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苏东坡的《论封建》与朱元璋的一个失误

柳宗元写了一篇《封建论》，苏东坡则写了一篇《论封建》，立意相通，其云：

秦初并天下，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 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 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这一段话是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上搬下来的，把问题说得清楚明白，不像柳宗元那篇《封建论》那么拗口。接下来是苏东坡的议论了，他认为置郡县不立诸侯是大势所趋，是形势使然，其文云：

苏子曰：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因而君之，虽欲罢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谓不能为时者也。周衰，诸侯相并，齐、晋、秦、楚皆千余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久矣，世之畏诸侯之祸也，非独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

这一大段话肯定了柳宗元讲的三代行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反之秦是行郡县制，也是势也、时也。前前后后讨论分封制的人也不少，苏轼认为：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说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自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终不能已篡弑之祸。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 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苏东坡这一大段议论，说得比柳宗元更加清楚明白，而且更加痛快，字字句句都在理上。苏轼之后，亦还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这个人就是朱元璋。明代分封制的历史，也说明柳宗元、苏轼所言为是。在分封制这个问题上，复辟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而且把朱元璋的子孙后代给害苦了。朱元璋想维护子孙后代都能受益于分封制，历史发展的结果恰恰是适得其反。

《皇明祖训》的四库提要称朱元璋对于亲藩的体制。“大抵惩前代之失，欲兼用封建郡县以相牵制，故亲王与方镇各掌兵，王不得与民事，官吏亦不得预王府事。”朱元璋想折衷调和封建与郡县之间，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一月，朱元璋与太子间有一段对话：

尝御文楼，太子侍，问近与诸臣读何史？对曰：“汉七国事。”问曲直安在？对曰：“曲在七国。”上曰：“此讲官一偏之说。景帝为太子时，以博局杀吴世子；及为帝，又轻听晁错，黜削诸侯。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则宜言藩王当上尊天子，毋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尽君臣之义矣。”（《明会要》卷三）

这是朱元璋希望在其诸子之间保持亲亲和睦的关系。有一个叫叶伯巨的人，在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上书，对朱元璋的分封提意见，他说：

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

叶伯巨的建议，亦不过重复当年贾谊的建议，而这一点却激怒了朱元璋。“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明史·叶伯巨传》）分封诸子，朱元璋立意已定，谁也动摇不了他。朱元璋二十六个儿子，封了二十三个王，洪武十一年（公元1379年）起，诸年长之王，陆续就藩，秦王朱 樉 就是那一年就藩长安的，晋王朱 棡 也是那一年就藩太原的。朱元璋在明祖训中规定了诸王只有少数护卫兵，地方镇守卫所和边防的军队是无权擅自调动的，地方镇守的部队要得到朝廷的调令，并得王令才能调发，就是给地方镇守部队加了一道锁；镇守部队则不许王擅施私恩；诸侯王不得干预地方民事的管理，军政与民政还是分开的，军政则在朝廷与镇守武官之间还加了诸王的监控。当朱元璋在世时，谁也不敢违拗他的意志，他的太子朱标在处理其诸弟的过失时，是遵照朱元璋的意愿，处处考虑到兄弟之间的和睦相处。周、秦诸王有过失时，他便从中调护。但朱标早逝，其子朱允 炆 即位时，矛盾就充分暴露无遗。朱允 炆 忙着设法削藩，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打到南京来了。朱棣死后到其孙朱瞻基即皇位时，汉王朱高煦便起兵作乱了。朱元璋想保留分封制，同时借诸藩王协同节制地方方镇的军队，结果是骨肉之间兵戎相见，削地夺权及藩王起兵作乱的事便不遵朱元璋的意志而发生了。武宗正德年间，在宁夏有安化王“ 寘鐇 之叛”，在江西则有宁王“宸濠之叛”。对于藩镇的管束，自成祖以后，已更加严苛，事情完全走向朱元璋初衷之反面。明中叶以后，诸王都成了“徒拥虚名，坐靡厚禄”的废物，即使有贤才也无法施展才能，反而束缚子孙们才能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防范极其严密：“诸王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事态完全背离了朱元璋“众建屏藩”之初衷了。在分封问题上，朱元璋虽然有失误，但地方上军政分而治之原则，终明一代则是始终坚持的。所以整个明朝没有发生方镇林立、地方割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