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军事制度——机构设置：建设时期



甲辰年（1364），朱元璋乘救助韩林儿、消灭陈友谅之威，称吴王，设中书省，建立了事实上独立的政权。吴元年（1367），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四面出击，于洪武元年（1368）称帝建立明朝，洪武三年（1370）获得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洪武七年（1374）后，申定卫所制度，逐步在地方建立三司体制，直至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爆发。在此期间，大都督府逐渐由单纯的统军机构，而为勋贵武将任官之所，参预商议军务、制定政令，下统各级都司卫所，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机构。

这一时期正当明朝建国，各种机构的建置、职能、等级多有复杂演变，是明王朝的军事体制与各级机构由奠基到定型的关键阶段。本节按级别高低，分大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三个层次，探讨其各自演变过程。

大都督府

（一）无实权阶段

辛丑年（1361）初，朱元璋以行省右丞相得封吴国公，年内设置大都督府并加以完善。《明太祖实录》载：

（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命枢密院同佥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中书省参议李善长兼司马事，宋思颜兼参军事，前检校谭起宗为经历，掾史汪河为都事……时枢密院虽改为大都督府，而先任官在外者尚仍其旧。

（十月）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照磨各一人。

《元史》载：“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三员，正二品；同知二员，正三品；副都督三员，从三品；佥都督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六品；都事二员，从七品。管勾一员，照磨一员，俱正八品。”元代的大都督府，是中央机构，非行省可设，所以南炳文认为，改名大都督府，是朱元璋因隶属龙凤政权，不能直接改名枢密院，因而采取的麻痹视听的巧妙手段。的确，大都督府就是元代权相燕铁木儿为统领卫军专设的机构。大都督府之设，有朱元璋成为龙凤权臣的意味。

朱文正以从二品同佥任大都督，可知红军的大都督府亦正二品衙门，“名分”尚稍低于理论上可设从一品官的行枢密院。与元制相比，大都督府多设了司马、参军二官，而李善长、宋思颜初设江南行省时任经历、都事，是此时中书省的最高文官。二人兼任而非专任司马、参军，可知大都督府事务受行中书省节制。

“任官在外者尚仍其旧”，并不确切。“中央”的高级将领，此后也没有任职大都督府，而是担任江南行省高官，通过行省参与军务。各地枢密分院的高官，大多数名号未变，但壬寅年（1362）新设江西行省、浙东分省之后，在外高级武将也转任行省高官，统领枢密分院、翼元帅府和府。潘柽章根据此间武将无任同知等高官，认为枢密院改大都督府，实应晚在甲辰年（1364）。的确，此时的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与行枢密院“节制诸翼军马”类似，徒具名分，但机构之设，实仍在辛丑年（1361）。

辛丑年后，文官专门任职于大都督府者，屡见不鲜。司马、参军之职，为元代所未见。此后未见文官任司马，而多有专任参军者，如癸卯年（1363）谢再兴于诸全州叛乱，遇害最高级文臣为“参军李梦庚”。《明太祖实录》载，甲辰年（1364）建中书省时，定“参议府参议正三品，参军、断事官从三品”，未言参军、断事官所属。黄金载，郭景祥本为行省左右司郎中，“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以景祥为参军，出入内外，益宣劳效”，后出理和州事务，甲辰年，“仍旧职，加总制和州军民，出镇焉”。可知参军一直是大都督府之职。

但是，王袆、宋濂皆载，胡深本任浙东行省左右司郎中，甲辰年，“上既即王位，乃除公王府参军，仍总制处州等翼。陛辞，上谕之曰：‘俟闽浙俱平，当还汝中书矣。’”洪武三年（1370），明朝定亲王府官制，除设王相、王傅以处高级将领，又设“参军府参军一人，正五品”，即后来王府长史的前身。则胡深所任“王府参军”，应系王世贞所记“吴王府参军”，属朱元璋的私人幕僚性质，并非大都督府参军。

如上引，辛丑年，都护府诸断事官改任大都督府。这应该就是甲辰年定为从三品的断事官。黄金载，辛丑年，汪河首任大都督府都事，“出入左右，□历中外，惟所任使，声实以著”。这些文官负责处理大都督府的日常事务，虽然官至三品，但毕竟是属官、首领官性质，大都督府本身尚非由高官主持的实权机构。

甲辰年朱元璋称王建国，大都督府的级别有所提升。《明太祖实录》载：“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大都督从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从二品，副都督正三品，佥都督从三品；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各行省平章政事从一品……各卫亲军指挥使司指挥使正三品。”这显然是仿照元代枢密院的体制重新排定的，大都督府低于中书省一级，从一品大都督级别低于丞相，相当于平章和御史大夫，而佥都督的地位尚低于下属诸卫的指挥使。

此后武将任职大都督府者仍寥寥。《明太祖实录》首次记载其他大都督府高官，晚在乙巳年（1365）：“以神武卫指挥使康茂才为大都督府副使。”年底，“命中书左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枢密院冯国胜，左丞华高等……规取淮东”。丙午年（1366）三月“徐达拔高邮……遣冯副使即军中搜问”。冯副使应即改任大都督府副使的冯胜。冯、康二官当因都护府取消而改任大都督府，其他将领未变，可知至此大都督府仍非高级将领任职之所。

（二）掌实权阶段

吴元年（1367）秋，朱元璋军攻克苏州，随即再提升大都督府级别。《明太祖实录》载：

定大都督府及各卫官制。大都督府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从一品，副都督正二品，佥都督从二品。参议正四品，经历、断事官从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从七品……宿卫镇抚从四品。

这次改制取消了大都督，其他各官皆升两级。此后高级将领陆续任大都督府同知、副使、佥事等，其中冯胜于洪武元年（1368）建国之初已为右都督，李文忠于洪武三年（1370）由平章改任左都督。

但是，从此前两例大都督府任官情况看，甲辰年（1364）之制早有修改。宋濂载，康茂才乙巳年二月任“神武卫指挥使，五月进大都督府副使”。由正三品指挥使任正三品副都督即副使，谈不上“进”。枢密院同知冯胜于乙巳年、丙午年之际攻高邮受挫受罚。潘柽章指出，冯胜贬一官为副使。由正二品枢密同知降为正三品，未免过当。综合二者，可知康茂才、冯胜所任都督副使，应为从二品，即此时大都督府官已较甲辰年升一级。以此推算，大都督当为正一品。朱文正于乙巳年初遭废黜，后多次复出，丙午年（1366）秋遭诛。此间朱文正的官位不可能高于平章常遇春，最多持平。刘辰提到朱文正，仅言“都督”和“左都督”，焦竑录黄金《朱文正传》，作“大都督府左都督”，应即朱文正最后官职。上述冯胜早为右都督，位次更高的左都督反倒虚悬，应本属朱文正。或许，正是乙巳年（1365）初朱文正初次被黜，导致了大都督之职被取消，以下诸官递升一级。

大都督府升为正一品衙门，与中书省同级，与元制和龙凤行省制度截然不同。洪武三年（1370）底，明朝大封功臣，在京勋贵武将除地位最高的徐达任中书省右丞相，封侯者多任大都督府同知：

命曹国公李文忠领大都督府事，颍川侯傅友德、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临江侯陈德、六安侯王志、荣阳侯郑遇春、江阴侯吴良、南雄侯赵庸同知都督府事。

这八位封侯者各系升任、改任、原任，而本任同知、排名第二的延安侯唐胜宗，在赐封诏令中未重申“同知大都督府事”。可知上述八侯乃专命参与大都督府事务，受命于“领大都督府事”的左都督李文忠，不像过去行枢密院高官那样仅仅挂名任职。王景载，沐英于洪武四年（1371）“升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时天下兵枢交壅，诒出声生，称上意旨”，即为明证。

勋贵参与大都督府事的形势没有维持很久。刘崧载，洪武十年（1377）二月朝廷在任高官，有“中书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某、御史台左大夫汪广洋、右大夫陈某”。“毛某”指毛骧，为新进武官（详见本章第三节），排序在汪广洋之前。但洪武十二年（1379），李文忠出征回京，受命提调大都督府事。朱元璋敕曰：

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马，其迁选、调遣，辨强弱，知险易，发放有节，进退信期，度行卒之劳逸，察司队者邀功，若防奸御侮，非止一端，于斯职也甚贵。朕以贵赏功，其于机也甚密。特以机密托之腹心，所以都督天下兵马，谓裁其事耳。今府佥事已任，左右都督、同知都督未职，特以尔曹国公李文忠，专行提调府事。都府一应迁选、调遣，务从尔议，然后一同来奏。

朱元璋强调大都督府的两件主要职责，是武官黜陟与军队调发，属核心军务。《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九年（1376），“命中书省、兵部定给武官诰敕之制……具……年籍，大都督府咨于中书省，送兵部……赍赴省府台官署名……方付兵部给授”。可知大都督府掌管所有武官的名籍。刘辰载：“太祖曰：‘各卫知事，就令大都督府选除，于本府考满。’”则不但武官，连中低级军事机构中的文官也由大都督府“选除”并考绩。《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四年（1371），“命工部造用宝金牌……为小金牌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遇制书发兵，省、府以牌入，而后内府出宝用之”，随即“改制用宝金牌……二牌仍付中书省与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军机文书，非大都督府长官与中书丞相及在省长官，不许入奏，亦不许擅自奏请。若有诏急令调军，中书省即会大都督府官同入覆奏，然后各出所藏金牌，入内请宝出用。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则大都督府是发兵体制中不可回避的环节。

《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1367）“革参议府”，却随即出现了“大都督府参议”。如上引，随后定大都督府官制，参议正四品。可知原中书省的参议等官职，转移到大都督府。吴元年后，大都督府参议屡有任命，级别虽低于原中书省参议，然非首领官、属官可比。高启载，洪武三年（1370），“制以大都督府参议琅琊樊公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佥都督事濮阳吴公遣其掾吏致言曰：‘……当王师定中原……之秋，凡边书之所奏论……期会严迫而案牍繁滋。公度缓急之宜，审利害之势，参画处裁。’……吴尝贰掌枢管，实与公共事”。这位樊参议处裁边书、参画利害，与掌管大都督府的武将共同参预军务，与参知政事上下衔接，位于高官系列。《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九年（1376），“更大都督府参议为掌判官”，此后掌判官频有授任，洪武十二年（1379）底，“升大都督府掌判官秩正三品”，与原中书省参议同级。至此，大都督府文官的级别达到了顶峰。

吴元年（1367）大都督府官制中，已无参军，类似职责似为首领官取代。杨士奇载，乙巳年（1365）陈灌“升大都督府经历。大将军徐达北征，以公参军事”。《明太祖实录》载，赵耀“取苏州还，授大都督府都事，遂从达平山东、河南，克元都，取山西，入关中。其在幕府，综理慎密，不惮勤劳，达颇爱重之。至于遣将四出、攻战守备之际，机宜方略，耀皆预焉”。则大都督府经历、都事较以往亦深预军务。

吴元年后，大都督府常设从五品断事官，直到洪武十三年（1380）改五军都督府断事官等。吴元年，中书省参政张昶暗通元朝，被杨宪告发，《明太祖实录》载：“令大都督府按问。”刘辰载：“命冯国胜、杨宪鞠之。”洪武五年（1372），南宁卫指挥左君弼激变地方，《明太祖实录》载：“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可见大都督府审谳权责之重。

要之，大都督府从辛丑年（1361）创设，经甲辰年（1364）、吴元年两次提升级别，成为与中书省相颉颃的最高军事机构。从辛丑年仅设办事文官的空头衙门，经吴元年后广纳诸将任职，至洪武三年（1370）成为几乎所有高级武将的任职之所，下辖文官级别提升，广泛参与军务、独立处置军内事务。从此，大都督府既有完全统兵之权，又有部分发兵之权，“总内外诸军事”实至名归。与元代相比，大都督府的独立性超过枢密院，若拟北宋，则大都督府相当于枢密院和三衙的结合体。

都指挥使司

甲辰年后，大都督府下统十多个卫。吴元年后，随着统一战争的迅速胜利，卫所数量猛增，分设全国各地。大都督府需要通过中间机构，才能有效地统领数百个卫所，而中间机构的设置，经历了比较曲折的演化。

（一）行省与行府

甲辰年，朱元璋称王，江南行省更名为中书省，从此可以顺理成章地在新占领地区设置机构齐全的行省。但是，正如此前的江西、浙东行省不设行枢密院，此后数年设置的行省，亦皆无配套的军事机构，行省本身就是大都督府和卫所之间的中间机构。

癸卯年（1363），朱元璋军北援安丰，西败陈友谅，次年占领江淮、湖广地区。《明太祖实录》载，甲辰年（1364）二月，“立湖广行中书省，以枢密院判杨璟为参政”，七月，“改庐州路为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摄省事以镇之”。此后直到吴元年（1367）年底，朱元璋全力攻打张士诚，未新设行省。

《明太祖实录》载，乙巳年（1365），“命中书省掾刘大昕往湖广荆州分省参赞机务”，吴元年，“湖广分省参政杨璟率师，由松滋至澧阳等处招抚”。则湖广行省尚下设荆州分省。然则湖广境内的卫所，是否由行省、分省分统呢？黄金载，“武昌悉平，立湖广行省，以璟为参政……改江陵为荆州府，以璟分镇其地……丙午……升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阶荣禄大夫，仍于荆州分省署事”。《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十月，“湖广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与参政张彬……取广西”。可知丙午年（1366）杨璟已升任平章而非仍参政，数年之间一直是湖广行省的首要将领。首将驻荆州，而副将周德兴坐镇省会武昌，可知分省与行省必分统卫所。

朱元璋部崛起江南之际，每下一大城即为重大战果，在毗邻张士诚、陈友谅之地，每一大城皆设枢密分院、翼元帅府。随着战局演化、地盘扩大，原前线地区大部成为战略后方，每城驻守少量军队即可。如《明太祖实录》载，乙巳年初，“命千户夏以松守临江、张德守吉安、单安仁守瑞州，悉听江西行省节制……参军詹允亨总制辰、沅、靖、宝庆等处州郡，听湖广行省节制”。临江等地都是府城，仅设千户所。但是洪武元年（1368）后，明朝地盘迅猛扩张，到处新设行省，而将领、军队不断前进征战，主要任务并非戍守当地，卫所与行省难有固定的隶属关系，大都督府与卫所之间，需要更加方便的中间机构。

洪武元年上半年，明军攻克山东、河南，西进潼关。《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四月，“置山东行中书省”，五月，朱元璋亲临开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置中书分省于汴梁”，洪武二年（1369）四月，“改河南分省为行省”。山东已是后方，但河南西、北两面皆临大敌，必暂时留驻重兵。黄金载，洪武元年，“立河南行都督府”，以陈德“署府事”。《明太祖实录》载，徐达从开封西进，“留陈德守汴梁”，设分省后以冯胜留守，未载设行都督府之事。《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元年，明军攻克大都，徐达将发兵太原，留重兵守北平，“置大都督分府于北平，以都督副使孙兴祖领府事，升指挥华云龙为分府都督佥事”，洪武二年设北平行省，洪武三年底大封公侯时，“燕相府左相兼同知大都督府事、北平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华云龙，授……燕相府左相兼北平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此时孙兴祖已战死，华云龙独守北平，可知行省仍由武将兼职，总领事务。由此可知，“大都督府分府”乃设行省前安置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河南行都督府”亦必类此，冯胜、陈德北上后，开封已无大将镇守，遂不了了之。

洪武二年夏，统一战争告一段落，各地遍设行省。《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明军击败扩廓帖木儿后，“升大都督府都督佥事华云龙为都督同知，兼燕府武相”，“设陕西、北平、山西行都督府”，“命秦王府武相耿炳文兼陕西行省右丞，都督佥事郭子兴为秦王府武傅，仍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都督同知汪兴祖为晋王府武傅，兼山西行都督府同知，位居武傅谢德成之上，都督佥事张温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此时明军主力回京，只在北边三省留驻重兵。此时文臣任职行省最高为参政，低于右丞耿炳文，更低于大都督府同知张兴祖、华云龙，一仍武将镇守体制之旧。不过，张兴祖、华云龙再未兼任行省官职，则行府之设，似较此前的分府稍加正式，以处首将以及郭子兴、张温这类次要将领，与行省分离开来。

在全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此时仍遵行省总领一方的体制。洪武元年颁布的《大明令》规定：

在逃军人，在内申奉大都督府、在外申奉行中书省明文，方许勾取……凡有军情，在外各府军民官司申行省，行移各道按察司，行省一咨中书省、一咨大都督府，各道按察司申御史台。在内直隶都督军民官司，一申中书省、一申大都督府、一申御史台……在外军人告给行省管军官及指挥司文引。

在中书省直辖的“在内”地区，卫所由大都督府与中书省共同直接管理，而在各行省境内的卫所，由行省管理，再上统于省、府、台等中央最高机构。行都督府设立之后，应直接管理所在行省境内的卫所，北边三省的“行省管军官”势必让位于行都督府官。由此，行都督府有少许地方机构色彩，将在外卫所与行省分离开来，形成大都督府—行都督府—卫所的独立管理机制。不过，全国大部分地区毕竟不需要宿将重兵驻守，洪武三年（1370）后，除了在中书省境内的中都凤阳新设一个“行大都督府”，三个行都督府销声匿迹，让位于卫都指挥使司。

（二）卫都指挥使司

从洪武三年底开始，与行都督府的消失同时，各行省皆设置了卫都指挥使司，多简称都卫。据南炳文统计，到洪武六年，明朝共设十七个都卫。除十二个行省，其他设在大同、建宁、辽阳、甘州、河州等军事重镇，另外在京师设置了留守都卫。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底，“升杭州、江西、燕山、青州四卫为都卫指挥使司，以徐司马、濮英等为各卫都指挥使……置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四都卫指挥使司”。杨士奇、杨荣记载了宋晟、郭英的升迁过程：

（宋晟）建宁卫正千户。四年升怀远将军、建宁都指挥使司都指挥同知。冬，召还，升江西都指挥使。九年，调大同，授龙虎将军。

（郭英）克淮安、凤阳、安丰，升宣武将军、骁骑左卫指挥佥事……升昭勇将军、本卫指挥使……辛亥，升骠骑将军、河南都指挥使。

骠骑将军与龙虎将军，是正二品初授、加授武散官。嘉靖《辽东志》载，洪武四年设定辽都卫时，“以（叶）旺同雄武卫指挥马云为龙虎将军、都指挥使”。都卫都指挥使为正二品，比卫指挥使高出两级。《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底，朱元璋强调了都指挥与指挥的重要区别：“国家设都卫节制方面，所系甚重，当于各卫指挥中遴选智谋出众以任都指挥之职，或二三年、五六年从朝廷升调，不许世袭……著为令。”洪武八年（1375）初，有“晋相府左傅兼太原都指挥同知”，似乎都卫的各级都指挥也属“所系甚重”，但是，宋晟授都指挥同知时阶怀远将军，仅为从三品初授武散官，与卫指挥同知相同。嘉靖《辽东志》又载，周鹗“升西安都卫指挥佥事，宣武〔将〕军”。宣武将军是从四品初授散官，与当时的卫指挥佥事相同（详见第四章第一节）。由此可知，都卫为正二品衙门，比正三品的卫高出两级，但各官之中，只有都指挥使的品级高高在上，都指挥同知、佥事则与卫相同，甚至可能并无严格的“都”之名目。

上引《明太祖实录》载最初四都卫，系本地之卫“升”，此后设都卫皆称“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1371），徐司马为“杭州卫指挥使。十二月，以本卫为都司，升都指挥使”。可证“升”字非讹。各“置”者，除定辽都卫系占领辽东前已命名、成都都卫系攻占四川后新设，其余皆与当地卫同名，都指挥使也多由当地卫指挥使升任，如洪武七年“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可知都卫并非新设一级衙门，而是由卫升格而成。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八年十月，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各都卫更张情况不一，可按新设卫所数量，分为六类：

（1）西安行都卫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按：西安、河南、大同同）。

（2）杭州都卫为浙江都司，钱塘卫为杭州左卫，仁和卫为杭州右卫（按：燕山同）。

（3）太原都卫为山西都司，置太原前卫（按：江西、成都同）。

（4）定辽都卫为辽东都司，置定辽前卫，以辽东卫为定辽后卫。

（5）青州都卫为山东都司，置青州左、右二卫（按：福州、建宁、武昌、广东、广西同）。

（6）在京留守都卫为留守卫指挥使司，原辖天策、豹韬、飞熊、鹰扬、江阴、广洋、横海、龙江八卫俱为亲军指挥使司，水军左右二卫为指挥使司。俱隶大都督府。

俞本载，河州设西安行都卫后，河州卫一直存在，后来拆分为河州左、右二卫。《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初，大同设左、右二卫，洪武六年、七年两年，西安城中设置了西安前、后、左与华山、秦川诸卫。可知第一类都卫本统领所在地诸卫，与第二类同，只是诸卫未改名而已。而其他都卫改都司后，皆有新卫之设，或一或二，其中定辽都卫新设一卫，而此前已下辖至少当地两卫。《明太祖实录》载：

洪武六年……置定辽右卫于辽阳城之北，立所属千户所五，命定辽都卫指挥佥事王才领原将山东诸卫军马屯守。

洪武七年……定辽都卫奏并卫所官军，以左千户所青州土军五千六百人属定辽左卫，以右千户所莱州土军五千人并本卫军七百九十有四人属定辽右卫，余军分为八千户所，内调千户余机领中、后二所往金州守御，俱隶都卫。

洪武九年……置定辽后卫于辽阳城北，以定辽左卫指挥佥事张山统兵屯戍。

左、右千户所竟各有五六千人，改为左、右二卫，而剩余者编为八所，外调二所，所剩六所当即新设的定辽前卫。由此可知，定辽都卫其实也是一个卫，下统千户所，但是规模庞大，每个千户所就相当于一个卫，改制前陆续析分成卫。早在洪武二年，张以宁《广州卫旗纛庙记》载：“天下守镇官于总卫各立庙。”各省会必然驻重兵，这个“总卫”的规模当远超一般的卫，但仍然是一个卫。《明太祖实录》提及定辽都卫，经常简称“定辽卫”。徐一夔于洪武四年、五年间作《代杭州卫徐都指挥使谢赐公田米表》，“徐都指挥使”必系上述徐司马，此杭州卫系杭州都卫的简称，可知当时都卫仍被视为一个卫。由此，第三类、第五类新设诸卫的都卫，乃至西安都卫，都与定辽都卫类似，也本来是一个大卫，或此前析分状况不一，而有改一卫、二卫之别。

《明太祖实录》载，提及都卫与卫的关系，俱称“隶”“属”“辖”。上引在京的留守都卫，既自领部众，又下辖众多亲军卫。可以推断，各地都卫也是自领大众，外统一省卫所，略似当年行中书省自领帐前都司、下统各地枢密分院的圈层结构。刘三吾载，罗汶“调燕山都卫断事，任内平反真定卫冤狱”，都卫与卫的上下级关系甚明。宋濂载：“武昌为湖湘一大藩障。其行中书省所辖凡二十有七府，府各置卫，或千夫长戍之，而都卫总其凡。其职与省臣钧礼，地连数千里，戍兵数十万。其练阅之方，征调之节，唯元戎能制之，元僚能赞之。其任之重也，较然矣！”洪武八年（1375）改都司前夕，朱元璋“召西安都指挥使濮英、王铭还京，以都督佥事叶昇、林济峰代之”，在诰文中说：“内有中书、都府，外有行省、都卫及指挥使司，皆重任所在，以居功德者。然而都府系总天下之雄师，都卫亦总方面之劲兵……迩来西安卫都指挥濮英等，惰事弗勤，不谋怯敌，是致归者失于抚劳，逃者终不复还，为斯官不称任，难居重位，诏令还朝，送付法司，责问难易。”都卫总卫所之“凡”，掌管练阅、征调，为“方面”“重任”，显然是一省军政的中枢。

都卫既自为卫，又统辖诸卫，并非纯粹的上级管理机构。洪武三年年底，明蒙战争大局已定，无需高级将领常驻边省。擢升一批中级将领继续掌管原领主力卫所，同时分掌一省军政，符合当时的形势需求。不过，都指挥使官正二品，甚至超过了大都督府都督佥事，取代了被废除的大都督府副使所占职阶。让这么高级别的武官，在与行省文官分庭抗礼的同时，仍为一卫之长，恐有未宜。从设置行都督府开始，地方军政事务就开始从行省分离，朱元璋正酝酿着取缔行省、专设处理民政的布政使司。则处理一省军政，势必需要纯粹的高级机构，一个“亲民”的都卫，就不敷所需了。

（三）都指挥使司

洪武八年都卫改都司，从名称看仅去掉一个卫字，时人不甚区分。朱善洪武十二年末作《将发辽东辞谢定辽都卫潘叶二都使四首》，时改辽东都司已四年，洪武十八年作《送广东都卫指挥使王臻迁葬诗序》，已是改都司十年之后。《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载洪武十三至十七年（1380—1384）间各地形势，《凡例》仍称“十三布政司、辽东都卫”。《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五年，“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命平凉侯费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卫事”。时明军攻入云南，此前已设贵州卫，此时在各地遍设卫所，但贵州本地驻军一定不止一卫，而来不及分定归属，故以二侯通过都指挥使司的名义统领。则此贵州都司，最初仍是类似都卫那样的“大”卫。不过，除去这些特例，主掌一省军政者，已经由一个“都”卫指挥使司，变成不再是卫的纯粹统军机构：都指挥使司，都督府-都司-卫的统军体制从此确立。

洪武九年（1376），明朝不再设置总揽一省事务的机构、重臣，改行省为布政使司，分立民政、军政机构，随即审定官品之制：“布政使、都司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大都督府佥都督、左右傅、参政为从二品。”此时，大都督府副使一职已经取消，正二品武官专为都指挥使而设，高于此前可以主持行都督府的都督佥事。洪武十二年九月即胡惟庸案爆发前夕，方“升都督佥事为正二品。”从此都司长官与都督佥事平级，以都督佥事兼任都指挥使乃至掌都司事者，遂成常态。

《诸司职掌》载：“都指挥司：都指挥使，二员。”大都督府都督分左右，卫指挥使一员，而都指挥使二员未言左、右。《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八年底，明军在辽东取得盖州大捷，奖赏诏书提到“叶旺虽据佐贰……马云虽居首职”。各种史料以马云、叶旺并称，而马云皆在前。则此时都指挥使虽未正副分明，实有主次之别。不过，随着越来越以都督佥事掌都司，都指挥使的正副也不再重要，此后遂不见区分。

洪武九年的官品序列中，有正三品指挥使、从三品指挥同知、正四品指挥佥事，却不见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似乎都司仍仅都指挥使一位高官。不过，洪武十三年年初，与取消大都督府约略同时，广东右卫百户翁显阵亡，得赠“昭勇将军、都指挥佥事”。昭勇将军为正三品散官，说明此时都指挥同知、佥事，已经升为从二、正三品，都指挥佥事与指挥使平级。都指挥使司上与大都督府、下与卫，构成了每个机构设三级高官、品级彼此均衡搭配的层级体系。

卫指挥使司

甲辰年（1364），朱元璋创设诸卫指挥使司，此后不断增设，级别、内部结构比较稳定。洪武七年（1374），重新申定卫所之制，遂为明朝定规。与体制的平稳相比，诸卫的名目、分类历经复杂的演变，直到洪武十三年定格为以上直卫为核心的圈层体系。

（一）卫所体制的创设与演变

甲辰年三、四月，朱元璋设置诸亲军卫，定官制、立部伍法。《明太祖实录》载：

各卫亲军指挥使司指挥使正三品，同知指挥从三品，副使正四品。

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统军元帅府。至是，乃悉罢诸翼而设卫焉。

立部伍法。初，上招徕降附，凡将校至者皆仍其旧官，而名称不同。至是下令曰：为国者当先正名，今诸将有称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者，名不称实，甚无谓。其覆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令既下，部伍严明，名实相符。

苏伯衡载，万户武德“甲辰，官制行，改管军百户”。又载，万户谢成“乙巳……五月，前克安福州，还守南昌。官制行，实授百户”。可知该年确实推行了新官制，但正如行枢密院改大都督府后外地武官迁延未改，外地改制可能延后。吴沈载，严德于龙凤“十年，令旨授侯同知元帅。十一年春，授统军元帅，掌印署事……十二年春……若侯者，真今之良将也”。则严德于龙凤十二年即丙午年（1366）仍任元帅。唐志淳载：“袁洪……己亥授右副元帅，甲辰升左副元帅，队伍法行，改浙东中翼右副元帅。丁未，转翼为卫，钱塘卫指挥同知。”则浙东行省帐前中翼元帅府，直到丁未年即吴元年（1367）底攻克杭州后，方整编为卫。

甲辰年（1364），大都督府高官有大都督、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等多级，而卫指挥只有指挥使、同知、副使三级。至吴元年年底再定官制时，大都督之职已取消，指挥副使下出现了指挥佥事：“各卫指挥使司佥事……从四品……各卫镇抚从五品。”从此，卫的官职序列遂呈“小”都督府面貌。

爱德华·德雷尔根据《明太祖实录》中的“零碎证据”（clattered references），认为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后，查点兵额、编组卫所，使新军与降军调动、混编。但从“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来看，此时只是按诸将所统兵额确定官位，并未硬性规定五千人一卫，千人一所等，即并未按照卫所体制重编军队。《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七年（1374）八月：

申定兵卫之政。先是，上以前代兵多虚数，乃监其失，设置内外卫所。凡一卫统十千户，一千户统十百户，百户领总旗二，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皆有实数。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而千、百户、总、小旗所领之数则同。

洪武七年之制为明代定制，一卫有五千六百人，下辖五个千户所，包括总旗、小旗和普通的军，其中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每总旗五十六人，每小旗十一人，本无疑义。但清代以来，迭有歧见。查继佐认为，五千六百人有正军五千，余丁六百，每千户所余丁一百二十，百户所余丁十二。王毓铨认为，一总旗带五十六人，一小旗带五六人。他们都将五千六百人算作正军数目。但是，甲辰年之制，称“有兵五千者为指挥”，孟森认为，五千人之数乃“官长不在内”，即合官长共五千六百人。的确，如果将总小旗也视为军官，则一卫确只五千正军。但是，甲辰年的“五千之数”，乃大略合官兵而计，并未强调不包括官旗。元朝军中有基层头目称“牌头”，下统九人。朱元璋初入行伍时“长九夫”，当即牌头之类。甲辰年（1364）的“十人为小旗”，当指小旗统九名军。所以，甲辰年的五千是官兵合计，大体言之，而洪武七年（1374）的五千六百人是旗军合计，不包括军官。二者都不是官兵合计，也不是同一种体制，并非同一种体制的统计口径有别。

甲辰年创卫所制，鉴于“名不称实”而要“名实相符”。洪武七年以前的体制，来自“兵多虚数，乃监其失”，似乎就是甲辰年所定。但是，洪武七年前已经是“小旗领军十”，与领九名军不同“一卫统十千户所”更与“满五千”不同。正德《姑苏志》载：“太仓卫指挥使司，吴元年立……初设十千户所，共统军万一千二百名。洪武四年，并为左右中前后五所。”太仓卫是在吴元年（1367）与张士诚的战争过程中设立的，“万一千二百”是五千六百的两倍，当时不可能有此规整数额，当与洪武四年并为五所，皆洪武七年后之事，但“十千户所”必非虚言。所以，在甲辰年与洪武七年间，应该发生过一次体制调整。

《洪武圣政记》载：“洪武元年春正月，上以太史令刘基奏，立军卫法。乃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军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以指挥使等官领之，大小相维，以成队伍。”但是《明太祖实录》并无这次改制的记录。托名黄伯生著、可能于建文年间成书的《诚意伯刘公行状》载：“洪武元年正月……公密奏立军卫法，外人无知者。”既属密奏，外人如何得知？况洪武元年初，正当明军四出征战，不可能更张军卫之法，更不可能进行“自京师达于郡县”的相度。宋濂有《洪武圣政记序》，说“兵戎之众，自京师达于郡府，率皆设卫”，并无洪武元年刘基奏立等事。则明代以来流传的《洪武圣政记》，很可能是托名宋濂的伪作。

《明史》钞录上引《明太祖实录》甲辰年定制一段后，又说“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大小联比以成军”。这段话影响深远，而顾诚认为“似是而非”。的确，这段话化自王鸿绪《明史稿》对明代兵制的综述，而《明史稿》又很可能录自王圻《续文献通考》。王圻原文未记日期，《明史》“天下既定”云云，似因《明太祖实录》未载洪武元年事而作的泛泛之言。由“五千六百人”可知，上引各家说法都是针对洪武七年（1374）之制，并非“先是”之制。

洪武三年，明军在开平、沈儿峪完胜元军，大局已定。明朝封爵颁赏、改定大都督府官制、设都卫，都在本年年底前后。《明太祖实录》载，本年十一月，“李文忠奏置浙江七卫，曰钱塘，曰海宁，曰杭州，曰严州，曰崇德，曰金华，及衢州守御千户所，计兵总五万二千五百十有三人”。苏伯衡载，本年浙江军队征进应昌等地，萧寿“战于骆驼山，而以七月还金华”，马俊“三年……八月师回北平……十月还戍金华”。新设诸卫平均每卫七八千军，略合十千户所之额。其他各省，亦必大军还乡，整置卫所。“先是”改制，或在此时。

《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并河南左、右二卫为河南卫指挥使司，以余兵二千六百七十人置陕西守御千户所”，或即因二卫“兵多虚数”而整编。《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六年，明朝定教练军士律，“每一卫以五千人为则，内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挥、千百户、总小旗率赴御前试验”。此一千人乃至五千人，不包括总小旗在内，则此时已行每小旗统十军之制。由此，洪武七年之前，确已行每千户所一千军、总数一千一百二十员名之制。

要之，卫所体制于甲辰年（1364）创设，计兵额而定官职，至洪武七年复定，确立卫所规模。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次改制，日期可能在洪武三年底。

（二）亲军卫的创设

甲辰年（1364）的十七卫，名为“亲军指挥使司”，似乎上承“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元朝的大部分驻京统军机构，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与驻外地的管军总管府、万户府等相区别。朱元璋称王建国，有设置禁卫军之意，诸亲军卫仍似驻守建康的主力军。但“江左诸郡”“悉罢诸翼而设卫”，大多数翼元帅府驻守外地各府。这十七卫是涵盖了全部军队，还是单指建康的禁卫军呢？

《明太祖实录》载，甲辰年（1364）秋冬，“改……永兴翼为长兴卫指挥使司，以耿炳文为长兴卫指挥使……改雄峰翼为兴安卫，寻又改为徽州卫”。这两个翼位于长兴、徽州，似乎此前并未改为上述十七亲军卫，此后则是外地无亲军名号的卫指挥使司，而十七卫后来皆驻守建康，一直拥有亲军名号。据此，似乎甲辰年在建康设置了诸亲军卫，此后在外地陆续建普通的卫。但是，实际并非如此。

刘三吾载，耿炳文镇守长兴，“开设长兴翼元帅府。甲辰，改元帅府为兴武卫亲军指挥使司”。黄金载：“甲辰九月，改永兴翼元帅府为永兴卫亲军指挥使司，以炳文为指挥使。”永兴、长兴所指相同，二人皆载甲辰年翼元帅府改为亲军卫指挥使司，与上引《明太祖实录》不同。《永乐大典》引《吴兴续志》则记录了一个细节：

甲辰年，改翼为兴武卫亲军指挥使司分司……乙巳年，改为长兴卫指挥使司。

可知甲辰年三月设十七卫时，兴武卫的衙门应设在建康，永兴翼元帅府改为兴武卫“分司”，管辖长兴守军。次年，分司方改为普通的长兴卫指挥使司，上引《明太祖实录》很可能是简化处理了这一过程，径称改为长兴卫。

《明太祖实录》载，甲辰年八月，“以右副元帅王志为飞熊卫指挥使”，九月，“置合肥、六安二卫于庐州”，乙巳年（1365）十二月，“置安陆卫，调飞熊卫亲军指挥王志为指挥使”。刘三吾载：“甲辰……升飞熊卫亲军都指挥使，总兵守御陆安州。明年春，改授陆安卫指挥使。”王志后来得封六安侯，可知“安陆卫”必系“陆安卫”即“六安卫”。则甲辰年六安实由王志率飞熊卫驻守，所设六安卫应为飞熊卫分司，次年独立为六安卫。

王景载，沐英“甲辰，除广武卫亲军指挥，军府肃然。寻加昭勇大将军、广信卫指挥使，军府益律”。程本立载：“为广武卫亲军指挥使，改广信卫亲军指挥使……以指挥使守广信，节制瓯闽。”可知甲辰年（1364）广信由沐英率广武卫亲军指挥使司驻守，后改广信卫。

吴良、吴祯兄弟长守江阴。刘崧载，吴祯“甲辰，进英武卫指挥使”。李诩载，朱元璋在建国前称吴良（吴国兴）为江阴卫指挥。可知江阴守军先纳入英武卫，后改江阴卫。

黄金载，杨国兴“从攻宜兴……镇御其地……上嘉其功，升昭勇将军、神武卫指挥使”。可知宜兴守军属神武卫。

刘三吾载，吴复“甲辰……授指挥同知振武卫”。《明太祖实录》载，吴复“甲辰……授……镇武卫指挥同知，守沔阳”。可知沔阳守军属振武卫。

江阴、宜兴、广信、沔阳、六安，分布范围不限于“江左”，当时是防御张士诚、陈友定、王保保的重镇。当时身为军人的俞本，对甲辰年诸卫进行了区分：

随驾壮士设内八卫：龙襄、凤翔、豹韬、飞熊、鹰扬、武德、天策、骠骑，俱名亲军指挥使司。各处听调军士，设外八卫：英武、雄武、广武、宣武、威武、振武、神武、兴武，止名指挥使司。

《明太祖实录》所载十七卫的前十六卫，按俞本内、外之别，依次为内四、外四、内二、外二、内二、外二，可知诸亲军卫必存分野。“内八卫”之名，除武德、天策外，均为猛禽、猛兽，是比较“传统”的禁卫军名号。“外八卫”皆以“武”为名，恰包括上述设分司的兴武、英武、神武、广武、振武诸卫，且兴武、广武等还隐隐与分司所在地长兴、广信对应，可知这八个卫专门统辖外地军队，其分司实为主体。所谓“止名指挥使司”，当因“外八卫”分司后来改为普通卫。其实，这些卫的主司后来并未废弃，仍以亲军卫之名构成明朝的主力军。相反，分司所改的卫则多降格甚至不存，如洪武元年（1368）“升江阴千户所为江阴卫”，广信置守御千户所，洪武三年（1370）“改六安卫为守御千户所”，洪武六年“置沔阳卫”，说明这些卫的主体军众早已离去。从乙巳年（1365）开始，朱元璋部进入了对外进攻、不断扩张的阶段，原来的外围重镇已成内地，无需重兵防守。原各重镇的驻军，必归各亲军卫主司参加征战，故各“武”字卫成为名副其实的驻京亲军卫，而名义上所设的地方卫所受到削减。

要之，甲辰年（1364）三月设置的十七亲军卫包括了所有军队，囊括了建康和外地的所有守军。诸卫本司在内、分司在外，外地军队是以某卫分司的名义列入十七卫，构成近一半亲军卫的主体。这种体制将全军纳入十七亲军卫系统，类似于宋代“禁军”，已非龙凤体制。不过，从乙巳年（1365）开始，红军开始急剧扩张，诸分司军众回归建康的诸亲军卫，各地和新占领地区的分司陆续改为普通卫，后来直接设置普通卫。明朝的卫指挥使司从此分为亲军卫和非亲军卫两大类，模仿宋制以全军为“禁军”的构想，就此昙花一现。

俞本称“内八卫”为“随驾壮士”，“外八卫”为“各处听调”，似亲疏有别。但是，俞本没有提到《明太祖实录》所列十七卫的最后一个“羽林”，而是在内、外八卫后载：

又设金吾左、右、中、前、后五卫，羽林左、右、前、后四卫，虎贲左、右、中、前、后五卫，府军左、右、中、前、后五卫，留守卫，骁骑〔卫〕。专掌军马，以待亲征。

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将上直十卫单独划分出来，“以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十卫职掌守卫宫禁，不隶五军”。显然，俞本所列以左右中前后方位命名的四种卫，乃担任禁卫任务者，则甲辰年十七卫中的“羽林”，似乎就是真正的禁卫军。《明太祖实录》在甲辰年未提金吾，而载吴元年（1367）九月设金吾、虎贲诸卫：

置金吾左、金吾右、虎贲左、虎贲右及兴化、和阳、广陵、通州、天长、怀远、崇仁、长河、神策等卫。寻改金吾左、右为金吾前、后二卫，羽林卫为羽林左、右二卫。

金吾、虎贲与羽林均设两卫。揆其名目，设置之初应即禁卫军。可是，“金吾、羽林、虎贲”之序甚明，金吾和虎贲之设，不当远远晚于羽林。此前，朱元璋在本年正月有言：“苏州既围定了，可将虎贲士一卫尽数发来。”《明太祖实录》载，本年六月，“赐羽林、虎贲、天策、骁骑左卫指挥”。可见在设虎贲左、右卫之前，已设虎贲卫。九月设诸卫，时当攻克苏州、大获降众之后，金吾、虎贲左右二卫之设，应系扩充而非初创。金吾卫当改自甲辰年被取缔的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若非三月设诸亲军卫时已设，亦应在十月取缔都护府前后建立，与羽林、虎贲等同列。

要之，甲辰年创设卫所制时，其实共设十九个卫亲军指挥使司，分为三个档次。其中，金吾、羽林、虎贲三卫为朱元璋的侍卫部队，地位最尊；武德卫等“随驾”的“内八卫”为常驻建康的主力军，地位稍次；英武卫等带“武”字的“外八卫”以分司名义，统领驻各地重镇的军队，地位更次。三档次之分，实开洪武十三年后上直卫、亲军卫、普通卫三分之先声。

（三）亲军卫的演变

吴元年（1367）至洪武十三年（1380），明朝不断增设亲军卫。其中，禁卫军行列增加了府军诸卫，癸卯年（1363）初创的内外十六卫中，一小半取消，一大半则与新设诸亲军卫一起，构成了禁卫军十卫和外地普通卫之间的部分。

《明太祖实录》未载“职掌守卫宫禁”十卫的具体名目。《诸司职掌》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上十二卫”，除后来设置的锦衣卫、旗手卫，另外十卫为金吾二卫、羽林二卫、虎贲一卫与府军五卫。金吾、羽林、虎贲诸卫，在洪武时期最多设置过二卫，并无其他名目，则洪武十三年的府军诸卫，实占禁卫军之半。《明太祖实录》记载了府军诸卫的来龙去脉：

甲辰……十二月……置拱卫司以统领校尉，属大都督府，秩正七品。

洪武三年……六月……置亲军都尉府及仪鸾司。初，设拱卫司，正七品，管领校尉，属都督府。后改为拱卫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寻以拱卫司似前代卫尉寺，又改为都尉司。至是乃定为亲军都尉府，管左、右、中、前、后五卫军士，设仪鸾司隶焉。

洪武十一年……五月……置府军卫指挥使司……九月……置府军左、右二卫指挥使司……十月……改骁骑左卫为府军后卫……改武德卫为府军前卫。

洪武十二年……四月……校尉隶拱卫司……至是隶仪鸾司。

拱卫司仅正七品，统领来自民间的校尉，与仪鸾司一脉相承，都是低级别单位。拱卫指挥使司、都尉司、亲军都尉府看似一脉相承，但拱卫仅正三品，最多是一个普通的实体卫，而亲军都尉府管领五卫，是帐前都司、金吾都护府一类的上级机构。洪武三年（1370）六月，北方战争完胜，大量军队开始回到南方尤其是京师，亲军都尉府应因此而设，统率五卫参预禁卫。后来亲军都尉府不见踪影，或洪武十一年设府军诸卫时取消，或洪武十三年改制时取消。无论有无上级机构，府军五卫从此超越一般的亲军卫，加入了金吾、羽林、虎贲的禁卫军行列。以府军名义加入禁卫军行列的原骁骑左卫、武德卫，都是甲辰年（1364）即设的老资格卫所，府军其他三卫亦应类此。

甲辰年内外十六个亲军卫的名号，至洪武十三年只剩十个。被取缔番号的六个卫中，内八卫中只有一个凤翔卫，外八卫有宣武、神武、振武、雄武、威武五卫。俞本载，洪武二年，凤翔卫指挥副使韦正“领全卫马、步兵”驻守临洮，洪武三年西占河州，招徕西番。此时《明太祖实录》改称韦正为“河州卫指挥”。当时，虽有亲军卫驻守边城者，如巩昌有鹰扬卫，兰州有天策卫，但或分部驻守，或此后还京。鹰扬、天策的衙门仍设在京师，而凤翔卫自此销声匿迹，可知凤翔卫已全体外调为河州卫，原“番号”取消。《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四年底，“置宁国、安吉、宣武三卫于河南”，洪武六年，“以战衣二万领给赐河南神武等卫军士”，洪武十四年，“改河南神武卫为河南右护卫指挥使司”。天顺《大明一统志》载，开封府驻有“宣武卫……洪武六年建”，可知两卫被外调北京开封府。振武卫、雄武卫皆被省并入其他卫，威武卫下落不明，必于洪武十三年前删并或外调改名。

俞本所记“留守”和“骁骑”两个系统，实属普通的亲军卫。《明太祖实录》记载了从都镇抚司到留守都卫的复杂演变：

甲辰年……十月……以省都镇抚隶大都督府。时参议府言：“初，设省都镇抚，以制辖行省军马，总禁卫之司。今行省既改为中书，而大都督府并掌戎机。若以都镇抚属本府，则事归于一。”上以为然，遂以都镇抚为大都督府镇抚，秩从四品，掌调各门守御千户所。

洪武三年……二月……置留守卫指挥使司。国初尝设都镇抚司，总领禁卫，后隶大都督府，秩从四品，统率各门千户所。寻改宿卫镇抚司。至是升为卫，专领军马守御各城门及巡警皇城与城垣造作之事。

洪武五年……正月……改留守司为留守卫都指挥使司。

洪武八年……十月……在京留守都卫为留守卫指挥使司，原辖天策、豹韬、飞熊、鹰扬、江阴、广洋、横海、龙江八卫俱为亲军指挥使司，水军左、右二卫为指挥使司，俱隶大都督府。

洪武十一年……五月……改留守卫为留守中卫亲军指挥使司，增置留守左、右、前、后四卫亲军指挥使司。

都镇抚司仅从四品，则“总领禁卫之司”似乎只是巡防省府之类。后升留守卫，职掌仅是守卫城门等，并非亲军卫。洪武三年（1370）设留守都卫，则管辖十个卫，内含天策等四个甲辰年（1364）创设的老资格卫所，其“留守”职责必仍指防守京城。宋濂载：“九年冬十一月……留守都卫经历天台詹鼎状公之行。”可知洪武九年留守卫虽不再统十卫，自身仍为都卫，直至洪武十一年析为五卫。留守诸卫与曾经管辖的八个卫皆有亲军之名，但洪武十三年后分属五军都督府乃至中都留守司，地位不如同样析分为五的府军诸卫。

江阴、广洋、横海、龙江四卫，与水军关系密切。《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设广洋卫亲军指挥使司，同时江阴千户所升为江阴卫，洪武四年设横海卫，同时水军卫分为左、右二卫。但《明太祖实录》又载，洪武元年，北伐军队中即有横海卫军，洪武三年（1370），有横海卫官。横海卫与江阴、广洋同为受留守都卫节制的亲军卫，似亦设于洪武元年。《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六年“廖永忠上言曰……请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船，命将领之”，“以广洋卫指挥使于显为总兵官，横海卫指挥使朱寿为副总兵，出海巡倭”，洪武七年“以靖海侯吴祯为总兵官……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四卫舟师出海巡捕海寇……命水军右卫指挥同知吴迈、广洋卫指挥佥事陈权率舟师出海，转运粮储，以备定辽边饷”。由此可知，三卫皆专门负责水上作战和水路运输。

龙江指秦淮河入江口一带，是京城通往长江的水道要冲，红军丙申年（1356）占领建康不久，康茂才任“秦淮翼水军元帅……守御龙江”。《明太祖实录》载，乙巳年（1365）设龙江翼守御千户所，号称“郊畿镇守”，洪武三年（1370）“置龙江左卫亲军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五年（1392）“改龙江卫为龙江左卫……置龙江右卫”。可知洪武三年所设，系龙江翼扩建而来的龙江卫。明代中期，南京诸卫绝大部分单设一个水军千户所，唯水军左、右、横海、江阴、广洋、龙江左、右、济川、江淮卫均不设，显然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专司水军的卫所。则龙江卫与上述三卫，实系当时所有的水军亲军卫。

《明太祖实录》载甲辰年（1364）十七卫中有“骁骑”，似属俞本所列“内八卫”。但俞本在相应位置记作“骠骑”，又在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留守等按方位析分数卫的禁卫军之后，另记“骁骑”，似将骁骑卫视为内外八卫之外的禁卫军。《明太祖实录》只在极少情况下提及骠骑卫，如洪武二年“骠骑卫从征降将宁文明，潜遣人以军中机事报贺宗哲，为逻骑所获”，又如洪武三年追述蔡仙“从征武昌有功，进骠骑卫指挥同知”。其他史料偶尔提及骠骑卫，如周是修载，狄崇吴元年（1367）“十月升骠骑卫指挥佥事”，黄金载，王臻洪武元年（1368）“五月朔，大将自河南进至陕州，命臻总虎贲、振武、骠骑、通州各卫将士，往虢州等处”。与此相反，《明太祖实录》大量提及骁骑卫，不胜枚举。其他史料提及者亦多，如杨荣载，郭英初“授骁骑卫管马军千户……安丰，升宣武将军、骁骑左卫指挥佥事”。黄金载，王兴“平鄂州，勋绩有加，授骁骑卫管军百户。围合肥”。雷礼载，汪广洋“甲辰，立中书省，改右司郎中，寻知骁骑卫指挥司事”。两相比较，“骠骑”当为讹字。安丰、合肥之战，皆甲辰年（1364）事，可知该年所设，的确为骁骑卫。

《明太祖实录》载，吴元年（1367），“改骁骑卫为骁骑右卫亲军指挥使司”。洪武二年，“立骁骑前卫亲军指挥使司”。“改骁骑卫为龙虎卫。”“置骁骑中、后二卫。”洪武五年，“并骁骑前卫于左卫，中卫于右卫”。左卫设置未见记载，但由上引郭英洪武二年前即任“骁骑左卫指挥佥事”，而洪武五年骁骑左卫指挥使在漠北阵亡，可知左卫设置甚早，应与右卫约略同时。俞本可能因为骁骑卫曾扩充为五卫，与金吾、府军等相似，故单列于禁卫军之末，且在内八卫中出现“骠骑”之讹。但骁骑诸卫的名号并不在上直卫之列，历经删改，从洪武十三年开始仅余一卫。

上引吴元年析分金吾等卫时，新建了兴化、和阳、广陵、通州、天长、怀远、崇仁、长河、神策等卫。《明太祖实录》并未注明吴元年新建诸卫为亲军卫，又载洪武四年“置怀远卫亲军指挥使司于临濠”，洪武五年“以振武、神武、凤翔、英武、宣武、广陵等十二卫余军并入豹韬卫”。怀远卫外调中都，尚有亲军之名，则原卫可知。广陵卫与内外八卫“余军”并列，可知身份相当。据此，上引吴元年新设各卫，虽多以地名为号，却皆为驻京的亲军卫。《明太祖实录》又载：

吴元年……三月……置应天卫亲军指挥使司

洪武元年……正月……置钟山卫亲军指挥使司。

洪武二年……八月……改骁骑卫为龙虎卫。

洪武五年……正月……改龙虎卫为燕山护卫……八月……复置龙虎卫于浦子口。

洪武五年……正月……置蒙古卫亲军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六月……改蒙古卫为蒙古左卫，仍置蒙古右卫。

这些卫所经过复杂的改组，至洪武十三年（1380）前夕，剩下蒙古左、右、和阳、神策、龙虎、应天等六个，皆有亲军卫名号。与甲辰年（1364）内外八卫乃至留守诸卫相比，这些亲军卫的名号删并更甚，似乎不太受重视，略类“杂牌”的亲军卫。

与甲辰年相比，洪武十三年改制前夕，实际充任禁卫军的亲军卫数量大增。而普通的亲军卫，无论是甲辰年的老资格卫所，还是吴元年（1367）后新设者，皆有大幅度削减。早期卫所的“亲军”之名，重要性不断下降，而作为朱元璋真正嫡系的上直卫，已逐步拥有“亲军”之实。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区分上直卫、府属卫的重大改制，只是从制度上确认了朱元璋不断提拔嫡系、更新亲军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