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荷包——盐商与皇室收入



（一）盐商捐献

陈锋利用《清盐法志》列出清朝商人报效事由，多半是军需、用兵、屯田、赈济、备公等。而我从《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发现，名义上的军需、备公银两，有部分流入内务府。乾隆九年（1744）淮南通河商人程可正等，情愿公捐银160,000两聊备内府公事支用。朱批：“传旨商人伊等急公献忱，朕不容阻，但此等事以后可不必，但自循良完课即为良商矣。”奉旨：“雍和宫工程银五万、圆明园工程银五万，六万两交与仓州，钦此。”十二月淮南通河商人程可正等，情愿公捐银150,000两聊备内府公事支用。表4-2为乾隆朝历年的商捐。

表4-2　乾隆朝历年的商捐

大陆学者李克毅撰写《清代盐商与帑银》一文，认为导致盐商破产的原因并不是内务府发放的帑银造成的，而是皇帝与封建官僚的重重盘剥，盐商对皇帝的报效、索勒，使盐商们无力喘息。林永匡在《乾隆帝与官吏对盐商额外盘剥剖析》一文，也认为乾隆帝与官吏对盐商永无休止的需索，再加上巨额的捐输、报效等，是造成两淮、长芦、河东等盐商衰落和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许多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然就表4-2的数字看来，盐商对皇帝的报效不过15次，这些负担不及提引余利或盐商长期借帑的利息。

图4-3　商捐所占的比重

（二）两淮盐引案与提引余利

十八世纪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扩大食盐的消费市场，乾隆初便出现额引不敷民食的情况，自乾隆十一年（1746）两淮盐政吉庆建议预提盐引，以接济民食。两淮盐销售畅旺到前所未有的局面，但乾隆三十三年（1768）却发生两淮盐引案。日本学者佐伯富的看法是：“乾隆时代盐务极盛，额引畅销，不足者，预提翌年额引”。此案被称为乾隆三大案之一，若干官员收受盐商贿赂被处死。根据《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的记载，此案不光是贪污案，商人赔补提引余利多达千万两，通通都落入皇帝的荷包。

两淮盐引预提始自乾隆十一年（1746），两淮盐政吉庆谨奏：

由此奏折可看出，乾隆十一到十四年（1749）预提盐引一百二十万引。余利银的来源则是因正引除了正杂课外，还加窝价银。在彰宝、尤拔世的奏折就说：“两淮纲引正引应完正杂课银二两六钱四分，此外尚有窝价一两。惟预提引张每引正杂钱粮不过一两五钱，不须另加窝价，并免纳杂费。（商人）预提引张系额外给予，领运其所得利息，亦系额外羡余。”两淮盐引之正引纳正、杂、窝价银共3.6两，而预提盐引则缴交1.5两，所以每多2.1两的“余利”。这些提引余利银有部分作为地方公费，如普福奏称：“两淮每遇口岸畅销，本纲额引不敷，俱循例奏请预提下纲引目给商领运，以资民食，商人亦沾余利，并可为承办差务，以及地方公务之用。”地方公务譬如修葺淮北惠济祠、扬州府城隍庙各工程，江都甘泉二县挑江修井添设防火水桶，并盐务寒冬收养穷民房舍等费等项。尤其像皇帝南巡，沿途奖赏金牌银牌等都来自提引余利。

但是，乾隆皇帝不管这项经费如何花用，令两淮盐商都必须归还公款，赔补10,200,800两。盐商提出赔补银两的困难所在：第一，历纲提引之总散各商事经二十余年，其中消乏存亡参差不一，统计历纲提引册内一千三百余人，今通河办运现在只五百余商。过去七百余人拖欠数百万两之公帑，此时五百余商，如仍按名勒追，必致大半无着。第二，皇帝南巡的时候，盐商修葺园亭工程，如江广达、黄源德等，修趣园、倚虹园、净香园、平山堂、观音山、九峰园等处，所费不赀。乾隆皇帝朱批却是：“一切工作悉皆取给公中，伊等因系经手之总商，任意开销装饰，彼时既冒独立办差之名，滥膺恩赏，且以私家别业借口公事糜帑，增新仍得据为己有。及至事已败露，所费之数转令众商代为完缴。”此指称盐商任意滥用公款办差，装修私家别业，事发后有转嫁众商之嫌。

林永匡根据《扬州行宫名胜全图》档案，发现扬州行宫合计共建造宫殿楼廊5,154间，亭台196座。楼廊注明为商人建造者3,981间，未注商人姓名者1,173间。亭台注明商人建造者160座，未注商人姓名者36座。这些行宫修缮完毕后，盐商们还得继续解囊购置宫中陈设景物，如高旻寺行宫、天宁寺行宫，商人们购置的古玩珍宝、花木竹石不可胜数；平山堂行宫中本无梅花，乾隆首次南巡时，盐商们耗银植梅万株，专供皇上观赏。盐商出资建造皇帝行宫园林有注明标记，并不是皇帝所说：“以私家别业，借口公事糜帑。”

不论盐商过去将提引余利用在地方公费，或者如泷野正二郎所讨论官员从中取利，乾隆认定商人需摊还历年提引银10,200,800两，从三十四年（1769）开始分期摊还。四十年（1775）两淮盐政伊龄阿谨奏：淮南各商应缴历纲提引余利，共银10,200,862两，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月起分限十年完缴。于戊子（三十三年）、己丑（三十四年）两限完过银2,270,548两；三十五年（1770）仰邀天恩展限六年，续完过庚寅（三十五年）一限银566,450两；三十六年（1771）内复蒙天恩，再予展限三年，迨后辛卯（三十六年）、壬辰（三十七年）、癸巳（三十八年）据遵加展年数匀分按限征完，每年分做两次起解。自三十三年起至三十八年共完解过银4,217,723两，尚欠5,983,138两；自甲午（三十九年）7限起计13限，每限该交银460,241两，应解甲午首季银230,000两。

巡视两淮盐政寅著奏称，商人共完过第7限4,677,965两，尚未完银5,522,896两。又于四十年（1775）奉谕旨：加恩展作20限完纳，每限应完276,144两，商人应完四十一年（1776）丙申纲，自上年十月起至今年十月一年陆续完纳140,000两，未完纳一半银仍督商谨遵完纳。巡视两淮盐政伊龄阿奏称，乾隆四十七年（1782）奉上谕：“将未完银分二十一限缴完，今该商已完至第十三限，其余八限尚应缴银三百八十六万六千两。该商等按限完交已经过半，朕思恤商所以惠民，着加恩于未完银内豁免二百万两，其余一百八十六万六千两仍照原限完缴。”每年应交233,253.46两，分上下半年缴完。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奉旨：淮扬商众所欠1,632,774两，加恩全行豁免。表4-3为两淮盐引案后，商人历年缴交的提引余利银，共银6,510,491两。

表4-3　两淮盐商缴交历年盐引余利银

两淮盐引案商人应赔一千多万两，经皇帝加恩豁免，只交纳六百余万两。表面上好像皇帝特别宽容，不过，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又开始实施预提盐引制度，在八年中补足皇帝豁免的部分。两淮盐政李质颖谨奏：“查提引余息惟视窝利之厚薄以定数目，乾隆三十三年尤拔世请题己丑纲引二十万道，每引缴银二两六钱共合五十二万两，今案出售情形，每引应缴余利二两八钱，合计共缴银五十六万两。”至乾隆四十年（1775），每引改征余利3两，如此一来，盐商每年缴给内务府的余利增为60万两（参见表4-4、图4-4）。根据陈锋的研究，乾隆中期以后由于引额的壅积和报效数额增大，积欠亦日趋严重。如乾隆三十年（1765）的钱粮奏销册就出现“带征”戊寅（二十三年）、甲寅（二十九年）引课。此后，在奏销盐课时，“压征”、“接征”、“带征”等名目相继出现。两淮盐政李星沅指出：“带征远年旧欠，则成本愈重，商力不支。”商力不支，却又增加提引余利造成商人的双重负担。

图4-4　两淮盐商缴交提引余利

（三）盐商借款

盐商向内务府借内帑是康熙时代就开始的，乾隆朝盐商借内帑也十分常见。上一章笔者曾探讨商人王至德、范清济家族借内帑，未统计发商生息的数目。从《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和《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的统计可知，盐商向内务府借银两以长芦盐政占多数，其次是两淮盐商。从图4-5可以看出长芦盐商借内帑占其支出之比例较高。

图4-5　长芦盐商借内帑之利息

1．长芦盐商借款

（1）盐政运库之公款

盐商向盐政衙门的运库借款为相沿的陋习，凡有商人缺乏起解钱粮，即向运库暂为垫借陆续完交归款。乾隆二十年（1755）署理长芦盐政官著奏称：“乾隆十三年（1748）钦奉谕旨，令长芦于盈余闲款内每年解到五万两，以备行幸赏赐之用。钦此。”经前任盐政丽柱以芦东公费银32,500两堪充闲款，不敷银17,500两商人情愿捐足，共凑50,000两。自乾隆十四年六月起至二十年五月止，营运六年可得本利银486,950两。本利银内存留银417,000两，仍交商营运，其余69,950两解送内务府以为公用。嗣后每年应将所得利银50,000两解交内务府。长芦盐政衙门的经费可能是借给盐商，故其衙门经费缴交内务府的数量不及两淮盐政。

官员在每年的奏销册中，报告该年地方经费用途，其中包括商人借款数量，分为已还或未完。乾隆二十七年（1762）长芦盐政达色奏称，乾隆二十六年（1761）份正杂课94,524.23两，平饭等银14,412.2两，共应108,936.43两，除盘查现存库银41,320.57两外，商借未完银72,473.86两；各商急公借用办理庆典皇差银两，除已完外，尚有未完26,747.97两。各商急公之项现在陆续完外，各商垫借过银45,725.89两。内前任病故运使王图炯代商借过银27,616.93两、副运使印务运同马德生代商借过18,108.96两，二项借银内有正课银40,867.89两，闲款银4,858两。达色的奏折提到商人借正课银，正课银不是应该缴交户部？又为何借户部的银两，利息又归皇帝所有？

（2）当铺

第三章讨论乾隆十二年（1747）以后内务府先后开设当铺共26座，估计成本银约726,548两。其中有三十多万两交由长芦盐政发商生息，根据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巡视长芦盐政高诚奏称，赏借当架本银352,612.46两，每年应交利银42,313.5两。遇有闰月多1%的利息。

另外，盐商也有个别向内务府借当架银。乾隆三十四年（1769）长芦盐政高诚奏称，商人王至德借过万成当官本银150,000两，又欠长芦运库官本银50,055两，共欠官本银200,055两，令该商每年本利兼交，利随本减，自丁亥年（三十二年）起至壬寅年（四十七年）止，分限十六年本利清还。王至德名下丁亥年应交利银24,000两，拔还本银10,055两，止交过利银18,000两。戊子年应交利银22,800两，拔还本银10,000两，只交过利银18,000两，共应交利银四万六千余两，今仅收过利银36,000两，较之原奏欠银一万余两。

不过，多数盐商借内帑通常不只当本一项，像王镗的借款就包括五项。乾隆二十六年（1761）长芦盐政金辉奏称，王镗引名王克大，现在行销河南彰德府属之安阳、林县二处引地，每年共配运19,121引，每年应交课银10,326两。又领借当本生息银、赏赉生息银、内府帑利银、水师营生息、莲池书院生息银，以上五项共领借本银77,873.2两，应交利银9,344.7两。王镗应交的正课银和他借帑银交的利息相差不远，可见长芦盐商负债累累。

（3）代认革商欠银

长芦盐商因欠课被革退，由众商中选出财力雄厚的商人替他还帑息，“先将参商名下，所欠有利之帑，令其换具领状，认领输息，以抵引窝价值。其余旧欠课项，除参商家产盐价变抵外，不敷银两，核其旧欠银若干，计其所得利息多寡，酌定年限，并令新商代为完纳。”新商替旧商完纳帑息以永庆号最为著名。永庆号原系朱立基经营，因他亏空，由王得宜（起凤）接办永庆号盐务，永庆号的引地遍及直豫二省二十一州县，窝价银达460,000两。又朱立基所积存盐包、房屋、家伙，值银320,000两，实在成本银819,672两。王起凤等承办每年以一分起息，应交库平色息银91,082两，定于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自赴广储司交纳。王起凤、王世荣、王珮三代都还经营永庆号，到乾隆晚期，永庆号缴交的利息达三百万两，皇帝称他“实属尚有天良，长久出力之商”。

王珮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因雨泽愆期，销盐短少，请求内帑赏借800,000两，情愿加倍缴银1,600,000两，分限十六年交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长芦盐政穆腾额奏称，王珮经营的永庆号官引地，及自置引地共五十余处大半皆在河南，共窝价银六十五万余两。各引地存积盐包，及存坨生盐共四十七万余包，共估值银一百六十六万余两。除借过帑本扣抵外，尚余银1,200,000两，所有该商京津当铺产业未经算入，通计抵借帑银800,000两，不致有缺。可见盐商向皇帝借钱，得有雄厚产业作保来抵借帑银，始不致有缺。

另一个商号为常茂号，原系王镗经营，他也曾欠永庆号银两，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镗病故，伊子王德浤质性愚懦，不善营运，欠数十万帑银无着落，盐政请将王德浤承办常茂号盐产，交通纲商人共出资本选派妥商代为营运。乾隆三十年（1765）时，王镗曾旧欠无利之本息等银274,800两，及挪欠永庆号银91,000两，共银365,800两。通纲商人选得商人查奕茂承办常茂号安阳、林县引地，由通纲商人具保，该商如有拖欠，通纲代为分赔。查奕茂代办常茂号引课，每年缴帑息银14,069.23两，分限二十六年归还。实际上常茂号从乾隆四十一年开始交帑息到六十年共交十四次，银197,580.57两，其他的帑息到嘉庆朝继续缴交。

2．两淮盐商借内帑

（1）商捐

盐商借内帑的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王思治、金成基发表的《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提到两淮盐商向皇帝借款，“借帑”实际上成为皇帝所占的干股。自乾隆十三年（1748）起每年商捐银两十万生息，连续五年，共得银840,000两（参见表4-5）。自十八年七月起永远作本生息，余剩银240,000两先行解交内库。两淮盐政每年交利息72,000两。

表4-5　商人借银之利息

资料来源：《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第0452-0013号，乾隆十三年六月初七日。

（2）盐商借款

由表4-1可见乾隆前期两淮盐商程可正、程容德、黄源德等商捐达百万两，且被称“徽商向来商力充裕，办运者百数家，有挟资千万者，最少也一二百万。”而江春为商总，“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为了两淮盐引案“商总江广达等521人联名呈称，商等从前妄用提引余利，罪有应得。”江春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向皇帝借款300,000两，年缴利息36,000两，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淮盐运使鹿荃文开，众商代办赏借商人江广达运本银300,000两，除应交正利银36,000两外，余利银16,000两解交内务府充公。乾隆五十八年（1793）两淮盐运使曾燠文开，遵旨赏借总商江广达过继之子江振鸿营运本银50,000两，每年按一分起息，一年利银6,000两，乾隆六十年（1795）江振鸿交利银52,000两。此外，两淮盐政借商人车脚生息银每年交6,000两。

以上，两淮盐商借内帑的利息大约在100,000两左右。周志初在《两淮盐商“帑利”述略》统计乾隆年间，清皇室内务府等机构向两淮盐商发放帑本银2,249,756两，乾隆末年两淮盐商每年交纳的帑利大概已在300,000两左右。笔者查阅嘉庆朝《两淮盐法志》借帑之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乙巳纲起至嘉庆六年（1801）辛酉纲止，该商等历届请借银两惟甲寅（1794）、丙辰（1796）、辛酉等纲领至一百四十万余及一百六十万余不等，此外各纲俱不过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三十万两，并有不及百万两者。上述盐商借款是否来自内帑并不清楚，《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没有记载这项借款的利息，而且月折档只到乾隆六十年（1795）就结束，嘉庆年间盐商如何摊还利息，可能必须参考宫中档朱批奏折。

3．内帑的利率

大陆学者李克毅撰写《清代盐商与帑银》一文，认为盐商向内务府借钱是因其利息较低，年利率多半是12%，比民间高利贷年利率30%低。不过，他讨论乾隆晚期的帑息超过20%，计算方式可能还需讨论。就商人王德宜乾隆五十一年（1786）借内务府银300,000两作为帑本，加利银300,000两，本利银计600,000两，分限十五年带还，每年还本利银40,000两。李克毅算出利率为22%，若是这样的利息十五年应该是990,000两，而不是300,000两。故本利分限带还的利率应该为6.66%。

另一种核算利息的方式称为“利随本减”。长芦盐政西宁文开，交乾隆四十二年（1777）山东商人内帑本银150,000两，经内务府大臣议准按月一分起息，分作十五年带还。每年缴本银10,000两，利随本减，按限解交内库，应解本银10,000两，利银18,000两，利息为12%。

内务府的利息或许不高，但商人借内帑数量庞大，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时候长芦盐商长期借欠的银两相当多。长芦盐政方维甸奏折称，盐商欠本利银达千万两以上。五十七年（1792）长芦盐政奏称，商人等节年未交帑项，有应交利银本银5,610,500两，又蒙恩停利归本银2,466,000余两，又摊纲银1,677,248两，又捐饷银500,000两，共银10,018,810两。此时，长芦盐商的负债额与雍正末年所欠160,000两相比，增加了三十余倍。

王士铭研究长芦盐政和盐商营运的关系，提到内务府引地租借或帑利借款，对于盐商而言，透过长芦盐政的特殊身份与皇帝沟通，往往获得的帮助是较为快速且显而易见的。

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时，长芦盐商借内帑已经到没办法支付利息的地步。长芦盐政穆腾额奏称，该年因长芦盐商借欠帑本帑利796,900余两，自四十八年（1783）起每引缴银0.2两，至五十二年（1787）过交银914,390余两，每年约收银200,000两。现在尚有三十八万余两，未能还清，请于下届五年再征收0.2两。盐商欠银却摊在每引中，至此以后，商人更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借内帑。

盐商积欠内帑被参革，其无着课帑及杂款摊入商捐参课银项下。所谓“参课”是盐商欠项，每引捐银二钱。长芦盐政穆腾额文开，参退各商拖欠无着课帑及杂款银共1,279,938.74两，前经奏准。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起每年由征收商捐0.2两参课银两项下，先行拔补帑本次归利银，交五十六年份拔补帑本银71,722.96两。

乾隆五十九年（1794）长芦盐政徵瑞奏称，长芦向有参商引窝家产不敷变抵欠帑，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初任长芦，查出积年无着银790,000两，奏请自四十八年（1783）为始，通纲每引捐银0.2两，经内务府议覆准行。旋因逐年复有参商无着银两，又经徵瑞奏准商捐0.2两，永远征收。又有各参商案续入者，通共未完银1,279,900余两。自五十三（1788）至五十七年（1792）止，共收0.2两商捐855,299两，除前盐政将五十三年所收先行拨补参课银133,900余两报明内务府外，实存银721,383两。此内拨出经费必须转发别商生息银123,211两，又抵参商牛绳祖等带征银132,583两，又拨出帑本解内务府银182,704两，三款俱照案拨补。又发过剥船津贴饭银135,090两，解过香灯现年利银47,058两；并续参商章惠生、卫国泰等无着帑课先行拨抵银100,734两，共银721,283两，俱逐年造报内务府查核外，所有五年商捐0.2两一项全数拨抵净未完银841,438两。参商章惠生、卫国泰等无着帑课共466,260余两，除先拨抵外尚未拨银365,534两，又查出参商王致玉等到限缓课银23,175两，共无着银388,709两。请自六十年（1795）起每引随课0.05两共0.25两，核计每年可以多收银五万余两。以此抵剥船岁须津贴银27,000两。

（四）其他收入

长芦商人交节省银始自乾隆十二年（1747）。雍正朝李天馥充商以后应交引价并未完，铜斤节省尚未届限，迨至雍正九年（1731）因欠课革退，招商范宗文接办引窝任交帑项。李天馥认办张霖盐窝止认变抵银十六万五千八百余两，当时李天馥原因已身欠有铜斤节省银111,300两，故呈请俟引价铜斤完日，情愿每年再交二成节省银3,620两。范宗文虽将认纳帑银俱各按限完结，故交长芦禹临等八处引窝二成节省银，每年交3,620两。

据长芦盐政丽柱奏称，长芦各商普加盐斤，内有河南祥符等州县引地系办理官引商人王瑶等承办，亦经一体加给盐斤，在于免交钱粮之内，在民商所获余利无庸置议。至王瑶现办引地从前并未办公效力，且以抵归内务府官项，而加斤之恩在王瑶为便滥邀，王瑶禀称承办引地系属官项，每包节省额课银0.64两，按库平足色共应交5,451两，请照数归公。王瑶承办官引地，于每包银内课节省银归公，此项银两系交内务府。王至德每年交送盐引节省银为4,995.43两。若商人被革退，代办的商号必须承担这项节省银，如义和泰接手经营王至德盐引地，每年仍须缴交节省银4,995.43两。王德宜代退商范清济办引地亦交节省银。

其次是引地的地租。满城县官引地除了交正额税课外，每引按5两成本合计起租，原本是郭有恒办理，当他被革退后由张益昌继任，每年交银3,022.5两。

乾隆十四年（1749）两淮盐政吉庆谨奏：淮北商人程容德寄顿张广泗银两一案，程容德情愿捐银30,000两赎罪自新。乾隆五十七年（1792）两淮盐运使柴桢侵挪库银220,000两，盐商加倍罚银440,000两。此案系因盐商上纳钱粮，或用商伙或用家人赴库兑交，本商并不侵到。其小商并有交与银店代纳者，此次该运使以需用甚急，又不便将入库之项再行提出，有家人柏顺住居署旁，代该运使设计在外揽收，向交纳钱粮之商伙家人及银店人等说明，将应纳钱粮交伊收受，即填入库簿作为已收。各商伙家人及银店人等利其便于缴纳，且银色稍有不足可免倾销火耗，其中不无些微沾润，遂皆向伊交收。有关柴桢案件的档案相当多，等将来有机会再仔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