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边防——土木堡之战的布局与较量

前情已经交代完毕，接下来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仔细梳理一下土木堡之战的整体脉络。

落入也先局中的明英宗

要说土木堡之战，必须先从明军荒唐的战前准备说起。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领着不到十六万的明军正式踏上了亲征道路。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明军“奇迹般”地只用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粮草、军械等一系列准备工作。明军在行军途中毫无纪律，明英宗甚至不得不诏谕随行文武官员，晓以行军纪律。

不久后，明军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到达了大同。结果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告诉王振，如果明军继续出师，将正中也先的诡计。这一记载说明明英宗本来的亲征计划是以大同为中途站，继续北上与也先在明帝国边境之外进行主力决战。亲征军在进驻大同以后，便派遣前军从大同出击，瓦剌军队则从侧面证明了明英宗的这个计划。但是郭敬的密报可不是虚张声势的恐吓，因为在明英宗进军时，之前势如破竹般横扫明帝国边城和守军的瓦剌军队，竟然全部退出到了塞外。同时，也先及阿剌知院所部的游骑也开始在宣大一路袭扰。在这种态势下，再结合郭敬的密报，只能说明明英宗的亲征军进军的时候，也先就在塞外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亲征军深入。李贤的《古穰杂录》中也验证了这一敌情：“

寇亦开避，待我深入

。”加之当时又出现了各种奇异的天象，本该秋高气爽的季节却连续几天大雨滂沱，这似乎是冥冥中在印证郭敬的说法，给予明军警示。于是，最终明军自大同回师，大军东返。

但是此时明军的指挥层又因为回师路线问题而产生了分歧。《国朝献征录》记载，当时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向大学士曹鼐建议，亲征军宜自紫荆关返回京师。曹鼐向皇帝汇报以后，皇帝并没有采纳，而是决定往东行进，自居庸关入关，这一决定也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战惨剧的发生。由大同入紫荆关，则必经过王振的家乡蔚州。《明实录》称，明军最终不由紫荆关返回的原因是王振害怕大军踩踏了家乡的稼禾。但是这种说法其实略为牵强，清修的《明史》也认为此记载并不符合史实。《明史》进而认为，是明英宗自己不采纳自紫荆关返回的建议，执意要走居庸关。无独有偶，《宣府镇志》中也记载郭登奏请以后，王振也邀请明英宗回师，丝毫没有提及怕毁损家乡庄稼的事情。那么整件事情的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在郭登奏请亲征军自紫荆关回师以后，王振也请求明英宗自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并未听取意见，执意从居庸关回师。《明实录》为了避尊者讳，就将不从紫荆关回师的责任推给了王振。

◎ 1449年的土木堡之战进军、回师及瓦剌伐明路线图

◎ 蔚县南门——景仙门，门楼为万山楼

那么为什么明英宗执意不从紫荆关回师呢？一方面，也先和阿剌知院的主力全部在亲征军进军和回师的路线上，明英宗很可能仍在寻求和瓦剌的决战。毕竟对于这个年轻的皇帝而言，在朝臣激烈反对亲征的情况下，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无疑是对反对者最好的回击。另一方面，自蔚州入紫荆关回师，其实也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虽然土木堡之战以后，论者多将明军战败的原因归罪到明军自居庸关回师这一错误决定上——因为根据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大同地区的地图来看，当时大同至蔚州城途中有聚落城、许家庄堡、广灵城、顺圣川东城、灵丘城、浑源城等多个城堡可以作庇护——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做选择题，A选择错误，不等于B选择正确。实际上，明朝九边地区的城堡，有七成以上都是在正统以后才逐渐筑成的，正统十四年以前，从大同至蔚州城途中，其实就只有浑源城和广灵城两座城池。如前所说，明初的九边地区就犹如一个四处漏水的大筛子，是非常空旷的。且大同镇多为平原，一旦准备不足且正在行军的明军与瓦剌十几万骑兵在几乎毫无军事设施的平原上遭遇，后果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那么如果不选A也不选B，留在大同，又是否可行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明英宗东行回师后不久，大同就遭到了也先的毁灭性打击，大同城几乎被攻破。在也先大军的猛烈围攻下，大同城门日夜紧闭，军士多战死，存活下来的也全部伤残。大同守将郭登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亲自慰问伤者，为伤兵敷药。然而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战事都非常消极，甚至有人委婉地向郭登表达了开城投降也先的想法。郭登义正词严地说道：“我发誓将与大同城共存亡，如果城破，我也不会让诸君独死，到时我将会自裁以谢国恩！”

明代九边部分城堡情况

城堡	筑城及砖包时间	城堡参数
聚落城	始创于弘治十三年，隆庆六年砖包	周长三里，高三丈七尺
许家庄堡	原为民堡，嘉靖三十九年更为军堡，万历二十九年砖包	周长三里余，高三丈六尺
广灵城	土筑于洪武六年，万历元年砖包	周长二里余，高四丈
浑源城	明朝之前既已存在，万历元年砖包	周长四里余，高四丈
灵丘城	天顺三年土筑，万历二十八年砖包	周长四里余，高三丈五尺
顺圣东城	土筑于天顺四年，嘉靖四十三年重修，万历四年砖包	无数据

从十四年六月也先率大军进犯大同镇，到八月明英宗回师，两个月中，也先都不曾冒险进攻坚固的大同镇，为何却在明英宗亲征军驻跸大同后不久就直扑大同镇城，几乎把大同城打残？这就透露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信息：也先已经完全摸透了大同镇甚至整个北方边镇防御体系的不足，即一旦将镇城斩首，明军将毫无还手之力。在明初那种无边墙、少墩台、少城堡的情况下，一旦镇城被打残，整个防御体系就会陷入瘫痪状态。之后，也先便可以安心地寻求最佳时机和明军进行战略决战。可见，打残大同城，让大同镇城不能对周边地区进行有效的支援，是也先战略的第一步。

◎ 万历三十年，时任宣大山西三镇总督杨时宁所绘制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的《山西镇总图》。在土木堡之变前，山西、大同至蔚州依然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存在

也先打残大同镇城以后，四处搜寻明军的动向，以求决战。《正统临戎录》中有很直接的记载。据明英宗亲口所说，正统十四年八月，他亲领人马到大同，回师的时候遭到了也先人马的追袭。这很直接地说明了明英宗当时完全知道也先在追袭自己。

此时如果驻留大同城，亲征军确实能够加强大同的防务。但大同周围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与瓦剌铁骑进行野战，大同总督宋瑛的惨败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将近二十万军队以及大量随行人员，又是一个“后勤黑洞”。届时，如果瓦剌围困大同，巨大的后勤压力将压垮亲征军，汉初“白登之围”和始光元年北魏皇帝被柔然围困的悲剧必将再次上演。

因此，明军指挥层恰是因为发现了也先的意图，所以才选择放弃紫荆关路线，改走宣府路线。既然明英宗很清楚也先的目的，那么《明实录》中所说的明军进军时蒙古军全部退出到塞外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也先收缩兵力、准备合围明军的战略欺骗。

此外，明英宗还回忆说：“有伯颜帖木儿来时摆下着传报马传说，今遇见大明皇帝驾了，着也先急领人马前来对敌。”这说明当时也先探马四出，拼命探寻这支亲征军的路线。瓦剌军一旦掌握消息，便会立刻聚兵一处进行攻击。因此亲征军刚离开大同不久，大同便被打残，仅能勉强自守，根本无法做到任何支援。这就是也先的第一招撒手锏。也就是说，不管亲征军选择哪条回师路线，大同都是肯定要被攻打的。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大同至蔚州再到紫荆关的路线是不可行的。毕竟沿路皆为平原，无险可守，一旦被瓦剌探马侦知，必然遭到也先骑兵的追袭。在没有烟墩传报的情况下，行军中的明军即使发现了也先大军，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结阵对敌。在这样的平原战场上，明军根本避免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

也就是说，明军选择自多山川、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宣府地区返回京师，是正确思路。或许在明英宗那个年轻而冲动的头脑里，还留有一丝幻想，觉得自己能够率领明军在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地域击败瓦剌军。但是，历史似乎有一种黑色幽默。虽然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对方更具天时地利人和，双方统率的能力更是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明军依然无法避免在毫无军事后援的情况下被也先主力突然合围的命运。

在大同镇城和瓦剌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亲征军的回师却似乎十分顺利，一路上并无瓦剌军队截击。当亲征军到达雷家站（今新保安镇）后的八月十三日，丧钟终于敲响。根据宣府谍报，瓦剌军队将袭明军后部。结合《正统临戎录》中“传报马传说”的记载，说明也先集中主力打残大同以后，就迅速分散，派出了大量探马，侦察亲征军的位置。接下来就是吴克忠与朱勇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的两番惨败和全军覆没。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雷家站距离宣府镇城非常近，而鹞儿岭离宣府镇城更近。那么为何也先大军能如此嚣张地率军深入宣府镇腹地？莫非真的是杨洪被吓破了胆，以至于“惊惶无措，闭门不出”？又或者他与瓦剌有什么暗中交易？

其实，土木堡之战期间，杨洪眼见也先发大兵南下而不驰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个被蒙古人称呼为“杨王”的猛将，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计无所出的庸人。他也没有跟瓦剌暗中勾结。他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宣府镇城太大，军士又太少。也先大军来袭时，作为中枢的宣府镇城根本无法对其他地方进行支援。

宣府镇城周二十四里，换算成现在的单位，约为12864米。而宣府镇城当时的军士有多少呢？根据杨洪刚上任时候的奏疏，可以发现此时的镇城军士只有一万三千五百余人。也就是说，如果平铺到整个城墙，平均近一米才有一名明军。此外，宣府镇城附属的各种防御工事中还需要大量驻军。杨洪手头的这一万多人中还多有老弱残疾、不堪操练者，再算上操纵火器、使用大型城防武器以及后勤之类的人员，城墙上军士密度当远小于近一米一个。

当时宣府镇既然能侦察到也先自亲征军后路来袭，那么必然掌握有也先部队的一些情况。根据推测，自大同一路来的也先主力约有十万之众，这正是也先能把大同打残的重要原因。因此，宣府镇城在城大人少的情况下，自保尚且吃力，如何能阻止也先的南下？

不难想象，如果杨洪在当时贸然发兵勤王，以宣镇守军的兵力，显然是杯水车薪，难逃成为土木堡亲征军陪葬品的命运。届时宣府镇城的守备力量将元气大伤，宣府镇城也将不守。如果亲征大军被击败，宣府镇城也遭沦陷，那么对整个宣府镇和明帝国北方地区都将是一场浩劫。整个宣府，乃至大同、京畿，将再无抵抗力量，整个华北地区都将陷入战火之中。因此，杨洪凭借城墙和火器优势坚守战略要地不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实在是作为一个军人的正确决策。

当时也先已经打残了大同镇城，压制了宣府镇城，并且凭借兵力优势，两番全歼了断后的明军。这些胜利，以及肆无忌惮深入鹞儿岭地区的自信，必然让亲征大军惊愕不已。也先那透着森森杀意的战刀此时才刚刚扬起，他欣喜地发现，在自己的逼迫之下，明军已经慌不择路地一头撞进了自己和阿剌知院共同布下的局中。而这个局甚至早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布好了。

狡黠狠辣的骑兵合围战

之前在七月十五日，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曾奏称，有蒙古军队围攻马营已三日，并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在这份奏章中，隐藏着一个可怕的消息，那就是此时宣府上北路的独石城已经沦陷成为“虏巢”了。土木堡之战结束后，瓦剌方的阿剌知院也曾回忆道：“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在地理上，独石城在马营城之外。那么就可以肯定，在马营被围之前，上北路重镇独石城已然沦陷。然而七月独石的失陷、马营的被围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因为独石城的地理位置为“九塞孤悬之最”，其驻守和城防实力在整个宣府防区仅次于镇城。独石不守，其他小城堡自然无力抵抗蒙古大军的侵犯。所以在独石城失守后，马营城守备——杨洪之子杨俊惧不敢战，弃城遁逃。云州守备率军支援，结果战败，云州亦陷。独石、马营、云州，这三个宣府镇上北路最强军堡接连沦陷，造成了整个宣府镇上北路的恐慌，再加上消息不通，烽火不闻，以至于最后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弃城逃窜。可以说，此三城的沦陷，直接导致了整个宣府上北路的崩溃。其中永宁卫治所在今北京延庆永宁镇，属于宣府镇东路参将驻地，为宣府镇东路重镇。而东路中心重镇守备力量的遁逃，也意味着宣府镇东路极有可能亦全部崩溃。此后瓦剌再进一步，切断了明军可能取水的水源桑干河。

鉴于亲征军进军的时候驻扎过怀来城，那么宣府镇上北路及东路的崩溃时间当为明英宗进驻大同到回师的那段时间，这正好跟也先先隐藏踪迹然后率军猛攻大同镇城的时间基本吻合。因此可以肯定，阿剌知院对宣府镇的进攻和也先对大同的进攻都是瓦剌的战役布局。综合前面瓦剌军的动向，也先南侵的具体战略终于显露出了其狰狞的真实面目：

也先计划先在漠北设伏，引诱亲征军深入，然后将其围歼。如果亲征军没有深入大漠，那么他就和阿剌知院分别进攻亲征军回师的必经之路。两路瓦剌人马通过游骑传递信息，以逸待劳，一有消息便迅速合拢，追袭或围歼亲征军。

因此尽管亲征军在大同得到了消息而并未深入，但最终不论走大同还是宣府，都难免和瓦剌军遭遇。更糟糕的是，明军没有察觉到杨洪那份奏章所隐藏的可怕信息，而此后宣府镇上北路和东路崩溃的消息竟然丝毫没有传到正在回师途中的明军耳里！

上北路和东路崩溃的消息没有被传达，与其说是因为宣府镇的知而不报，倒不如说此时宣府镇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上北路和东路的控制，以至于无法得到上北路和东路的任何消息。

◎ 延庆永宁镇复原古钟楼，原建于宣德五年（1430年）

究其原因，宣府镇不完善的烟墩建设可谓罪魁祸首。因为在当时，宣府镇北路墩台主要分布于独石和马营，由于上北路明军的覆灭和溃逃，宣府镇城无法在短时间内得知上北路及东路的战况消息。后人总结明初墩台缺失的宣府的情况是：“

洪蔚内地也，虏至境而烽火不闻

。”宣府镇重镇蔚州尚且如此，上北路墩台情况恐当与此相类。在那个没有无线电通讯的年代，如果失去了烟火这一通信手段，就只能靠骑马信使传递信息，但当时宣府范围里遍布瓦剌游骑，信使根本无法安全传递信息。

所以可以说，瓦剌准确地抓住了宣府镇军事建筑缺失的弱点，让整个宣府镇音信不通，也让原来可以作为明军回师防御层的上北路和东路地区成为蒙古军阵地，并最终导致明英宗的亲征军在毫无准备和预警的情况下走入瓦剌的包围圈。而瓦剌铁骑在周围静静地、充满杀意地看着明军一步一步走向末路。

◎ 宣府镇独石城遗址

将近二十万的明军和大量随属于八月十二日来到雷家站时，已经完全进入了瓦剌的包围圈。这个包围圈后路的口袋便是鹞儿岭。如前面所说，鹞儿岭是通往宣府镇城的要地。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瓦剌军彻底切断了亲征军和宣府镇城的联系，亲征军已经完全没有支援。十三日恭顺侯吴克忠和成国公朱勇相继战败后，明军的形势更加严峻。不过，关于之后的情况，不同的史料却出现了不同的记载。

《否泰录》等史料记载：在亲征军的后路军战败以后，明军移动到了土木堡。土木堡距离怀来城仅有二十里路的距离。按照记载，此时亲征军欲入怀来，而王振却因为千余辆辎重车在后未至，最终要求明军留在土木堡。此时的土木堡“旁无泉水，又当虏冲”。如果按这一史料记载来看，明军战败的原因要归咎于王振的错误指挥。但是根据明军的行军路线，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在明军进驻雷家站的前一天也就是八月十一日，亲征军已经回师到宣府的东南地区，而鹞儿岭就在宣府镇城的东南方向。从明军进驻雷家站时瓦剌便已在鹞儿岭设伏完毕来看，瓦剌在鹞儿岭地区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在明军进驻雷家站之前就完成了。恭顺侯和成国公当时为后路军，当为明军的尾部，他们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亲征军中。纵使存在这“千余辆辎重车”，也早已为瓦剌所俘，明军不可能预料不到。况且，在不是急行军的前提下，明军何以将如此重要的辎重车放在大军数十里之后，还单独编队行进？逻辑上显然说不通。

◎ 土木堡之变遗址

◎ 新保安（雷家站）复原古钟楼，该地是明军进入土木堡前的最后一个宿营地	◎ 新土木堡西北鸡鸣山附近的鸡鸣驿城墙遗址

我们再来回顾罗亨信的弹劾奏疏。奏疏中有一句“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也就是说，在明军到达土木堡之前，怀来城已被蒙古人占领，试问明军如何进驻怀来城？《否泰录》中说，在土木堡之战的第二天，瓦剌拥明英宗至怀来，当时的守将依然是明军，瓦剌要求明军守将把明英宗的亲笔信交至北京。但这个记载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亲历过土木堡之战的袁彬所撰写的《北征事迹》来看，当时确实有信交于北京，但不是明英宗亲笔书写，而是袁彬奉圣旨代为撰写的，最终也没有交与怀来守将，而是交给了同样被俘的千户梁贵回京奏讨。且不论是《明实录》还是《北征事迹》，都说明英宗被俘以后，瓦剌人直接簇拥明英宗北上至宣府，并没有记载瓦剌向东到怀来。所以在当时，亲征军不进驻怀来，是因为当时怀来已被瓦剌占据。进驻土木堡，其实是明军在瓦剌的前后夹逼下迫不得已的决定。

也先未必看过《孙子兵法》，但对《孙子兵法》里“知己知彼”、“庙算于前”的精髓把握得相当好。而明英宗一开始就犯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的大忌，然后又准备仓促、毫无庙算，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处处被动挨打。可以说，明军进驻土木堡之前，就已经注定要失败。

那么最后发生在土木堡的那番大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真如很多影视作品中那样，瓦剌大军所向披靡，明军一触即溃，并无太多抵抗就束手投降，全军覆没吗？

我们先来看看蒙古方面的记载。

《蒙古黄金史纲》记载：“

早途相遇，汉人筑起重围，无法接近。也先太师佯为退却，却另派出后哨，待汉人从战壕里出来，也先太师反击，汉军大溃，除三百人不曾离开阵地以外，余者均遭屠戮

。”

可见，在八月十三日成国公朱勇等人战败以后，明军移动至土木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修筑起了能满足十几万人作战需要的堑壕和工事，和瓦剌军对峙，以至于也先军队无法接近。《鸿猷录》中也有明军“甫逾堑”的记载，可以和蒙古方面的史料相印证。

◎ 《平番得胜图》中的帅帐防卫布置，方阵最外层为持腰刀、弓箭、盾牌的步兵，内层为骑兵，一人双马，明英宗三百亲军的部署亦当如是

明军既然战阵严谨，准备充分，为何会在土木堡之役一败涂地？问题就出在明蒙的议和上面。由于明军筑起了壕堑，蒙古人无法接近，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将近三日。此前瓦剌已占据桑干河上游，切断了明军的水源，但是明军在无水状态下依然坚持三日而不崩，足以证明明军的纪律和实力依然不俗。八月十五日，瓦剌突然派出使者到明军阵营，持书议和。明英宗命令曹鼐同意议和，派遣二人送还瓦剌使臣。在亲征军看来，既然形势开始转好，那么这次的结局也许跟“白登之围”和北魏皇帝被柔然围困一样有惊无险。然而此后，明代史书却统一笔锋一转，直接写到了明军大溃败。

明军为何要突然移营？在蒙古人尚未表态、两军尚在对峙的当时，越过壕堑的明军难道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我们要从蒙古史料中寻找答案。有一段记载是，也先在围攻明军不成以后，“佯为退却，却另派出后哨，待汉人从战壕里出来，也先太师反击，汉军大溃”。把明蒙史料串联起来，当时的情况就非常清楚了。

也先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明军议和，从一开始就准备完全吃掉这支明军。他佯装议和，派遣使者到明军阵营示好，曹鼐和另外护送瓦剌使者的人到达虏营以后，必然得到了也先撤军的承诺。也先佯装撤军，饥渴交加三日的明军看见也先撤军，做出了错误的决断——他们相信了也先，走出工事，进入行军状态。但是没想到，明军刚刚越过壕堑，也先大军突然回转，“四面击之”，把正在越过壕堑、营伍不整的明军打了一个猝不及防。如前面所说，当时明军的总兵力大约在十三万左右，而瓦剌军则集结了十三万骑兵。

也先的这一举动成为压垮明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防御工事的明军放弃了抵抗。土木堡之战，明军就此战败，明英宗被俘。

其实游牧民族实施这种诡诈之术不是第一次了。早在“白登之围”中，匈奴的冒顿单于就假装听从阏氏的劝告，故意放开围困一角骗汉军入围。《孙子兵法》曾经说过“围师必阙”，强调包围敌人时，为防止敌军产生拼死作战的决心，要虚留缺口，以动摇敌军指挥官的意志，涣散敌军士兵的斗志。更重要的是，虚留缺口并非放任不管，而是要在敌人逃跑时发动致命一击，使敌人在仓促逃跑过程中陷入覆灭。冒顿和也先这样的草原枭雄应该都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大草原上残酷的生存竞争却无时无刻不在教授着他们这种战争哲学。

不过久经战阵、老谋深算的汉高祖刘邦可不是明英宗这种热血小青年所能比肩的。刘邦采用了陈平的战术建议，让士兵手持强弩，以战斗队形徐徐撤出重围。匈奴看没有可乘之机，才最终解围撤走。如果明英宗仔细研究过这段历史，或者不那么轻信也先的许诺，也许土木堡之战的走向就完全不同了。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明帝国还是惨败于土木堡。

关于明军在土木堡的战败，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交代清楚。比如明军在土木堡之战的阵亡数就很值得推敲。在把出征人数写成五十万大军的史书中，土木堡之战都以明军全军覆没为结尾。但我们知道，明军没有五十万，而且瓦剌军再勇猛也没办法把纸面上的人数抓出来杀一遍。

那么明帝国的亲征大军到底有多少呢？根据前文提到的当时参与亲征的李贤的记载（“

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

”），可见在土木堡之战中，也先并没有专事杀戮，而是以劫掠为主。

瓦剌军“贪得利”，把抢夺军械辎重作为首要目的，不专注于杀戮，这点在其他史料中亦有记载。《正统临戎录》中提到：当时明英宗盘坐在地，不知其为明帝国天子的蒙古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举刀杀人，而是伸手去剥明英宗的甲胄。袁彬在《北征事迹》里也只说人马被杀散，而不是“被杀光”。这些记载从侧面证明了李贤所记的真实性。

最后要交代的就是王振的结局。《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土木堡之战明军溃败时，护卫将军樊忠对大军的溃败无限痛恨，于是在皇帝身旁用手持的大锤锤死了王振，大呼：“我为天下诛此贼！”说罢突围，杀数十人，最终战死。很多文章引用过这一段史料，但是这个记载是否属实呢？

◎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政府为悼念遇难的大臣，在土木村内建造的显忠祠

◎ 显忠祠里墙上所绘灵位

在明代记载中，明英宗的被俘颇有神话色彩：皇帝见事情已经败坏，一个人盘膝而坐于高岗之上，乱军之中有如神仙附体，不中箭不被砍，而且还淡定地和蒙古人谈笑风生，最终被俘。然而明朝方面的资料多为尊者讳，不足为信。那么我们就根据蒙古史料记载来窥见一二：在明军大溃败时，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引颈就戮，皇帝身边也并不是一个人都没有，隶属于皇帝的三百亲军始终不曾离开阵地，这三百军人颇有斯巴达勇士的风范，在面对十几万蒙古军一边倒的杀戮时不曾退缩，并且在最后关头仍然骄傲地说：“我等系大明皇帝的臣子，岂可弃君逃跑？”最终这三百勇士壮烈殉国，蒙古军随后从战壕中拖出了明英宗。

这给了我们几个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自始至终，皇帝都在战壕之中，缘何如此忠勇无双的樊忠在击杀王振以后不顾皇帝死活自己突围？第二，这三百军人当属皇帝亲军，那就很可能是锦衣卫，然而翻阅大明会典，护卫将军仅仅作用于礼仪性的活动之中，而锦衣卫中也并没有护卫将军这一官职，何以不隶属于皇帝亲军的樊忠会出现在皇帝身旁？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所以，《明史纪事本末》的这段记载很可能是一种为体现正义性和圆满结局的小说笔法。而王振作为军中重要人物，当时必然是在皇帝周围。明英宗在复位以后曾亲口说王振死于王事，并对其进行追封，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王振并非为樊忠所杀。那么，王振很可能就是为了保护明英宗而最终被杀的。

◎ 显忠祠里的殉难者名单

土木堡一战明军损失惨重。两支断后明军全军覆没，被围明军死伤过半，大量随行勋贵子弟损失一空，皇帝被俘。特别要提到的是随行的军事勋贵家族年轻一辈，他们刚进入军队，还没得到历练就毫无意义地损失于土木堡，这对明帝国来说，可能是比皇帝被俘还要惨重的损失。这些种子军官的损失对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明朝的军队建设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至于明军土木堡之战的战败原因，首先是明英宗和王振好大喜功。他们不顾群臣的反对，在明军仅仅准备不到两天的情况下便匆忙行军，以至于明军一路粮草不足，军心不稳，指挥层面亦做不到同心同德，最终矛盾不断，分崩离析。

其次，瓦剌此次的南侵行动超过了宣府镇当时军事设施的最大承受能力，致使宣府镇上北路和东路全部沦入敌手。数量过少的烟墩、尚未砖包的城防、过少的驻军、军堡空间分布的不完善，都是此战战败的因素。

最后，明军指挥层过于天真，缺乏冷静正确的判断，轻信瓦剌的议和，使得全军越过军事工事，最终溃败。

综合以上几点，土木堡之战的战败，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镇的责任，还应归因于时局的变化、国家力量的此涨彼伏，以及时代的局限性和宣府镇的建设情况。因此切不可轻下结论，片面看待这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