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选师容易选伴难

武宗的行为与他在东宫的生活息息相关，培养一个未来的皇帝，从娃娃抓起，实在也不简单，选两个好的老师还好办，要选好的伴当那就很难了。《皇明祖训》是朱元璋为其身后准备的，为了子子孙孙能传承大明江山，朱元璋有二十六个儿子，看一下朱元璋对儿孙的培养和教育，并与明武宗在东宫受教育的过程作一对比，还是有意义的。首先他是亲自抓，并以自己做榜样。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一月，在集庆，他去圜丘祭天地时，便带了世子朱标一起去，那时朱标只有十三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称：

汝知农之劳乎？夫农身不离畎 ，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户，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给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处食用，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苦于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堪命矣！

这是告诉儿孙辈，要懂得民间的疾苦。朱元璋不仅给孩子说教，而且是以身作则给子弟做榜样。《明史·詹同传》称：“帝尝与侍臣言声色之害，甚於鸩毒，创业之君，为子孙所承式，尤不可不谨。”《明史·陶安传》称：“帝曰：‘居高位者易骄，处佚乐者易侈。骄者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朱元璋为了防止自己金枝玉叶般的儿孙们骄奢淫逸，所以要从小抓起。

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靠他一个人当然教育不过来，所以他在宫内为太子与诸王办班，而且要挑选一些优秀的国子生做伴读。《明史·舆宗孝康皇帝传》讲到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命选国子生国琦、王璞、张杰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琦等入对谨身殿，仪状明秀，应对详雅。帝喜，因谓殿中侍御史郭渊友等曰：‘诸生于文艺习矣，然与太子处，当端其心术，不流浮靡，庶储德亦获裨助。’”那年朱标十七岁，诸王年龄更小，读书当然要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伴侣的选择很重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元璋尽管日理万机，但对自己那一群儿子的同学还要亲自挑选，没有放任不管。明成祖以后，则只从小太监里选一些年龄相仿的为皇子伙伴，那一群少年在一块儿，如果没有管束的话，一旦学坏了就很难改变。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是有教训的，唐太宗李世民始立李承乾为太子，便因为伴侣不好，而父子闹翻。李承乾八岁时被立为太子，史称：“及长，好声色，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承乾意其（弟魏王李）泰告讦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从这个案例，可见孩子将成年时，玩伴很重要。李世民如此严厉地处置李承乾心爱的玩伴，在太子心中自然引起逆反心理，仍然沿着“好声色，慢游无度”的轨迹滑下去。“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 橦 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旧唐书·李承乾传》）李承乾最终为唐太宗李世民所废。朱元璋亲自细心为儿子挑选伴读的同龄人，用心良苦。此外，还需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环境，挑选优秀的教师。故《明史》的朱标传还讲到朱元璋“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充其中，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帝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要有图书资料，还要有一个良好的氛围，朱元璋亲自去诱导他们赋诗作文，议论古今，造成一个人人向上的氛围。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为孩子寻找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有好的伴侣而已。

朱元璋在辅教太子和诸王的问题上，还把慎选师傅放在重要的地位。如太子朱标的师傅宋濂在元代便已是翰林编修了，《明史·宋濂传》称洪武初，帝“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除了宋濂以外，还有詹同，他是陈友谅的翰林学士承旨，朱元璋攻下武昌以后，便召他为博士，“时功臣子弟教习内府，诸博士治一经，不尽通贯。同学识淹博，讲《易》、《春秋》最善。”（《明史·詹同传》）当时，教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经典。此外，朱元璋还为诸王分别请老师个别辅教。如陶凯，洪武初参加修《元史》，后来“教习大本堂，授楚王经。”（《明史·陶凯传》）楚王，名桢，是朱元璋第六个儿子。如桂彦良，当时曾一起与宋濂在大本堂讲课，《明史·桂彦良传》：“时选国子生蒋学等为给事中，举人张唯等为编修。肄业文华堂。命彦良及宋濂、孔克表为之师。”“迁晋王右傅。帝亲为文赐之，彦良入谢。帝曰：‘江南大儒，唯卿一人’。”朱元璋既为晋王请辅导他的教师，而且非常尊敬他，称之为江南大儒，这样为师者才能悉心教辅晋王朱 棡这个 朱元璋的第三个儿子。故史称明初“特重师傅，诸王傅亦慎其选”。有了好的老师，还得允许老师对自己的子弟进行严格的管教。有一个名叫李希颜者，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赞善。”（《明史·李希彦传》）击一下他儿子的头额，朱元璋当然会心痛发怒，但最终还是理解，而且让老师升了官。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还是开明的。

《三字经》中有“养不教，父之过”，朱元璋作为父亲在教育子女这一点上还是负责的，他自己能以身作则，为子弟做榜样。并且亲自参加对自己儿子的教育，亲自为儿子们物色同伴，为儿子选择好的老师，允许和鼓励老师规范而严峻地教育自己的子弟。

朱元璋不仅对自己子弟的教育严格要求，对功臣宿将子弟的教育也能从严要求。有一个名宋讷者，元顺帝时的进士，任国子监祭酒，史称：“时功臣子弟就学，及岁贡士尝数千人。讷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复开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学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悦。”（《明史·宋讷传》）《三字经》讲过“教不严，师之惰”，对学生严格要求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明初有一个名李叔正者，在太学任国子学正，史称：“帝方锐意文治，于国学人材尤加意。然诸生多贵胄，不率教，叔正严立规条，旦夕端坐，督课无倦色。朝论贤之。”（《明史·李叔正传》）

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朱元璋请的那些老师也确实尽心尽责。有一个叫刘崧的，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崧为（国子）司业，赐鞍马，令朝夕见，见辄燕语移时，未旬日卒。疾作，犹强坐训诸生。及革，（李）敬问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国子，将责以成功，而遂死乎！’无一语及家事。帝命有司治殡殓，亲为文祭之。”（《明史·刘崧传》）从这个案例，可见朱元璋确实尊师重教，一个穷教书先生，能够与皇帝朝夕相见，而且见面能“燕语移时”，他们之间谈论的议题，当然离不开朱元璋子弟之间的学习和品德状况，由此也说明朱元璋在教师面前没有一丝一毫做皇帝的架势。这刘崧也确实是一个尽心尽责倒在讲堂上的教师，并且他还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史称其“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亩。及贵，无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伤，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尝以家累自随。”（同上）这样一个既悉心于教育又安于贫困的老师，也实在是不易。比我们如今在大学教席上弄虚作假，追名逐利，以炫富来自我标榜，并且以老板自居剥削自己学生的某些教授和博导们，在品格上要远远高出一筹了吧！学校里要供神的话，只能供孔夫子，可不能供财神爷，还是要讲“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可不能信奉西晋时的文学家鲁褒在那个《钱神论》中讲的金钱万能，把学校办成产业，成为一些人谋利的地方。若师德荡然无存，学校条件再好，也决出不了好的人材。

《明史》的列传中，还有一个名叫罗复仁的，曾经是陈友谅的编修，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请他为翰林院编修。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在弘文馆为学士，与刘基同位。朱元璋喜欢他为人“质直”，故不叫他名字，给他起一个绰号，叫“老实罗”。朱元璋有一次上他家去，他家在“负郭穷巷，复仁方垩壁，急呼其妻抱杌以坐帝。帝曰：‘贤士岂宜居此。’还赐第城中。”（《明史·罗复仁传》）从这里可以看到，朱元璋能到贫郭穷巷去看一个教书先生，而这位“老实罗”正在自己动手粉饰墙壁，家里也没有仆役，朱元璋驾临时，让妻子“抱杌以坐帝”，连一个现成的凳子也没有。朱元璋不忍心了，在城中赐一所宅第给他。此例说明，朱元璋与罗复仁之间，不是完全的君臣关系，其中还有家长与教师的关系，他们互相沟通，协同教育好下一代。

朱元璋不仅注意诸王的早期成人教育，到一定年龄段以后，都放他们出去就藩，经受锻炼。洪武十年（公元一三七八年）让太子尝试处分政事。从次年开始让诸王到封地就藩，次子秦王朱 樉 在洪武到西安就藩，第三子晋王朱 棡 去太原就藩。也在这一年，他命第四子燕王朱棣、第五子周王朱 橚 、第六子楚王朱桢、第七子齐王朱榑四个人一起到凤阳守祖陵一年，在那里体验先辈的贫困生活，然后分别送到他们的封地去就藩。有的诸王如宁王朱权是就藩大宁，是在喜峰口外，在边远地区带兵守边。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起，朱元璋便试着让诸王带兵打仗了，如让晋王朱 棡 、燕王朱棣率师征元，由傅友德陪同，让齐王朱榑随燕王出征。这些措施都是让自己成年的儿子接受管理军队、带兵打仗的历练。他不希望儿子只知道在养尊处优中生活，而是让他们在政治军事的实践中培育自己的能力。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时，让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毛岸英到前线去，是为全党做榜样，这个境界是朱元璋所无法比拟的。当然朱元璋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定向培养成不成功，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与被培养的子孙自身对未来的选择有关。朱元璋这样用心地培养自己儿子的思考和努力，还是不容易的事，而且诸王在藩封地的一举一动，他是时刻注视着，一有越轨或不妥之事，他都立即介入，加以纠正和批评，不是放任不管。如洪武三十年（公元一三九八年），“古州蛮叛，帝命（楚王）桢帅师、湘王柏为副，往征。桢请饷三十万，又不亲莅军。帝诘责之，命城铜鼓卫而还。”（《明史·诸王传》）他一丝一毫也不放纵自己儿子胡作非为，这一点还是好的。

朱元璋生前还能管得住自己的儿孙，身后则是想靠《皇明祖训》来管束自己的子子孙孙，那就难了。一个好的品德是在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它不是孩子自发就能形成的。一个人的才能除了文化和知识的积叠以外，还是靠坚强的意志和在艰难的环境中不断磨练而逐渐形成。朱元璋让子孙过上了宫廷生活，也提供了滥用权力的可能，反而把子子孙孙推向堕落的极端。严格地讲，帝王生活并没有什么幸福可言。“福”字的意思是“善也，备也”，《礼记·祭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言内顺于己，而外顺于道也。”这话有道理，能尽自己之力，顺应自然，顺应社会，造福于人民，才是真正的幸福。现在人们对“福”字的理解还是有片面性，广东讲幸福指数，究竟什么叫福，都还没有弄清楚呢！福，决不是仅仅指人们物质享受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