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军事制度——行伍组织：行伍名号



甲辰年（1364）创设卫所后，各级将领逐渐在府司卫所中任职，战时即以本官统兵作战。但是，战时按具体需要编组军队，各卫所与高级将领之间不一定遵循平时的统属关系。洪武六年（1373）申定卫所之制后，平时与战时的统领状态更是截然有别，遂在平时的本官体系之外，出现了行伍之中的“差遣”体系。曹循将行伍官分为守土将领和营伍中管理官员两类，并对其演化进行了系统梳理。本节唯对高级将领和基层旗军在明前期行伍中的名号，再作具体探讨。

行伍官

明代派武将出征或镇守某地，最常见的差遣名衔是：以某某公侯伯或都督府官为总兵官，配某某将军印。但是，官职、总兵、将军诸名号，出自明初各不相同的称谓系统。明代前期，各系统的名号经不断融合替换，才形成明代中后期常见的行伍官体系。

（一）将军序列

将军之名，自元代以来，广泛应用于正二品武散官到锦衣卫仪仗队等各种人员。元末，群雄多以元帅等名号为重，对将军之名不甚看重，如陶宗仪载，张士诚部下元帅李某，因文士颂其为“李将军”而大发雷霆。张士诚、陈友谅部尚见“花将军”“金吾将军”等，江南红军则从未以将军入官职称号。

丙午年（1366）秋，徐达受命总攻张士诚。此后，朝野对徐达的称呼开始有所区别。吴元年（1367），杨维桢载钱鹤皋上海叛乱后，知县祝某“报克复功于右相国”。华幼武在苏州陷落、无锡投降后，作诗《上徐相国》。可知民间仍以本官称徐达。但《明太祖实录》载：“命中书左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王世贞载朱元璋命令的原文：“命右相国徐达做总兵、大将军，平章常遇春做副将军”。《明太祖实录》从此皆以“大将军”称呼徐达，可知王世贞所载，虽“右相国”讹，“大将军”则属实。从此，体现统兵将领威权的，不再是其本官，而是各种将军名号。

《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冬，朱元璋军四出征战，“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掌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北取中原。又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由江西取福建”。从此，明军大规模出征，例命首将为征虏大将军或征某将军，下设副将军等。

征虏大将军所统，例为全军主力，下设将军名号稍多。《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年（1369）初，“定右副将军冯宗异居遇春之下，偏将军汤和居宗异之下，偏将军杨璟居和之下”，不久，常遇春“乃与偏将军又复北向，转战永平、大宁，至于开平”。这位偏将军，应该是“北向”军中仅次于常遇春的李文忠，则北伐军中设大将军、左、右副将军、多位偏将军。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初，明军再次倾国出动，“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为左副将军，都督冯胜为右副将军，御史大夫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往征沙漠”。朱元璋理解行伍古制：“军，大将率之，左右副将副之，偏裨二将参赞之，其诸战将则为队长之”。则这些“副副将军”，相当于偏将军。此后徐达镇守北边多年，军中多类此设置。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年，明军北攻纳哈出，“命宋国公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南雄侯赵庸、定远侯王弼为左参将，东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为右参将……又命曹国公李景隆、申国公邓镇、江阴侯吴良等皆随征师行”，战后，“左参将南雄侯赵庸、右参将东川侯胡海并落参将，止充战将，在军听调”。虽然未提副将军与偏将军，但从战争具体过程看，傅友德、蓝玉肯定是左、右副将军，而“战将”居参将之下，与上述“诸战将”据“参赞”偏裨二将之下对照，可知参将相当于偏将军、副副将军。此后蓝玉出征，亦按此设置。

洪武时期设征虏大将军，皆为大规模进攻蒙古时，因出动全国兵力而专设。朱鹭载，建文元年（1399）征燕，“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左、右副将军，同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陈晖、平安等，帅兵三十六万，分道北征”。虽然此“虏”不是蒙元势力，此战亦出动全国兵力，但似乎无参将之设。而永乐七年（1409），“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总兵官，武城侯王聪为左副将军，同安侯火真为右副将军，靖安侯王忠为左参将，安平侯李远为右参将，率甲骑往征北虏”，虽然并非全军主力，也算以大军深入漠北，而副将军、参将之设如洪武时。

征某将军，多为次一级军事行动而设。如上引，吴元年（1367）以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攻福建，《明太祖实录》载，旋又以汤和、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攻福建、广东，下皆设副将军一人，“以邓愈为征戍将军，将襄阳、安陆、景陵等卫兵，征取南阳以北未附州郡”。邓愈的作战任务，似主要在于已成后方的未占领地区，或因此未授征“某方位”将军，且未设副将军。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命江夏侯周德兴为征南将军，率兵讨慈利县土酋覃垕及苐冈诸洞蛮，仍命潭州、常德等卫官军悉听调遣”。这是一次小规模战役，也未设副将军。但洪武五年，“古州、田州、澧州等处洞蛮常梗化作乱。命卫国公邓愈为征南将军，江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为副，将兵讨之”，又为征南将军设置了两位副将军。至洪武二十一年，“西平侯沐英奏，东川诸蛮……上乃命颍国公傅友德仍为征南将军，英为左副将军，普定侯陈桓为右副将军，景川侯曹震为左参将，靖宁侯叶升为右参将，统领马步军往讨之”。时当蓝玉消灭北元主力之后，明朝全力转向西南，为征南将军配属了类似大将军的副将军和参将。

若大将军属下的副将军、偏将军独当一面，往往兼有两种名号。如上述，洪武二年（1369）、三年明军北上时，李文忠先为大将军徐达以下的偏将军，从常遇春攻开平，后为征虏左副将军，独出开平。苏伯衡在神道碑题中称李文忠为“故征北将军”，又载，洪武二年，李文忠“拜副将军以往”。“副将军”乃常遇春之副，则征虏左副将军常遇春此时或有“征某将军”之名。洪武三年，朱元璋招诱辽东，说道：“今年六月，左副将军李文忠、副将军赵庸遣使来奏。”其中“副将军”或作“右副将军”，必指李文忠之副，则“征虏左副将军”李文忠此时拥有另外一个名号“征北将军”。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明军三路出击漠北，“命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曹国公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宋国公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论军中地位，冯胜实应为征虏右副将军，而以独攻甘肃，称征西将军，下设“左副将军陈德、右副将军傅友德”。刘崧载，洪武五年，顾时“仍右副将军，从征虏前将军曹国公李文忠等分道入沙漠”，则征虏左副将军李文忠，以独出东路，又称征虏前将军。由此，大将军以下的左、右副将军，其实相当于其他名目的将军，而各将军之下的副将军，则相当于大将军之下的偏将军。

若出征军兵分两路、分进合击，主次之分不明，则征虏大将军与征某将军皆不敷所需。《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明军两路进攻四川，“命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为左副将军，德庆侯廖永忠为右副将军，暨营阳侯杨璟、都督佥事叶升，率京卫、荆湘舟师，由瞿塘趋重庆。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左副将军，暨都督佥事何文辉等，率河南、陕西步骑，由秦陇趋成都”。此时，汤和位次在傅友德之前，但率主力溯江而上，不可能节制北线大军，明廷只好授予傅友德一个征虏前将军名号，下设仅一位副将军，似略低于征西将军。但洪武二十三年（1390），“命颍国公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南雄侯赵庸为左副将军，怀远侯曹兴为右副将军，定远侯王弼为左参将，全宁侯孙恪为右参将，赴北平训练军马”，规格几同大将军。

洪武前期，凡任将军、副将军者，一般为勋贵或高级将领。洪武后期，高中级军官开始跻身将军行列。《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八年，“命蕲州卫指挥佥事胡冕为征虏前将军，六安卫指挥佥事宋晨、武昌荆州二护卫指挥佥事徐越、荣铸副之，各率本卫及沈阳等卫官军，讨郴州、桂阳等处山贼。时桂阳县耆民陈仲才言，本处山贼劫掠人民，广西、湖广二都司调指挥胡宗等将兵收捕，贼闻官军至，皆遁入山谷，及师还，复群出剽掠，屡为民患。于是诏冕等讨之”。论官职，指挥佥事胡冕任征虏前将军，简直是对李文忠、傅友德的侮辱。但此战涉及二省，广西都司和湖广都司分属右军、前军都督府，军队更来自在京的沈阳等卫和湖广都司诸卫，将领仅凭所任府司卫所官无法统辖。这时，作为行伍官的将军名号，就不可避免地授予了仅仅正四品的指挥佥事。

总之，洪武时期，将军名号普遍授予出征、镇守将领，以别军中威权和位次。除了大将军，其他将军皆可根据出征目标灵活授给。同一将军名号之下，战争规模、将领本官，可以相差很大。将军、副将军、参将这个行伍官系列，便于军中将领摆脱本官与封爵的级别限制，有效地统辖军队，保障了兵将分离原则的实施。

（二）总兵序列

元朝末年，总兵之名，为各方看重。脱脱、察罕帖木儿等皆称总兵，以为统率方面大军标志。权衡载，扩廓帖木儿以“总兵”之名调陕西兵，激怒了李思齐。俞本、叶子奇皆曾称扩廓为“小总兵”，可见“总兵”之重。

江南红军并不以总兵为显赫标志，而多以“总兵官”为大小各军首将的俗称。汪广洋载，丁酉年（1357），江阴民众吹捧镇守官吴良，就称其为“吴总兵”。《明太祖实录》载，丁酉年，“改长兴州为长安州，立永兴翼元帅府，以耿炳文为总兵都元帅”。吴元年（1367）四月，朱元璋命徐达以“朱禹……教充太仓卫指挥副使，就做太仓卫总兵官”。刘三吾载，甲辰年（1364），王志“升飞熊卫亲军都指挥使，总兵守御陆安州”。洪武元年（1368），明朝颁《大明令》：“凡各处城楼、窝铺、腹里有军城池，每二十丈置一铺，边境城池每十丈置一铺，其总兵官随机应变增置者不在此限。”由此可知，明朝建国前，镇守一地的中级军官，或统兵出征的大将如上引徐达、常遇春北伐，均可以总兵为名。

明朝建国后，总兵之名仍大量用于出征将领将领。将军，一般授予统大军的主将，而凡受命出兵的主将皆可有总兵之名。如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命辰州卫指挥佥事杨仲名出兵：“今命尔为总兵官，率辰、沅等处官军及土著隘丁兵夫人等，相机进取。”《明太祖实录》载，此后杨仲名的职衔就是“总兵官指挥”。从洪武中期开始，总兵多指高官，指挥等官出征一般不再称总兵。洪武二十年，朱元璋训谕说：“似这等为总兵的，望有功封公、封王、封侯？这等名爵里想着要呵，得也不得？”这里的总兵，指总率诸将乃至有封侯之望的高级武将。《逆臣录》载，某文士奉承蓝玉说：“大人是大总兵，掌天下军权。”蓝玉又称督造海船的左府都督同知为“水寨里的总兵官”。由此，总兵比将军名号要随意一些，是对主要统兵者或带尊敬之意的泛称。

但从洪武初期开始，总兵之名也向细化分级的行伍官名号转化。《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年，“命潭州卫指挥同知丘广为总兵官，宝庆卫指挥佥事胡海、广西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副之，率兵讨左江上思州蛮贼”。黄金载：“命君弼为副总兵。”刘三吾载，胡海“有旨，右副总兵”。此后，《明太祖实录》中出现了正式的副总兵，如洪武三年初，“以同知谢得成为太原右卫指挥使，兼太原副总兵”，洪武七年，“吴祯为总兵官，都督佥事于显为副总兵官，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由此可知，《明太祖实录》常见的“副之”“为副”，实皆正式名“副总兵”。

洪武二十五年，“命宋国公冯胜为总兵官，颍国公傅友德为之副，往山西、河南训练军马，及领屯卫，其余公侯都督悉听节制”。这次“训练军马”并非正式出兵作战，故不授将军、副将军。冯胜、傅友德以总兵、副总兵之名，节制其他勋贵高官，可见总兵序列的效用类似将军序列，但应用范围更广。

洪武时期，各省都司职掌当地军政，不特设镇守官。徐达、李文忠等先后统大军驻扎北平、山西等地，朱亮祖、唐胜宗、耿炳文等也曾镇守广东、辽东、陕西等地，有镇守之实，而无常设镇守差遣。洪武中期，明军攻入西南，云南一省必须大将常统重兵，维持秩序，故朱元璋令西平侯沐英镇守当地。沐英去世后，子沐春继续镇守，洪武二十五年，“命云南各卫军马悉听节制，一切事务应奏者，必经由，然后来闻”。沐氏对云南军务拥有绝对掌控权，但平时非出征状态，并无总兵官名衔。

建文帝登极后，将云南的镇守特例用于其他边省。郑晓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十二月，“以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总兵镇守云南”，建文元年（1399）二月，“都督佥事宋晟总兵镇守甘肃”。自建国以来，总兵之名首次推广到正式镇守的武将。此前，徐达等总兵驻扎北边，仍以出征为名，并非固定常驻。而此时边地由大将长期统兵，形同出征，故得总兵之名。

朱棣上台后，在这一方面没有恢复洪武“旧制”，而是将建文时期的做法推广开来。永乐十三年（1415），交阯战况激烈，明朝既设出征总兵官，又设镇守总兵官。到永乐末，从辽东到甘肃，从云南到交阯，几乎所有边省均设立了镇守总兵官。从此，以大将为总兵官镇守边镇的格局，被基本确定下来。与建国前对某地统军者的俗称不同，这种镇守边镇的总兵，是从出征军队的总兵官演化而来的正式行伍官名。

（三）两个序列的融合

明朝建国前后，高级武将出征，正式任某某将军，同时也有总兵官之名。赵现海指出，将军名号意味着挂印即颁给印信，与宽泛的总兵名号并不矛盾。副将军、偏将军并非统帅，自然没有总兵之名。但随着“副总兵”的出现，总兵由泛称演化为正式行伍官，两个序列的名号自然结合起来。《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六年（1383），“赏征南将校……正总兵……副总兵……国公……侯……都督、平章”，其中正总兵指征南将军傅友德，副总兵指副将军蓝玉、沐英。

如上述，洪武后期命沐氏镇守云南，并无总兵之名，但《明太祖实录》多载沐春任某某将军。平显载，沐春赴京师受命回滇，“征南将军印如斗”，战役结束又赴京复命，“挂印将军复命回”。可知将军之印战时颁发，战后缴回。总兵、将军，此时皆与镇守之任无关。

建文时期，镇守边镇的武将不但有总兵之名，且有将军之任。《李朝实录》载，建文四年（1402），辽东守将为“总兵官、镇东将军”，永乐元年（1403）仍沿袭未改。当时，辽东的军队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镇守、出征并无区别，可视为权宜之计。但《明太宗实录》载，永乐九年（1411），“改命征南将军右军都督同知韩观充征夷副将军，配征南将军印，总率官军镇守交阯”。则朱棣沿袭了建文时期的作法，授予镇守总兵官以将军之号。

随着大规模出征日渐减少，镇守总兵官日益增多，将军之名其实主要授予镇守总兵。郑晓载，洪熙元年（1425）二月，“始领各镇总兵、参将佩印。总兵六人：云南黔国公沐晟，征南将军；大同武安侯郑亨，征西前将军；广西镇远侯顾兴祖，征蛮将军；辽东武进伯朱荣，征虏前将军；宣府都督谭广，镇朔将军；甘肃都督费瓛，平羌将军。参将四人：交阯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将军；宁夏保定伯梁铭、都督陈怀，征西将军”。赵现海指出，边镇总兵官正式配有将印，意味着从临时差遣的使职，升格为拥有地方军事自主权的军镇首领。从此，诸色将军，成为各镇总兵官例带的名号。

在两者的结合过程中，参将的角色发生了变化。本来，参将是将军、副将军之下的名号，与总兵、副总兵分属两个系列。薛应旂载，建文二年九月，“以盛庸为平燕将军，充总兵官，节制诸军，陈晖、平安为左、右副总兵，马溥、徐真为左、右参将”。杨士奇载，建文四年，北军决战获胜，“生擒其副总兵陈晖、平安，参将马溥、徐真及都指挥三十余人”。则参将从将军序列转入总兵序列，居相当于副将军的副总兵之下。

永乐时期，参将既可为有总兵名号的将军之下属，又可为无将军名号的总兵之下属，要之，皆可视为总兵下属。《明仁宗实录》载，洪熙元年（1425）初，“敕辽东、甘肃、宁夏、山海、永平、宣府、开平总兵及备御、镇守官”。镇守、备御官无总兵之名，指级别较低但亦独守一方的将领。上引洪熙元年二月颁将军印给总兵、参将，即辽东、甘肃等处守将，则参将就是无总兵之名的镇守官。此时，参将也被颁发将军印信，可知参将已彻底进入总兵序列，若非大军出征，非复将军序列中的一员。

进入总兵序列的参将以下，又出现了游击将军。《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四年（1406），明军大举出动，进攻安南：

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将军印，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为左参将，云阳伯陈旭为右参将，率师征讨安南黎贼……命都指挥同知程宽、指挥佥事朱贵等为神机将军，都指挥同知毛八丹、朱广、指挥佥事王恕等为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鲁麟、都指挥佥事王玉、指挥使高鹏等为横海将军，都督佥事吕毅、都指挥使朱英、都指挥同知江浩、都指挥佥事方政等为鹰扬将军，都督佥事朱荣、都指挥同知金铭、都指挥佥事吴旺、指挥同知刘塔出等为骠骑将军。

将军、副将军、参将，一仍洪武旧制。而神机将军以下诸将军名目，应模仿汉武帝汉武帝北击匈奴时任命的将军名目。时人对此比较重视，杨士奇甚至载为：“命征夷将军、左右副将军、左右参将暨神机、横海、骠骑、游击、鹰扬五将军率师讨贼。”张辅在战报中罗列诸将：

调骠骑将军吴旺、刘塔出，游击将军林帖木儿，神机将军张胜、丁能、朱贵，横海将军王玉，都指挥黄义，指挥李敬等，领精兵而直前，急击登岸之劲贼。都督佥事柳升、黄中，鹰扬将军江浩、徐泰，都指挥徐正等，率舟师而力战。

这些将军的本官，由从二品都指挥同知至正四品指挥佥事不等，而地位彼此相当，位居正二品都督佥事之后、无将军名号的都指挥之前。可知这些名号专授某些都指挥、指挥等中级武官，标志着在行伍之中低于参将、高于无名号的其他中级武官。

《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八年（1410），朱棣亲征北元，在五军之外，又“命都督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前哨，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都指挥侯镛、陈贤等充神机将军，都督金玉等充鹰扬将军，都指挥李文等充轻车将军”。王世贞解释道：“别选轻骑为前哨，命都督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之。又以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神机将军……鹰扬将军……轻车将军，分督精卒，不隶五军。”此时诸将军由都督、都指挥担任，位居分统五军的勋贵都督之下。他们各领一军，不隶五军主力，而游击将军独领前哨，即领哨马营担任巡哨侦察任务，与其他将军有别。

永乐以后，极少组建大军出征，骠骑、神机等将军不复见于行伍，但游击将军之名存留下来。《明仁宗实录》载，洪熙元年（1425），“都督山云充游击将军，率领官军往蓟州、永平、山海一带缘边去处往来哨备”。《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九年（1444），“陈友充游击将军，往宁夏出境巡哨”。此时的游击将军，已指无固定镇守城池、专门往来哨备策应的将领，与明代中期无异。

在官私叙述中，游击将军皆排在参将之后。杨荣有《赠游击将军杨守道升都指挥同知序》，《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三年，“敕都督佥事黄真充左参将，都指挥同知杨洪充右参将……升总督独石、永宁等处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杨洪为都指挥使”。可知担任游击将军者，本官一般低于任参将者，游击将军已成为总兵序列中参将之下的级别。

洪武时期，以将军、副将军、参将为出征军中的高级行伍官衔，以总兵官为各种主将名衔，而范围逐渐向高级武将缩小。随着镇守边镇成为出征的主要形式，镇守总兵官例带将军、副将军衔，而总兵之下出现的副总兵、原将军序列中的参将、出征军中新出现的游击将军，与总兵结合起来，构成了此后出征、镇守军队中的新行伍官序列。

征南将军、平燕将军、征虏左副将军等，只能用于针对相应目标的军事行动，并非普遍适用的行伍官。而总兵之名，本属各种主将的泛称，可以应用于同类的多项军事行动。所以，在军事行动由一军出征转向镇守诸边的背景下，总兵、副总兵取代将军、副将军，是自然趋势。但是，将军序列并未就此消亡，将军、副将军仍为总兵官带衔，以挂印将军区别于普通总兵官，而参将、游击将军被整合为总兵、副总兵之下的级别，自然仍与将军、副将军构成上下序列。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名衔演化的内在逻辑、制度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军事形势对行伍官系统的影响，各司其职。

基层名号

高级行伍官的人选，一般为勋贵、都督、都指挥。参将、游击将军以下，指挥、千百户或任各种带队官，或无行伍名衔，径以本官统领部属。而基层的总小旗军，就以本来的身份编入军队，需承担具体职责时，就以职责冠名。不过，在百户、总旗、小旗、正军、余丁这些标识基本身份的名目之外，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基层行伍名号，如先锋、围子手、总甲、小甲等。

（一）先锋与围子手

如上述，元末红军初起，军中有多种先锋官职。乙未年（1355）渡江前，常遇春、赵德胜、花云等曾任“前部先锋”“总管府先锋”“领军先锋”等。丙申年（1356）占领建康后，江南行省下设五部都先锋，以统帐前、银牌、大号、铁甲、骁骑等精锐军士（详见第一章第一节）。甲辰年（1364）改制后，五部都先锋被取消，但银牌先锋之名，却顽强地存留下来。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1372），“命工部造扈驾先锋金字银牌十……钑‘驾前先锋’四字，以金涂之”，洪武六年三月，“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命河南卫都指挥郭英招集故元将士，得七百余人，皆命分补侍卫”，五月，“命造扈驾先锋金字银牌一千五百面，寻革去，改制为守卫金牌……凡公侯伯都督指挥千百户镇抚及将军随驾、应直、宿卫者，许关给佩带，下直则纳之”。银牌增铸为一千五百面，显然与河南王保保旧众到京有关，而旋改为武官守卫金牌，似乎佩戴银牌的驾前先锋就此不设。但郭勋载，洪武六年，郭英“处置王总兵下散漫军士，选其骁勇者一百八十名，悬银牌充先锋以备调遣。余尚六千余人，悉遣赴京”。“骁勇者一百八十名”，似留在郭英军中“备调遣”，银牌先锋并未因“驾前先锋”取缔而统统消失。

明后期的卫选簿载，孟元亨“洪武二年归附，充头目，四年充总旗，六年充参随头目，九年充银牌先锋”。《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有言：“近命兵部录骁勇兵赴云南……攻击则令其为前锋。”洪武十七年，“金吾等卫银牌先锋朱真等一十八人皆战殁云南”。可知此时的银牌先锋，为授予骁勇军士的正式名衔。洪武二十四年，“议军官侄男替袭叔伯职事、及弟袭兄职、养子女壻承袭养父妻父封赠礼制……若养父从军、充总小旗、先锋，养子代役、以后自授官职、随养父姓者，封赠养父母。若因妻父从军或充总小旗，女壻代役、以后自授官职者，当封赠本身父母”。可知“先锋”乃“役”而非官，地位与总小旗相当。《逆臣录》载，某军官为“皇陵卫右所百户，原系参随蓝玉银牌先锋”，应即由银牌先锋升授百户。

由此，“银牌先锋”是某些军士的正式身份标志，与百户、总小旗同一性质。但它既然专授骁勇之辈，应主要在行伍之中与普通旗军相区别。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置亲王护卫。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二所，每所千户一人”。围子手身份似有别于一般卫军。《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训谕正在开封督修周王宫殿的冯胜：“其在尔左右为围子手者，王府有马，毋令牧于远地，常令两军守一马，军皆须精锐者，但有异闻，即乘马至报尔。”此时周王护卫已在开封设置，围子手或来自两个围子手所。不过，“在尔左右为围子手”者，身份仍是“军”，围子手当系这些军的职名。《逆臣录》载，许多旗军曾充任围子手，如“府军前卫后所军，原系蓝玉围子手”，“虎贲左卫百户，先充安吉卫军时，根随凉国公作贴身围子手，征进西番，蒙授前职”，“先充府军卫总旗，北征之时充蓝玉下围子手”。由“作”“充”可知，围子手是旗军充任亲王、武将卫兵时的称号。

洪武之后，围子手的名称频繁出现。永乐时期，亲征军中有围子手独成一部。王世贞载：“十二营管随驾骑兵，围子手营管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兵。”《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五年（1430）底，“行在羽林前卫指挥使黄福，初选充围子手把总，以额外被退，怀忿自溺死”，宣德七年，“大营操练围子手逃逸一千二百人，乞令兵部补之。上曰：‘此军初皆选精壮者。’”围子手营由精锐旗军组成，似负责君主出征时的外围防护。

《大越史记全书》载，丁酉年（1417），张辅镇守交阯，“选取土人壮勇者为围子手，明帝疑之”。《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八年（1443），宁夏遭到袭击，总兵官“史昭同太监来福俱拥精兵自卫……总兵等官私役精壮官军四千余名，托为围子手名色，全不差操，其下因而仿效”。叶盛载：“两广先年官军队伍不乱，近年有……投充围子手名色，专一跟官，都司以下不敢差用领调者。”所言虽天顺年间状况，“专一跟官”应系此前通例。总之，镇守边将、内官乃至各级武将，皆有权以部分“精壮”旗军为围子手，充当私人卫士、外围防护等任务。

（二）总小旗与总小甲

宋朝军中设五十人或二十五人之长，称旗头，金朝军中，也有五十人之长和十人之长。如上述，元朝军中，最低级的职衔是十人之长牌子头。明朝卫所之中，百户所统总旗二，总旗统小旗五，小旗统正军十。朱元璋有言：“那内外卫分指挥、千、百户、旗首，害得军十分苦楚。”《逆臣录》载，留守左卫指挥对众总、小旗说：“我见你几个旗手，都是识动静的人。”由“旗首”“旗手”可知，总、小旗承袭了宋、金、元各类低级职位名称。

王毓铨指出，总、小旗是地位“不上不下”的“役”，并非军官。尽管如此，明代“旗”的地位较前代旗头、牌头等略有提高。元代牌头“长九夫”，全队十人。而明代小旗下辖十人，全队十一人，总旗下辖五小旗，全队五十六人。总小旗已不属十人、五十人之列，是统领军士的职衔名称，且得世袭，是由军士升为低级武官的重要阶梯。

明军中又有与总、小旗相似的总、小甲。《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元年（1403），赏福建御海寇战功，“禽杀首贼，军升百户；杀从贼，舍人升所镇抚，总旗、小旗升试百户，小甲、军人升总旗，俱赏银五十两。小甲、军人被创死者，其子皆升总旗，仍赏银十五两。弓兵、民人协助禽贼者，各赏钞二十锭”，小甲与军人同例，高于弓兵、民人。至永乐六年（1408），明朝赏征安南功：

（立奇功者赏格为）巡检、头目、总旗、总甲，钞四十锭、绢三匹、布二匹；小旗、小甲，钞三十锭、布四匹。

（随伍各色人等计有）巡检、头目、旗甲、军人、力士、校尉、舍人、土兵、象奴、军伴、余丁、户丁、鞑官子弟及军吏。

奇功，指挥、千百户、仪卫正副、卫所镇抚、典仗、总小旗俱升二级，总甲升试百户，小甲升总旗。

头功，指挥、千百户、仪卫正副、卫所镇抚、典仗、总小旗俱升一级，总甲实授总旗，小甲实授小旗。

此时，总甲与总旗同列，小甲与小旗同列，规格有所提升。但立头功的总、小甲“实授”总、小旗，算升一级，可知总小甲相当于“试”总小旗之类。此后，军中总小旗、总小甲并列，纷纷不可胜记。

总、小甲与弓兵、户丁等对应时，应指民壮、保甲的头目。如黄瑜载，正统十三年（1448），福建邓茂七起事，“先是，巡按御史柳华檄各郡县……编各乡民为什伍，设总小甲统率之，夜则轮宿重屋，鸣鼓击柝，不从令者听总小甲究治。由是总小甲各得自恣，号召乡人，罔敢违者。茂七与弟茂八，皆编为总甲”。又如丘濬上言组织民兵，建议“每一里百户，分为二队，队五十名，立二总甲（视军卫总旗），每队分为五小甲，甲十名（视军卫小旗）”。但军中总、小甲所统，不止于此。《诸司职掌》载：

有应合充军者……置立文簿，注写各人姓名、年籍、乡贯、住址明白，照依南北籍，编成排甲。每一小甲军一十名，总甲管军五十名，每百户该管一百一十二名。一样造册二本，各总、小甲、军人姓名、年籍、乡贯、住址并该管百户姓名、充军卫分，注写明白，一本进赴内府收照，一本同总、小甲、军人，责付该管百户领去充军。

充军并非单指犯罪充军，而有“充任军役”的宽泛涵义。梁志胜列举了卫选簿中抽充总小甲诸例，可知这些“充军”者组成一个百户所时，若非选充千长、百长，则调入正式的武官百户。百户以下本需设总、小旗管军，若不能由其他百户所调来，就只能在这些军中选任，故称总、小甲，以别于正规职衔总、小旗。这类总、小甲是卫所中的正式身份，与民壮头目截然有别。《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十二年（1447），“自海州卫至沈阳中卫，宜于其间……筑置堡墩……将逐年发去旗军，编立旗甲管领”。这些“发去”的旗军，应包括“囚军”或垛集军，故编立“旗甲”而非仅仅“旗”。

邓廷瓒载，毛忠“先世蜀人，曾祖始徒雍之武威。祖讳剌，国初率众归附，遂隶籍兰州，洪武丙辰殁于王事。考讳宝，以雄勇选充总甲，永乐癸巳，收捕沙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长。甲午，集众随驾北征，授昭信校尉、永昌卫百户”。观毛氏一族的居地、名字，显属土人，则毛宝所充“总甲”，实系土兵头目，由此升为“伍长”，应略当总小旗。明代中期，余子俊建议：“开设井坪守御千户所……于朔州等州县殷实土兵内，推选一千名，土兵另选二十名为总甲，一百名为小甲。拟如府军前卫幼军事体，但令在所常川操守，不名为军，仍照边军之例，关支月粮并冬衣布花。遇有消乏死亡，俱不勾丁，另行佥补……前项土兵编入所分，不令原选正身应当，仍以往年私下轮流，以致无益边备者，就行收罚本所永远充军，土兵仍于本户佥补。”这类土兵已是正式的军士，但不占卫所正式军额，故不设总、小旗而设总、小甲，他们也不是民壮头目。

总之，总、小旗虽然不是武官，但毕竟身份高于一般军士，是卫所之中的正式职名。新纳入卫所乃至行伍的军人、舍余、民壮之中，若设相当于总、小旗的基层头目，在尚未立功或并枪时，只能称总、小甲。在洪武、建文军伍急剧扩大和宣德、正统行伍纳入各色人等时，他们在军中可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