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世人但知汪太监

一、西厂因妖狐而起

明宪宗朱见深虽没有其父朱祁镇那种传奇经历，却同样是一位有故事的皇帝。不说别的，光是他和万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可以改变多数人对古代皇帝坐拥无数佳丽而荒淫好色的传统印象。

客观地说，古代皇帝因为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已经让他们的情与欲，都变得与常人迥异。特殊的环境之下，想要在脂粉堆中始终保持坐怀不乱，确实非常困难。

但是，同样拥有六宫粉黛的朱见深，却和其他皇帝完全不同。后宫佳丽无数，但他只对万贵妃情有独钟，即便这位妃子年纪超过他很多，几乎是自己妈妈级别的女人。不仅如此，当年届六旬的万贵妃病逝之后，朱见深也因过度哀伤而在壮年辞世。作为皇帝，痴情如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也许是爱屋及乌，由于万贵妃受到宪宗的优宠，侍奉万贵妃的太监汪直，也就此得到明宪宗的重用。不仅是重用，而且是长期倚重。汪直一跃而成为可以在政坛翻云覆雨的人物，还使得明代的情报机构设置因他而生变，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奇迹。

朱见深即位之初，重用李贤、彭时、商辂等贤臣，所以政治相对清明。而且，他敢于对父亲的一些做法进行纠正，比如下令为于谦平反，恢复代宗帝号，等等。这些举措，在证明自己胸怀宽广的同时，也博得了不少掌声。这个时期的他，恍若明君，令朝野充满期待。

不过，巨奸汪直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朱见深的执政方式，并不断损毁着他的执政口碑。因为汪直，成化年间曾先后两次设立西厂，不仅是政治空气自此变得更加阴森可怖，同时也留下一些奸佞小人。他们利用这些特殊政治资源，进行政治投机和疯狂敛财。朱见深本人也学会了利用宦官和特务组织，通过采购和采矿，搜刮民脂民膏，巧行敲诈勒索，令天下百姓疲惫不堪。

汪直，广西大藤峡瑶族人，幼年以俘虏的身份净身成为太监。最初，他被安排在昭德宫侍奉万贵妃。因为善于察言观色，而且机敏乖巧，所以受到贵妃娘娘的赏识，官职也不断得到升迁，直至升任御马监太监。这个级别的太监，已经进入皇帝的视野，也更有机会进一步发展。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出现灾祸，有人说看见妖狐出没—所以不少人称之为“妖狐事件”。随后便有一位叫李子龙的妖人，通过勾结太监韦舍私自进入大内皇宫之中。事情虽然被及时发现，而且当事者也都已受到处分或被杀，却就此引发了皇帝了解外面世界的兴趣。

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深居九重宫门之内的朱见深完全不知道，所以充满好奇。汪直善于察颜观色，天生就是个做侦探的料子，很快就窥探出皇帝的这一心思。朱见深也发觉汪直对刺探消息非常在行，于是就命令他带着若干校尉，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秘密外出，悄悄地四处展开侦察行动。

汪直将他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情况，包括官员动态、民间逸闻等，都秘密报告给皇帝。在听了汪直的汇报之后，朱见深龙颜大悦，也对秘密情报工作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这一切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完成的。朝廷内外，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汪直担任了这个特殊任务，也不会预料到汪直的身份将要发生彻底转变。朝臣之中，只有都御史王越与他相交甚笃。

事情并不会到此为止。就冲着皇帝热衷于打探朝野趣闻的这种劲头，一个新的情报机构，已经呼之欲出。

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汪直得到宪宗的批准，设置“西厂”，执意要将侦察行动规模扩大。他从锦衣卫各级官员和校尉中挑选出精兵强将，把那些善于侦察和搜集情报的官校一一网罗门下。

可以看出，西厂的诞生固然是因为“妖狐事件”而起，因为皇帝的一时兴起，但也出于汪直处心积虑的设计。

西厂的命名也有一番来历。很显然，这是从永乐年间所设的东厂找到的灵感。既然朱棣设立过大名鼎鼎的东厂，宪宗所设新机构就可以叫做西厂，以求得时空对接，将朱棣的辉煌延续下去。另外，就厂部选址而言，也正好是一东一西遥相呼应：西厂在西城，东厂在东城。

和东厂一样，西厂虽是一个新生机构，却仍然摆脱不掉锦衣卫的影子。不仅是侦察办案人员大量地来自锦衣卫，就连机构设置也对其多有模仿，并且侦察方式也多有袭用。此外，包括监狱设置、办案方法和酷刑设置等，西厂也都大量借鉴锦衣卫。

朱见深之所以如此设计，固然是出于对汪直的信任，但也隐含着另外一个目的：逼着西厂与东厂，包括锦衣卫在内，互相之间展开竞争，看看到底哪一家机构能办得更好，更能符合己意。

因为有万贵妃的青睐和皇帝的支持，汪直并不怕与东厂展开竞争。而且，关于搜集情报，他已经很有一番心得。不仅知道情报怎么找、哪里找，更知道皇帝需要什么样的情报。

所以，他铆足了劲，要将西厂办成最强特务组织，不仅将东厂比下去，更要让锦衣卫相形见绌。侦察技术哪家强，北京西城找西厂。只有他汪直，才是情报界真正的老大。

二、初露狰狞

应该承认，西厂在设立之初，多少也会做出一些惩处犯罪、打击邪恶的正义之举。正因为如此，汪直能够在西厂建立初期赢得宪宗的大力支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汪直的野心逐渐萌发。在他自认为已经掌控大局之时，便开始胡作非为。

在汪直担任提督时期，西厂获得了长足发展。从各个王府到边镇，大江南北到处都布有西厂校尉。因为遍地耳目，民间即便是那些斗鸡遛狗之类的琐事，也都被悉数掌握。如果稍有出格之举，就会被治以重罪，民众不断受到惊扰。朝臣则更是惴惴不安，只能道路以目，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汪直深知朱见深的喜好，为了邀功求赏，他将抓捕妖言惑众之人作为阶段工作目标。此后，西厂旗校每每以抓捕这类罪犯向宪宗邀功。有些无业游民便故意书写赝书，诱骗不识字的普通百姓，故意栽赃给一些无辜之人。锦衣卫校尉不辨真假，闻风而动，将这些“涉案”百姓统统抓捕入狱。

无缘无故遭到抓捕，无论是谁，首先都会出于自保而拒不认罪，何况无罪可认。但是审讯人员咬定他们属于巧言诡辩，公然抗法，立即大刑伺候，不断导致冤死之鬼出现。百姓虽然深知自己遭到陷害，却始终告官无门，敢怒而不敢言。西厂打着“除奸保民”的旗号，不断做着坑害良民的违法之举。

汪直也因为西厂而地位日隆，“权焰出东厂上” 。每次出行，他都带着很多随从，公卿大夫如果遇到他的车队，都必须立即避于道旁。兵部尚书项忠就因为没有避让而被汪直羞辱。

有了西厂，而且是武装到牙齿的西厂，汪直也有了和各位大员叫板的本钱。在锦衣卫各级官吏中，他物色到了一名得力打手—锦衣卫百户韦瑛，自此视其为心腹。在韦瑛的帮助之下，汪直屡兴大狱。朝臣之中，不断有人被抓进西厂监狱，受到各种酷刑。

感觉良好的汪直，不仅抓人逐渐变得随意，而且被抓官员的职级也逐渐变高。比如太医院判蒋宗武、礼部郎中乐章、行人张廷纲、浙江左布政使刘福、太医院事左通政方贤……

对这些官员的抓捕，都是不明不白、证据不清，都可以说是“无故被收案” 。但是，汪直认为必须要抓，不然就不能树立西厂的权威。不久之后，西厂因为终究找不到确凿证据，只得将其中几位释放。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抓人往往仅凭捕风捉影。

在这些被抓捕的人当中，很多人都属于中上级官员，但由于汪直的默许，西厂竟敢擅自进行抓捕，这显然是藐视朝纲的胡作非为。

但是，抓捕几个三品、五品的官员，并不能让汪直感到兴奋。为了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迫切希望干一票大的，搞个大动静出来。所以，汪直布置手下严密观察周围动向，希望能捕捉到违法乱纪的大员，给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不久之后，恰好有一个叫杨晔的撞上了枪口。

杨晔是建宁卫指挥使。按理说，这个职位其实非常普通，但他却是杨荣的曾孙，身份非同一般。这杨荣，号称“东杨”，是名震天下的“三杨”之一。他既是明成祖时期的元老之一，也是宣德、正统时期的功勋之臣。所以，因为杨荣的缘故，杨晔也变得非常特殊。

当时，杨晔与父亲杨泰因为被仇家所告，所以逃入京师，躲在姐夫董玙的住所。董玙知道韦瑛是汪直的亲信，也许能够帮他们说话，便向其求情。韦瑛当面假装答应所请，随后飞马报告汪直。

汪直当然知道杨荣是谁。他更知道，如果杨荣的后代犯事被抓，西厂能够就此扬名立万，自己也可以壮大声威。

在汪直眼中，这是西厂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他随即下令逮捕杨晔和董玙，并关进西厂监狱，进行突击审问。为了早日达到目的，他先后三次下令对杨晔动用“弹琵琶”的酷刑。

所谓“弹琵琶”，就是使用尖刀在犯人的肋骨上来回弹拨，因为动作和弹琵琶相仿而得名。遭受此种酷刑，正常人的骨节都会随时寸断，生不如死。不少人都会在昏死过去之后再疼醒，其苦难言。

杨晔不堪忍受酷刑的折磨，终于屈打成招。他还招供说，曾经寄存了大量黄金在他的叔父杨士伟处。杨士伟当时正担任兵部主事，立即被逮捕。在抓捕杨士伟的过程中，汪直其实有充分的时间奏请皇上，等皇帝批准之后再行抓人，但因为大权在握，他觉得自己可以行使专断之权，有些不必要的程序可以省略。而且，他早已经习惯了先斩后奏。

此后，整个案件一直朝着汪直所预想的方式一步步往前推进。不久之后，汪直宣布结案，因为杨晔已经被酷刑折磨致死！

一个大活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汪直非但不知收敛，反倒非常亢奋地继续对杨家进行穷追猛打。按照他以往的经验，既然案犯已死，正好可以将杨晔的“招供”做成“铁证”。既然“铁证”在手，杨家的大大小小就在劫难逃。不久之后，杨泰被斩首，杨士伟等人都被撤职。

通过杨家的案件，西厂确实是搞出了个大动静。西厂跃居东厂之上，令人瞩目，汪直也由此而更加声名显赫。但是，由于牵连之人太多，也把汪直和西厂推到了风口浪尖。

三、天怒人怨

西厂运行不过数月，已经因为横行霸道和作奸犯科而招致天怒人怨。

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大学士商辂和万安、刘珝、刘吉等人，联名上奏皇帝，列举了汪直各种罪状，请求罢免西厂，处分汪直及其爪牙韦瑛等人。

这封奏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析了西厂及特务政治的种种危害和罪恶，同时也向皇帝提出了较为合理的为政之道。

奏疏首先总结西厂设立以来造成的政治之弊，主要在于：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和刑网太密。恶政必然带来恶果，商辂等人接着总结了特务政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牵涉到各行各业。比如，锦衣卫校尉仅仅凭借道听途说的消息，就可以肆意抓人。他们不管有没有“驾帖” ，都可以随意进入民宅进行搜查，而民众则因为害怕家人被抓，即使发现家财丢失，也不敢做出任何反抗。普通老百姓是这样，衙门各司的大小官吏也因此而不安于职位。内外大臣同样受到惊扰，即便是股肱重臣，也会担心受到惊扰而不安于位。而且，各行各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

应该看到，商辂等人的总结，不仅仅是指出了西厂的弊端，同时也指出了所有特务政治的弊端。自从明代设立锦衣卫和东厂以来，这些恶政就开始出现，与明代政治相携而行。

没想到的是，商辂等人接下来还有更为刺激的话语出现。他们进一步寻找造成这些政治恶果的根本原因，不在汪直，而是在于宪宗。正是因为宪宗将“听”“断”两项大权都交给了汪直，才造成了这种汪直独大的局面：“盖缘陛下委听断于汪直一人。”

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偏听偏信，自然会带来很多问题。不仅汪直存有各种过失，就连他的手下也有大大小小的过错。因为汪直将侦察之事转交群小，自然就会纵容群小的胡作非为。比如锦衣卫韦瑛，仅仅是一个百户，却经常谎称是亲承皇帝密旨，一直在百官面前擅作威福。这些人如狼如虎，肆无忌惮，一直伤害忠良，亏损国体，早已成为公害。朝廷中那些谄谀之徒，主动地攀附接近这些小人，或虚与委蛇，或为非作歹，一些忠良之臣反倒受到排挤和打压。

奏疏中进一步指出，如果官员确有犯罪之举，当然应该奏请皇帝并听旨收审，但是目前西厂权力过大，竟然胆敢擅自抓捕三品以上的京官，这一定会带来恐慌和混乱。诸如大同、宣府之类的战略要地，守备不可一日或缺，汪直竟然一天之内连抓数人，对边务形成了极大的干扰。至于南京，是祖宗的根本、国家的重地，汪直居然也敢随意抓捕那些留守大臣。这些胡作妄为、藐视朝纲之举，一定会置国家于危境。

接下来，商辂等人继续用英宗朝的特务政治历史和经验教训，提醒宪宗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曹钦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纵容了逯杲四处生事。所以，对于特务政治不可太过倚重，对于把持侦察司法大权的重臣，也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商辂他们看来，弃用西厂这种特务组织之后，仍然可以借用传统方法掌握政情、军情、民情、社情。所以要遵从祖宗之成宪，重用六科给事中，以防假冒奏诉，对于各府部也要加强问责，赋予课考核实之权……

说来说去，奏疏回到了核心诉求：革去西厂，罢黜汪直，将韦瑛等群小送交法司会同锦衣卫审问清楚再治以重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商辂等人的奏疏，秉持着赤诚之心，希望朝廷铲除奸邪，然而却无法得到宪宗的肯定和欣赏。

宪宗看完奏疏，勃然大怒：“一内竖辄危天下乎！” 在他看来，一个宦官不至于危及天下安全，所以商辂他们显然是危言耸听，存心与自己过不去。

随后，他命令司礼监太监怀恩、覃吉、黄高等人迅速查明这奏疏究竟是出自谁的主意。面对太监的质询，商辂等人异口同声地说道：“臣等同心一意，为国除害，无有先后。” 刘珝更是慷慨而泣。怀恩于是只能据实上奏。不久之后，皇上的处理结果下来了。他虽然没有处理商辂等忠良，却忽然传旨慰劳汪直。商辂等人参劾汪直的行动宣告失败。

虽然参劾行动暂告失败，但是这封奏疏义正词严、振聋发聩，想必也对朱见深产生了极大刺激，至少能促使他进行反思。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到了第二天，当尚书项忠以及其他大臣的奏疏陆续呈上时，宪宗对于汪直和西厂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他迫不得已当着诸位大臣的面，宣布罢设西厂。

但是，如何处置自己长期宠幸的太监汪直，这让朱见深非常犯难。他不能不考虑既往旧情和汪直此前的种种辛苦，尤其要顾及万贵妃的颜面。思来想去，宪宗想到一个折中的处理办法：派太监怀恩历数汪直的罪状，然后又做个好人宽宥其罪，并将其送回御马监。汪直手下得力干将、锦衣卫百户韦瑛，则被调往边防卫所。西厂当初临时征调的旗校，也被分别遣返锦衣卫。

众多大臣的齐心协力，至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朝廷内外，因为西厂的裁撤而大快人心，臣民也一致称颂宪宗是个好皇帝。但是，他们高兴得还是早了一点，汪直很快就找到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四、旬月重建

所有人都低估了宪宗对于汪直的信任和依赖，低估了宪宗的政治手腕，低估了汪直起死回生的能力。被打发回御马监的汪直，不仅没有伤及一根毫毛，而且很快就等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即便是众多大臣联合告状，而且宪宗也被迫做出退让——薄惩了汪直，但他对汪直的宠信并没有因此而有所衰减。接下来，汪直告诉宪宗，众臣之所以联合告状都是司礼监黄赐和陈祖生出的主意，目的是为杨晔报仇。宪宗深信不疑，立即将黄赐、陈祖生贬往南京。

御史戴缙、王亿都是见风使舵的奸佞小人。他们从这件小事上窥探出宪宗的心思，于是盛赞汪直和西厂过去几个月的功劳。王亿说：“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 天下人听到王亿的这句话，都纷纷摇头，表示唾弃。

看到有人出面支持汪直，而且如此盛赞西厂，朱见深立即下诏重设西厂，并派千户吴绶为镇抚使。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汪直气焰更炽，更加野心勃勃。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朱见深之所以迅速撤销西厂，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汪直。因为他明白，只有迅速对西厂和韦瑛做出处置，才能堵住众人的嘴巴，就此转移视线，不再纠缠汪直。

当初那个飞扬跋扈的汪直又回来了，不肯攀附的正直官员将迎来接踵而至的灾难，阿谀奉承的小人则是蝼蚁得志，可以一逞小人之雄。

不久，汪直便把矛头对准兵部尚书项忠。他不仅指使手下诬告项忠，并且唆使江西都指挥刘江等人加入诬告队伍。宪宗立即命三法司和锦衣卫会审。完全附和汪直的给事中郭镗、御史冯瓘，则是青蝇点璧，纷纷站出来指责项忠违法。因为有汪直的指使，再加上皇帝的默许，项忠虽然不肯屈服，但还是被削职为民。

左都御史李宾也因为对抗汪直而遭到报复，很快就被撤职处理。尚书董方、薛远以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也都相继被罢免。首辅商辂看到这种局面，只能叹息朝纲颓坏，就此告老还乡。

很短时间之内就扳倒这么多高官，汪直更加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看到汪直成为炙手可热的宠臣，群小竞相攀附，阴凝冰坚。汪直在群小之中，挑选出王越担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担任右副都御史兼辽东巡抚，御史冯瓘担任大理寺丞，王亿为湖广按察副使，戴缙为尚宝司少卿，不久擢升佥都御史。

汪直是北京一霸，南京内官监太监覃力朋则是南京一霸。恶霸遇到恶霸，自然也会有一场好戏发生。当时，覃力朋借上京进贡为名，动用上百艘船只大量载运私盐，沿途高价强卖。他同时还大量征调民夫，一路扰民扰官，所过州县，无不骚动。武城县典史上前责问，反倒被覃力朋殴打，牙齿也被打断；还有一名官员被覃力朋射杀。

得到消息后，汪直下令西厂进行深入调查。他掌握了覃力朋犯罪的各种证据，迅速报告宪宗，不可一世的覃力朋被迅速逮捕。朱见深通过这件事既看出了西厂的办事效率，也对汪直善于探知情报的能力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于是更加宠信这位提督西厂的大太监。

此后，汪直开始插手军务，并且四处探访，不停地刷存在感。他在征得宪宗的同意之后，带着皇帝的诏令巡视边防。他率领轻骑在各处要塞往返奔驰，各地官员都必须早早迎拜，稍有不敬就会受到鞭挞。有官员将汪直的不法行为密奏宪宗，结果很快就遭到了报复。

当时，就连江湖骗子都知道汪直权势很大，所以假冒这位当世红人招摇撞骗。有个叫杨福的江西人，因为相貌与汪直相似，大胆假扮成汪直，带着一名随从四处游历，从常州到苏州，再从杭州到绍兴……所到之处，各级官员都争先恐后前来迎接。杨福则是一路骗吃骗喝，而且大量收受贿赂，过了一阵逍遥快活的日子，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揭穿。

当初，汪直将亲信陈钺提拔为辽东巡抚，所以陈钺必须要给予相应的回报，始终仰汪直的鼻息而动。当得知汪直将要到达辽东的消息后，陈钺早早地赶到郊外迎接，而且长久跪伏在地，不敢抬头。巡视的路上，汪直一直受到优厚的款待，不仅酒菜极为丰盛，就连汪直的手下也能得到重金贿赂。汪直很喜欢这种感觉，也为此而洋洋自得。

陈钺暗示汪直应当借助征讨，建立军功，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汪直觉得很有道理，便对宪宗诈称边疆受到侵犯，请求作为监军与大军一起出征。

辽东巡按强珍曾检举揭发陈钺的罪状，汪直得知后，不仅极力袒护陈钺，而且还将强珍贬职。憎恶汪直的人，得知其手下重要走狗姓名，遂将陈钺和兵部尚书王越合称为“二钺”。这种称呼越传越广，直到传至宪宗耳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汪直的命运。

彻底改变汪直命运的，是个叫阿丑的小宦官。阿丑非常善于表演滑稽戏。有一天，他在宪宗面前扮演一个醉汉当街谩骂的样子。有人告诉他说：皇上来了，快避让。只见醉汉仍旧谩骂不止。忽又有人说：汪太监来了。醉汉听了，拔腿就走，而且大声说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

这之后，他又假扮成汪直的模样，手持两把钺踉踉跄跄地跑到皇帝面前，并且说道：“我能带兵，就是仰仗着这两把钺。”旁边有人问是什么钺。答曰：“王越和陈钺。”

小阿丑也许根本不明白这出戏所蕴含的政治意味，也不知道他所演绎的滑稽戏，其实是有人在借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向皇帝进谏。戏非戏，剧非剧，都是现实政治的真实反映。剧中醉汉所言，并非完全胡言乱语，而是透着极深的玄机。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醉汉的话，真真切切地刺激到了宪宗。宪宗本是看戏之人，却一不小心成为戏中之人，这多少令他感到意外。不管是尴尬，还是新奇，一丝诡异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料想这诡异之中也夹杂着一丝苦涩，因为他非常清楚这出滑稽戏所蕴含的寓意。

当所有人都明白汪直的权势已经对皇权构成威胁时，宪宗还能继续犯傻吗？不久之后，他终于改变了对汪直的态度。

五、墙倒众人推

虽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汪直弄权，却没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对汪直实施攻击。尤其是想到商辂等人的悲剧，大家只能心灰意冷地放弃抗争之念。宪宗此时已经在内心放弃了汪直，但是朝臣暂时还体会不到。

意外的是，提督东厂的大太监尚铭忽然站了出来，大胆地揭发了汪直的种种不轨行为。

东厂曾经有过长期的辉煌，势力强盛之时，甚至一度将锦衣卫掀翻在地。但到了汪直专权时期，他们只能偃旗息鼓。因为有汪直，西厂明显地更受宪宗青睐，东厂无法施展手段。

尚铭经营东厂多年，也算一只老狐狸了。他非常清楚宪宗和汪直的关系，所以只能对汪直处处忍让。他深知，在宪宗面前，自己无法和汪直相比，因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所以，他只能摆出一副大大落落的模样，任由汪直各处折腾。

但是尚铭也不是毫不作为，而是悄悄地集聚力量，不与汪直和西厂发生直接交锋。平时，东厂也需要担负一定的侦察缉捕任务，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并不能完全跳出三界外。如果长期不开门营业，“生意”全被西厂抢走，他们的生存自然会成为问题。

对于扳倒汪直，尚铭也不是没有考虑。他在平时特别布置了一些针对西厂和汪直的侦察行动，手中握有不少汪直和西厂作奸犯科的把柄。只是时机不到，尚铭不愿意抖出，否则就会引火烧身，偷鸡不成蚀把米。

在和汪直的斗争过程中，尚铭非常讲究策略。如果汪直离开京城，他会下令东厂积极作为；如果汪直在京，他和东厂会立即变得非常小心，尽量不和西厂发生直接利益冲突。

虽然处处小心，尚铭还是一不留心抢了一回西厂的“生意”。成化十八年（1482）春，东厂因为抓了一个不该抓的贼人而得罪了汪直。当时，有盗贼趁着黑夜进入皇城，主要是为了盗窃财物。对于这种罪犯，当然必须立即进行抓捕，而不必等到汪直批示。尚铭也因为及时有效的抓捕行动而获得丰厚奖赏，但汪直对此既是嫉妒，又是气愤。他严厉地责备尚铭不该对自己有所保密，而且趁着自己不在京城之时，擅自抢占头功—“铭吾所用，乃背吾独擅功。”

得到皇帝的厚赏，尚铭尚沉浸在喜悦之中，没想到也会由此而受到汪直态度强烈的警告。他不敢面对汪直愤怒的眼神，猜测自己必将遭到汪直的打击报复。

然而尚铭毕竟是一个老江湖，思来想去，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争取主动。他决定将自己平时侦察到的汪直泄露宫中密语之事奏报宪宗，而且揭发了汪直与王越等人的不法交往。

宪宗此前一直抱怨无法得知准确真实的民情，对厂卫的办事能力已有不满。面对东厂呈上的材料，宪宗感到非常震惊，这才明白是汪直一直有意从中作梗，就此产生了撤换汪直的念头。

尚铭铤而走险的行动，竟然取得了成功，不仅实现了自救，也使宪宗彻底疏远了汪直。

在汪直离开京城之后，宪宗重用李孜省和万安等人。他们在受到皇帝优宠之后，胆量也开始变大。汪直在京城时，大家虽然憎恨其作恶多端，但也都知道他心狠手辣，不敢得罪。他们看到汪直远离京城，以为是皇帝有意疏远他，于是纷纷生出胆气，准备与汪直决一雌雄。

起先就有人参劾，说汪直隐蔽边情，“以致胡虏大举入寇” 。这令宪宗非常恼怒，认为是罪不容诛的欺君祸国行为。此后，不断有人呈上奏疏，或是参劾汪直专权，或是举报西厂枉法。大家一致认为，西厂侦察缉捕过于严酷，而且太过扰民，制造了太多冤案，绝非国之重器该有的模样，所以应该予以裁撤。所谓墙倒众人推，群臣只有改变长期唯唯诺诺的作风，才有扳倒汪直的机会。

包括首辅万安在内的群臣，都积极主张裁撤西厂，只有刘珝认为应该保留。宪宗在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宣布再次裁撤西厂。

得知这一消息，朝廷内外欢欣鼓舞。

朱见深不仅裁撤了西厂，同时还将汪直调往南京御马监。

当初汪直气焰嚣张之时，车盖所至，有司唯恐迎候不及、招待不周。各处州府不仅要招待好汪直，还要将其仆从侍候舒坦，必须要保证“汪大人”心情愉悦。等到这次被调，汪直所过州县，有司完全换了一种态度，都是避之唯恐不及。

部分官员表现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汪大人”不依不饶，继续狂追猛打。

八月，御史徐镛上书参劾汪直欺君罔法，他说：“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相呼应，渐成羽翼，长期危害朝廷。因为权势过于强大，所以造成了一种奇怪现象：天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惧汪直而不知畏惧陛下。”

徐镛所说“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等现象，曾经由小宦官阿丑借助滑稽戏向宪宗表达过。这时再由徐镛之口说出，仍令宪宗感到非常震惊。所以，他同意了徐镛“明正典刑” 之请，加大了对汪直等人的惩处力度。汪直被进一步降职为御马监奉御，从此被彻底搁置，再没能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几年后郁闷地病死。

不仅汪直被降职，其重要党羽兵部尚书陈钺、工部尚书戴缙、锦衣卫指挥使吴绶等，都被革职为民，重要打手韦瑛也被处死。

西厂被废除之后，尚铭终于可以独断东厂事务，很是风光了一阵。但他显然也不是一只好鸟，不仅四处为非作歹，而且在聚敛财物上花样迭出，所下功夫远超汪直，正所谓“一蟹不如一蟹”。

在平时，尚铭非常关注富豪们的动态。他经常派出锦衣卫四处打探富豪们的行踪。觅得机会，他便想方设法罗织罪名，对富豪进行勒索敲诈，直到索取到足够的重贿才肯罢休。

和汪直一样，尚铭同样干着卖官鬻爵的勾当，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不久之后，尚铭的种种劣迹终被察觉。朱见深下令将其撤职，并贬往南京充军，同时没收其全部家产。由于尚铭平时聚敛财物太多，抄家的车子拉了好几天都没能把他家的宝贝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