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荷包——生息银两与商人的负担

历史大观园制度构成 2020-06-19 15:51:50 0

大陆学者李克毅认为盐商向内务府所借帑银利息不高，年利率为12%，大大低于民间高利贷。的确，有些商人对于皇帝恩赏借银的事情，再三表示感激。例如，原任刑部郎中王镗呈称，河南水灾将王镗长芦装运安阳、林县二处，盐斤六千八百余包，值银一万八千余两，连厂地庐舍全行冲没。王镗自请将二处盐窝计盐引、房屋、骡马等项共值银三十万余两，请交长芦盐政衙门或作价抵完内府生息银50,000两，以及天津未完一切公项银八万余两，并续借内府闲款银150,000两，按照二分行息。内务府官员查王镗所借50,000两，按一分五厘起息，每月应交利银750两，自乾隆十年八月起至二十一年（1745—1756）十二月，共交过利银106,250两。但王镗未交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至七月利银，因此他请借内府银150,000两之事并须由皇帝批准。乾隆皇帝认为若将王镗盐地收回变抵，则伊之生计愈至拮据，再借给内府银100,000两，一分行息，其从前所借50,000两亦酌减为一分行息。虽然王镗向内务府借银自动将利息提高为两分，但是乾隆皇帝批准以一分行息，也将他过去借银利息降为一分，以减轻负担。

但是，盐商的真正负担商人不仅在利息上。他们一面感谢皇帝“恩赏借银”，另方面却得捐输报效。就像是《红楼梦》写的：“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根据陈锋统计乾隆朝各区盐商报效银两共38,465,491两。这些报效的事由虽为“赈济”、“军需”、“屯田”、“工需”、“南巡”等名目，其实有一部分款项流入内帑。乾隆二十一年（1756）两淮盐商程可正等为“伊犁军需”捐一百万两，拨交圆明园银库却有二十五万两。二十二年（1757）两淮盐商黄源德等捐一百万两，其中三十万两拨交圆明园、交内务府银四十万两。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建设园林，商人藉机捐输，这些银两尚不属于“报效”的范围，在《内务府奏销档》是使用“恭进”的名词。乾隆十九年（1754）兴建乐善园行宫，长河工程处实收两淮盐商恭进银二十五万两、两浙盐商恭进银五万两、广东盐商恭进银三万两、福建盐商恭进银三万两，共三十六万两。乾隆皇帝兴建宫殿园林，动辄数十万、百万两，商人“恭进”的银两将在本书第四章有更详细的讨论。

更有趣的是乾隆皇帝将内帑借给盐商，有些帑本还来自盐商本身。乾隆十三年（1748）两淮盐政吉庆奏称：“众商情愿每年公捐银十万两，公领生息，以五年为率，连每年息银归入本内，一并营运。年满之后，遵照王大臣原议留银六十万两，永做本银生息，余银解交内库。”这些盐商也不见得每个都是家产万贯，他们向内务府借银的资料比比皆是。据《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二十九年（1764）六月长芦盐政借领芦商生息本银三十万两；十一月两淮盐商领银十万两、长芦盐商领过银十万两生息。三十年（1765）内库动拨银十五万两，交长芦盐政生息。四十年等年份，长芦盐商运盐乏本，借过内库银五十万两；山东商力缺乏亦于四十一、四十四年借过内库银二十五万两。又四十八年（1783）借给长芦各商帑本银五十万两；山东各商帑本二十万两，照例一分起息，每年共交利银84,000两，遇闰加增按年解交内务府。内帑发商生息的数量持续增加，据陈锋的估计，嘉庆初年盐商交给内务府的利息每年大约是1,426,000两。徐泓教授认为年利一分比之民间一般借贷的三分利，不能算高，十年为期，也不苛刻；过去学者谈起传统社会的借贷一律视之为高利贷剥削，并不公平。帑银的借贷周转，应可视之为扶植商人的政策，不能视为盐商消乏的原因；后来盐商视皇帑为负担，那是因为盐商消乏，还不了本息，若谓皇帑导致盐商消乏，实为倒果为因之论。不过，民间借贷不可能达百万两，商人借贷内帑八年本利相当，对商人来说还是很大负担。

这些内帑的利息作为内廷的开销，特别是乾隆皇帝广建宫殿庭园，其园苑所派遣官员和兵丁多达数千人员，必须仰赖发商生息的方式来作为他们的日常开支。乾隆二十九年（1764）范清洪借银112,000两，其中属于健锐营本银50,000两，系按一分三厘起息、步军统领衙门本银10,000两、奉宸苑稻田本银2,000两按一分起息、牛羊群蒙古息本银50,000两，按一分五厘起息。另外还有寺庙的香供、饭食也采发商生息方式，譬如王至德所借银两有仁寿寺造佛剩余银50,000两，按一分起息，每年得银6,000两，供给仁寿寺、弘仁寺、天庆宫等寺庙之香供、喇嘛饭食。这些寺庙每年有固定的支出，皇帝利用发商生息来解决喇嘛的生计问题，也因此逼使商人每年必须准时缴利息。内务府有七司三院，各衙门凑足万两银即发商生息，一年利息至少1,200两，利息银又归入本银内一起生息，可见帑银是源源不绝的。譬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总管内务府大臣提议：“园庭每年黏补岁修之费向系动支正项，窃以经费有常，似宜另为筹款。即请在于圆明园银库内拨借库平银二十万两，领存运库，慎选殷实十数商家承领，据按一分起息，每年交利库平银二万四千两，遇闰加增，按年解交圆明园库，以为添补岁修之用。”

其次，乾隆皇帝给商人分限五年、十年，往往增加商人利息的负担。乾隆十七年（1752）内务府大臣三和奏准向崇文门税务余银内借领银3,500两，交买卖人王廷献、刘长庆二人作本开设帽铺，藉此购买帽沿选其上好者，预备内廷传用，每顶照例领价银5.5两，其次等者卖给各铺户。王廷献借了本银后，请分限十年，按二分起息，按年递减，计利银3,310两。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王廷献已经交银5,136.05两，仍欠银677.95两。据王廷献呈称，承办帽差原系二人，刘长庆病故，惟剩王廷献一人，王廷献因盐务拖欠甚多，于上年（乾隆三十年）六月内，经盐政参革将引地房屋家什抄变抵补盐务欠项，现在毫无营运，别无产业，不敢承办帽差，并且代还刘长庆未完银677.95两，请宽限完纳。三和奏请改由文德等承办帽铺生理。王廷献借内帑，以二分行息，分十年摊还，所缴纳的利息几乎等于本银。因此尽管内帑不是高利贷，但是分限摊还反而成为商人长期负担。

另一位盐商王天佑也向内务府借银，分十年摊还，其利息超过本银的一半。王天佑并以他的土地做抵押，土地的价值超过本银和利息。乾隆二十一年（1756）王天佑承办河东引盐，因连年池盐歉收，向长芦花马池买运，无奈路程遥远，挽运维艰，费本愈重。故王天佑请赏借帑银二十万两，每年一分行息，分限十年完交，每年交本银20,000两，利银按年递减，十年还清款项，共累积利银十一万两。王天佑以他的商锭、畦地做抵押，共有商锭1,470锭，三场共有额余畦地381号，二项共约值银四十余万两，以商锭、畦地抵所借之本利银数，实属有余。

前述，商人义和泰接办同文的盐引后，预计盐引47,572道，每年扣除正杂课税后可得余利38,000两，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分作三十限摊还，前八限先完有利帑银，后二十二限完无利赔罚等银，分三十年摊还共银1,140,000两。但是，义和泰还两限后，发现物价昂贵、盐运成本倍增，且银钱比价变动，每年赔折银数达一万五六千两。内务府总管大臣永瑢等奏请，自甲午年（三十九年）将应还六限展延为十二限，每年还27,000两。前八限原先应还304,000两，因展延年限共还四十万。之后，义和泰又请求将原来的二十二限改为三十三限，每年还27,000两，应还891,000两。前后共还1,291,000两。

从商人的角度来看，皇帝出借内帑解决了他们资金周转的困难。但是盐商从盐业生产所得的利润是不是足以支付利息？范清济估计他们家族在直豫二十州县等盐引成本值银八十余万两，每年可得利六万二千余两，利润大约是7.75%，而内帑利息为12%，看起来好像入不敷出。实际上，盐商销盐所隐藏的利润却不少。据汪士信的估计，两淮应得盐利中，朝廷所得约为19%；盐政官员所得为42%；盐商应得利润约39%。汪士信认为朝廷所得的19%包括报效、借帑利息、余银三项。不过，我比较两淮盐商和上述长芦盐商借帑的情况，据汪士信估计，两淮盐商在乾隆朝借帑总数为2,099,756两，似乎比长芦盐商少得多。因而像范氏、王氏等支付借帑利息、报效、余银以及各种朘削后，其应得利润应大为减少。

其次，对于商人所面临恶劣的食盐产销环境，朝廷却不能解决。举例来说，许多商人反映商人卖盐时所得是钱文，而交帑完课却用银两。在乾隆元年（1736）每两银折钱大约820文，二十二年（1757）为850文，三十六年（1771）已达1,000文，乾隆五十八年（1793）一两银换制钱一千二三百文。以钱易银令商人赔累甚大，但是银钱比价的问题却一直都无法解决。徐泓教授认为乾隆末年以前，银钱比价一直是小于1∶1000，雍正至乾隆初年比价约为1∶800至900，盐商在银钱比价上约有一至二成的利润。但至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银钱比价即超过一千，甚至涨到一两白银比制钱1300文至1450文，遂使盐商在银钱比价上要亏损三成至四成五。尤其是到了道光年间，银钱比价的趋势达一两银子比一千五六百文，甚至高达两千文以上，则盐商在银钱比价上的亏损更高达五六成以上，甚至达到100％。

乾隆五十九年（1794）巡盐御史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奏，长芦商人因钱价过贱，以钱易银不无赔折，请将盐价暂改卖银。奉旨：“交军机大臣议奏。经议准以改卖银两，致令民受食贵，断不可行。至芦东商力稍疲，自应量为调剂。所有芦东节年请借帑项七百七十余万两内，将并无经费各款共二百四十六万六千余两停止交利，将本银展限三年，分限十年带交。其定限完纳共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余两，一并展限三年，按照原限归缴。”朝廷不解决钱贱银贵的问题，而是延展商人还内帑年限，并未解决商人燃眉之急。关文斌提到1812年，盐商们请求折算盐价时，将银两与铜钱的比价由1两银兑换1,000文钱调整为1,100文，但未能成功，后来仅仅被允许每斤盐提价一文。盐商列举了由于铜钱的跌价而造成每年70万两的损失。

其次，许多研究清代盐商的学者都讨论盐商生活豪奢，挥霍无度，是导致他们衰败的因素之一。乾隆皇帝编给王至德家口养赡费为1,072两；但范清济原来为他们三门族人编15,000两养赡家口的费用，内务府官员却认为：“此一万五千两乃其私家所有，随多随少有何一定，自应删除。”可见盐商家庭一旦衰败，朝廷对他们的家庭日用银两也异常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