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荷包——税关变卖内务府的物资

历史大观园制度构成 2020-06-19 15:52:20 0

（一）人参

清代东北的人参是皇室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叶志如《从人参专采专卖看清宫廷的特供保障》一文提到，清朝入关后，皇室垄断人参开采权，人参变卖所得也尽归皇室所有。康熙年间，内务府茶库贮存人参交由崇文门变卖，大量人参全放在北京，不易售完；乾隆年间，人参交两淮、长芦、江宁、杭州、苏州织造、粤海关变卖，所得银两直接解交内务府银库。康熙年间，内务府派满洲兵丁至宁古塔、打牲乌拉采人参，乾隆年间改为旗人和民众凭票采参。康熙年间盛京满洲上参每斤折银22两，恶者折银12两。到乾隆年间人参价格逐渐提高。乾隆元年（1736）五等人参每斤价银65两，参渣末每斤价银8两，泡丁每斤价银34两，芦须每斤价银12两。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总管内务府奏称，查原定价值五等人参每斤价银260两，参渣末每斤价银90两，泡丁每斤价银70两，芦须每斤价银18两。人参75斤，参渣末150斤，作为一百五十分，每分人参8两，参渣末1斤，照从前之例，准在京王公大臣各买一分。再交两淮盐政人参200斤，参渣末60斤，泡丁60斤；长芦盐政人参100斤，参渣末30斤，泡丁30斤。三处织造每处人参50斤，参渣末20斤，泡丁10斤，以上应交参斤银两，俱自领解到境之日起给限六个月，将变价银两务于限内解交广储司银库。尚余照依原价分给内务府衙门笔帖式及广储司六库库使招商变卖，如稍得余利，赏给笔帖式等作为饭食公用。以上应得参斤价银，共计201,630余两。

除两淮盐政外，其他长芦盐政兼天津关监督，织造也兼税关监督，人参多数透过税关发卖。根据《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自乾隆十五年到六十年（1750—1795），所卖人参共得银11,220,806两，每年销售的数额参见图2-2。

乾隆的荷包——税关变卖内务府的物资

图2-2　乾隆朝人参变卖所得银两数

变卖人参使乾隆朝获得千万两以上的收入，但原因并非产量大增，而是由内务府所属单位专卖，使其价格不断上涨所致。康熙末年，头等人参每斤价格还不到百两，普通参为32两。乾隆年间，头等至三等参大多留给宫廷帝后使用，四、五等的人参交由长芦、两淮盐政、三织造、粤海关变卖。以五等人参来说，乾隆十年以前每斤价90两，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等参涨到260两，乾隆三十六年（1771)640两。乾隆四十三年起，包衣们为讨好皇帝，竞相提高参价。《内务府奏销文件》记载，两淮盐政报每斤1,120两、长芦盐政报每斤1,050两、江宁织造报每斤920两、苏州织造报每斤960两、杭州织造报每斤960两、粤海关监督报每斤860两。此后，至乾隆六十年五等参每斤都趋近千两。

各税关监督或盐政收到人参后，“传集经纪商铺公同看估，并谕令据实增价”，经纪商铺即是像江广达这样的总商，乾隆五十年两淮盐政全德奏称：“江广达等呈称，现在扬州行市人参价值，实与上年同，应请仍照上届之例，核估出售”。《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各税关每年分得数量相同的人参，其价格由税关监督找参号议价，且价格不断上涨。乾隆四十三年（1778），粤海关监督德魁说，从三十三年到四十一年（1768—1776）发官参到广东贩卖，“节次增价”。四十二年（1777）奉旨变价六十八余斤人参，他找了天岐等号认买，正参按去年价格每斤加银80两，泡丁、渣末每斤加银40两，芦须每斤加银20两，共加人参价4,257.9两。广东富有行商多、购买力强，人参贩卖不成问题，至于其他地区的人参无法该年售完，官员可分期上缴。

清人笔记《浪迹丛谈》提到参价云：

人参之价，至今日而贵极矣。尝读赵云崧先生诗序云，曩阅国史，我朝初以参贸高丽，定价十两一斤，丽人诡称明朝不售，以九折给价，而我朝捕获偷掘参者，皆明人，以是知丽人之诈，起兵征服之。迨定鼎中原，售者多，其价稍贵。……有《谢揆恺功惠参》诗，一云“一两黄参值五千”，一云“十金易一两”，皆康熙五十年后事也。乾隆十五年应京兆试，恐精力不支，以白金一两六钱，易参一钱。廿八年因病服参，高者三十二换，次亦仅二十五换。时已苦难买，今更增十余倍矣。

乾隆年间人参价格飞涨，不过在同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到中国的加拿大人参价格却相差甚多。按照《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64年，加拿大人参每斤1.44两；1774年，上等加拿大人参一担（100斤）150两。根据表2-5，1771年中国五等人参一斤为800两，若非官方严格控制人参价格，应不至于如此昂贵。

官定人参价格不便宜，市面上参价更居高不下，成为官场贿赂上司的高贵礼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有几件和人参买卖相关的资料。乾隆二十一年（1756），恒文就任云南总督，途经剑川州，知州罗以书送恒文二斤人参，说是“送参止图体面，并无他求”，估价为792.4两。乾隆三十四年（1769），威宁州知州刘标亏缺铜铅暨帑银数十万两。此案中刘标供称：“贵州的人参贵得很，找吕士法在京城买人参到贵州卖了。”吕士法买10两人参，共用京平银760两。价格昂贵的人参成为官员贿赂上司的珍品，在许多官员的抄家清单上都可以看到人参的纪录。乾隆五十一年（1786），惩处富勒浑纵容家人婪索案，其家人殷士俊自杭州买人参到广州贩卖，原本人参一斤值时价3,200两，殷士俊交给冯顺，勒令洋商潘文岩等八家承买，每斤索取4,700两。《红楼梦》第十一回里记载，凤姐儿对秦氏说道：“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你，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得起。”贾府封“公”爵，年俸不过三百余两，以他们的收入和人参价格相比，贾府一年要吃一斤人参恐怕都很困难。

（二）玉石与皮张

乾隆四十三年（1778），高朴案涉及商人贩卖玉石，乾隆皇帝将高朴及其相关商人之玉石皆抄没入官，且全面禁止新疆玉石的买卖，各地督抚应奏报查获之玉石。新疆、陕甘、江南地区所查抄的玉石总数约178,761斤。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玉石以专卖的方式由内务府商人及税关变卖，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共卖470,392.39两，直到嘉庆朝还陆续出售玉石。表2-6为《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所载变卖玉石数量。

表2-6　康熙、乾隆朝人参价格变化

乾隆的荷包——税关变卖内务府的物资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册234、249；《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

乾隆朝内务府有许多买卖人和官员从事中俄恰克图毛皮买卖，唐努乌梁海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缴纳贡赋、貂皮等。这些毛皮不但提供清宫廷丰富的毛皮服饰素材，也添增皇帝收入。《内务府广储司皮库月折档》记载皮库各色毛皮贮藏数量，其中貂皮的贮藏数量，自1743年至1795年进项共452,142张，支出415,958张。貂皮除供皇室之用，还赏给大臣、外国使节等。乾隆年间的貂皮以唐努乌梁海进贡的黄貂皮居多，黄貂皮色泽和质感都不如东北的黑貂皮，多数交由税关变卖。皮库藏的灰鼠皮和银鼠皮数量最多，进项1,765,178张，支出1,748,060张。变卖鼠皮数量也相当多，内务府皮库的毛皮交由商人及粤海关、江南三织造、盐政等官员变卖的总值为635,375.52两，总数超过玉石。

表2-7　税关变价玉石的银两数

单位：两
年代	变价玉石银两	备注
乾隆四十五年（1780）	16,323.72
乾隆四十六年（1781)	195,865.12
乾隆四十九年（1784)	45,851.41
乾隆五十五年（1790)	6,831.00	交由京中商人徐洪等变价
乾隆五十六年（1791)	162,520.14	由长芦、淮安关、杭州、苏州织造、两淮盐政、崇文门等处变价
乾隆五十七年（1792)	43,001.00	由长芦、淮安关、杭州、江宁织造、两淮盐政、崇文门等处变价
共计	470,392.39

资料来源：乾隆朝《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

（三）外国贡物及绸缎等

清代周边藩部属国有朝鲜、琉球、安南等进贡，以及欧洲国家的朝贡，带来丰盛的珍奇异宝，其中不乏生活日用品，当这些物资远远超过宫廷所需时，乾隆皇帝就会将贡品交给崇文门税关发卖。清人生活中，冬天用高丽纸糊窗，夏天用琉球的扇子，吃新疆进贡的葡萄干，穿着欧洲来的羽缎、哔叽衣裳成为时尚。百姓强调吃用“内造”的物品，并不是身份高贵获得皇帝赏赐所致，而是买得起皇室的变价物资。

以朝鲜国来说，每年进布2,700匹，清宫廷一年所用约计不过二百五十余匹。高丽纸每年进十三万余张，宫廷一年所用约计不过八九万张。内务府缎库贮藏高丽布，茶库贮藏高丽纸，累经数年，堆积数量甚多，遂发商变价。乾隆二十四年（1759），库贮高丽布、高丽纸二项，除存留备各处应用外，尚余高丽布11,500匹，高丽纸200,000张，共估值银17,500两。乾隆朝《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变卖头号高丽纸100,000张，共银4,000两；三号高丽纸100,000张，共银2,000两。二十八年（1763）十一月，变卖高丽纸，交银13,025.6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变价缎库高丽布17,402匹，共得价银17,402两；高丽纸共712,400张，共应变价银18,763两，以上纸、布二项，统计共应得价银36,165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一月，买卖人李廷荣变卖高丽布、纸价银，缴交银5,918.4两；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缴交银14,400两；三十五年（1770）十二月缴交银14,400两，共银34,318.4两。四十三年（1778）三月变价高丽纸等，共银13,200两。

琉球进贡的物品琳琅满目，有各种布料、扇子等。乾隆二十二年（1757），崇文门变价淑椒、花椒、土夏布三项，共1,376匹，每匹变价银2钱，计银275.2两；土椒布376匹，每匹变价银3钱，计银112.8两；雅扇200把，每把变价银1分5厘，计银3两。三者共得银391两。

安南国在乾隆三年（1738）进贡速香90斤、漆扇100把；乾隆八年（1743），进金533两、银1,581两、沉香180斤、速香416斤、漆扇200把。这两批漆扇共300把，皆于崇文门变价。新疆叶尔羌、喀什噶尔每年各进贡葡萄干200斤。此外，内务府变卖各地的茶叶、象牙梳子、胡椒等。还有变卖衣库内俄国和欧洲等地来的缎纱乾隆的荷包——税关变卖内务府的物资绫、羽缎、哔叽、氆氇、绒紑线、白丝、苏木香料等项，由内务府的商人承包变卖。

《竹叶亭杂记》载：“旧库内陈物堆积，有明代物。年久无用，发崇文门变价。内有朝靴，以彩缯锦缎攒集而成，似缂丝。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为云气，五色迷离，如庙中神象所着者。亦有缂丝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不知何时着此耳？岂明制当如此耶？俟再考。”内务府六库陈物堆积，必须不定期清仓拍卖。该书又载：“京师宴客，器皿精致，不独外省所未见，即京师向亦未之有也，器之由来多出于内府。嘉庆十□（原文此处为方框）年，磁器库以库贮充斥，请发出变价。□□（原文此处为方框）年再发一次。于是旧磁悉出。间有明代者。其式样之工，颜色之鲜，质地之美，往时外人偶得一具，必将珍为古玩，今乃为酒席之用。每一庖人且备至十数席。”内务府自乾隆年间大量变卖瓷器，至嘉庆年间，京城饭馆使用瓷器超过其他各地，北京百姓生活品味高，也拜内务府变价物资之赐。由此看来，《红楼梦》描述当贾母至栊翠庵喝茶，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盅，捧与贾母。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以上茶、瓷器、茶具，无非也是崇文门变价的货物罢。

（四）上驷院等处的牛羊驼马等

崇文门及两翼税务衙门收牲口税外，还负责变卖上驷院各圈口老残疾马匹。上驷院在北京有十八厩的御马、驽马等二三千匹。还有盛京大凌河牧厂养骡马14,000匹、察哈尔达里岗崖和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养骡马约110,000匹。这些马匹年老鼻湿即交由各税关变价，包括张家口、杀虎口、崇文门、左翼、右翼等，该变价银两载于《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以上各项人参、玉石、毛皮、布匹等物资变价的银两，绘于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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