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武宗在位前后的变局

孝宗晚年，内阁执政的是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刘健为首辅。孝宗临终前，“执健手曰：‘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明史·刘健传》）看来孝宗知道儿子好逸乐，要刘健他们辅导他读书。然而武宗在东宫时的宦官是刘瑾，武宗即位以后，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一起为武宗所宠幸，人号八虎。武宗即位时，只有十五岁，天性好逸乐，加上这八虎诱帝游宴，故刘健、谢迁、李东阳骤谏，不听，廷臣交章进谏，亦不听。后来五官监侯杨源以星变陈言，武宗心动了，焦芳密告刘瑾，他们八人跪在武宗面前泣诉，结果时局逆转，反而让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时局的发展便由此转入另一个方向了。在这些人诱导下，武宗视政事若儿戏，尽干一些荒诞不经之事。《明史·武宗纪》的赞语称：“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不过，由于整个官僚机构还未到散架的程度，尽管朝纲紊乱，尚不至于危亡。

尽管武宗在内廷失德弥甚，且有群小窃权，但前朝实际执掌政柄的是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李东阳、梁储他们，故还是有人在替武宗弥补。武宗崩，是杨廷和主持让世宗继位，有四十多天时间是杨廷和在柄政。《明史·杨廷和传》云：

罢威武营团练诸军，各边兵入卫者俱重赉散归镇，革皇店及军门办事官校悉还卫，哈密、土鲁番、佛郎机诸贡使皆给赏遣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又以遗诏释南京逮系囚，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

这样便把武宗为游戏娱乐搞起来的那些玩意儿，一起借遗诏的名义给遣散了，故云“中外大悦”。同时还迅速处理了武宗宠信的江彬。世宗入京师即位时的诏书，也是杨廷和起草的，“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厘抉且尽。所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同上）杨廷和先是借武宗遗诏，后是借世宗登基诏书，尽革武宗留下之弊政。在武宗与世宗交替之际，杨廷和短暂的柄政时间，实际上是一次非常急速的政策调整。而这样的调整，也只有在新旧交替之际才能出现，而且还得看继承王位的世宗能不能接受并继续保持和推行下去。

明世宗与杨廷和之间，也就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实际上只维持了两年。世宗虽只有十五岁，却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世宗即位时，杨廷和起草的世宗即位的诏书是以奉皇兄遗诏即位，是兄终弟及的关系。在杨廷和笔下，世宗的即位是奉孝宗之后。这里涉及他父亲兴献王的定位问题。世宗一心要把自己父亲定为帝位，多次召杨廷和商议，杨都不顺世宗之意愿，认为“前代入继之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礼”。这就是所谓“大礼议”双方争执的焦点。尽管朝廷多数朝臣力争，而世宗一概置之不理，并以廷杖立威。这件事本质上还是要为王权立威，杨廷和最终只能辞职乞休了。世宗听其离职，到世宗嘉靖七年，还把杨廷和削职为民。不仅是祭祀的名义，许多政事，双方亦互相对立，如“帝颇事斋醮，廷和力言不可”，“江左比岁不登，中官请遣官督织造……廷和等不奉命，因极言民困财竭，请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渎扰执拗。廷和力争。”（《明史·杨廷和传》）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到，内廷的宦官们是靠制造、斋醮以及土木工程谋利的，杨廷和起草的遗诏与世宗即位的诏书，断了内廷的财路，宫廷内侍们自然也非把杨廷和逼走不可。所以这次皇位更迭之际的政策调整便短命夭折了。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终年六十，在位时间仅次于神宗的四十八年，终年则仅次于太祖与成祖，还算是一个长寿的皇帝。《明史·世宗纪》的赞语讲：“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其实这是杨廷和利用王位交接的空隙，在政治经济上做了短暂的调整。大礼议以后，世宗自己秉政时，弊政不仅恢复且又过之。他可以二十年不上朝，忙于斋醮求长生，故《明史》赞语称其：“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宗教活动兴盛和繁荣，宗教迷信渗入宫廷，影响政治，对社会而言不是一个好兆头，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现在有许多朋友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消极现象，归因于缺乏西方的那种宗教信仰，归咎于宗教不发达。其实不然，中国不是缺乏理想和信仰，《礼记·礼运》讲大同小康便是理想。建国初的三十年，理想主义色彩太浓了，也不是没有信仰，不是信仰西方的基督上帝才叫有信仰。现在中国人讲实惠，讲功利，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没有高尚的理想和信仰不足，是个人主义欲望膨胀的结果。宗教只能是个人的私生活，信仰宗教只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心理调节的手段而已。超越这个范畴，消极因素就大于积极因素。宗教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人们精神生活上的鸦片烟，是无知的表现，迷上以后，对社会不一定有利。如嘉靖那样，不信什么长生术，不吃炼丹那些毒药，或许还能多活几年。所以宗教的兴旺，实际上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它反而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把宗教问题与政治生活掺和在一起，那只能是坏事，这就不再属于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侵犯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了。在迷信道教的世宗执政的那些年，南有倭寇问题，这是海禁政策带来的矛盾，北方边境冲突不断，边防始终处于紧张状态，内政上有奸相严嵩专权。总的说来，世宗执政这四十五年“纷纭多故”，社会矛盾处于不断积叠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