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荷包——关税盈余与皇室收入

关税盈余最先出现的时间为康熙六十年（1721），清廷正式将溢额以“盈余”的名目定例归公，即税额之外的羡余都起解中央。但正额有定，盈余无定，为确保盈余收入，乾隆十四年（1749）上谕：“嗣后正额有缺者，仍照定例处分。其各关赢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短少者，该部按所定分数议处。永著为例。”乾隆四十二年（1777）新例：“嗣后各关征收盈余数目，较上届短少者，俱着与再上两年复行比较。如能较前无缺，即可核准。若比上三年均有短少，再责令管关之员赔补。”

乾隆年间，属于户部管辖的税关有24处，其课有正额、有盈余。其中关税盈余归皇室收入的税关包括：崇文门、左翼、右翼税务衙门，归化城、潘桃口、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额外盈余归内务府者则为天津关。此外，浒墅关替皇帝成造各项器物，如玉器、墨、金箔等，编有“办公银”30,000两。九江关成造官窑瓷器，编窑工银10,000两。粤海关和闽海关每年也都得替皇帝办贡，粤海关的办贡银为55,000两，闽海关为8,000两，皆由关税盈余中拨出，办贡之节省银亦缴交内务府。

香坂昌纪指出，雍正朝的盈余“尽收尽解”达154万两，超过正税147万两，陈国栋则认为关税盈余并非完全解交内务府。归化城、潘桃口、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崇文门、左翼、右翼的税关监督，对内务府的财政贡献是解交盈余，他们的养廉银系皇帝取自盈余，恩赏数千两。以下分别就各税关情况作说明。

（一）盈余全部解交内务府

张家口税务带有陆路边关的性质，主要财源来自与蒙古、俄罗斯贸易之商税。张家口也叫东口，山西商人或称“晋商”，与俄罗斯在恰克图的贸易，都将总号设在张家口；北京商人称为“京帮”，商家的总号设在外馆（安定门外偏西北的小村庄），分号设在张家口。《明清档案》有乾隆十一、十八、三十三、三十六年张家口征税档案，给户部税银皆为20,000两左右。乾隆十二年（1747），盈余交内务府为21,396.3两，已经超过给户部税银；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1765—1775），与俄国的贸易量增加，盈余且达三万多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张家口税差和宁奏，张家口税务每年应交正额税银20,003.5两，盈余银40,347.1两。

绥远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称为西口，为内地商人到蒙古做买卖的另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城的盈余资料不多，仅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有一则纪录是6,066.4两。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前，归化城税务核定：每年征收落地杂税银15,000两、牲畜钱9,000串作为定额，此外多收银两钱文作为盈余。又依照户部咨文：归化城盈余银两钱文以乾隆三十五年定额为准，按年比较。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收杂税17,828两，比乾隆三十五年定额之16,548两多1,279两，较上年多收10两。又征牲畜税钱9,144,941文，比定额之税收钱多盈余7,331文，较上届征收钱数计多收钱614文。归化城的盈余数量不多，可能仅充衙门办公经费，只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有缴交内务府的资料。

杀虎口部分，乾隆二年（1737）监督税务讷清额呈称：“杀虎口关税共盈余银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六两一钱。”奉旨：“这所得羡余银两交给内务府一万五千两，其余银三千七百两赏给讷清额。”根据《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到乾隆十五年（1750）以后，盈余大致为5,500两。又，张家口和杀虎口两个税关还负责贩卖皇家各牧厂残疾马匹，如杀虎口自乾隆三十九到四十一年（1774—1776）变卖残疾马匹，共得银609.28两。此二税关除盈余外，贩卖牲口收入亦缴交内务府。

潘桃口的资料不多，在乾隆二十几年盈余有25,000两，三十年（1765）裁潘桃口监督税归张家口征收，所属六小口，改归通永道管理。次年，复改潘桃口税归多伦诺尔同知征收。设局大河口，差理藩院司员督收归化城税，既而改归山西巡抚遴员征收。

山海关以东北大豆、人参、貂皮为主要征税项目。乾隆十五年（1750），山海关监督高诚奏称：“奴才兄弟高恒自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接到部札奉旨留任起，至乾隆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止。奴才于乾隆十五年九月初六日代管起至乾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征正额银三万四千四百三十六两一钱、人参税一千九百八十一两五钱、貂皮税二十八两七钱，盈余银六万六千五百八十两，解送钱粮、车脚盘费等，共支销过盈余银一万三千八百二十三两四钱，实起解内务府盈余银五万二千七百五十六两。”此后山海关每年的盈余也维持在四、五万两之间。

乾隆年间，崇文门设立正监督、副监督，左翼、右翼各一人，由内务府大臣及尚书侍郎兼充。其各常关，或部臣题请特简，或由京掣差部司官，或改令外官兼辖。派到崇文门当税关监督者，大都是皇帝亲信，此处收入多少直接影响皇室和亲信大臣的利益。八旗在京城驻防区域划分为左翼、右翼，专门征收牲畜和房地产税。《朱批·关税》记载崇文门的关税资料只有三年，分别是：乾隆九年（1744）为262,147.88两、乾隆二十一年（1756）为262,085.7两、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316,089.5两。崇文门关税缴交户部的定额约为十一万余两，另外皇帝赏赐文武大臣百官及各衙门饭食银等，约六七万两，其盈余交内务府。左翼交户部的正额约10,000两，盈余14,000两至24,000两间；右翼收牲畜税和房地税盈余约7,000两至11,000两。

太平关的盈余在乾隆初年是由户部转解内务府，《朱批·关税》记载，乾隆元年、二年的盈余分别为21,038.9两及54,420两。除了这两年的档案外，其余各年的奏折都没提到转解内务府一事。何本方《清代的榷关与内务府》一文中，引《户科题本》“关税”档案，其中太平关交盈余：乾隆十八年（1753）六万六千余两、三十一年（1766）七万一千余两。扬州关交盈余：乾隆十八年八万七千余两、三十一年五万九千余两。又提到九江关转解盈余：乾隆十八年十八万余两、三十一年三十三万余两。该文归纳出“以上三处税关在乾隆前期每年要为内务府转解盈余税银约四十万两”。不过，《宫中档乾隆朝奏折》记载太平关的关税盈余，乾隆三十年（1765）为75,443.77两，系由暂署两广总督明山奏明“造册送部查核”，皇帝朱批：“该部核议具奏”，此项金额并未解交内务府。《朱批·关税》记载，乾隆三十一年九江关税关监督海福奏折提到，正耗银398,482.1两，除正额银172,281.3两，盈余并火耗银226,200.81两。盈余银内扣除动支窑工银10,000两、税关吏役工饭部科饭银等，净存盈余170,288.48两。该奏折还提到“盈余同关税尾季额银一并申请辅臣委员到关分批解部”，并未提及解交户部的盈余转解内务府。

《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银库郎中昌躅呈报“总管内务府奏准向户部领银四十万两”，系因该年内务府银库将百万两银寄放户部银库，此后户部陆续归还银两，如二十年（1755）五月银库员外郎舒泰呈报“总管内务府奏准向户部领取应交内库银五十万两”，同年十一月领五十万两。乾隆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年（1757、1760、1761）皆因内务府库贮银两不敷应用，分别向户部领银四十万两。至于户部给予内务府银两是否来自太平关等关税盈余，仍有待查证。

由表2-1可知，各税关的盈余除了崇文门和张家口外，数字变化不大。在此假设，崇文门在乾隆九年至二十六年（1744—1761）每年盈余约在78,000两左右，二十七年至四十年（1762—1775）为82,000两，四十一年至六十年（1776—1795）为146,000两，大略可以推算出，乾隆时期每年所收盈余大约在25万两到30万两之间。

表2-1　各关各年解交内务府盈余数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朱批·关税》；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

（二）部分盈余解交内务府

缴交部分盈余给内务府的税关，包括天津关、淮安关、龙江关、浒墅关、九江关、粤海关等。这些税关缴交盈余的原因在于承办皇帝办活计差务，以下分述各关情况，并将每年收入列于表2-3。

天津关交给内务府的银两称为额外盈余，乾隆三年（1738）准泰奏余银16,876两解交内务府广储司。乾隆十三年（1748），长芦盐政兼管天津关务运使丽柱奏，“所有津关一年正额铜斤盈余应解各款，并考核经费及办公用度等银俱已全完，尚余银六千六百九十七两一钱，或解交内务府、广储司，或交与何处公用？”朱批：“交海望”，海望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此外，在朱批中也会出现“交仓州”的旨意，仓州是太监总管的名字。

淮安关在关税盈余中留存办公银10,000两，为养心殿南匠工食及内廷传办公事之用。后来这笔费用还支付协办税务的笔帖式、养廉、饭食银，及奉旨传办的活计，其他剩余银两必须交内务府。如乾隆八年（1743）淮海关事务坐办郎中伊拉齐奏，存留办公10,000两，除照例支给在关协办税务笔帖式伊世泰、催总堆齐等养廉、饭食银543两外，奉旨传办素凉席64领，解交所有工料等项应需银1,896两，即于办公银内照数动支给发，外余银7,560两理应奏明后，照例造册呈报内务府核销。

龙江关监督兼江宁织造，盈余作为织造养廉银及办公银等用途，办公银之剩余亦需解交内务府。乾隆十年（1745），江宁织造兼管龙江关税务西宁奏，盈余银102,697.2两，循例动支过税关公用银10,000两、织造养廉银10,000两、又支存备公银15,000两三项，共银35,000两。其税关公用银15,000两除照例支用外，尚余18.1两，又循例扣存减半余平银以为织造衙门2,082两，除解用鞘布、水脚等银114.9两外，共存银1,985.2两，奏准解交养心殿造办处。

浒墅关的盈余在乾隆四年（1739）以后支付苏州织造局差务使者往来的路费与办差费。安宁奏称，乾隆三年起至四年征收额税银191,151.4两，盈余银120,518两，共银311,669.4两。浒墅关一年经费需银67,231.3两，除收过火耗银24,577.5两外，不敷添动盈余银42,653两。又奏明办理差使递支银25,930.5两，并留存织造办差银30,000两，实在盈余银21,933.5两。由此可知，浒墅关的盈余有80%以上是供衙门经费和织造的办差银。龙江关和浒墅关之盈余支付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的银两，参见表2-2。

表2-2　乾隆六年（1741）织造局经费

资料来源：《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经费类”，第0886-030号，乾隆六年六月六日。

九江关自乾隆四年（1739）为始，于盈余银项下存留银10,000两备南匠工食，并一切传办公事之用。后来九江关监督唐英议窑厂所用银两于盈余内支领10,000两应用，所以存留10,000两之盈余作为烧造瓷器之用途。

粤海关在税收盈余中支销备贡银，始于乾隆三年（1738），每年约计开销银55,000两。至乾隆七年（1742），皇帝朱批：“四五万两为数已多，此后以三万两为率。贡物但须用之以实，不必过此而求奇巧。”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后，30,000两办贡经费不足，另从粤海关经征担杂项目下报销，办贡剩余25,000两照样解交内务府。二十九年透支经费为1,061两、三十三年（1768）透支8,651.8两、三十四年（1769）透支2,940两、三十五年（1770）不敷银6,398两、三十七年（1772）不敷银6,477两、三十八年（1773）不敷银2,379两。粤海关办贡透支的原因，是因成做许多象牙、珐琅器物。《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有不少粤海关成造器物的档案，如乾隆四十年粤海关成做珐琅钵，皇帝交代“不要广珐琅，要洋珐琅，亦要细致烧乾隆年制款”，至四十二年（1777），粤海关监督德魁送到成做好的珐琅器10件，进交乾清宫。乾隆五十年（1785），皇帝下令停办贡品，备贡银55,000两如数解交内务府造办处。

闽海关采办贡品，约在福州将军策楞任职期间（乾隆五年至八年）奏定，每岁于关税盈余内动支银6,000两。又于留关充用平罚项下动支脚费银2,000两，按年经报。如此看来，闽海关一年办贡的经费约8,000两。实际上，在《宫中朱批奏折》“财政·关税类”的奏折所见，似乎不及6,000两，如乾隆四十年（1775）奏折提到，应支漳绒、蜜浸等贡品银2,272.9两。其剩余办贡银两是否解交内务府则不清楚。

以上各税关之部分盈余替皇帝办理贡品，每年所需经费约一万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