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明以后军兵制度的演化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京，明帝国崩溃，清兵入关，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王朝，即以满洲贵族为主体，与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结合在一起的清王朝。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崩溃，清王朝前后历时也有二百六十七年时间，与明朝持续时间大体相当。从军兵制度的角度讲，清初，满洲入关时，其军兵制度是双重的，一是满洲八旗制度，二是汉军绿营兵制度。

八旗是清兵入关以前就有的军队，带有部落兵的性质。而绿营兵是清人入关以后，由归附的明军及招募的汉人组成。八旗兵由皇帝直接指挥，集中驻防于京师和全国各重要战略据点，具有国家和地区主力机动兵团的性质。绿营则分别由驻防所在地军政长官指挥，属于地方镇戍部队的性质。

满州人八旗军的编制始于牛录额真。努尔哈赤起兵时，有其父遗十三付铠甲。牛录指一大箭，十个人各出一箭，即构成一个单位，持大箭者即为其主，即为牛录额真。额真意思是这一牛录即十人一队的队长。努尔哈赤率领的队伍在征战中逐渐扩大，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这支部队的兵力不断扩大增加到四百牛录，有十二万人之众。此时编入牛录的不仅有满洲人，还有蒙古人、汉人，蒙、汉人自为牛录，分为八旗，除了黄、红、蓝、白之外，增加镶黄、镶红、镶蓝、镶白，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一固山额真相当于一旗，合起来共八旗，八旗之名由此而来。当时有满洲牛录三百有八（其中亦包括一部分蒙古人），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这些牛录，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八旗并立，不相上下。八旗旗主等于王，努尔哈赤以其弟及诸子分管八旗。努尔哈赤在时，这八大贝勒是次子代善、八子皇太极、第五子莽古尔泰、兄弟之子阿敏，为四大贝勒，其次有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是努尔哈赤去世时所规定的各立一旗，其中尚未包括多尔衮和多铎。由这八贝勒共治国政，这在努尔哈赤留下的圣训中最为明白，他主张重大决策由八贝勒共议，不得一二人挟领袖之意专断。八旗共治，贤能者为八贝勒共推而作领袖，其去留之权，由八贝勒公决。而且还规定战争中所获之战利品，由八贝勒平分，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军事民主制。这样的体制不可能稳定，八贝勒会议后来演化成议政王大臣会议，君主则是由八贝勒共推，其性质与蒙古成吉思汗时的库里尔台制度相近。实际上八旗是八个部落的联盟，国家的体制接近于部落联盟，它的兵制是部落兵制。那时满州人的生产是原始农业和狩猎结合，蒙古人是游牧生活，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军事与生产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在冷兵器还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他们的优势在骑兵。再说，八旗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不断演化，努尔哈赤去世时，皇太极实际上掌握正黄与镶黄两旗，有代善的支持，加上正白旗亦支持皇太极，所以皇太极在八旗中占了多数。皇太极成了满洲八旗的君主，是靠其在八旗中力量的优势，故有上三旗之称。上三旗为天子自将，体制略高一级，奉天子之家事，即内廷之差使，即为内务府衙门。故在皇太极时，便已把努尔哈赤制订的军事民主制转化为君主制了。天子与议政王大臣的关系变成君臣关系，八固山共治的办法便消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了决策的参议机构，最终决策权在天子手中。这个变化亦是在不断反复的过程中，逐渐定型的。

清兵入关之初，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合在一起，不过二十二万人。以满洲八旗为主，是世袭兵制，年满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挑补旗兵。八旗又分为禁旅八旗与驻防八旗二种，雍正以后，八旗丁壮皆直属于国家，不再归旗主私有。禁旅八旗中有一部分负责保卫宫廷的亲军叫郎卫，由上三旗官兵充当。雍正时，则把侍卫的任务扩大到下五旗。另一部分则负责拱卫京师，守卫各行省的要害地区。驻防的原则以重守卫与集中机动相结合，机动的部队集中在畿辅、热河、绥远、张家口，与禁旅八旗一起构成一支机动部队。绿营则由收编明代的降军组成，有六十六万余人，屯戍全国各地。八旗兵的装备、训练和兵饷待遇都要优于绿营兵，驻防的绿营兵还要受到八旗兵的监控。清政府在重大军事活动基本结束以后，对军队的态度是养起来，以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养尊处优。对于各旗诸王，在雍正以后则严加管束，断绝他们与朝士的往来，积数十年，衣帛食粟，养尊处优，尽为尸居之活人，逐渐走向衰亡。清代皇子不一定封王，以防止宗室作乱。历史地看，满洲整个民族，随着八旗制度的衰落而趋向衰亡，所以养尊处优是使其自然消亡最好的办法。人只有在艰苦奋斗中谋生存才有发展的希望，生活条件太优裕不是一件好事，这大概也是人们难以违背的辩证法，富不过三代的道理也许就在于此，所以，八旗子弟成了人们嘲笑挖苦的对象。清末满洲人在辛亥革命后毫无还手的余地，说垮就垮了。事实上清中叶以后的事变，需要军队时，八旗和绿营都已不起作用了。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时，清王朝已不得不大力招募乡勇来应对起义军了，此时距清兵入关不过一百多年时间，八旗、绿营的战斗力已经严重下降了。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只能依靠湘淮军和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办团练，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再加部分楚勇及新募之众，人数最初也只有四千人。开始置办水师，买炮船，兵勇来自湖南，工匠来自广西，火炮来自广东，训练水师。他是依靠水师夺取长江水上控制权，阻断太平军的水上交通，然后攻克长江西岸的城市。清廷向荣的江南大营两次溃败，是靠湘军才得以挽回败局。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他是安庆人，在本省办团练，并在曾国藩的帮助下组建淮军，与上海的洋枪队结合，两面夹击太平军。湘淮军用来对付太平军及后来的捻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内镇压这些军队还能发挥一些作用，对外防御外寇就困难了。尽管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学习和掌握洋枪洋炮，建立北洋和南洋的水师，但是这些军队真与外敌交战时就不行了，并在甲午战争中彻底失败。于是改练新军的设想，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开始正式淘汰绿营，改革军制，在朝廷设立练兵处，以奕 劻 任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于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建立北洋六镇。它和清朝的旧军队不同，按照西方国家的军制变成，用外国人为教习，以洋操为训练内容，用洋枪洋炮武装，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士官、辎重等兵种。六镇编成时，已有兵力八、九万人，每镇兵力一万余人。时徐世昌为督练处参谋，段祺瑞、冯国璋、王国珍分任步兵、炮兵、工程兵、学堂总办兼统带，曹锟、李纯等任队官，此外还有张勋、倪嗣冲都在这支新练陆军中。袁世凯把训练权与指挥权合一，统兵者与练兵者合一，如此则兵将相习，自成一体，使袁世凯拥有了一支训练精良的国防军。同时，袁世凯还掌握了军事教育的大权，先是在保定，办行营将弁学堂，后来是武备小学，以后是讲武堂、陆军速成学堂，最终改为保定军官学校，成为当时全国最高的军事教育机构，扩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实际影响。清末的重要将领大都出身于保定武备学堂和保定军官学堂。当时前往日本学习军事的也有一部分，其中有一些人在日本接受军事教育后，参加革命的也有一些。这一部分军事学校出身的成为军官以后，由于满清政府的倒台，便成了各地的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