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军事制度——兵权分配：文武之间



扬文抑武、以文制武，是明代军事制度的重要标志。但是，明初勋贵武将位高权重，远胜文臣。文武之间如何形成文重武轻的局面？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格局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呢？本节从文武两大机构之间的职权分配、文臣地位的上升过程两个角度，探讨这个现象的演化过程。

五府与兵部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分五府，升六部，从此兵部主管军务政令，五府统军施行政务，两者关系略似北宋枢密院与三衙。对此，王世贞总结：“大都督府……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见若以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阴移之，其权渐分矣。至永乐而尽归之兵部，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这段话强调了洪武十三年这个转折点和此后的演化过程，但实情尚有斟酌余地。

（一）兵部

元朝中书省、枢密院共掌军务，军机要务和铨选调遣等项应由省院高官决策，由中书省下属左司兵房办理，而中书省下的兵部职权范围较小。《元史》载：“兵部……掌天下郡邑、邮驿、屯牧之政令。凡城池废置之故，山川险易之图，兵站屯田之籍，远方归化之人，官私刍牧之地，驰马牛羊鹰隼羽毛皮革之征，驿乘邮运祗应公廨皂隶之制，悉以任之。”危素于至正四年（1344）记载：“本朝兵曹之职掌，其事非一。今日之所当急者，乘传为先。”兵部似专重图籍、驿传、马政等专项事务。

甲辰年（1364）前，江南行省通过参议府、左右司综理事务，其中兵房处理军务，包括“守御各翼，关防盘诘，调遣征进，各项功赏，招谕榜文，申报公务，守御门禁，军前报捷，勾取官军，设置急递铺”，事权范围略相当于元朝中书省左司兵房五科（详见第一章第一节）和兵部事权之和。《明太祖实录》载，甲辰年设中书省，上设相国至参政等高官，下设“左右司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都事、检校正七品……以汪广洋为右司都事、张昶为左司都事”，并无六部，可知此中书省，实仍行省体制。

《明太祖实录》载，直到洪武元年（1368）八月，中书省下方设置六部：

中书省奏定六部官制，部设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主事正七品。先是，中书省惟设四部，以掌钱谷、礼仪、刑名、营造之务。上乃命李善长等议建六部，以分理庶务。至是，乃定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官……六部官入见，上谕之曰：“朕肇基江左，军务方殷，所以官制未备。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凡诸政务，须竭心为朕经理。或有乖谬，则贻患于天下，不可不慎。”

此前所设四部，对应户、礼、刑、工，则吏、兵事务由中书省、大都督府决策，左右司办理。设六部后，左右司仍存，同时大都督府下设参议府，则兵部的事权不可能很大。洪武十二年八月，安统任兵部尚书，宋濂作诰文称，兵部尚书“古不轻授，今难其人。盖戎务之出入，马政之弛张，莫不系焉”。虽泛泛提及“戎务”，仍强调“马政”。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初定六部职掌：

兵部掌天下军卫武选、厩驿、甲仗之政，其属有三：一曰总部，掌军务、符验、巡检；二曰职方，掌城池、邮置、烽堠、四夷归化；三曰驾部，掌卤簿、马政、车辂、驿传、兵器。

武选、军务二项，与大都督府的迁选、调遣职权参差，似乎兵部地位大为提升，与都府共掌二项要务。雷礼载，乐韶凤“六年升本部尚书，正月戊午……命同省、台、督府定议教练军士法”。其实，这次议教练之法，是“命中书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官，定议教练军士律”，兵部尚书只是次要的参与者。对于武选、军务，兵部此时应仍只有承省府之命具体办理之责。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文武机构在兵权分配格局中的位置，本理应彻底颠倒过来。《明太祖实录》载，定六部官制：

兵部，尚书、侍郎各一人，总掌天下武官勋禄品命之政令、山川险易之图、厩牧甲仗之数。其属有四部焉，曰总部，掌武官勋禄、品命、诰敕及军户版籍、符验、巡防、公隶之属……职方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数、关防、路引、火禁之设，四夷归化之类……驾部掌车辇及卤簿、仪仗、马政、驿传之属……库部掌军戎器械甲冑矛盾及纸札、药饵之属。

此时“升六部”，除品级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兵部亦当接管原属中书省、左右司、大都督府的至少一部分兵权。但此时除了按唐制将驾部分为驾、库两部外，最明显的变化，却是在总部的职掌中取消了“军务”。可见，在五府面前，兵部固然地位大升、事权大增，但这是建立在要务大权统统收归皇帝的基础上的。

洪武十三年（1380）后，兵部频繁出现在军政管理事务中。《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五年，“近命兵部录骁勇兵赴云南”，洪武十六年，“诏兵部：凡故元军士占籍为民，复言相告者，勿许”。此前，这类事务一般是“诏大都督府”等。与此同时，五军都督府也经常接受屯田、清军、训练等指令，但兵部越来越多地参与这类事务，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二年，“诏兵部核实北平都指挥使司并行都司、燕山左护等卫编伍军士凡一十三万九千八百人，山东都指挥使司并青州左护等卫军士凡六万七千四百十人”。这些命令都是皇帝直接向兵部发布的，并非兵部“阴移”职权，而是“升六部”的直接结果。

但这些事务，并非参预决策与调动军队。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述说兵部的职权：“将之职，有警则命行者也。其军之资给，功过之等第，必有属焉，故立兵曹以总繁务。所以务者，甲仗精，旗帜明，刃必利，兵行粮草为之先，桥梁舟军为之坚，前期使道清，傍无毙人。”仅将兵部看作保证后勤供给和记录功过的单位。洪武二十六年，明朝颁布《诸司职掌》，兵部下设司马、职方、驾部、库部四分部。其中，中枢机构司马部由“总部”演化而来，重新职掌“军务”，内管三项事务：“开设卫所：……请旨除调官员……整点军士：……奉旨差人点视……声息：凡腹里、边境险要去处，或有啸聚者，飞报声息到部，火速入奏”，所谓“军务”仍限于管理事务。

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谕行在兵部曰：朕惟兵部掌天下之军政，其大要有三：选任军官，核实军伍，修饬马政……其余承袭、优给、关津、邮传皆有定制”，绝口不提决策、调兵之权。成化时期（1465—1487），兵部职方司郎中陆容载，《诸司职掌》于职方司职掌，只列城隍、军役、关津、烽堠、图本五项，“余皆未载，以今职掌事件记于左方”：

点军士、奏报声息（此二事原隶司马部即武选司，今隶职方司）。出征调动官军，京营军马，京城门禁，五城兵马巡逻，月报军马（京营），季报军马（京卫），岁报军马（天下都司卫所），推举边将，举用将才，边将失机，传报夷情，来降夷人，外国走回人口，将军，勇士，民壮，弓兵，幼军，土兵，向导，盗贼，盐徒，漕运官军，编发充军，投充军，军伴，军匠，内府幼匠，土官仇杀。

出征调动官军以下各项细目，与城隍、关津等无关，颇似“整点军士”“声息”之类，但勇士、幼军、土兵等，或属军役范畴。陆容所列，既非详解由武选司改属职方司的条目，也非职方司全部职掌。正德《大明会典》载，由司马部改名的武选司，“军务，除开设卫所仍系本司，其余见属职方司掌行”，职方司下则比原五项多出镇戍、营操两大项，以及选用将才、武举、佥充民壮、声息等小项。武选司保留的军务之“开设卫所”一项，与“除调官员”有关，可知兵部首司已蜕化为与吏部文选司相对应的武官“吏部”，而“军务”全部移交职方司。则陆容所列，实乃由武选司改属职方司的两项“军务”的细目，以及随着管理规则详密化而在职方司新增的条目，此时各级条目尚未如正德《大明会典》那样规范。从“出征调动官军”“推举边将”“传报夷情”等名目看，职方司系统参与各种军务，但它毕竟只是兵部下属的一个负责管理事务的司，于决策、调动等事，恐无太多发言权。

总之，洪武十三年（1380）后，兵部继承了中书省的武官人事任命权，但并未拥有参与、处理军务的权力。范忠义指出，明代兵部往往行使超出制度规定的权力。的确，明代中后期，兵部尚书一职权责甚重，“有若大征伐、大简练，有若武官勋禄品命，有若图志、镇戍、烽堠……靡有不统”。但明代前期，兵部尽管已是统揽军务的政令机构，职权尚未涵盖“征伐”等领域。兵部尚书、侍郎的地位与权力，是作为戎务大臣议政、施政时体现出来的，而这种现象，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于谦以兵部尚书身份主持大局，才得以实现。在明代前期的“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中，兵部主要承担日常管理而非军事指挥之责，不存在一个相当于宋元枢密院的执掌兵权的机构。《明史·职官志》认为，兵部“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用语比较谨慎。李治安等指出，与元代中书省相比，明朝兵部的权力严重受制于皇帝。这在明前期尤其明显，当时兵部仍然近似单纯的政务执行机构，只不过秉承的命令直接来自皇帝而非中书省。

（二）五府

洪武十三年（1380）后，上直卫摆脱都督府，直属皇帝。但五府承命执行全国性事务时，往往仍将所有卫所划入统领范围。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八年，“上以京卫将士多山东、河南人，一人在官则阖门皆从……诏五军都督府核遣其疏属还乡，惟留其父母妻子于京师”。这些京卫必然包括上直各卫，而其人事事务可以由都督府“核”。

《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二十一年二月，“诏五军都督府……令天下各都司卫所马步军士各分为十班，自今年八月为始，轮次赴京校试武艺”。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卫所系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五之四”。洪武二十三年，“诏五军都督府遣官清理天下卫所将校士卒部伍”。训练、屯田、清军等事务，均上直各卫所不能免，而亦通过五军都督府统一制定政策或管理。甚至远到明仁宗时期，尚“命五军都督府遣各卫亲军指挥司壮士补将军之宿卫者”。可见上直卫“凡有支请，径行六部”，并不妨碍五军都督府统一处理所有卫所的行政管理事务。当然，史料中也并无五府干预上直卫事务的证据。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年（1387），“征山东捕盗官军……上命左军都督府征之还京”。山东都司隶属左军都督府，说明都督府对所属都司辖境内的军务尚有法定的制辖权。《逆臣录》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前后，蓝玉对后军都督说：“蒙古左卫是你所辖的卫分……你是必再叮咛他一番。”都督张某对蓝玉说：“湖广是小人该府所属都司，见有陈都指挥在那里，我也差人去与他说得知道。”可见终洪武之世，各都督府与所属都司的隶属关系尚严格、明确。五军都督府还偶尔提出军事建议，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后军都督府言：开平宜立五屯卫。命先置中屯卫”。后军都督府是就下辖大宁都司开平的事务发言。

朱元璋的军务命令，绝大多数由五军都督府执行或转达给所属都司，而非通过兵部直接向都司或府属卫所发布命令。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命中军、左军二都督府移文所属都司，凡归附鞑靼官军，皆令入居内地，仍隶各卫所编伍”，洪武二十五年，“开封府大河济渡处……尔都府（按：中府）即移文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并开封府，使巡察以时”。《皇明条法事类纂》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朱元璋下令分卫所老弱、匠人组成杂造局，系“五军都督府官节该钦奉太祖高皇帝圣旨”。可见，洪武时期五军都督府是严格统率所属都司卫所，执行军事事务的。

如此看来，洪武中后期的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皆直承帝名，各有分工，并非纯受兵部节制。正德《大明会典》记载了洪武二十八年制定各衙门负责奏启的事项，军事事务分属五府、兵部、断事官、上十二卫：

五军都督府合奏启：军情，机务，守卫门禁等事，修筑城池、改设卫所，赏赐，马匹关换转销等项，提问军职，整点大军，官员房屋，调拨官军及升调队伍，内外军官奔丧、迁葬、祭祀，旗军并枪升用，月报为事军官，官军有弟侄儿男为事充军告完聚，关领军器，给配为奴人口告给聚，提取边境恩军，查理军士回话，军官替职未及六十岁者各都司年终回销，未完勘合官吏，还乡老幼军属，首告收蔵军器，知在原告患病、在逃、病故。五军所属在京卫分，凡奏启事务，除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不分官旗军人，许令径奏。其余合行事务，俱由该府具奏施行。

兵部合奏启：选用军职、升调、袭替、除降等项，军务，诰勑封赠，马政送收、关换、整点、调拨，优给，贴黄，符验，升用总小旗，整点大军，开设衙门，优给军役等项，调拨官军，整理驿传，投充力士校尉，军职官员家人投军，军官、军人告给正军，垜集首报、查理军士，旗军勘合由帖，给赏，军官复姓更名，原告逃故，护卫军旗及边卫恩军有犯提取，提问军职并在京文职及在外文职五品以上官。

五军断事官合奏启：追问党逆，送问并伸诉回话，军官原告患病及病故，提问军职并在外文职五品以上官、在内京官，抄札等项入官马骡，给赏，犯法军官，提取边军，处决重囚，追赃不足家属。

十二卫合奏启，内除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不分官旗军人，许令径奏，其余合行事务，自下而上，俱由本卫具奏：军中机密事情，守卫门禁等事，整点大军，马匹关拨、转销等项，关支一应赏赐，官员房屋，调拨官军队伍，官员奔丧、迁葬、祭祀，关领军器，还乡老幼军属，旗军并枪、升用，首告收藏军器，月报官军马骡，给配家小。凡不合奏启，止呈该衙门施行：军官替职，勾补逃亡、事故等项军士，病故军职官员，老疾不堪应役无丁旗军，还官赏赐盐粮，倒死马骡驴肉脏，军官缺员，贴黄给诰出姓更名，缺首领官吏，幼军收充正军，老军代役，收受仓粮、草料放支等项、钱粮文卷差错遗漏送法司。奸盗、诈伪、人命、鬬殴、相争一切词讼，连状送断事官理问，如有干碍军职，断事官具奏提问。

这虽然只是洪武后期对奏启形式的规定，但各衙门负责事项的分类则沿及后世。五府与上直卫涵盖范围大同小异，而与兵部分工明确。“军情机密、守卫门禁”等事务，归五府、上直卫，而兵部职责，集中在管理军官、军人等方面。由此可知，在政务执行层面，五府仍然作为最高军事机构发挥作用，只是在“迁选调遣”等政令决策层面失去了发言权，但这项权力并非在文武之间传递，而是被收归皇帝。

郑汝璧载，建文年间，茹瑺任兵部尚书，“曩武官袭替隶兵部，五府不得预。至是，令瑺会掌中、前、后府事驸马都尉谢达、耿璿、尹清，署左府事孝陵指挥黄铉，右府都督佥事陈春，并请旨选授”。则建文帝曾恢复了五府的部分权力。但洪武之后，卫所逐渐由军队组织单位，演变为脱离直接军事任务的“兵源”单位，军队不再按都督府—都司—卫所体制编成（详见第三章第三节）。都督府作为统属都司卫所而非统率军队的机构，已经不能执行军队调动等关乎作战的命令。此后直到正统时期的记载中，绝少皇帝通过都督府执行军务的事例，皇帝或兵部一般直接下达军务命令给相关机构，五府退化为类似宋代三衙的纯粹统军机构。尹直载：“正统间，朝廷敕一边将，本左军都督府之职，而误写右军都督府。边将既受敕，具疏请于何府支俸。疏下内阁，召武选主事郑厚至……欲归罪之。惟东杨先生徐曰：‘……敕书既云右府，即令于右府带俸，何误之辨？’”至此，五军都督府的职位简直只用于行伍官的“带衔”与一般高级武将的“带俸”之用，已无法与兵部论职权分配。

但是，五府都督等职冗滥，都督之上的勋贵却也通过重掌五府，部分地伸张了武将的权力。洪武初期，公侯等勋贵例任都督、同知等官，随即解任。洪武十三年（1380）后，没有被屠杀的勋贵，被视为高于左右都督的武官，如洪武十六年十一月，“定朝参官员坐次。凡奉天门赐坐，公侯至都督佥事坐于门内，守卫指挥坐于都督佥事之后”。朱棣上台后，大封靖难功臣，滥授高级武职，造就了庞大的新勋贵集团。洪武时期，勋贵一般不任事，朱棣则重用这些新勋贵，他们的职权范围当然在五府。永乐六年（1408），《明太宗实录》中有“掌中军都督府事定国公徐景昌”的称呼。是为明代勋贵分掌某府之始，但徐景昌是朱棣皇后的侄子，身份特殊，并非定规。

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在塞外暴亡，明仁宗为稳定局势，把勋臣掌都督府事的作法全盘推广。《明仁宗实录》载：“命英国公张辅掌中军都督府，阳武侯薛禄掌左军都督府，安远侯柳升掌右军都督府，宁阳侯陈懋掌前军都督府，成山侯王通掌后军都督府。”南京中军都督府事，则先由最得朱家父子宠信的沐英之子驸马都尉沐春，后由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掌管。从此，以勋贵重臣分掌各都督府，渐渐成为通例。

不过，相关条文规定则稍滞后。正德《大明会典》仅载：“各府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后或以公侯伯掌府事，都督佥书军政。”则勋贵掌府、都督佥书之制，或至明代中期方为定制。但是，万历《大明会典》将此句改为：“各府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则参赞军事。”“或”改为“率”，“掌”改为“署”，“都督佥书军政”干脆改为“同知、佥事参赞军事”，语义全非，更非明前期事实。

陆记载了一个勋贵掌府事背景下“府部相制”的故事：

兵部尚书邝埜，一日与恭顺侯吴某取五军军数。恭顺闻于上，邝走谢。以军之数非外人所预知。此祖宗旧制。

邝埜与吴克忠，皆正统时人，皆阵亡于土木之变。如上引，洪武十三年（1380）规定，兵部下属的总部掌“军户版籍”。《诸司职掌》载，职方部“城池军马数目，必合周知”。《明太祖实录》也曾记载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全国军数，更多次记录京卫军数，似并不担心“外人”预知。刘球载，永乐后期汉王高煦违法，“时王府有从征军三千人，不隶籍兵部”。则永乐时兵部职方司确实掌管军籍。《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七年（1419），“监察御史邓真言：……兵部职掌兵政，凡天下军马多寡虚实，皆当一一周知。如某卫某所见在军马若干，欠缺若干，逃之若干，时常点检，具奏整理。今乃尸位素餐”。则兵部理应“周知”“天下军马多寡”。这个故事，可能是以土木之变死难的两个著名人物为素材杜撰的。“祖宗旧制”，可能来自元朝汉人不得预知军数的规定，但这在正统时期绝不可能出现。

总之，洪武十三年的改制，的确是兵部与五府分享兵权格局的转折点，但这并非意味着兵权由五府转归六部。参与军务决策、指挥调遣的权力收归皇帝，五府与兵部的职权皆远不如此前的大都督府和中书省。在这个背景下，六部接管了原属大都督府的部分职权，与五府分工并立，听命于皇帝。此后，随着军队组织方式的演变，兵部逐步全面管理日常军务，五府逐渐蜕化为纯粹的统军机构乃至武将寄禄之地，即使新官勋贵掌府、佥书，亦无改大局。

从总制到督抚

文臣地位的上升，除了体现在兵部的职权范围，还直接体现在行伍作战体制中。但这个过程并非一以贯之。建国前，文臣总领军民、指挥作战不乏其例，洪武时期规章确定后，文臣基本淡出了军事舞台。永乐时期，文臣虽受君主倚重，仍主要担当备顾问的角色。直到宣德、正统时期，文臣才全方位参与到行伍之中。以下先分建国前的总制和仁宣时期的参赞、提督、总督两部分，后者复分出征军和边镇两类，探讨文臣地位的上升过程，在此基础上，就明代文臣掌兵体制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探讨明代总督与巡抚两类名号的内涵演变。

（一）建国前的总制

明朝建国前，行省、中书省下属的参议府、左右司文官，或负责办理各级机构日常事务，或在武将出征作战、镇守地方时充当参谋、首领官。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文官以总制的名义，直接镇守地方、出征作战。论军事行动的规模，此总制无法与明代中期的总制、总督相比，但论总揽一方或一军事权的性质，又颇相似，不妨视为明代督抚之滥觞。

总制之名，承自元代。《元史》载，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以太师、中书右丞相，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出征高邮”。权衡载，壬寅年（1362），察罕帖木儿遇刺，部下拥立王保保，称“今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丙申年（1356），江南红军设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应即总领节制亲兵诸翼之意。此后红军将领主守一方者，多有此称号，如前引胡大海“总制诸郡军马”、李文忠“总制处州五府一州军马”、刘友仁“总制仁安翼守御太平县”等。但除此之外，朱元璋亦多派文官、义子为总制，李方昊即总结了《明太祖实录》中的多处文臣统军现象。这种总制，是官位不一定很高但兼制军民的一方长官，其人选、职任、演变，尚有探讨余地。

义子任总制，早于文官。刘辰载：“太祖于国初以所克城池专用义子作心腹，与将官同守。如得镇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驸马，得严州用保儿，得婺州用马儿，得处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刚奴、也先，得广信用周舍，即沐英也。”“与将官同守”，是监军一类，还是主持镇守呢？

道舍即何文辉。刘崧载，丁酉年（1357）冬，“天师自建康分遣总制何侯某将兵取池州……何侯妙龄秀发，英敏乐恺……戊戌，随调宣城。三月，从攻湖州，不下，复由宣历池以守御。是秋，侯进为元帅。己亥，从守龙江”。《明太祖实录》载：“王师取滁州，得文辉，年始十四。上爱之，抚育教训如诸子。既长，以材命为总制，迁天宁翼元帅。”戊戌年（1358），何文辉仅十八岁左右，此前任总制，地位低于元帅。俞本载，丁酉年（1357）四月，红军克宣州，“上委义子朱文辉同老宋元帅领守其城”，未言位次。杨士奇载，宋朝用丁酉年任“天宁翼元帅，以老留建康”，己亥年（1359），宋朝用之子宋晟“袭天宁翼元帅”。可知何文辉丁酉年任宣州总制后，年少而级别不高，但宣州实无元帅，总制的职责是主守宣州。

王驸马即王克恭，先后镇守婺源、徽州，赵汸称其“总制王公”，朱元璋称其“率兵以镇名郡，而当方面”，亦非监临而是主守。这些义子，包括尽人皆知的李文忠、沐英等，后来皆升为中高级武将，而总制之名，开始用于文官。《明太祖实录》载，己亥年秋冬，衢州“立金斗翼元帅府，以唐君用为元帅，夏义为副元帅，朱亮祖为枢密分院判官，命宁越分省都事王恺兼理军储”，处州“立安南翼元帅府，以朱文刚为元帅，李佑之为副元帅，耿再成为枢密分院判官守之，以分省都事孙炎总理军储”。元帅唐君用、副元帅夏义居枢密分院判官朱亮祖之前，元帅朱文刚、副元帅李佑之居枢密分院判官耿再成之前。这诚然可能属《明太祖实录》随手记录，但刘辰载各地镇守义子，唯衢州、处州各派二人，其中处州的柴舍正是安南翼元帅朱文刚。则初命镇守官时，或曾各派两位义子，位居分院院判、文官之前。但是，他们很可能并无总制之名，因为“总制”当地事务的，是两位文官王恺和孙炎。

上引《明太祖实录》载王恺“兼理军储”。宋濂载：

王师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总制衢州军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击军，募保甲翼余丁及旧民兵得六百人，以宜戍守……籍江山、常山、龙游、西安四县丁壮，凡六丁之中简一以为兵，置甲首部长统之。丁壮八万有奇，得兵一万一千八百。无事则为农，脱有警则兵者出攻战，而五丁者资其食。

王恺的职权，遍及籍兵、募兵、屯田、修城、捕盗等，所谓“兼理军储”，并非在都事或郎中主要职责外兼管衢州的军队粮储，而是既统领军队、又管理粮储之意，即胡翰所称“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恺董郡军民事”，“总制”之名实至名归。

上引《明太祖实录》载孙炎“总理军储”。方孝孺载，己亥年（1359）底，孙炎以行中书省都事“为处州总制，钱谷兵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报。且以敕牒未署者付之，听其辟任”。宋濂载：“会处州降，择镇安之者……遂命为处州总制，钱谷兵马之柄悉委之……匹马入处州……来降者相继于门，数月皆化为良民。君复择其骁勇者练为兵，时时肆习之，拔其服众者为长，有寇则率以擒寇，事罢散归为农……上方征伐，无一兵与君。”孙炎在处州的事权，与王恺在衢州完全一致，“总理军储”更得总制之实。

《明太祖实录》载，癸卯年（1363），诸全守将谢再兴遭责罚，“命参军李梦庚总制诸全军马”。王袆载，壬寅年（1362），朱元璋派浙东行省左右司郎中胡深，继孙炎守处州，“总制处州军民事”。宋濂载，章溢时任浙东按察司佥事，“胡君出师温州，复招公还守处州……及师旋，即以总制事付胡君，而还其部”。杨遵载：“今年夏四月辛未，参军总制和州军民官郭景祥命……是岁甲辰十有一月庚申朔。”黄金载：“甲辰夏六月辛未，乃命祥仍旧职，加总制和州军民，出镇焉。”《明太祖实录》载，乙巳年（1365），“命参军詹允亨总制辰、沅、靖、宝庆等处州郡，听湖广行省节制”。杨士奇载，乙巳年，大都督府经历陈灌随徐达进攻淮东，“总制真州军事”。无论义子还是文官，皆有本职而得总制之差遣，其本职除参军稍高为从三品，多为四五品官，一般低于当地镇守武将。

乙巳年后，武将仍多总制之名，但以文臣为总制的现象不复存在。钱谦益载，夏煜“字允中……余考《陶主敬集》，有《洪武元年送夏允中总制浙东兼巡抚》之诗。允中《读宋太史潜溪集诗》云：‘景濂其字，大夫爵。’宋以洪武二年六月总修元史，始得阶亚中大夫，则洪武元、二，允中尚在”。按，时已无“浙东”之名，更无“巡抚”，此或诗伪，或题为后人妄加。而“景濂其字，大夫爵”云云，多此一举，必为注者所加，非夏煜原文。宋濂载，壬寅年（1362）苗军叛乱，孙炎“死于难。后三年，允中亦殁”。可知夏煜死于乙巳年（1365），纵曾有总制之任，亦在此前。

与此同时，中高级文官开始被派到行省担任高官。《明太祖实录》载，乙巳年，“常遇春下赣州，命广洋参军事。赣州平，遂命守之，寻升江西行省参政”。汪广洋自称：“丙午夏，以中书参议召还。是年冬参议西省。”行省似不设参议，所谓“参议西省”应即担任江西行省参政。赣州是陈友谅残部的最后据点，乙巳年后，江西全境已无敌踪。此时行省最高武将为参政何文辉，汪广洋至少与镇守武将同级。

吴元年（1367）冬，明军攻克山东，朱元璋说：“今兵入中原，得山东，欲少健者开省山东，经理诸事。以南昌郡西省参政汪广洋者，其人不贪而纯粹，可职山东。”山东没有开设过行都督府，也未派高级武将镇守，汪广洋应主持全省军民事务。不过，随着各省陆续开设行都督府、都卫，文武各司其职，甚或以勋贵镇守北方各省，行省高级文官不再干预军务。终洪武一朝，文臣镇守、总制、主持一方军民事务的现象，甚至从征参谋的现象，再未出现。

（二）出征军中的文臣

建文时期重文轻武，一改洪武旧制，文臣重新参预出征军务。宋端仪载，建文元年（1399）靖难事起，高巍以布衣上书，被命“参赞征虏大将军曹国公李景隆军务”。黄佐载，钱芹任“户部司务，北陲有警，署行军断事，从征虏将军咨谋”。司务是低级首领官，这类似建国前徐达以陈灌充参谋之事。

建文元年年底，李景隆统帅的南军在北平城外郑村坝大败。《明功臣袭封底簿》载：“洪武三十二年……张昶随军征进，克大宁，郑村坝杀败齐泰等军马。”郑晓载：“近见新官供词，往往有云‘郑村坝杀败齐尚书军马’者。岂公时辍部事，理戎务耶？”这可能是来自北军的非正式说法。但高巍载，建文二年（1400），齐泰“以大司马之职，佐征虏大将军历城侯以总天下兵马进取焉。其相机决胜，虽在于主将与参副，而运筹策、申军政、量虚实，籍司马之一人”。可知兵部尚书齐泰后来的确亲临军前，统筹指挥，此为洪武乃至建国前所未见。建文二年，南军退守济南，击退北军，知府铁铉以兵部尚书总守济南，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这些可能皆属战争期间的临时措置，未可视为军事制度的正式改变。

朱棣上台后，号称一切恢复洪武旧制，但其实部分沿袭了文臣参与出征军务的惯例。《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四年（1406），命朱能为征夷将军，进攻交阯，“命兵部尚书刘隽赞军事”。永乐六年，命沐晟为征夷将军，再攻交阯，“仍命兵部尚书刘隽往赞军事”。雷礼载：“择廷臣有文武全才者总督军务，隽首受命，运筹画策，夜以继日……昼夜不遑，好谋虑胜。总戎有莫能往者，即亲冒矢石，分军前后掠敌，所至辄有奇效。”“总督”云云，不免信口开河，但“运筹画策”必不虚，而“分军前后”，更是直接统兵作战。金善载，南征军中尚有吏部侍郎陈洽，“凡军旅之调度，馈饷之经营，边务之计画，以至胥吏笔札之细微，皆预领而参决之”。在靖难战争中，朱棣皆在军中主持决策，诸将从未独当一面。现虽以朱能、张辅、沐晟等重将出征，朱棣仍对其筹划能力有所疑虑，故派文臣随军。此后直至洪熙、宣德年间，每逢大军出征，例以武将为总兵官，文臣辅佐。这些“参军事”，名目与建国前的军中参谋相似，但官衔较高，职权亦大。

明宣宗去世后，三杨等元老重臣执政，文臣在出征军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正统初年，蒙古大汗残部被瓦剌侵掠，躲避到甘肃、宁夏塞外，明朝政府准备趁火打劫。《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二年（1437）五月，因此举关系重大，需调动各镇兵马，“命行在兵部尚书王骥理甘肃边务”，有人建议，“宜令总兵官计之。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敕曰：‘……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画允当，听卿便宜施行。’”王骥的职责是理甘肃边务，实际上就是指挥出征。李贤载，当时甘肃总兵官蒋贵“不识字耳，以此短于谋略，必得军师而后成功”。就算蒋贵能够独当一面，在兵部尚书面前，也只能听命。彭时载，王骥赶赴甘肃后，“集众辕门，询平日畏敌而不畏将者，得都指挥安敬，即斩以徇”。可见王骥不仅是“军师”，而是明代第一位正式受命统兵出征、全权负责的文臣。肖立军即指出，此时的王骥已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后来总督之权。

正统五年（1440），因云南军进攻麓川溃败，明朝决定出动大军。关于总指挥官一职，文臣与武将意见不合。《明英宗实录》载，以英国公张辅为首的勋贵武将们认为：“宜推选智谋勇略武职大臣充总兵官，往云南训练军马，专其号令，责其成功……仍选廉干文臣，会同总兵官相度地利，分布屯田，广积储蓄。”即要求按旧制，以文臣参赞武将出征。但在正统二年胜利的鼓舞下，明朝最终“命定西伯蒋贵佩平蛮将军印，充总兵官……行在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王骥总督军务，统率大军，征讨麓川叛寇思任发”。王骥成为明代第一位“总督军务”，总兵蒋贵即使已封伯，也要受王骥节制。王骥仍不放心，要求重申他的具体权力，“上曰：云南都指挥犯罪，见征进者，依前敕以军法处之，非征进者，奏闻处之。各卫指挥犯罪者，会总兵、镇守官鞠之，仍以奏闻”。这样的职权，与此前在甘肃斩杀都指挥安敬一致。但是，王骥对外地援军中指挥以上的军官，似乎尚不能“便宜行事”。而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重申大将军徐达有杀浙江左丞胡德济之权，永乐十一年（1413），总兵官张辅于军中斩杀参将黄中。与此相比，王骥之权似仍有不及。

但陈敬宗载王骥此任：“一时同拜命者，监军则太监吉公，总师则定西伯蒋公，左右参将则都督李公、刘公，给馈粮饷则户部侍郎徐公，而纠违军律则佥都御史丁公……王公……总督于其间，俾专赏罚黜陟，以励惩劝。朝廷倚任六卿大臣，莫此为重。”文中虽多肉麻之辞，却反映了王骥的真实地位：他拥有对各类军务的最后决定权，分派总兵等文武官员作战。正如叶盛所言：“王靖远之总督，文臣军旅之权极矣。”

王骥的飞黄腾达，有赖宦官王振。但文臣总督出征，并非当时特例。《明英宗实录》载，宣德二年（1427），王骥到甘肃督兵出征时，大同也作同样准备，“行在刑部尚书魏源往大同整饬边务……敕如……王骥”。正统九年（1444），王骥与“右都御史陈镒往西北沿边整点军马……凡边防事宜，悉听便宜处置”。这虽非正式出征，但若发生战争，魏源、陈镒的职权必与王骥相同。

王骥任总督军务，下属文臣亦多分领一军，直接指挥作战者。如陈循载，侯琎先后任兵部主事、礼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期间，在王骥大军中或“督偏师应援”，或“督参将冉保引兵进”，或“引偏师……共破贼寨”，或“与副总兵张引偏师，直抵金沙江与大军合，共乘大舰七百余艘，公先济，夺沙洲，而挥大军继进”。

正统末年，各地变乱蜂起，各级文臣多有直接统兵参战者。李濂载，正统十三年，福建邓茂七起事，“左都督刘聚充总兵官往征，而右佥都御史张公楷实监其军……复命刑部尚书金公濂参赞军务，率京营精兵暨江西、浙江等处大军，刻期会剿”。金濂虽名为“参赞军务”，实“率京营精兵”等前往，已总领军务。魏骥载，正统十三年，浙南乱起，按察佥事陶成“与都指挥佥事崔源分镇金华之武义……以功升公副使”，正统十四年（1449）五月，“复率众来攻，公亦出兵与战……公竟与都指挥佥事崔源俱死之，实正统已已之七月某日也”。总之，到正统时期，各级文臣可在出征军中任各级指挥官，已是普遍现象，与洪武时期形成了极大反差。

（三）边镇中的文臣

永乐时期，边境各地的镇守总兵官体制逐渐确立。永乐以后，明朝派大军主动出击的情况较少，绝大多数战事属边镇的防御战，边镇军务愈加重要。在此期间，文臣在边镇的地位节节上升。

杨士奇载，永乐五年（1407），翰林院侍讲兼右谕德杨荣“奉命往甘肃，同总兵议边务，察视守备”。从杨荣所任官职看，这次出行系皇帝特派，并非以大臣身份干预军务。曾棨载，永乐十五年，兵部尚书陈洽“仍与丰城侯李公彬同镇交阯，兼掌二司事。仁宗皇帝即位，敕领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两司，仍参军事”。此时，交阯虽设三司，当地人纷纷反抗，并不能实施有效统治，镇守总兵实际上处于不断的战争即“出征”状态，所以陈洽之“同镇”，实仍“参军事”。可以说，终永乐之世，在武将镇守的边地，未设相应的文臣。

仁宗即位后，边地开始任用文臣。《明仁宗实录》载，洪熙元年（1425），下令高山卫等四卫，“于文职内简有才识者一人，遣来专理军机文书。凡有文移与之计议，可行即行。有稽缓错谬，则罪在彼，非卿等之过。若军机调遣，则卿等专之，彼不得预”。“文书”与“调遣”区别甚明，但叶盛认为：“参赞军务等名，始于洪熙初元。以武臣疏于文墨，选任方面官，于各处总兵官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的确，整理文书的文臣不仅设于高山等卫，宣德时期各边常见，且对边地事务有发言权，如《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七年（1432），大同治军机文书参政沈固上言：“大同等处先降神铳三千把，付内官内使人等于各城操备，后分拨缘边……取回各城团聚，操练以养锐气……其力不分。”但是，这些文臣“商榷机密”而无实权。郑晓总结这些官员，本任“方面、部属官”，级别较低。他们的角色，略类建国前后左右司、参议府派往军中的首领官，与后世的“参赞军务”尚无法相提并论。

《明英宗实录》载，宣德十年初，明宣宗去世，杨士奇提议：“南京户部尚书黄福，老成忠直，宜敕令就彼参赞机务。……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岁荒民饥……宜择文武大臣各一员，分遣镇守，事妥即回。”这是宣宗去世后，明廷为维护各地秩序而采取的重大措施，所涉虽仅内地各省，但关乎外地的兵权分配体制，遂至半年之内，形势全然改观。

永乐迁都后，南京由备受信任的勋贵主持镇守，称南京守备。杨士奇载，张本为刑部右侍郎，“仁宗皇帝初嗣大位，重南京根本重地，曰‘张本特立不阿’，首进公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事”。《明仁宗实录》载，洪熙元年，“敕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驸马都尉沐昕、兵部尚书兼都察院事张本”，张本备受信重，仍居两位武将之后。而《明英宗实录》载，黄福的事权与此前不同：

命户部尚书黄福参赞南京机务，赐之敕曰：“朕嗣承大位，深惟南京根本重地，守备必须严固。卿历事祖宗四十余年，老成忠直，厥绩茂著。今特命卿参赞襄城伯李隆机务，抚绥兵民，训练军马。凡百庶物，同隆及太监王景弘等计议而行，卿其益笃乃诚、益励乃志，以副朕倚毗之重。”

黄福名为“参赞”，实担当总责。《明英宗实录》又载，黄福到南京后，“常坐李隆之侧。大学士杨士奇寄声曰：岂有孤卿而傍坐乎？福曰：然岂有少保而赞守备乎？卒不变。然隆待福甚恭。公退，即推福上坐。福亦不辞”。王世贞载，黄福“左侧坐。公退，左右对坐”。推举人杨士奇鼓动黄福在南京树立权威，黄福则因只有参赞名分，而拒绝在公开场合压制守备勋臣，实则已凌驾守备之上。

《明英宗实录》载，宣德十年（1435）正月，杨士奇的提议通过后，“上命廷臣会举文武大臣，镇守江西、湖广、河南、山东。于是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会举都督同知冯斌、都督佥事武兴、韩僖、毛翔、户部侍郎王佐、李郁、副都御史贾谅、监察御史王翱以闻。遂升翱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同兴镇守江西；翔、谅镇守湖广；僖、佐镇守河南；斌、郁镇守山东。赐敕谕之曰：‘今命尔等前去各处，镇守地方。抚绥人民，操练军马，遇有贼寇生发，随即调军剿捕，城池坍塌，随即拨军修理。其余非奉朝廷敕旨明文，一军一夫不得擅役，一毫不许擅科，违者具实以闻，必罪不宥。’”文武大臣共同承担“操练军马”“调军剿捕”之责，可知这些镇守文臣，拥有一定的参预地方军务的权力。

这些镇守官，后来多数撤回不常设，但此举成为文臣参预各边镇事务的先例。《明英宗实录》载，宣德十年三月，大派文武官员赴陕西各地：

升行在兵部武库司郎中徐晞为本部试右侍郎，浙江按察司副使陈镒为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在山西道监察御史罗亨信为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复都指挥陈忠、荣贵职，升府军前卫指挥朱通、魏荣俱为都指挥佥事。俱赐以敕书，命晞与通往临洮、巩昌、洮州、岷州，镒与都督同知郑铭镇守陕西，亨信与荣往平凉、庄浪、河州、西宁，忠与贵往宁夏，各提督所属卫所官军土军操练。

与两个月前相比，现以文臣为首、武将为次，派往边地而非内地，或镇守或提督操练，文臣正式参预边地军务。此后，文臣以各种名义被派掌管各地事务，涉及军事者，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以中央文臣身份参预边镇军务，主要有参赞、提督两种名目。苏景元载，正统二年（1437），程富时任右副都御史，“甘肃缺参赞……出镇张掖，裁决军务，纠察廉贪……上而总戎、将佐，下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由“缺参赞”，可知“参赞”一差乃常设。从正统五年（1440）开始，《明英宗实录》频繁记载甘肃、宁夏等地参赞军务文臣事宜。如正统六年，“参赞宁夏军务右佥都御史金濂奏：臣所部宁夏等卫旗军”。由“所部”，可知此时参赞军务者在边镇的地位。

上引宣德十年（1435）陈镒、郑铭二人镇守陕西。《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1440），陈镒为“镇守陕西及提督延、绥等处右副都御史”。正统七年，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上言，镇守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奉敕：遇冬往延安、绥德等处提督边务，至春暖黄河解冻方还……自今乞命陈镒、王翱止遵先敕，同臣镇守”。其“提督延、绥等处”，必为正统五年前加派的职权。提督意为主持，职权重于参赞，而延安、绥德实乃陕西主要临边地区，文臣至此已主持边地军务。这超越了宣德十年敕书中文武同责的范围，使镇守文臣的兵权凌驾于武将，故郑铭试图恢复宣德十年的形势。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年底，“命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翱往辽东提督军务，以辽东边备废弛”。姚夔载，此任因“监军、参赞、总兵累失机”。此前，辽东军务由监军宦官、参赞文臣、总兵武将负责，而正统九年，明廷重申王翱的职权：“一应军务，悉听尔便宜处置。事干总兵、镇守官者，仍公同商榷而行。”此“镇守官”应即参赞文臣。王翱到任后，“总兵以下庭谒。翱诘其失机之由，命左右悉曳出斩之。诸将哀请得生。于是三军股栗，无不用命”。王翱根本不“公同商榷”，就要斩杀总兵官，威权之重更在参赞之上。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一年，松潘地区的反抗被镇压后，寇深“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松潘兵备”。彭时载，寇深“拜都察院佥都御史，俾镇松潘，抚治番夷。公至，严号令，信赏罚，激励士卒，修筑关隘、城堡、哨台四百余所，以固边防”。文臣提督之权，关涉军民各项事务，已全面镇守边镇。

总之，正统时期，中央文臣从镇守内地到边镇，从参赞军务到提督军务，参预掌控军务的权力越来越大。在此期间，王翱官职未变，但仕途一帆风顺，其履历完整地勾勒出了上述变化：

宣德……十年……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正统……元年……奉敕镇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贪，风采凛然，官民畏爱。

三年……奉敕浙江祛除土豪，整理盐法，事竣还。

四年……四川松潘番贼为患，命将征之，公奉制敕参赞军务。

六年……奉敕镇守陕西，整饬关隘，操练士马，举用将帅，三边晏然。

七年……辽东边务弗缉……特敕公提督辽东军务。

第二种，原整理边镇文书的参政、按察副使等官，成为正式参赞军务者。《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三年（1438），“升副使金濂为右佥都御史，参赞宁夏军务”，可见地方文臣升任中央官后方任参赞军务。但《明英宗实录》又载，正统五年，参政沈固、刘琏“各参赞总兵官综理边务，兼管粮储，然皆无印信……铸给之”。如上引，沈固等本不得干预“军机调遣”，此时“参赞总兵官综理边务”，又铸印以申职权，似与“参赞军务”相差无几。上引叶盛以这些方面官赞理文书为参赞军务之始，当因正统前期的这种变化。

这些“方面部属官”由管理文书进而参赞边务后，各地普遍以方面官参与军务，而职权稍低于“参赞军务”。《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六年，“延安等处先有按察副使周廉兼理边务，官军畏法，莫敢轻犯。近者廉缘事去官……行在兵部推选……陕西按察副使陈斌协赞延安、绥德军务”。叶盛载：“口外……八城相离宣府窎远。盖自正统、景泰以前，俱用副将分镇，仍有文臣一员在彼协赞行事……所用文臣，又必管理军中事务。”“协赞”之名，显然低于“参赞”，更低于同一地区的陈镒、王翱之“提督”。

《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六年底，“罗亨信奏：偏头关备御官军四千五百名，俱隶都指挥使马贵……乞命文臣一员，协同其事……其部分不远，不必专命文臣，宜令山西按察司岁委副使或佥事一员，协贵守备，从之”。副使、佥事协同守备或协赞的武将，一般不是总兵官，而是副总兵甚至守备都指挥，则此“协赞”之名，似指文武双方的“档次”而非文武之间的权力分割。如上述陈斌协赞延绥军务时，提出要求：“乞将原调西安左等卫及各寨官军、旗、舍、余丁五百名，与臣随操巡哨。若遇贼寇，臣与祯分授督兵剿杀。上曰：斌只依原敕赞理军务。若遇巡边，拨军防护，回日仍前操练。”陈斌要求直接统领一部分军队，虽然未被批准，但可知“协赞”并不一定意味着文臣在相对应的武将面前低人一等，只是事权小于参赞、提督等。

不过，这类官员的实际权力，的确不如第一种中央文臣。《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九年，“兵科给事中郑悠言：‘……边将固欲得人，而参赞官尤欲得人。盖边将得人则士卒知所警惧，参赞得人则边将得其禆益。今后宜敕各处镇守都御史推访，具奏简用。’”“各处镇守都御史推访”者，必指地方官。正统末年，大同守将郭登上疏：“左都御史沈固，在边年久，法令不行……乞别选廉明刚正之人以代固。”如果沈固本是中央外派的大臣，郭登是断无可能发此请求的。

第三种，中低级文臣开始掌管各地本属都司卫所的军务。各地卫所的屯田、军储事务，早在永乐时期，就有归地方官管理的现象。如林环载，永乐三年（1405），“莆卫”指挥徐、胡二人，称颂兴化府通判孙某：“吾军屯之给，侯实主之；军储之入，侯实征之。”但是，操练、守城、选兵等行伍事务，则迟迟未见文臣干预。

如上引，明宣宗去世后的宣德十年（1435）三月，一批文武官被委派往陕西各地，除副都御史陈镒、都督同知郑铭镇守陕西，其他文武配合，赴各地“提督所属卫所官军操练”。其中，侍郎徐晞与都指挥朱通赴西南的临洮一带，佥都御史罗亨信与都指挥魏荣赴西边的平凉一带，指挥陈忠、荣贵赴宁夏。这些武官职位较低，列在文官之后，提督之权显在中央文臣。

此后，这类提督操练等专项事务，一般不再专委中央高级文臣。《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四年（1439），“各处管军头目廉干者少……致城堡乏人守备……务令巡按御史及所在按察司官遴选堪任者用之。其余不堪用者，令其就于本卫守城、带操，勿令管事。……在外操练军士头目多不用心，并无实效。都察院其行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严督操练，务在征剿得用”，相应事权已经下移给中央的监察御史与地方的按察司官。《明英宗实录》又载，正统五年五月，“各都司卫所官多非其人……私役壮卒而以老弱就操……分遣兵部属官往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同三司官及巡按御史摘选精壮军士，并调征麓川回还官军，以时训练。各委廉干都指挥一人提督。其直隶卫所亦如之……云南仍命沐昂”。此类事务归部属、御史、三司官，所谓都指挥“提督”，应指武官承诸文官之命，率领具体训练。

监察御史级别低而职责广，外派灵活，逐渐普遍担当各地与军事相关的任务，弹压出征、镇守将领。如柯潜载，正统二年，陈泰“巡按贵州……都指挥宫聚素桀骜，闻公至，不敢肆其奸”，商辂载，正统九年，白圭“除江西道监察御史……胡虏寇边，分兵讨之。公奉命监军”。《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十二月，云南的事务改同他省：“敕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丁睿：昨命尔兼提督云南各卫所官军操练。今以尔所理粮储事重，特命监察御史严恭专督选军操练，尔仍总督其事。”可知此前云南提督操练者，并非镇守武将沐昂，而是中央派来的高级文臣，现移交监察御史专理。上述事例说明，正统时期，从中央高级文臣到地方文臣再到中央外派的监察御史，参与掌控地方卫所军务的文臣级别越来越低。

正统时期，文臣事权陡增，尚未定制，提督、参赞、协赞等名目的应用尚不严格。提督既可用于高级文臣主持一省军政，也可用于地方官参与边务，乃至御史负责一地操练，甚至可用于武将负责某事。《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年，“四川道监察御史罗绮……在宁夏参赞军务，至是九载秩满”，则正统初年御史亦可“参赞军务”。其他如镇守、守备等名目也可从南京到州县通用，高低悬绝。不过，在混乱的名目背后，文臣的官职则逐渐归一。高级文臣参预边镇军务者，一般为都察院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中央大员，或以同级官改为都察院官。各地布政司、按察司官或部属官，不少也升任都察院官。管理地方卫所军务者，逐渐统一为监察御史。到正统末年，凡参预外地军务的文臣，已经逐渐演变为清一色的都察院系统官员。

（四）总督与巡抚

明代中后期，中央大臣的外差，主要有总督和巡抚两类，清代更以督抚合称地方大员。在明代中后期的记载中，巡抚是对绝大多数中央大臣外差的简称。其具体职责称号，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巡抚某地，一为参赞或提督或协赞或赞理某军务。后世论巡抚的起源，或关注巡抚这个名称或实际差使之始，或关注参赞军务等之始，而追溯到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等各时期，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按照明代中后期乃至清代的观念，巡抚是“督抚”中的一类，即在外综理民政、兼理军务的大员。这种差遣类型，是否在明代前期已经出现呢？

巡抚之名，在洪武时期即略有所见，只是巡行安抚各地之意，并非指某种精确的职任。宣德时期，中央、地方文臣越来越多地担当镇守、巡抚某省之责。吴廷燮认为：“永乐以后，始置镇守，尚侍之重及都御史乃得为之，宣德、正统定名巡抚。”其实，宣德、正统时期，两者并存。《明英宗实录》载，明宣宗去世后的宣德十年（1435）五月，“命兵部右侍郎徐琦、工部左侍郎郑辰、刑部右侍吾绅、行在通政司左通政周铨，并巡抚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谦、镇守河南行在户部右侍郎王佐、镇守山东行在兵部右侍郎李郁、镇守陕西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镒、巡抚浙江户部右侍郎成均、镇守江西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翱、巡抚湖广行在礼部右侍郎吴政，考察南北直隶府州县官及各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镇守与巡抚，属主持一省民政的同一类差遣，唯镇守的名分重于巡抚。

此时，主持各省事务的已经都是六部、都察院高官，所在各地基本都是内地省份。如上述，陕西临边，镇守官陈镒此时尚未有提督边务之权，可知所有的镇守、巡抚大臣，皆无明确的军务差遣。此后，镇守诸官多被召回，唯陕西常设，且加提督延绥军务之衔。黄溥载，正统年间，“朝廷重陕右重地，每以掌印都御史越岁代镇守”。《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1440），“参赞甘肃军务右佥都御史曹翼……当往代尚书柴车”，正统六年正月，“命翱、睿与镒、濂岁一更代，以均劳役”，三月，“下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狱。谦巡抚河南、山西，自陈在外年久，乞召回京，举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更代之制，说明镇守、参赞军务、巡抚等差，已皆为常设差遣。镇守陕西者，遂成为明代第一例兼差的外派大臣。

镇守陕西者可以兼差，各地巡抚是否也可以呢？明代中期，陆容按照是否“干涉军务”，将巡抚分为两类：

巡抚官，永乐间已有之，然仅设于要处耳。洪熙、宣德初年，添设渐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都御史也。景泰以来，悉置都御史……凡推举，各边及腹里干涉军务者，吏兵二部会同，干涉钱粮流民者，吏户二部会同。

陆容未言这种分类始于何时。陈琏载，宣德年间初次遍设巡抚，“于北四布政司及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与南北直隶，各设巡抚侍郎一员……凡赋税科征、词讼是非、属官贤否，皆属之综理举刺。军民利病、风俗淳漓，亦得核实以闻，所任匪轻”，职任之中并无军务。

关于上述巡抚南直隶者，陆容载：“宣德间，大理寺卿胡概巡抚南直隶，用法严峻……周文襄继之，一意宽厚……曰：‘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令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周忱得到的敕谕原文中，除有税粮事务等规定外，强调“敷宣德意，抚恤人民，扶植善良”，确与“祛除民害”有别。则同一巡抚差遣，可具体规定不同的职责。

关于在边镇者，《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1436），“敕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仪：今命尔巡抚宣府、大同，提督屯粮及各仓场粮草等项，抚恤军士，扶植善良”。此时，巡抚的名衔除对应着一个大体的职权范围，又往往强调某项具体事务，但皆非军务。《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八年，“命监察御史李纯巡抚辽东，赐敕曰：‘……常命副都御史李浚往彼巡抚……今特命尔代浚，总督屯种……遇有官吏……除军职具奏，其余就行拿问。’”此时，王翱正提督辽东军务，巡抚与提督军务同设不悖，各有专职。正如肖立军指出，正统时期的巡抚，有安抚流移、提督屯田、兼理边仓、赈济、考察地方官、划拨粮饷、审理刑狱、兼理盐课等各项，仅宣府、大同巡抚与军务相关。总之，景泰以前巡抚的职责，从制度规定层面看，无关军务。

郑晓载：“正统末……分遣文武大臣为镇守、总督、提督、参赞、协赞军务、巡抚、巡视、总兵、副总兵、参将、分守、协守、守御，每省多至数十人，少亦不下十数人。”按明代中期以后的观念，郑晓混用了两套可以互兼的名衔。但是，正如肖立军指出，正统时期，巡抚、镇守、参赞等职合一的趋势，并不如景泰时期明朗。既然正统时期的巡抚并无“干涉军务”之责，不妨认为，明前期的镇守、巡抚、巡视等行政差遣名衔，与总督、参赞、协赞等军务差遣，本来都是某一种具体差遣而已，兼差并非常态，郑晓貌似混乱的总结其实反映了“正统末”的实情。

总督、提督、参赞、协赞，等级分明，而镇守、巡抚、巡视虽然也略见等差，毕竟界限模糊，故需另行具体规定职责。正统时期，镇守、巡视文臣不复常见，大臣外派行政差遣，逐渐合并为巡抚这同一个名目。一名之下，差遣各异，巡抚之名遂逐渐由明确的“差遣”演化为泛泛的“事体”。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内外军事形势严重，外派文臣必须综理行政、军事事务，巡抚各地者遂多兼军务衔，原专理军务者亦逐渐兼巡抚衔。巡抚只一名目，而军务有多种名目，故朝野官私的行文言语中，遂以巡抚为兼理军民大臣的简称。如上述，正统后期军务差遣皆由都察院高官担任，则后来巡抚专由都察院高官担任，除了文移之需、上下之别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两者互兼亦应是一个重要动因。

关于巡抚一差之官职、名目、兼差的逐渐归一过程，正德《大明会典》有简单的总结：

凡各处巡抚官，初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后专用都御史；初名巡抚，或名镇守，后定为巡抚；兼军务者加总督、赞理，掌粮饷者加总督、兼理，他如整饬边备、提督边关及抚治流民等项，皆随事异名。若边境有事，又有总督、提督、总制、参赞、赞理及经略、巡视之名。近例，尚书、侍郎治事于外者，兼都御史以便行事，事毕而罢。

正德《大明会典》只是将“巡抚地方”作为都察院的一种职责，与“考察风宪”“申录重囚”等项并列，于历年事例仅列寥寥数语。由上引总结可知，弘治时期，以都察院高官名义外派大臣的体制虽已固定，具体职任仍处于变化之中。外派大臣虽被一概视为巡抚，以“总督”等军事差遣皆为兼差，但这似乎只是叙述时的权宜之计，而且对总督等称呼的使用尚无一定之规。

其实，源自行政差遣的巡抚一词，在军务差遣面前的“扩张”是有限的。在万历《大明会典》中，“督抚建置”被视为都察院最重要的高官职责之一，也强调巡抚这个名目的核心地位：“定为都御史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管粮饷者加总督、兼理。他如整饬边备、提督边关及抚治流民、总理河道等项，皆因事特设，今具列焉。其边境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者，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但在列举督抚兵备之设时又称：“文臣重者曰总督，次曰巡抚。总督旧称军门，而巡抚近皆赞理军务，或提督。”在此，都察院高官外差分为巡抚和总督军务两种，而论兵权轻重，总督明确地高于巡抚。但各差的具体名衔，并非简单地分为总督和巡抚，而是保留了行政、军务差遣的本来区别：

总理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一员。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

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兼巡抚广东地方一员。

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地方一员。

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一员。

巡抚河南等处地方、兼管河道、兼提督军务一员。

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

巡抚广西地方一员。

具体名衔之中，排名最靠前的一项，无疑是主要职责所在，同时也是诸项之中最“重”的名目。则前五例的简称，实皆非巡抚，而是总督、提督、整饬兵备等等，在第一、三、四、五例中，巡抚只是他们的兼衔。巡抚自然可以兼赞理军务，也可以不兼军务，但既然可以被兼任，特别是可以被总督兼任，则以“督抚”泛称诸外差，其实是不甚严格的。而巡抚与提督军务可以互兼，除了因为两者的威权相当，必因浙江的军务较重，而河南的军务较轻。

总之，明前期，巡抚仅仅作为一种行政差遣，与军务差遣泾渭分明，尚未出现明代中期那样行政、军务差遣互兼的可以泛指外差大臣的“巡抚”。到明代后期，军务差遣严格区分为总督、提督、赞理等各个级别，而巡抚或为总督兼差，或与提督互兼，或兼任赞理，在具体名衔中仍作为行政差遣，与军务差遣明确区分。“督抚”之正式名衔与朝野泛称的差异，贯穿明代始终，而实因明代前期总督与巡抚分属两套差遣系列。而总督之名，必为任职者主要名衔，一直非巡抚官所可兼任，体现出明代前期文臣在兵权分配格局中已经达致的高度。

明前期文臣兵权的消长，可分中央的兵部、文臣在出征军中、文臣在边镇三个角度，略加概括：

兵部地位的上升，没有在洪武十三年（1380）改制之后立即实现，而是随着卫所从军队组织单位向行政管理单位的转化，逐步实现。文臣在出征军、边镇中的地位，则都发生过一次陡然上升。在出征军中的陡升，发生在洪武、永乐之间，因永乐朝新官武将出自靖难战争，难以独当一面，需要文臣辅佐乃至代为主持。在边镇中的陡升，发生在宣德、正统之间，因皇帝年幼，元老文臣一时全面执政。总之，文武之间的权力分配，因突然的制度变革而缓慢演进，因偶然的政治事件而突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