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荷包——新增之关税项目与皇室收入

萧国亮《雍正帝与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提到，雍正皇帝主张裁减州县的火耗，又规定提解耗羡归公归地方司库，作为经费来源和豁免灾荒时州县的钱粮。冯元魁《论清朝养廉银制度》认为，清世宗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对雍正、乾隆两朝的吏治有澄清作用。此二篇论文均肯定雍正朝实施火耗归公后，耗率稳定和人民负担减轻。究竟火耗问题在乾隆朝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耗羡归公是否解决地方经费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阅读《宫中朱批奏折》“财政·经费类”的档案可了解，乾隆朝的火耗收入并未能支付税关衙门经费支出，必须新增许多税目。另外，李映发《清代州县陋规》指出，州县向府道、藩臬、督抚进献三节两寿礼金，称为“礼规”或“常例”；致送仆人为“门包”；致送吏胥为“茶仪”；科举方面有“棚规”等。山本进认为，衙门向人民征收各种附加税和手续费称为“陋规”。各税关之礼规、手续费和附加税等究竟是哪些项目，亦为本节讨论重点。

清代火耗银两的来源系零收税银镕铸成银锭的消耗，乾隆之前，每个税关火耗无固定成数，浒墅关为加三，即正税外加了30%，淮安关加50%。乾隆皇帝下令：固定火耗为加一，即加10%；并革除各税关别立名目之私征，如添平、饭食、养廉等项，均于火耗银内支出，不敷银两于盈余银内添补。从以上盈余解交内务府的情况看来，各税关盈余亦无法支付税关衙门开销，税关又另征“平余”、“并平”、“补平”等税目。乾隆皇帝不但谕准税关征收陋规，而且分享税关监督搜刮的成果。以下分述淮安关、凤阳关、龙江关、浒墅关、九江关各项增加税银的实际情况。

（一）淮安关

淮安关事务坐办郎中伊拉齐奏称：“一载以来锱铢所蓄，除办公用度添补平头等项之外，尚余银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两，应否解交养心殿造办处应用。”皇帝朱批：“是。难为你效力为之。”伊拉齐所谓的“锱铢所蓄”，实为平余银。平余银的原意是，税关征收的税银为市平银，与户部的库平银之间有成色差异，故解交钱粮至户部时必须弥补成色不足，于每千两随解余平银25两、饭银7两。朱云锦《户部平余案略》记载，税关将税额解交户部，沿途的运输费用，有饭食及水脚路费与木鞘、绳布等。凡有解部钱粮，每千两随解余平银25两、饭银7两，俱于耗羡内动支起解。至雍正八年（1730），奉旨减去一半，每千两止随解减半余平银12.5两、饭银7两。雍正十二年（1734）复奉准部咨，凡有解部钱粮，将减半余平并饭食，照例动支起解。乾隆三年（1738）改将减半余平银留贮地方，但实际上许多税关监督为了孝敬皇帝，仍起解内务府。如乾隆十一年（1746）管理淮关税务倭赫奏：“关税钱粮自数钱以至数十两，商民各自照数分投，其课银按季归总并解，除正数之外，并有平余银。第一年平余银二千五百五十二两五钱，第二年平余银四千零六十两四钱，第三年平余银三千三百零九两，统归三年内共并出平余银九千九百二十二两一钱。共动过补平银二千四百八十两，现实存银七千四百四十一两六钱，应批解何处？”朱批：“交海望”。

税关征收平余银有两种方式：第一，税关监督在奏折中说：“税关征收零星税银，或有成色不足，故每两加收若干银两，称平余即并兑平余。”所谓“每两加收若干银两”，依照各税关的规定有所不同，如浒墅关于每两多征一分六七厘不等。第二，商人以铜钱缴税，依照官方银钱比价，每1,000文钱值库平银1两银。税关人员却以1银征收1,040文，而当时市面上银钱比价可能1两银值850文。银钱换算之后，商人多缴的钱文亦称为平余银。

其次为饭食银。淮安关之地为河、东（河南、山东）二省豆货往南要道，米豆照杂货计算，每石征收饭银3厘。1厘添补书役纸笔饭食，其余2厘除添补经费未开之公项。乾隆十四年（1749）管理淮关税务倭赫奏：“奴才自乾隆八年十月三日至乾隆十四年七月十一日，共收过饭食银三万二千一百一十八两四钱，除给发过员弁、书役、家人等一厘银共一万零七百零六两一钱，其二厘银二万一千四百一十二两三钱，除历年添补经费未开之公项共动用过银一万零五百二十两三钱，尚存银一万零八百九十一两九钱，此银系听凭商人随便交纳，多系九成上下色银，未能尽一，合并声明应解何处？”朱批：“交三和”。由此看来，淮安关征饭食银原来是税关的规费，且充当胥役饭食银和添补办公银两，其剩余银两则成为皇帝额外的收入。

淮安关监督给皇帝的另一项银两为办公银，原来在乾隆元年淮安关监督的养廉银定银20,000两，皇帝要求税关监督“养廉太丰，通融分给胥役工食”，于是养廉银节省10,000两，作为役食以及纸张杂项之费。实际上支给税关笔帖式的银两不过四五百两，“节省”九千余两仍归入内务府。清代官员的薪俸低，雍正年间火耗归公，一部分作为官吏养廉银。根据户部所定钞关监督的养廉银：九江关11,000两、淮安关10,000两、凤阳关6,000两，如果税关监督兼盐政或织造差务，领两份薪水，必须将一份薪俸上缴，称“节存养廉银”。

罚料银是对走私之罚款，此项银两原本作为办公或税吏的赏银，淮安关监督却将它上缴皇帝。罚料银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走私漏税的罚课；其二是将没收的走私物品出卖所得之银。范毅军《走私、贪污、关税制度与明清国内货物流通税的征收》一文提到，根据北新关监督综合各项资料推断，每年至多应只有1%上下的货品能避过税吏而走私成功。又根据九江关在乾隆三十二、三十三年（1767、1768）因官商勾结漏税事，遭朝廷派员彻查。自乾隆二十七到三十三年（1762—1768），各种走私漏税行为以及税关监督匿报税款，造成关税一年上报较实征数少3.7%至5%。乾隆十六年（1751），淮安关监督普福奏：“商船如有漏报，加罚一二倍以示儆戒，如有漏报甚多，所罚银数至三倍者，以三分之一给赏查出人役。奴才管理一年之内所罚银两，除给赏公用外，上年共积得三千六百余两，蒙朱批交内务府抵汝赔项。十五年七月至十六年六月，共积存罚料银二千六百六十七两，应解交何处？”朱批：“仍照上年之例”。可见淮安关的罚料银除办公用之外，亦需上缴内务府。

淮安关新增税目多，甚至出现剩余的火耗银，税关监督基于奴才孝敬主子的心态，亦将剩余的火耗银上缴皇帝。以上淮安关解缴内务府的各项银两，每年约在20,000两至40,000两之间。

（二）凤阳关

凤阳关的关税银两在乾隆初期每年约有三十万余两，中期以后剩下十万余两，下降幅度相当大。然而，凤阳关监督所进呈皇帝的各项税收银两却有增无减，项目与淮安关不相上下。税关监督缴交内务府的银两，如养廉银、办公银、平余银三项，与淮安关相似，养廉银原来是6,000两，至乾隆三十年（1765）改为5,000两，办公银都维持在6,000两。

凤阳关自雍正十二年（1734）由芦凤道兼管，乾隆四年（1739）恢复监督制后，仍由芦凤道兼任监督，芦凤道的选任也以内务府人居多。内务府包衣为了孝敬皇帝，常将重复支领的养廉银捐出。乾隆十五年（1750），尤拔世兼管凤阳关监督，奏折曰：“奴才已有府（凤阳府）任养廉银二千两，关任养廉不敢重复支领，请同办公银两俱解交养心殿。奴才一年任满所有任内办公养廉银一万二千两，谨具批解赴养心殿。”然而，像长芦盐政兼天津关监督，其养廉银并未交给内务府。

凤阳关平余银大致在10,000两以上，不过此项银两主要用来办理贡品和运输费，常入不敷出。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管理凤阳关税务丽柱奏，乾隆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750—1759）各年底册内，每年收平余银6,000两至9,000两不等，共收银82,192两，共支用银82,166两，实存银26两，每年需银八千余两。乾隆二十七年（1762），丽柱奏折提到，恭进万寿贡物并灯贡以及应需额费等项共银六千五百余两，又恭进太后七旬万寿贡物及交庆典工程处办缎银八千二百余两，共用银一万四千七百余两，不敷银五千三百余两。因凤阳关的平余银不足供办贡、税关经费所需，故增添两项新的税目，即倾销银和充公银。

倾销银和归公银的由来，系因乾隆十八年（1753）兼管凤阳关监督尤拔世题奏，正阳大关经牙代办客钞时，向商人每两溢收银1.4钱，酌以一半银7分，为经牙代镕火工、饭食、奔走薪水之资，称为倾销银；酌存一半银7分，称为归公银。此后凤阳关的关税中，每两新增14%的税收，其中7%为牙人代办费；7%则是交给内务府，称为充公银。乾隆二十九年（1764），卓尔岱奏报裁革经牙，令书役人等撙节开支，每两约需银1分即可敷用，每两可节省银6分，该年共节省银一万二千余两。名义上裁革经牙，但税目仍在，倾销银和归公银成为凤阳关监督给皇帝额外的孝敬费，乾隆年间约一万、二万余两，即给内务府的部分由7%增为13%。明清时代，州县税收中有大家熟知的牙税、当税、门摊、鱼课等杂税，而税关收取牙税可能始自凤阳关。

凤阳关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增加一项新税目叫充公银，于每两银中收1厘银。江南芦凤道兼管理凤阳关税务卓尔岱奏，在所收1厘充公银内，除添补解部平银并一切办公各项需用，此项充公银剩下1,623.2两，亦缴交内务府。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解关税每鞘（千两）另封加银15两，称为补平银，这项补平银是向商人征收1.5%，自然也成为新的税目。

（三）龙江关

龙江关原来征收平余银是在每两银中加一分四五厘，每年约收银二千余两。乾隆十年（1745），江宁织造兼管龙江关税务西宁奏折提到，此项名色已经革除，但因“零收趸解，积少成多”，每两溢收二三厘至五六厘不等，共并余银1,037两，经奏明解交造办处兑收。今年（十年）共收税银201,600两，除解正额盈余外，并余银1,091.9两，循例奏准解交养心殿造办处。并余银和平余银不同之处在于，并余银由零碎银两镕铸为元宝时所征收耗损，每50两征银2两。如此一来，龙江关并平银，每两银只增二三厘至五六厘不等，一年解交内务府银仅一千余两。

龙江关的减半余平银在户部取消此项税目名色后，织造李英上奏，将此项银一并解交造办处。乾隆十二年（1747）的税银为二十二万九千余两，其减半平余一项，即应解银二千四百二十余两，此项银亦解送内务府。龙江关的税收金额少，相对地新增的税目也少，然而税关监督帮皇帝多攒些银两，连户部废除的减半余平银都转解内务府。

（四）浒墅关

浒墅关的平余银由市平银折算库平银时，每银1两多征平余银一分六七厘不等。关税收铜钱时，每钱1,000文折库平纹银1两，以市平银价计算，每钱1,000文值库平纹银1两1钱4分。安宁奏称，乾隆四年（1739）起至五年（1740）征收正额盈余并加一火耗银369,298.5两，平余银6,035.3两。商人每交付1两银，除了支付火耗10%外，另需支付平余银约1.64%。

苏州织造常兼任浒墅关监督，乾隆初年，每年的养廉银似乎未定额。如乾隆二年（1737）养廉银为26,880两，乾隆三年（1738）定养廉银为22,000两。乾隆六年（1741），安宁的奏折提到，皇帝另派图拉协助督课工匠等事，安宁管照钱粮事务，因此安宁的养廉银分支10,000两与图拉。乾隆十四年至十六年（1749—1751），图拉任浒墅关监督，每年节存养廉银6,000两解内务府，此后以织造兼管浒墅关养廉银每年16,000两成为定制。

乾隆二十九年（1764）后，浒墅关向户部核备增加平银一项，由商税每两征平银5分8厘，此后关税除火耗外，每两征平银5.8%。乾隆三十二年（1767）萨载奏，该年计收平银分存剩平银31,821.6两，解交织造局衙门。由此可知平银的用途在于添增内务府进项。

罚料银系因浒墅关听由商人呈报货物纳课，放关时抽查盘验，如有漏报，视其所漏米粮物件多寡，分别示罚。此项罚银一半赏给丈量人，一半归织造添补养廉办公之用。不过，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浒墅关的罚料银除贴补织造办公费外，剩余银两亦缴交内务府。乾隆五十六年（1791）徵瑞奏：“浒墅关五十五年共收罚料银二万六千九百二十七两二钱，除接送差使装盛解费，并回苏学生家口送京，当差匠役饭食盘费等用银一万零四百零四两三钱，现存银一万六千五百二十二两九钱，相应循例奏明一并解赴内务府。”

浒墅关的税收每年大多维持五十万余两，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后，关税收入协济福建、陕西等各地方政府。原来浒墅关税课征市平银，解缴户部时每千两随解加平银11.5两，作为弥补市平兑换库平银时之成色不足。然而，协济地方仍使用市平银，则节省加平银又成为皇帝收入之一。如五十二年共动拨银221,212.1两至福建，节省运往北京所需的加平银和运费等共余存银7,584.6两，解送内务府。此后，乾隆五十七（1792）、五十八（1793）、五十九年（1794）陆续协济地方之余存银都改解内务府。浒墅关各项解交内务府之银两，自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每年约30万两至40万两。

（五）九江关

九江关是常关中关税增长最多的一个税关，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大约三十万两，三十年之后，达到六十万两至七十万两。九江关税兼管窑务，养廉银11,000两内，税关监督只支用养廉银2,000两，其余9,000两移为烧造瓷器之用。此项银两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改解内务府。

九江关如上述各关征收平余银，但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式规定，关税增收三分平余银，即新增3%的税率，作为充公用存解缴之项，此项税银称为“三分平余银”。为了区分新旧平余银，前者改称“积余银”。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管理九江关税务全德奏，三十八年份共积收三分平余银11,469两、养廉银9,000两。除办贡物奏准核减成数，实支用7,398两，余存银21,154两，共银28,553两，请旨交养心殿。此外，一年共积余银13,259两，动支一切公用剩存银976两。由此可知，九江关兼管官窑，必须替皇帝成造各项瓷器贡品，虽增加平余银还不敷应用。

为支付关税不足的问题，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江关又增“添平银”一项。由于地方起解关税到北京，定例每千两添兑银20两，以防银两成色不足需添补，实际上这项收入可能落入户部胥役之手。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起，关税银内每百两加收添平银5.5钱。九江关新增的税目较少，是因该关在乾隆年间的税收成长一倍，除火耗之外，三分平余银、积余银、添平银也随之增加。总之，九江关除了办贡之外，每年交给内务府的银两，在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尚不足万两，三十年以后则在20,000两至30,000两之间。

（六）其他

除上述税关之外，荆关每银百两有平余银一两二三钱，又钱文市价不一，偶遇稍昂，每1,000文则有溢价银一分一二厘不等，管理荆关税务员外郎西宁奏称，一年共征收正耗银44,591两，除外有平余钱价共银553.8两解交内库充公。朱批：“知道了，着赏汝。”乾隆十年（1745），解支并平余723.35两交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此后荆关每年都只交平余大约300两至400两。

在乾隆二十九（1764）、三十年（1765），各税关还实施“节存水脚”银解内务府，对各地解送户部和内务府的京饷，及根据皇帝命令解送其他地方的协饷，均按饷银数量和解送路程，规定奏销定额，作为起解人员的旅费、运输费及包装费（鞘箍银），统称解饷水脚。粤海关起解盈余银两、备贡银两，每千两之水脚银38.5两。水脚银是实支实销，实支水脚通常少于奏销定额，因而有节存水脚。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学士傅恒奏准，各关税银名义为驿递、水脚银，实际只开支为数甚少的解员旅费和包装费，于是节省水脚增加。税饷归驿递的头两年节省水脚解交内务府，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粤海关监督方体浴起解节省水脚银6,073.6两，各税关解交水脚银，根据《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两年总共才征27,700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以后，此项节省水脚则改交户部。

由以上各税关新增税目看来，充分展现包衣小气琐碎、锱铢必较的本色。他们为了讨皇帝的欢心，将税关衙门的办公费用解交内务府，等到地方经费不足，又再三增添新的税目，税目繁多，令人无所适从，增加税关监督贪污机会。

以上各税关的部分盈余，和粤海关剩余办贡银的银两，以及各项新增税目，平均每年上缴内务府银约十万余两，参见表2-3。

表2-3　各税关缴交养心殿造办处之税额

资料来源：（清）庆桂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宫中朱批奏折》“财政·关税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