

然而阿罗出并未善罢甘休，他收拢残众继续西进，行至牛家寨一地时，与都指挥吴瓒一路明军小分队相遇。阿罗出见明军人数占劣势，试图从三面包抄。但几路明军很快赶到战场，蒙古军队在西南两面明军夹攻下逐渐不支，纷纷向北逃窜。而阿罗出也身中流矢，侥幸从明军的层层围堵中脱身。

大搜河套：红盐池之战的胜利

虽然阿罗出一部在开荒川的战斗中受挫，但河套之患并未就此平息。很快癿加思兰太师就为争夺河套的控制权而与阿罗出交恶，最终后者被击败。同时，癿加思兰太师控制着黄金家族出身、鞑靼汗位正统继承人满都鲁与孛罗忽。这就意味着癿加思兰太师也成了明朝北方的首要威胁。

其实，以癿加思兰为首的套虏频繁的扰边行为也在一次次触碰着明廷的底线。成化七年，兵部尚书白圭再次“议大举搜河套”。他上奏称：

“虏势深入，顷已敕吏部右侍郎叶盛亲诣陕西、延绥、宁夏会议边务。然臣等切虑虏性桀点，苟知我内地空虚，未免复肆剿掠。宜如臣等所会议，救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调甘、凉、庄浪、兰县官军防守要害。又今河冰既开，虏无遁意，计其秋高马肥，必复入寇。在边并见调官军仅足捍御，未可穷追，若明春复然，则边患何时可息？必须于明年二月大举搜剿河套，庶收一劳永逸之功。请先调军夫五万摆堡运粮，计可足半年之费，然后选集精兵十万，简命文武重臣各一员充总督，总兵二员充副、参将官，每兵一万，坐营、统领者各一人，所须出战驮马、鹿角、战车、军器之类，俱宜预备，期以十二月启行。”

于是在成化八年四月，明廷令武靖侯赵辅挂平虔将军印，充总兵官，王越也辞去大同巡抚一职，改任总督军务，陕西巡抚马文升、延缓巡抚余子俊、宁夏巡抚徐廷章以及各边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官，悉听其节制。明军再次大举“搜套”。然而未等搜套部队在延绥集结完毕，供给粮饷的各州府就已经民怨沸腾。赵辅与王越认为，要想彻底扫清两千余里的河套地区的十万多敌寇，必须要调遣十五万军队分道并行。当时两者手下军队只有两万，而且“士卒衣装尽坏”，难以胜任“搜套”的任务。另外，当时边境战事的发展也大大超出了明朝的设想。癿加思兰“六月入平凉、巩昌、临挑，杀掠人畜，迫七月而纵横庆阳境内”。同时，赵辅与王越的客兵按兵不动，不但引起了白圭的不满，也让陕西当地的守军关系出现了裂痕。延绥兵屡屡向兵部派往延绥咨访军情的官员抱怨“搜套”客兵贻误战机，致使敌寇肆虐内地；陕西巡抚马文升也对赵辅的客兵作壁上观而怨言满腹。很快赵辅与王越就以“玩寇殃民”的罪名受到了弹劾。但这场政治风波同“搜套”计划一起，随着赵辅因病被召回京师而不了了之了。

然而这次“搜套”并未重现成化三年无果而终的结局，因为王越为明朝河套地区乃至整个西北的军事格局创造了一次罕有的逆转。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九月十三日，王越接到情报，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率部自河套全线出动，向安定（今定西市）、秦州（今天水市）一带州县逼近。节制诸镇的王越立刻命令宁夏、延绥等各地镇抚官员拘收人畜，做好迎敌的准备，自己亲领明军由榆林行至波罗堡。这时候，王越意识到，如果按部就班地领兵支援，当地占地狭小、粮草不足的屯堡将难以驻扎下如此庞大的队伍，而且到达当地要经过上千里的跋涉，军队疲惫不堪，同样不利于战局。另外，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项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借蒙古主力西行之际，深入边墙之外的河套，奔袭蒙古军后方，完成十年来明廷所企盼的“搜套”、“捣剿”。

王越凭借着他敏锐的军事直觉，毅然深入河套进行军事冒险，并做好了两手准备。他分兵给延绥巡抚余子俊，命其日夜兼程赶赴宁夏，配合当地守军防备癿加思兰的入侵。同时他调集了延绥总兵官许宁、宣府游击周玉等路明军共四千六百余名骑兵。二十五日晚，明军全军从榆林红山儿墩出境北行，拉开了进军河套的序幕。

明军昼夜兼行一百八十余里，首先到达白碱滩北下营。在该地，王越选派了十二名探子，分三路侦察敌情。第二日，全军又行一百五十余里，然后接到情报，得知蒙古军老营在北方五十余里外的红盐池附近。王越立即作出部署，挑选精锐部队作为先锋，分作两哨，分别由许宁与周玉统领。在两队兵马向红盐池推进的同时，他又派出了一支一千余人的队伍，以地形为掩护，悄悄逼近敌军营帐。

明军行至距离红盐池营帐二十余里的地方时，蒙古人才如梦方醒，急忙召集部队摆列阵形。随后两翼明军向着蒙古匆忙布置的阵列发起冲锋，两军在红盐池畔展开了激战。然而，当蒙古军队看到从身后营帐里呼啸杀出的明军时，全军陷入了混乱。很快，这支蒙古部队就在明军骑兵的马刀与箭矢下变作了一群抱头鼠窜的乌合之众。在一片绝望的呼号中，蒙古人纷纷逃向明军在西北方向上的缺口以寻求活路。满山遍野的牛羊、骆驼、马匹，堆积成山的弓箭、皮袄，乃至蒙古壮丁的妻子儿女统统被留给了明军部队。

红盐池之战以明军的完胜告终。明军满载战利品返回境内，身后只留下火光冲天的一座座庐帐。然而这场出征并未就此结束，在王越红盐池之战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抄掠内地的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正准备带着抢夺的财物与人畜撤离。

王越领兵回到明帝国境内，接着便马不停蹄地挥师西进，与各路明军在韦州城会合，围堵从边境退走的蒙古主力。十月十一日，几路明军在红城儿一地与蒙古军队遭遇。这支蒙古部队约有一万人，全部披戴明盔青甲，以潮水之势向明军冲来。明军苦战许久，最终将其击败。据战俘供称，这支部队正是孛罗忽与满都鲁所率领的劫掠明地的部队，两人战败后惊惶逃往北方。

十月十三日，明军再传捷报。刘聚于三岔一地再败蒙古军队，被击败的蒙古人系癿加思兰部的主力部队。至此，此次河套内外的战争以明朝的胜利画上了句号。

在这场被誉奇功的红盐池之战中，许宁的左哨生擒四人，斩获首级二百九十三颗；周玉的右哨生擒三人，斩获首级五十五颗；总计生擒、斩首三百五十五名。从明朝纸面上的斩首数来看，蒙古的人员损失并不是很大，而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 延绥边墙遗址

有很多人对于明军“首功制”与实际战绩的关联有着误解，认为明军上报的首级数等同于敌军的损失人数。因而有不少人根据明帝国每战收获的仅数十、数百的首级数，判断蒙古方面在与明朝的对抗中损失极小，乃至研究界也充斥着过于抬高蒙古战斗力，贬低明朝军事水平的论调。其实这种谬误往往建立在对明朝“计首论功”制度的错误认知上。为了防止将领夸大战功，明朝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军功制度。明军在战斗后以割取的敌军首级为凭据，向兵部讨取赏银或获得升迁。同时明朝也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首级审核制度，由兵部与巡按御史两个系统严格把关，以避免出现杀害非战斗人员冒取功名的情况。但明军时常受蒙古人敬重尸首的风俗以及战争环境所限，没有机会割取敌军的首级。

例如崇祯元年宣府抗击察哈尔部的战争中，明军“冲打击死许多夷人，彼势委众，各山高出俱有贼兵压梁，谁敢轻出割级，当被贼令步夷将死夷拉扯连送边外”。可见明朝在边疆复杂的地形上，面对机动多变的蒙古军队，时常难以获得清扫战场的机会。涂宗浚在《狡酋紏众屡犯疏》中也写道：“

紏众万骑入犯安边，又令千馀窥讧波罗，比欲犄角死敌，横肆蹂躏之谋，讵知我兵闻烽肆集，堵剿败北，各营报胜于西，大将奏揵于东。虽两地斩级不及，而射打死伤颇众，亦足以纾华气，而夺戎心矣

。”这段记载同样强调了敌军伤亡数与明军得到的首级数是两个概念，而投射武器造成的敌军伤亡也难以计入明军的斩首数中。可见，像红盐池这样的大捷，蒙古伤亡远不止三百五十多人。像前文所述的击伤鞑靼首领阿罗出的开荒川之战，歼灭数也同样远超明朝所得的一百六十级。

◎ 毛乌素沙地

总之，红盐池之战对明代边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明朝凭借这场光辉的胜利，重写了边墙内外的势力格局。自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三部在红盐池之战以及后续的红城儿、三岔之战等一系列战役中遭受重创后，心有余悸的蒙古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胆量再次入据河套。《明通鉴》中这样形容战后的河套局势：“

自是稍徙北去，不敢久踞套中，亦不敢恃险深入。于是延绥得息肩者数年

。”

曾有人感叹明朝最终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恢复国初所设的东胜卫，收复河套地区。其实客观上讲，放弃“复套”实为明廷的无奈之举。河套的自然环境相比明初已有巨大的差异，占河套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上的毛乌素沙地已向南扩张至明朝境内。成化年间扩建延绥边墙时就有人提出“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的观点，到嘉靖年间，成年累月的风沙甚至已将数段边墙埋没。

另外，以明朝北方边防所采取的军屯模式，延绥镇的维持时常需要依赖外地粮草的转运，东胜卫不毛之地上的屯垦更不可能满足驻军的需求。如果从内地横穿数百公里的沙漠将粮草调运至今呼和浩特市附近的东胜卫，成本更是难以设想。即使主张“复套”的王越，最后也不得不妥协于现实，将对河套策略改作“增兵守险”原先的防线。

虽然红盐池之战没有达到收复河套的目的，但为西三边防御体系的完善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余子俊著名的边墙修筑工程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展开，最后修筑起了一道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长达一千七百七十余里的边墙。

这场胜利同样带来了制度上的革故鼎新。成化十年，明廷设三边总制，确立了一系列职官系统。王越成为肩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三边四镇防务的首位要员。从此三边四镇协同调度，互为犄角，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西三边的防御功能，也再度强化了大明王朝对关西七卫与西宁、洮州、河州、岷州四卫的蒙古人以及藏地番夷的管控。

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曾说过：“

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蒙古人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最后一句即是对明代中后期明蒙战争很好的概括。而蒙古这只蛰伏在明帝国躯壳上的巨虫，也会将这种形态的拉锯战延续下去。从达延汗的复兴，到吉囊、俺答的成王霸业，直至林丹汗的垂死挣扎，河套上明蒙间的战火一直都不曾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