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从宪宗到孝宗的短期政治调整

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前面讲到过宪宗专宠万贵妃的问题，《明史·宪宗纪》还讲到他：“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成化十二年九月，令太监汪直刺事，明年正月，设西厂，以汪直领之，所领缇骑倍东厂，势远出锦衣卫上，凡西厂逮捕朝臣，不俟奏请，气焰熏灼。《明史·刑法志》称：“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直中废复用，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势远出卫上。”为什么侦缉部门用事，得帝王宠信，便必然是“冤死者相属”，那是因为他们的邀功思想，靠做案子来升迁，以这样的心太来搞侦缉和审案，必然是冤假错案遍地。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吸取。后来汪直之败，还是内侍之间互相矛盾，是掌东厂的尚铭告直泄禁中秘语，汪直才被疏派至大同，宪宗废西厂。结果尚铭专东厂事，“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卖官鬻爵无所不至。”（《明史·汪直传》）在宦官中受宪宗宠幸的还有梁芳，因帝好方术，梁芳荐李孜省以符 箓 得幸。还有江夏和尚继晓，以秘术邀宠，同时还有西蕃的喇嘛僧入宫，许多番僧被封为西天佛子、国师、禅师等。在宫廷内外锦衣玉食者近千人，给他们金印、玉带、银章，以顶骨为佛珠，以髑髅为法碗。宪宗这个皇帝是非常迷信鬼神的人。这些问题虽然荒诞不经，但尚未影响大局。宪宗去世以后，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孝宗即位，梁芳谪居南京，寻下狱，妖人李孜省伏诛，妖僧继晓发原籍为民，番僧国师悉革职。大学士万安结交万贵妃兄弟，他也结纳妖僧继晓、妖人李孜省。孝宗即位后，万安进“密术”，署“臣万安进”。孝宗让怀恩持至阁下，“是大臣所为乎？”安惭汗，不能出一语，万安因此被罢黜。弘治初年，朝廷的政治生活又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状态，阁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还比较正直。宫廷政治还在继续，宦寺还在，厂卫亦还存在，但帝王不怂恿他们，那么他们还能安分守己一些。《明史·刑法志》：“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

孝宗在位十八年，总的情况比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要好一些，但问题还是不断出现。孝宗也宠幸过宦官和外戚，如李广，“孝宗时太监也，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明史·宦官·李广传》）从李广身上，可以看到宦官营利的几个方面，其一，搞符 箓 祷祀的迷信活动。这很难在宫廷生活中根除。其次，以授传奉官为名节纳取贿赂。其三，抢夺民田，专盐利。其四，在宫廷内搞营建。从太皇太后的话可以看到李广就活跃在孝宗身旁。《明史·王鏊传》云：“中贵李广导帝游西苑，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反复规切，帝为动容。讲罢，谓广曰：‘讲官指若曹耳。’”这也说明李广当时受孝宗宠信，这是他所以能争纳贿赂、擅作威福的条件。他后来因巫师说他犯忌而自杀。他死了以后，“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文武大臣中确有贿赂李广的，然而这张名单可能有中官作假陷害廷臣的因素。传说这份名单上有户部尚书周经的名字，周经上疏诉冤：“交结馈遗簿籍具在，乞检曾否有臣姓名。更严鞫广家人，臣但有寸金、尺帛，即治臣交结之罪，斩首市曹，以为奔竞无耻之戒。”（《明史·周经传》）为什么中官造他的谣言呢？他曾建议孝宗节“织造、赏赍、斋醮、土木之费”，“内官传旨索太仓银三万两为灯费，（经）持不与。”因为他作为户部尚书，总是断中官的财路。烧炼斋醮是中官谋财主要的途径，清宁宫被烧以后，又再一次修建，“诏番僧入宫庆赞”，结果“吏部尚书屠镛上疏谏甚剀切”，“末云：‘自今以后，乞杜绝僧道，停止斋醮。崇圣贤之正道，守祖宗之家法。使天下后世有所取则。’上悦，从之。”又如清宁宫的重修，弘治十七年九月，以“清宁宫未完，旨下兵部拨军工万人”，“刘大夏知工少人多，中官有所利为此也，上言减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诉于上，上令内阁拟旨切责之。大学士刘健曰：‘爱惜军人，兵部职也。大夏每以老辞位，温旨勉留，犹未已。若切责旨下，彼将以不职辞。’上欣然纳之，用军夫卒如所裁之数。”（《明史纪事本末·弘治君臣》）从上述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宫廷内部的宦官集团，只有诱惑帝王不断地扩大斋醮与土木营建之事，才能从中获益。而朝廷在财政收支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为君者若能听听朝臣的意见，当面沟通实际状况，荒诞无谓的消费冲动多少会受到一点抑止。如果君王长期不临朝，只是搜括财物，以满足中官贵戚漫无边际的索取，那么税赋压力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就会动荡不宁。因为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的时候，社会动荡，加上自然灾害与外祸紧逼，王朝统治崩坍的危机就日益临近了。孝宗弘治这十八年不是没有问题，但孝宗还比较能容纳方正敢言之臣，还多少能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还能访问疾苦，以求治安。所以社会还能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左右又皆是内臣中官为其服务，根本不知外面的真实状况。弘治初，吏部尚书王恕曾言：“正统以来，每日止一朝，臣下进见，不过片时。圣主虽聪明，岂能尽察，不过寄聪明于左右。左右之人，与大臣相见者不多，亦岂能尽识大臣贤否。或得之毁誉之言，或出于好恶之私。”（同上）如果君王长期不理朝政，只顾在宫廷中玩鹰犬之好，忙于土木营建之事，沉迷于女色，惑信于烧炼斋醮之事，根本不知稼穑之艰难，矛盾日积月累，王朝就有坍塌的危险，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豁喇喇似大厦倾”了。孝宗还不是这样的人，还能克制自己，还能主动询问一些实际状况。

对帝王来说，长年生活在宫廷不是一件好事，它把帝王与社会和朝廷分隔开来，不知社情民意，怎能正确地判断形势，做出正确的决策呢？在宫廷内那么一大批宫女与宦官，他们靠什么生财有道呢？靠帝王的迷信活动，靠帝王的奢侈挥霍，靠无端的土木营建。那样毫无止境地靡费财物，靠宦官们出使搜括百姓的财物，矿监、税监多如牛毛。皇子皇孙在这样的深宫中成长，对他们将来处理国事也不利。加上有那么多小人在他们身边攀龙附凤，教他如何使坏，在那样的环境和教养下，怎么能管理国家大事。北京的故宫看起来那么庄严，实际上是一切宫廷罪恶的渊薮。我讨厌一些地方把办公楼修得如白宫那么豪华，县市的办公楼前有士兵站岗，为什么不能让百姓来看看你们如何办公的呢？到现在各地都有机关大院，门口警卫森严，有百姓自由进出就感到不安全。这样的机关大院实际上是过去宫廷生活的缩影。为什么不能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林立果那许多恶习还不是与机关大院的生活有关？杨成武的女儿与余立金的秘书谈恋爱，林立果一掺和就成了大案要案了，这一切都发生在空军机关大院，荒唐呀。这方面教训实在惨痛而又深刻，这背后就是帝王思想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