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荷包——内帑与商人



清初内务府设有买卖人，康熙年间买卖人大约有200人左右，其中最有名的是范氏家族。从韦庆远研究中得知，明末清初范永斗原是活跃满蒙地区著名的富商，后来入籍内务府成为买卖商人。其家族继续经营边疆地区贸易，另外又经营大规模的铜、盐运销。清代实施招商开采铜矿之外，亦允许东南沿海的商人自备船只，每年开赴日本购买铜斤，这种商人称为“洋铜商”。商鸿逵对皇商范家的研究尚不超出此范围。山胁悌二郎的《清代盐商と长崎贸易の独占》、刘序枫的《清日贸易の洋铜商について——乾隆～咸丰期の官商·民商を中心に》，都注意到范氏的商业活动，本书不再重复以上学者之论述。本章拟讨论内务府买卖人的设立和利息负担、商人长期借贷所累积的巨额利息及被抄家的过程。

清初内务府设有商人或称为买卖人，商人最初的活动是替内务府办买内务府所需诸项什物，并查访时价，及外藩进贡折赏等事，授为领催之职每月给银二两。后来还兼营各种粮食、铜矿、食盐运销，资本雄厚超过百万两银。山西范氏就是其中一例。

清朝入关后，派商人承充内务府买卖活动，自内务府领取定额的本银，康熙十年（1671）内库郎中多波霍呈称：“盛京每年均有三旗制作所余棉、盐等物，并购买所需诸项什物及议价等事务，故应置设商人。”盛京设有三旗佐领下人丁，生产棉布、盐等物，故由棉庄、靛庄壮丁中挑选商人，共分成三等，头等商人领取300两、二等商人领200两、三等商人领100两，所取利息原拟每两一月三分（即月息3%）。其后依照商人等第，每年的利息分别是60%、50%、30%。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时内务府商人共有192人，一年息银为8,982.5两。这些商人所交的利息比规定的多出182.5两，可以获得赏赐。内务府商人并不在乎这些极高的利息，因为他们从内务府中取得经商特权，其利润远超过利息的支出。以范氏来说，乾隆年间其家产达数百万两，但每年尚交内府利银100两，并注明“此项系顺治年间赏借本银二百两，每年交利银一百两。”。另一位商人王廷献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说：“本身充当买卖人，原领本银一百两，应交利银六十两。”王廷献为三等商人。由此可知清初所设立的买卖人到乾隆年间还是存在的。

乾隆年间由宫廷派出的官商领银到恰克图采办毛皮，内务府商人有范清注、范国英、王起凤、王克顺、李廷荣、徐士杰、孙起隆、王庭玉等人。据李燧《晋游日记》载，祥发永记设在张家口的账局，为汾阳商人王庭荣投资白银四万两创办，经营工商业存款和放款业务在京师的账局，并兼营候选官吏放款。王庭荣和内务府买卖人王庭玉可能是亲戚。根据乾隆朝《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张家口买卖人范清注交送乾隆十七年至十八年份利银200两、张家口买卖人王庭玉等六人交送旧欠乾隆十三年起至十八年份利银3,600两、张家口买卖人王廷献、翟明皋等六人应交本利银1,800两。祥发永记为恰克图重要商号，清末祥发永记的相关商号祥发源记当家张家口茶叶的商总。

内务府在顺治年间开始借钱给商人，利息相当高，所以在皇帝的心目中，借钱给商人是最可靠的办法，因此乾隆年间内务府各衙门承领的内帑，逐渐由经营当铺转变为发商生息。韦庆远教授提到清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各级文武衙门、官僚、贵族，都在公开或半公开地放债取利。康熙时已开始放债取利，而极盛于乾隆。皇帝是当时全国拥有资金最巨，每年贷出金额最大的银主，又是全国取得债息最多的人。康熙时贷放生息银两给盐商，譬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借给两淮众盐商周转资金一百万两，次年，皇帝又批准借给长芦盐商张霖、查日昌等八人周转资金七十万两。商人获得巨额贷款，裨助盐业经营，而内务府也得到相当利益。譬如康熙五十六年，两淮盐课监察御史朱煦帮盐商代奏请求再借内帑，“今求代题再借皇帑一百二十万两，商等认利十二万两，分作十年完纳。”

韦庆远教授认为，乾隆初年生息本银的运用从经营牟利为主转移为放债食利为主，官员们谋取私利和调剂各种关系的周转金，因此乾隆时期收回全部资金。但“收撤”的资金改为发商生息，关于生息银两的问题拟在第四章详细讨论。在此仅讨论当铺银改交长芦盐商生息部分。乾隆十五年（1750），办理内大臣都统等出差帮贴滋生银两的项目中，系由盐商王镗领过本银50,000两生息。乾隆三十年（1765），总管内务府奏准，因丰和、万成等五当铺不能一分行息，遵照吉庆等十当之例，尽行收回交长芦盐政，令其选择谙习营运商人借给生息，但一时难以变交，暂行借领内库动拨银15两，交长芦盐政生息。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发商生息的项目包括以下几项：（一）王镗领过本银增为十五万两；（二）内库动拨银十五万两交长芦盐政生息；（三）銮仪卫公用本银四万两，交长芦盐政一并筹备公用；（四）内务府三旗滋生本银十万两交长芦盐政发商生息，以上发商生息银两共四十四万两。

内务府不断地借钱给商人，而这些商人是否能承受长期借贷的利息，在此举王至德和范清济两个案例，说明他们借贷内帑、破产的经历。

（一）商人王至德

雍正元年（1723），长芦盐商梁樟因积欠内帑被革职，当时怡亲王允祥建议由王至德的父亲王惠民认办，他除了接收蓟州、遵化州等十一州县的引窝地，同时必须归还梁樟所欠盐本利、节省银286,000两，至乾隆十六年（1751）王惠民父子已经交完此项银两。但是引窝地每年必须认交二成的节省银4,995.4两，王惠民并无法缴纳，自康熙六十年（1721）至乾隆十六年共欠银154,858两。还有王惠民代认梁樟未完余盐银95,258两，一共欠银250,116两，请内务府酌定限期分年缴纳。

可是到了乾隆二十一年（1756）时，王至德积欠内帑却高达八十一万两。为何短短几年内王至德的欠债会大为增加？根据陈锋的研究，王至德于乾隆九年（1744）报效额赈济银两共十万两，十三年（1748）又报效金川军需为二十万两银。乾隆朝《宫中朱批奏折》“财政·捐输类”记载乾隆九年商人王至德等38名情愿捐银十万两。王至德本身就已经债务缠身，又碍于情面，跟着阔气的盐商般报效，以换取清廷的恩赏和眷顾。清廷的恩赏政策是让王至德欠银分期摊还，称为“分限完款”，以及继续出借内帑。

当时长芦盐政普福奏请，若王至德欠银分十五年摊还，尚无法还清欠项。王至德每年自盐引盈余、庄田地租、当铺生息的收入大约可得45,000两银，普福提议延期为二十三年摊还。每年交节省银35,268两，平色解费银3,418两，两项共43,928两。剩下1,072两作为王至德养赡家口的费用。如果按照二十三年摊还，每年缴纳三万五千余两即超过81万两，加上平色解费一项总共得还1,010,344两。事实上还不仅如此而已，长芦盐政普福还要求王至德的兄长王慎德代还15万两，所以王至德欠了81万两，分成二十三年摊还时，却得连本带利缴纳1,160,344两。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慎德的儿子观柱呈报，他父亲所遗留的盐地租息仅有四千余两，他家还有三座当铺每年生息不过五六千两，以这样的收入支付雇工饭食和养家糊口之外，无法代赔10,000两银，请每年减为6,000两，多延长六年时间。

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至德欠未完赔罚余盐等银668,210余两，因周转不灵，再度向内务府借钱。他说：“自二十九年以至于今，钱文陡贱，日甚一日，从前未增盐价之先，每盐一包可进银三两一钱，今加入所增盐价每盐一包只能进银二两八九钱不等，此不但至德一家如此，即通纲亦皆如是。”因为钱贱银贵，以致于王至德贩盐每包亏损二三钱，故又向长芦运库借官本银50,055.2两，借万成等当官本银150,000两，共欠银200,055.2两。王至德提出每年摊还本利银，数目如表3-4所示。

表3-4　王至德拟摊还本利银两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册285，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以上十六年清还官本银200,055.2两，交利银218,406.6两，共418,461.8两。内务府借给王至德每年坐享12％的利息，没想到才过三年王至德又开始拖欠帑利。王至德说他承办蓟州、遵化、丰润、玉田、宝坻、宁河、武清七州县引窝，并京畿盐引共4,094道，自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761—1765）五年，每年计销盐52,600余包，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1766—1770），其间年岁有丰歉不齐，兼以私盐充斥，每年只销盐49,300余包，每包只以3两计算，五年即少进银四万九千余两。加以钱价过贱，每年只按销盐49,300包，核计五年又少进银十一万余两。三十二年（1767）王至德将当铺二座并零星房屋变卖，又以重利向民间钱铺借银二万余两，缴清三十三、四年本利银。至三十五年应交本利银三万两千余两，尚拖欠万成等当利银9,500两。

三十五年（1770）十月王至德去世，他的儿子同文担负起还债的重任。同文呈称：“近年雨水较多，销盐岁减。钱价日贱，本亏累重。”长芦盐政清查产业，该商家产值银不下四十余万，以之抵还赏借未完银两。同文有引地九处：蓟州、遵化、宝坻、玉田、丰润、大兴、宛平县、清宁河，除武清引地因赔累不堪退交官办外，其蓟州等八处共引49,500余道，或交通纲商人轮办；或选派殷实妥商承办经营。据《军机处录副奏折》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同文因拖欠帑课赔罚节省等银一百余万两，将所有盐引47,572道，作为官产选商认办，由商人义和泰承办蓟州、遵化等八州县引地。

王至德和同文相继的变卖房产、当铺、盐引，仍然无法还债，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内务府咨会慎刑司查抄同文的家产，其田产清单如下：

遵化州各庄共地5,170亩，其中坟茔地470亩、护坟祭田285.67亩，免入官坟地112.36亩，应入官地共5,057.64亩。房基地4.7亩、草房181.5间、在城瓦房7.5间。迁安县地769.77亩，其中坟茔地76.64亩、护坟祭田124.61亩。滦州地794.14亩；玉田县地838亩；天津、丰润、武清县等地2,242.14亩。以上共应征租地9,701.69亩。

王至德的案子说明乾隆年间经营盐业所面临的困难，有盐的收成、私盐、银钱比价等问题。这些问题皇帝一项也没有解决，反而催逼王至德还债，王至德和他的儿子同文不断变卖家产，最后还是难逃被抄家的命运。无独有偶，大商人范氏也约略同时被清查家产，以下讨论范氏家族的遭遇。

（二）范氏家族

关于范氏的出身和兴盛的家世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尤其是铜矿和盐业方面。韦庆远曾提到范氏承担了张家口外穆斯峡、胡苏台等地伐木业，砍伐和运输大批木材进口内地出售。从《内务府奏销档》中，更可以看到范氏家族到哈萨克、恰克图采办毛皮，以及买办景山、万寿山、圆明园等园林建筑所需要的木植。乾隆皇帝认为：“道员中如范清洪、同知中如范清旷等，伊家原曾承办军需及一切贸易之事，或尚有旧时伙计人等，自必练习其事。”范家自范毓馪于康熙年间承办军需，有丰富的贸易经验。

乾隆十五年（1750）奉旨：热河所有运京木植着安宁同内务府官员办理，余依议，钦此。查得景山六处工程自本年正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收过范清注、王至德木植，数目开列于后，共值银41,244.46两。景山收过红、黄松元橔木，按工部例值银8,710.98两。车脚按工部例值银617.2两，二项共值银9,328.18两。万寿山收过红、黄松元橔木，按圆明园例值银21,940.9两。车脚按圆明园例值银3,550.8两，二项共值银25,491.76两。广润祠收过红、黄松元橔木，按圆明园例值银1,792.64两。车脚按圆明园例值320.28两，二项共值银2,112.92两。昆明湖收过红、黄松元橔木，按圆明园例值银2,862.83两。车脚按圆明园例值银530.83两，二项共值银3,393.64两。静宜园收过红、黄松元橔木，按圆明园例值银417.83两。车脚按圆明园例值银85.47两，二项共值银503.3两。长河收过红、黄松元橔木，按圆明园例值银349.63两。车脚按圆明园例值银65.4两，二项共值银414.67两。

以上木植经费仅是其中一部分，乾隆三十三年（1768）内务府郎中石宝等奏称，当年范清注参与木植、工程时有溢领经费之嫌，应向范清济追缴。乾隆十五年范清注办理万寿山等处木植，领过内库银120,000两，又领过万寿山工程处银4,000两，共领过银124,000两。内圆明园、万寿山昆明湖、静宜园、景山太平村等处用过木植脚价，共抵销过银120,289.09两。范清注应缴长领银3,710.91两，应由范清济代缴。范清济指称：“当年范清注还办理广润祠东边堤上添盖座八方重檐方亭等工，并脚价抵销银一千三百六十七两四钱九厘，此系由奉宸苑所存奏销黄册内查得。又长河两岸楼台亭座房间等工，销算底册内开，用过范清注木植并脚价抵销银二千三百三十七两七钱四分，二共抵销银三千七百五两一钱五分，此二项工程，既有黄册底档可凭，自应准其除开销银三千七百五两一钱五分，其余长领银五两七钱五分。”

乾隆二十二年（1757）户部郎中范清注呈称，本年春季运往豫省各州县引盐，并河东借运共盐五万一千余包，存贮中途之卫辉、新镇二厂，缘六月卫辉山水陡发，所有未经分发盐包并房屋等项全行冲没。范清注因厂盐被水，乏本补运，便向内务府请求，曾借帑银准其展限交纳。原先，范清注借帑银二十万，每月一分起息，分限十年本利全完。除了二十一年交过本银20,000两，利银24,000两外，尚有未完九限本利银288,000两。乾隆皇帝批准范清注应缴本利等银，加恩准其展限三年。

乾隆二十七年（1762），户部郎中范清注呈称：“原欠未完生息本利银二十八万八千两，庆瑞当生息本利银八万两，河东节省银八万两，代赔官货银三万八千七百余两。又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月二十九日，恩赏借给三限未完铜本银二十三万七千余两，通共本利银七十二万三千七百余两。蒙皇上格外施恩准其请限二十五年陆续完纳，除完过二十六年初限银二万八千九百四十八两外，尚有未完银六十九万四千七百余两。今范清注患病难以供职，呈恳解任调理，其所欠银两请令伊胞弟翰林院编修范清沂代理等情。但……范清沂自幼读书，素未更事，窃恐接办帑项，倘经理失宜，将来拖欠不清，转滋罪戾。查范清注胞兄浙江宁绍台道范清洪，人颇老成，事亦谙练，以之承办库帑等事，必能尽心筹画以完款项。”

乾隆二十九年（1764）二月，范清洪因办理不善，改由范清济接办。范清济呈请暂借内库银三十万两以济春运，将河东盐产变价抵还。内务府官员议定，将范清洪坐落河东盐产八处财产，交该盐政变价，共银220,000两。河东盐产变后，尚欠银80,000两。官员们又呈请将京城、张家口产地交官变抵，分限五完交。但这两处的房地产业无人购买，故范清洪每年措交银16,000两，分五年摊还。

乾隆三十一年（1766），范清济呈称，自接办三年以来，因用项浩大，向亲友零星借贷十五六万两。各处引盐已运出二十七万余包，六省鼓铸洋铜已交纳一百三十余万斤，每百斤以13.5两，核算抵销银十八万余两，尚欠帑项一百二十余万两。但每年办铜五十余万斤，四季出洋需用货本八九万两，而开船回棹必得隔岁，去年春天回棹洋艘复遭飓风沉溺一只，亏本三万余两。河东盐产业已变价银二十二万余两，所存者惟长芦一处，每年所入之利亦不过得银五六万两，计长芦所入总不敷办铜所出。范清济在直豫盐引成本值银八十余万两，京口产业值银十三万余两，发出洋艘六只，值银十八万余两，二十州县存盐，并坨下存盐以及席麻等物值银五十余万两，以之抵交国帑实有盈无缺，呈恳借领内帑三十万两者。

内务府官员清查范清济旧欠帑项尚有一百二十余万两，计折额息铜斤共一千一百十二万余斤。自三十一年为始，以每年交铜五十余万斤计之须，交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完计，尚需二十二年始能了结，若更减半交纳，势须延至四十四年之后方得完结。

同时，内务府估计范氏所有二十州县盐引共价449,287两，每年可得利六万二千余两。但早先范氏为了取得贩盐权利，曾给内务府“原置引窝红契”，原来引窝价值为657,583.6两。

乾隆皇帝欲了解范清济所说是否真实，特地派遣高恒、方观承至天津查办，将伊乾隆二十九年（1764）所借帑本银三十万两用项逐一开出，方观承等公同阅看，到底范氏在这三年如何花用内帑银？并且查办范氏家产以及各项收支。

第一项，关于范氏的家产中的盐业部分。

范清济原呈内开载直豫二十州县盐引成本值银八十余万两，其中原有引地店房骡马家伙等项在内，官员按照原置引窝红契并让认引案卷查核，净原置引窝价值657,583.6两，照依时值酌估，比原价少银208,296.6两。二十州县共约存盐106,774余包，共合成本银335,200余两，见表3-5。范清济一年引窝所得盐利约有62,000余两。其他和盐业生产有关的物资依次为：

表3-5　范氏之盐引与估价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册281，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六日。

1．尚存坨生盐34,536包，每包按时值合成本银4钱，共合银13,811.4两。

2．沧州同居坨存生盐6,000包，每包按时值合成本银2钱，共合银1,200两。

3．津坨尚存麻紑106,000斤，按时值每斤合价银2分，共合银2,120两。

4．津坨尚存至席405,010领，每领1.8分，共合银7,290.18两；官席7,900领，每领9分，共合银711两；包席103,077领，每领0.8分，共合银824.62两；堵头席108,415块，每块0.15分，共合银162.63两。以上坨盐并麻席，共26,119.83两。

根据关文斌的解释，盐商取得盐运往长芦两个盐坨：天津的北坨（所），或沧州的南坨（所）。北坨数以千计的盐包排列在天津城外的海河对岸，每个盐坨都戒备森严，分为内、外两坨，未掣的盐包（生盐）储存在外坨，已掣的盐包放在内坨。盐政用户部颁发的砝码抽查并核实外坨盐包的重量，合格的盐包盖上戳记，搬运到内坨。范清济家族之坨盐资料说明盐包贮存的情况。

范清济盐场的土地产业有两项：

1．范清济尚存坨地37条，照时值银一万一千余两。

2．范清济原典丰财兴国场滩14副，原典价8,561两。

共银19,561余两。

第二项，关于范氏的家产中的办铜事业，其财产数目如下：

1．洋船5只，每年办铜505,000斤，行运交六省鼓铸每百斤坐价13.5两。

2．苏州已发在洋船六只货物，共成本银十八万余两。

3．苏局存倭照五张，合值银六千余两。

4．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于苏标银二万六千五百余两。

5．苏局铜局站房、住房二所，值银六千余两。

6．苏局尚存铜十万斤，值银13,500两。

7．三船回棹货物，约值银二万余两。

第三项，关于范氏的田产房屋。

范清济坐落在京城、张湾、张家口、归化城、大同、通州、遵化、山东等处各铺成本房地产业，明细如下：

1．张家口房屋产，原价银32,224.29两；地亩10,695.22亩。

2．归化城房屋共588间。乾隆四十九年（1784）山西巡抚农起奏称，据范毓馪之孙范重棨呈称，归化城牛桥租屋417间、地基三块系伊祖在日办运北陆军粮时所置，并非范清济私产。经查明实属范毓馪原业，交范重棨领回，毋庸估变。

3．典到保庆地基一块；典到合同五把三气房，二所计29间；典到李永凯铺房一所，间数尚未查来。

有关田产房屋的估价，山西巡抚农起奏称，范清济在介休房地估银12,120.8两。归化城查出租房屋地基估银3,463两。阳曲县查出房地估银114.5两。平遥县查出生息银6,024两。又归化城寄回房租色银66.7两，以上通共估银21,789.2两。再大同县查出房地经讯明，系范毓馪已交伊孙范重棨经管，毋庸估变。

范清济每年的实际收入如下：

1．长芦每年约得利银五万余两。

2．京都三铺约得利银1,700两。

3．张家口六铺约得利银1,900两。

4．京都房租约得利银800两。

5．张湾、遵化、通州、山东、大同等处租约得银300两。

6．张家口、归化城房租约得800两。

7．张家口、大同地亩可得粮千石约值银700两。

8．范清济每年进项利银、地租等共约56,700两。

至于范清济每年的开支项目如下：

1．苏局每年办交六省额铜505,000余斤，必得本银九万余两。解交各省额铜水陆脚价盘费等银，每年需银六千余两。

2．京局伙食辛工需银四千余两。公费等银需银7—8,000两。

3．三门范清注、洪、沂，养赡银9,000两。

4．三门范清济、溥、涵，养赡银6,000两。

5．每年应交“八万项”帑银16,000两，此项系奏明将京口产业变交出售，因未找到买主，故不能如限交纳。每年交内府小利银100两，此项系顺治年间，赏借本银200两，每年交利银100两。以上是范清济每年支出银十三万九千余两，扣除进项利银等五万六千七百余两，尚不敷银八万余两。

乾隆四十八年（1783），长芦盐政徵瑞审讯范清济亏项多达一百五六十万两。范清济说，所接办天锡号引地，因物价昂贵、洋铜船只屡次遭风沉溺，亏折日深。他愿意交付80,000两的认罚银，其余款项由盐引地每年利银十万余两分赔，计十四年可以还清。但是，盐政等认为认罚银80,000两尚不及亏项之十分之一，况且亏损银两累日遽增，所以决定查抄范清济家产。又盐政等奏称，各省查封范清济产业之内，除范毓馪京中、张家口旧有之产交嫡派孙范重棨接收管业，凡范清济自置私产交各该省变解交内务府充公。范清济各引店内积存盐包计值银三万余两，交新商接收。苏局除房屋船只以及一切什物留交新商办运洋铜外，其外洋行挂欠货本银五万四千余两、洋船二只、原置货本银五万二千余两，一并解交内务府充公。范氏经过这次抄家之后，家道中衰，累积百年来的大商家名号付诸流水。

根据王守基《盐法议略》的记载，王惠民所属盐引地分布于六州县、范毓馪之引地分布于二十一州县，另有永庆号引地二十州县，因窝价重大无人接充，故连同其他职官被抄家的产业，一并归内务府为官引地。此官引地按引出租，共租息45,000两，应解交内务府。由此可知，王惠民和范毓馪的盐引地最后归于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