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荷包——税关监督与罚俸、查抄家产

彭雨新认为，清代各关征税缺乏统一的税率规定，经征人员任意作弊，形成蠹商病民的混乱税制。吴建雍《清前期榷关及其管理制度》，讨论奏销制度未能有效阻止官吏侵吞税款，而是将大部分的商业利润变成政府的国帑，使得清代商业资本无法独立累积。陈国栋认为，包衣任税关监督的好处是，若官员贪污，皇帝可以查抄其家产。郭成康《18世纪后期中国贪污问题研究》，从法律的观点来讨论乾隆朝的惩贪案件，认为乾隆皇帝逐渐宽纵贪污的大官，遂使贪污案件屡禁不止。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不过就税关监督来说，皇帝多以议罪制度惩治官员，因贪污被查抄家产者，毕竟仍属少数。不仅如此，税关监督还必须承担盈余不足的风险。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关税盈余需与雍正十三年（1735）做比较，短少者税关监督必须赔补；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后，则改为与前三年比较的方式，短少亦需赔补。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几次蠲免田赋，赢得宽仁美名；然而对灾荒所导致的关税短少问题却不予宽容，迫使官员将自身的亏损转嫁百姓身上，这才是吏治败坏的重要原因。

（一）贪污案件

清人文集常提到税关人员之贪婪、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严重阻碍商品流通。实际上，税关监督贪污的“名目”并非自己巧立，而是在乾隆皇帝许可下增收银两。乾隆朝税关监督被查出贪污者并不太多，只有以下几个案件：乾隆八年（1743）发生粤海关监督郑伍赛侵冒银两案、二十四年（1759）粤海关监督祖秉奎婪赃案件、二十四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贪渎案、二十七年（1762）浒墅关监督安宁侵蚀关税各项钱粮。关于李永标案件已有许多学者研究过，在此仅讨论郑伍赛、安宁贪渎案。

乾隆八年（1743）发生粤海关监督郑伍赛侵冒银两案，其侵吞公款项目如下：粤海关进出货物每担收银0.086两，名为担前银，其中0.038两归公，0.048两监督入己。乾隆七年（1742），本江洋船42只约收银一千余两，外江洋船9只约收银四千三百余两，郑伍赛一年份取担前银为五千三百余两。粤海关火耗银每两加14%，其中10%归公，4%归郑伍赛，七年收正税十二万八千余两，他得银5,120两。郑伍赛采买内务府物件五万余两，约多收耗银7,000两至8,000两。外洋船进口每只客人出银1,900两揽头分送，内402两归公，六百余两监督入己，其余为工火之用。洋船内有守风船，每只索规礼银72两，本江洋船守风24只，收银一千七百余两，官吏均分。佛山、香山两路出去货物约侵隐银6,000两至7,000两，承行及家人等通同均分。总计郑伍赛侵冒银四万余两，将其任所家产等项变价银16,649两抵补，经刑部知照在案。再封贮家产内有郑伍赛之弟郑君恩等各名下家产，因有寄顿藏匿之嫌，亦暂行查封。

乾隆十三年（1748），织造图拉参奏安宁侵蚀关税各项钱粮。安宁管关三年五个月，收过纹银、色银两项共折实银1,044,736.8两，除解给正耗银1,019,616.5两，实该并平余银25,120.3两，除解织造办差并养廉等项补平等共用20,901.7两，实该余存银4,218.6两。安宁的第一项罪状是，每两实收二分四五厘之并平银，却向皇帝宣称每两只收一分五六厘。其次，任内发倾色银共39,292.7两，此系猪税及南北桥杂税，征收色银每两加色7分，安宁说发倾纹锭每两只加色银5分5厘，余色1分5厘系安宁私藏。再者，安宁等假报税关支出银两，他奏折开三年五个月共祭祀银693.1两，实用银478.8两，应存银214.3两；桥缆银155两，实用银39.2两，应存银115.8两；银匣银161.9两；各口岸衣帽银10,935.3两，约用银七千六百余两，约余银3,300两。安宁任内少交银共5,058.6余两。

清代的税关与州县衙门一样，除了税关监督之外，其余的衙役、家人都没有正式薪俸，而家人多达数百人。故在正规税银之外，税关监督增加税率或其他名目添补用度，在皇帝看来问题好像不大。图拉控告安宁贪渎四年后，安宁仍继续当浒墅关监督，一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安宁又被控告侵欺关税银两。事因安宁的家人李忠等，利用客商漏税例加收罚两倍，获取银两，该年罚项共有四万九千余两，安宁私吞了一半。

安宁第二项罪状是，命奴仆阿喜赉赴广东变价苏州织造成造缎匹，共得银九千四百余两。然后又差阿喜赉由广东采买木料、象牙，回苏州雕刻。清朝官员派奴仆经商的案例不少，如高朴案、高积案等，都有类似的状况。

第三项罪状为，乾隆二十六（1761）、二十七年（1762）安宁任织造，买丝斤多用银6,791两，二十八年（1763）丝斤应补银多用银2,262两，并短少库贮闰月银一万余两。

乾隆皇帝向来处理贪污案件皆以查抄家产为终结。安宁名下，除留存什物已交与接任织造萨载，约值银一万余两，查出李世裔、张德源等借欠银三千余两。安宁奴仆李忠名下，追出在苏田房产业借欠银两、铜玉器皿，并所置凤阳、当涂田亩等各项，约值三万七千七百二十余两。又李铨等各名下财产约值银数千两。此外，安宁在北京的财产共银10,429.13两。

从郑伍赛和安宁的贪污案件可以了解，乾隆皇帝查抄官员家产，所得利益不多。因此，乾隆在四十年（1775）以后都采取议罪、罚俸方式，来填饱荷包。譬如，乾隆六十年（1795）全德当九江关监督，因在两淮盐政时收受过商人供应银192,000两，按照“官吏受财”律、“坐赃致罪”律、“有事以财请求”律等，全德当处死。但乾隆皇帝却让他继续当官，命他加倍罚缴，共应交384,000两。《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全德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当九江关监督时，应赔布达拉庙工料银10,000两，四十三年（1778）全德的兄长明德，涉及木商刘思远亏缺官项案件，全德名下家产1,300两入官。五十一年（1786）二月间，全德当两淮盐政，应交议罚养廉银20,000两，同年十一月，全德当热河总管，交自行议罚银30,000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全德当两淮盐政，恭进银锞3,000两，十一月因积压盐引，罚交养廉银60,000两；五十五年（1790），恭进银锞2,900两；五十九年（1794），全德将辛亥（1791）纲积引奏销全完，并未能饬令各商亲纳钱粮，自行奏明议罚银160,000两。全德在乾隆朝共应恭交和议罚银674,700两，自四十一年到六十年，已缴交300,700两。乾隆发明议罪制度，养成官员“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心态，官员一面受罚，一面继续当官。

（二）亏欠盈余罚俸

岩井茂树在《清代国家财政における中央と地方——酌拨制度を中心にして》认为，中国专制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则是采取“原额主义”，但是收支的定额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结果中央财政的角色相对降低，地方进行财政分权。岩井茂树所说的“原额主义”，在关税方面的问题是，皇帝要求税关监督承担税收不足的风险，动辄赔补，致使官员每年呈报税收必须有所保留。

税关监督报告该年关税进项时，皇帝要求他们必须按照雍正十三年（1735）的税收为基准，不足额者必须赔补。如乾隆十二年（1747）管理淮安关税务倭赫奏，乾隆十年（1745）十月三日起至十一年（1746）九月二日连闰一年，共收银178,494.4两，缺正额23,149.1两，照例勒限一年，令照数赔补。倭赫表示，税关监督一年恩赏养廉银10,000两，凡四季当差应事并幕中薪水，以及家口衣食等项，一年需费8,000两以上，节省养廉银，今年尽交4,000两。淮安关税收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以后逐渐下降，官员赔补案件也增加许多。

对于官员应赔补多少银两，皇帝有最大裁决权，最严重的情况是按照欠银罚一倍。如乾隆四十年（1775）江苏巡抚萨载奏，狄咏篪短少凤阳关税盈余银7,086两，皇帝下令狄咏篪短加一倍赔银，应倍追缺税银14,172两。其次，是按照盈余银两赔补，如李质颖在粤海关任内短少盈余256,000两，逐年赔补15,000两。李质颖过世后，其子六库郎中李朝庆继续赔补，每年交银10,000两。清代旗人子弟书《官衔叹》云：“内务府七司三院郎中最美，活财神银库仓差税钞工。”皇帝赐任李朝庆为六库郎中，他的丰厚收入足以替父亲缴交罚银。再者，内务府有名的大地主方体浴短少盈余，皇帝也不予恩免，照数赔补。方体浴奏报，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一月十一日起至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十一日止，淮安关税收银446,108两，除额计盈余银244,468两，较上届少银80,849两。皇帝认为历年有额银缺，少者不过万金，多者不过四万、五万，从未短至八万余两之多。命令将淮安关、宿迁关缺少银95,110两，归方体浴名下赔补，勒限五年追清完项。

官员短少盈余多半奉皇帝“恩准”，照缺额的十分之一、四分之一不等赔补。乾隆四十四年（1779），管理凤阳关务基厚奏，查照三年中亏短最多之数，淮关计165,000两，凤阳关计139,500两，奉朱批：该监督赔补十分之一。计应赔银13,954两。乾隆四十五年（1780），基厚又奏，该年盈余比上届短少六万五千六百余两，奉旨此项亏短银两令其赔缴20,000两，其余45,600两加恩，免其赔补。基厚以前欠款尚未缴清，请求皇帝这次所欠银两可否于乾隆五十年（1785）起分作四年解交。皇帝认为西宁、基厚父子久任盐政与关差，所得养廉银甚为优厚，西宁平日“鄙吝性成”，基厚守其家教，以致如此，此次应缴之20,000两即着西宁赔交。西宁在该年交银5,000两解赴内务府充公，其余15,000两于二年内陆续交完。不久，基厚又上奏折说，愿再交银20,000两稍赎愆尤，恳请分作三年解交造办处充公。以基厚每年赔补的情况看来，当税关监督也是一项苦差事。

税关监督因税收不足而赔补，并不限于子孙，以和宁的案例看来，其近支子弟也在赔补的范围内。和宁在户部员外郎任内，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一月二日奉派到张家口当税差，至五十四年（1789）一月差满。期间应交盈余银三万三千余两，因五十二年（1787）秋季至五十三年夏季收成歉薄，往来客货短少，抽收不足定额。和宁将皇帝赏给银3,284.9两，以及马皮变价等银，共凑银20,000两赴圆明园银库交纳，其余恳求银库展限半年完交。五十五年（1790）四月，和宁将衣服什物折变银1,000两呈交，尚欠12,165.75两。该管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等人具结。奉旨：“和宁应缴盈余银两逾限不交，应革职。未完盈余等项银12,000两着免赔缴，该员住房变抵及在近支子弟内坐扣粮俸之处，具着加恩一体宽免。”此外，还有许多税关监督赔补款项，因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列举，仅将档案上记载税关监督贪污查抄家产、赔补关税短亏、议罪银的各项银两列于表2-4。

表2-4　税关监督缴交内务府各项银两

资料来源：（清）庆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宫中朱批奏折》“财政·关税类”。

（三）失察案件被处分

税务监督亦有因失察案件而赔交银两。如高朴私售玉石案中，乾隆皇帝依徇情故纵律，处分浒墅关税务监督舒文，革职并革顶戴，罚俸50,000两；淮安关监督寅著罚俸20,000两。同样因购玉而议罪的有淮安关监督伊龄阿，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间，向徐茂儒买玉料两块，重240斤，价银10,500两，皇帝命令他照原价缴银10,500两。

此外，乾隆四十九年（1784），山海关监督董椿于任内失察，库银遭窃元宝10个，赔交银600两。乔人杰在安徽芜湖兼管关税事务任内失察李天培洒带桅木案，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罚银10,000两。乾隆五十六年（1791），江宁织造成善织办解往新疆缎不妥，加十倍罚银8,002.7两。徵瑞于淮安关监督任内失察李天培洒带桅木案，乾隆五十七年（1792）罚银20,000两、五十八年（1793）又赔罚料银15,957两。江苏巡抚奇丰额失察浒墅关税务缺少案，于乾隆六十年（1795）自议罚银40,000两。依照《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普福、李质颖、徵瑞等人所交银两系逐年摊还，如普福自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751—1763）共缴交126,760两。

由表2-1、表2-3和表2-4的银两加总，得出图2-1的结果。大致看来，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内务府从税关得到银两大约在30万两以上，三十年以后约在40万两至50万两之间。

图2-1　各项关税解交内务府银两数额

林其泉《清初的“贪得”陋规和“养廉银”制》提及，康熙年间全国各地盛行陋规，雍正实施养廉银制度，在税课盈余中存留若干作为官员养廉银。乾隆后期，由于皇帝性好铺张浪费，开销不断增大，国家财政不敷支应，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在摊派、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腐败现象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由乾隆皇帝处分税关监督贪污、赔补或议罪的案件看来，高度的中央集权，导致财富往上集中，也造成官僚阶层的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