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荷包——官庄的地租与变化

官庄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一是纳银庄；二是纳粮庄；三为瓜果、菜园等庄园。银庄或称为钱粮庄，是交纳银钱的官庄。粮庄则供给皇室粮食、豆秸等。瓜果、菜园的数量不多，是提供皇室各种干鲜瓜果和菜蔬，以供皇室食用和祭祀所需，后来也折为银两。清代的官庄中银庄和带地投充人丁两项即为纳银两官庄。所以纳银的官庄又分两种：一是带地投充庄头纳银庄；二是承领官地纳银庄。承领官地者之领地18顷，每亩征银1.01钱，每年收银200两，此外无其他差赋。按照每亩征银的总数应为181.8两，可能加了银两火耗等，实收200两。而投充人丁则编入官庄，每亩征银3分，草1束；后来草1束也改折银3分，每亩地只纳银两6分。

（一）官庄地租

清代官庄的地租，不论是带地投充庄头纳银或官地纳银，其租额大多遵循清初所订的标准，唯有粮庄收租变化较大。清顺治年间每处官庄为130晌，每1晌等于6亩，一官庄面积为780亩。在山海关内每所粮庄纳粮100石；关外粮庄每所纳粮120石。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规定，山海关内粮庄额定为360石；关外额定432石。据《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所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以后按照432石收租，但是五十年（1711）重新规定：山海关内庄头报粮编等，按等定额，头等庄一年报粮250石、二等庄一年报粮220石、三等庄一年报粮190石、四等庄一年报粮120石。次年规定山海关内外庄头报粮编等，头等庄一年报粮322石、二等庄一年报粮292石、三等庄一年报粮262石、四等庄一年报粮192石。到五十七年（1718）又规定，头等、二等庄头交猪4口，每只折粮15石，共60石、三等庄头交猪3口，共45石，此后到清末粮庄庄头纳租租额都保持定额租。白凯（Kathryn Bernhardt）认为十八世纪北方实施分租制，地主提供庄屋、牛犁、谷种等，佃户退佃即失去土地和房屋，因此分租制的佃户几乎没有机会欠租或抗租。内务府的官庄一直都实施定额租，与一般地主和佃户分租制不同。

虽然官庄的地租屡次调整，事实上庄头所缴纳的地租并不高。依照乾隆四十五年（1780）《盛京内务府所属庄头等折交分地亩银两数目考成清册》的记载，纳草豆地亩共32,858.6亩，只纳银35.8两；纳米地共688,305.1亩，纳银1,218.3两，平均一亩地纳银0.177分（见）。盛京官庄的地租和其他民地的田赋做比较，官庄征收的地租远低于东北各州县所征田赋，据《奉天通志》记载：“盛京各属民地，自顺治十五年始定征赋之制，每亩岁征银三分。”官庄地租也低于其他地方的官田，根据陈支平的研究，作为官田和半官田性质的学田，每亩征收租银0.64钱至6.9钱不等。 1980年代大陆研究清代租佃制度学者多讨论地主剥削问题，近年来的研究风气似乎有些改变，譬如高王凌认为考虑地租实收率，地租不可能一再增加。

由乾隆朝《内务府银库进项月折档》记载每年地租收入，绘制图1-1。从图中可见1750至1770年间地租收入大致在十五万两以下，1770年以后超过十五万两。不过有些年因气候旱涝，庄头报灾得以减免租银并有口粮。如乾隆十五年（1750）六七月间，大雨连绵，水势涨发，庄头承种地亩被灾，应免官粮12,284.4石，再者庄头壮丁大小共6,684口，应给口粮19,016.28石。乾隆二十九年（1764）坐落永清、东安、武清、宣化等地的官庄旱灾严重，减免大粮庄头杂粮322石、粗粮1,286.18石、豆1,393.61石、草57,771束，应给口粮1,745.28石。银两庄头应免钱粮银401.03两、草597束。除此之外，大粮庄头被灾之地，照例给限二年或三年，准其开垦，限满之时，照旧征差。官庄地亩遇有灾害，减免庄头征粮又给口粮，及两三年的时间开垦。庄头经营的官庄，皇帝必须承担天然灾害风险，收入较不稳定。

图1-1　乾隆年间内务府官庄的地租收入

（二）庄头预收地租

乾隆年间庄头实施当时盛行的“坐季租”、“指地借银”或“押租”。坐季租简单地说就是预收地租，佃户于今年预交次年地租。根据江太新教授的研究，预租制出现于明朝万历年间，清代实施预租制的区域大为扩展，直隶各地内务府官庄收预租皆为货币租。这制度起因于旗人居住京城，每年到收租季节都得告假，但假期有限，往往租额尚未收济，假期已满。这情况有利于佃户欠租、逋租、抗租。另一原因是农民竞佃日趋激烈，加速预租制的发展。农民向地主缴交预租，有预先交一年、两年或三年，甚至是十五至二十五年，预交地租可能造成农民更为穷困。指地借银是以地契作为抵押品，然后以“钱无息利、地无租粮”，土地归佃户永远承种起租，这种地归佃户承种也是清代永佃权产生的原因之一。押租制度也是佃农预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以获得佃权。佃户欠租，地主以此作为抵押；若佃户要退佃，地主押租银则如数归还。

乾隆二十一年（1756），庄头修正拖欠钱粮革退，遗缺由修琇代完，修琇向佃户收租时，佃户供称系修正预收地租。据朱裳供称：“乾隆二十一年租种修正一顷多地，每亩租价永清小数钱八百二十文，是二十年八月内修正同他儿子修大宾压季起去的。二十二年租种修正四顷八亩地，八百二十小钱一亩，也是二十一年八月修正同修大宾压季起去的。”佃户王士华等供称：“小的们原佃种庄头朱良龙经管的园地二顷二十五亩，共交租东钱二百二十三千五百文，向来是头年九月十五日交租，到第二年种地。”

生员刘文新的祖父自康熙年间就租种修家268亩地，刘家无房居住，在地里盖房居住，每年每亩议定租价永清小数钱1,000文，已有七十余年，俱系压季起租。乾隆五年（1740）修正因当不起差，向刘文新借制钱105,000文。二十二年（1757），修正当不起差，又向刘文新借去银40两。冯成玉供称，原租种修正地37.5亩，每亩租价永清小数钱1,000文。

庄头预收地租的情况非常严重，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革退庄头73名，其中有庄头欠租上千两，这些庄头不但拖欠内务府的地租，而且向佃户预收地租，或者向佃户预收数年押租。乾隆二十三年（1758）庄头焦伦控告地户霸地掯租。经香河县知县质询地户马之良等人，据马之良供词说，焦伦的父亲焦伯彰不守勤俭、任意混花，拖欠地租七百余两。焦伦因父亲死后家里穷不能充当庄头，于乾隆二十年（1755）向众地户说要一起两年押租清还旧账，地户们交给他押租银643两。焦伦又把众地户兑给常盛号李国栋钱铺，众地户每年地租交给常盛号，焦伦有差使便到常盛号预先要银，言明三分利息，立有合同。焦伦先后到常盛号钱铺取过六百多两银子，殡葬父亲，又办理自己和弟弟亲事。等到常盛号向焦伦讨回借款，焦伦无钱归还，便向内务府控告马之良等私典官地，又不给租银等。由焦伦向地户收押租的例子，也可看到庄头以地户的地租为抵押品向钱铺借钱，利息三分。

指地借银就是地主向人借钱后，以地租抵利息。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张老格向佃户张玉镜借银，以佃户“屡年上京交还租银”，及“京都之人屡年下屯交还利息，彼此往来不便”为由，遂“情愿将一年之租银顶补一年之利息，两家各得其便。”等张老格还了银两，佃户张玉镜仍照旧输租，在指地借银期间则不许增租另佃。以下为契约内容：

地租的收入约略与指地借银的利息相同，利息为一分五厘。但也有利息三分的情形，根据《大清律例·户律》“违禁取利”条载：“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清代的借贷利息，三分利以内都是合法的。

魏金玉认为押租制的起源是佃户承耕土地时，赠送地主一点礼仪。在直隶地区押租制不发达，不过，从档案上可以看到押租制在官庄亦存在，乾隆年间官庄亦有押租情形。据卢香九所说：“乾隆二十一年承种永祥名下旗地一顷六十八亩，言明每年租价小钱一百千外，引租小钱二十千，先交后种。”但清代法令规定，向佃户收押租是违法的。有几个案例系收押租被抄没入官。乾隆二十三年（1758），庄头刘国璋将官地租与邹唯一，并借用邹唯一银670两。后来刘国璋的长兄刘九十一又借邹唯一银150两，连钱共银820两，作为押租，刘九十一家的官地十二顷八十亩归邹唯一租种，每年仍交租银240两、144千文，一租五年，立有租契。至三十一年（1766），刘九十一物故，其子刘继成顶替当差。邹唯一亦物故，其弟邹卜五认种顶租，又加借刘继成100两，前后共凑银920两，统作押租，仍照旧按年交纳现租银钱，以五年为满。不意中人吴育万赴沧州首报刘继成私用押季银两，违例长租，经天津府审明，将刘继成所得押租银920两照数追出入官。长租和指地借银相似，租期在十年以上，租地人需先预付地租钱文。除了押租银入官外，依照《大清律例》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

光绪二十五年（1899），庄头谢恩重之子谢宝康呈称，刘作舟等霸占官地。据刘恩谭供称，他是刘作舟的叔叔。从前他向谢恩重租种圈地112亩，交给谢恩重押租钱1,000吊，每年每亩租钱450文，共50,400文。谢宝康供称：“各佃承种都有押租，每年向佃户收租交差，如要退地，将押租交还，撤回地亩。”园头赵得禄向佃户勒索押季租，每亩京钱2,500文，不从者即行夺佃，以致佃户失业无依、流离失所。经户部咨查“原佃承种有年，业经盖房、掘井、种树木者，即令原佃承种，照旧输租，不得勒索押租钱文。”佃户承种都缴押租，退佃则交还押租。这制度在清前期已有普遍发展，如卞利研究的清前期江西赣南地区普遍实施押租制度，这制度促进佃户永佃权的发展，亦裨益商品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