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空印案

空印案这件事发生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间，《明史·郑士利传》记载此案较详，郑士利系因其兄郑士元而被牵涉进此案。郑士元当时是湖广按察使佥事，引起这个案子的缘由是：“考校天下钱谷册书，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杖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郑士元不是主印者，待其杖后出狱，郑士利才敢上书言空印之冤。因朱元璋说过假公言私者罪，故只有等其兄案子结后才敢说。他认为皇上不知空印是惯例，不能因空印而杀无罪者。他解释所以有空印文书的原由说：“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郑士利这一番话，讲得有理有据，错在朱元璋这一边，他滥杀了无罪之人。郑士利与方克勤是同乡，都是宁海人，方克勤是在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春入觐，朱元璋亲自宴劳遣还，过了五月间，因属吏程贡不职被笞，查问此事的御史为了包庇程贡，反摘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事，坐谪江浦。次年，空印事起，方克勤再次被逮，九月死于狱中。因空印案而冤死的有好几百人。郑士利这份奏疏到了朱元璋那里，史载：“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看来皇帝犯了错误，要他认错也难，但是非后人自能评定。凡钦定案子大多有错，朱元璋不让别人说话，他死后自有人论其是非。前代是如此，后朝何尝能够例外，是非自有客观标准，说清楚它，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尽管如此，空印案还是对当时社会的贪污腐败行为产生了警示作用，说明朱元璋在吏治问题上是非常严厉的，对吏治中的各种弊端仍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叶伯巨与郑士利是同乡，他们两个人的上书，都在同一时期，也许都与空印案有关，尽管他们讲得都有理，但撼动不了朱元璋借此整顿吏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