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明代的军事管理机构及其相互关系

明代对军队的管理，基本上由武官（若五军都督府及各行省的都指挥使和卫所的军官）、文官（由兵部及临时派遣的总督）、宦官（是朝廷派遣的监军，宦官监军唐代就有了）这三个方面互相牵制着。明代的武官，现在叫军官，受着各种力量牵制。这种相互关系也是由历史发展逐渐形成的，所以如此设置，说到底是为了防止出现中唐以后那种骄兵悍将方镇林立的局面。这样做的结果，洪武、永乐以后，明代的军事力量总体上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对外始终处于防御的态势，不再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故明代对军队的领导和管理原则，是以文官制衡武官，以宦官监军，以内制外，形成文武相制、内外相制的局面。

以京营为例，永乐时在北京成立京军的三大营，即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各营坐镇的营官是武官，同时设内臣监军，而军官的任命则通过兵部。于谦于景泰年间在三大营的基础上，集中精锐成立十团营，便以武官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杨洪、安远侯柳溥为总兵官，此为实际指挥十团营的武官。同时以宦官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又以兵部尚书于谦为提督。这三方面互相制衡，同时又保证朝廷能以第一时间掌握军队的动向。王世贞在《 弇 山堂别集》的《兵制考》中也讲到京营提督凡三，曰太监、曰公侯、曰尚书。公侯是武官，尚书是文官，即兵部尚书。

再如各省各边的驻军，从永乐年间起始，在各省、边设置总兵官，同时又有内臣协守。宣德以后另有镇守、巡抚诸文臣的派遣，也是内臣、文臣、武臣互相协同和制衡。宪宗成化时，有一个兵科给事中叫章鉴的，他在一份奏疏中讲：“国家之制，边防以文臣巡抚，以武臣总兵，而以内臣纲维之。”（《明宪宗实录》卷九十，成化七年四月）

命将出师时，也要有三方面的成员，组成统兵团体。如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讨伐蒙古朵尔只伯部落，便是以中军都督任礼为平羌将军总兵官，又以太监王贵为监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讨麓川任思发，便是以左军都督府右都督蒋贵为总兵官，内官曹吉祥、萧保监军，王骥则以兵部尚书总督军务。

在这三方面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以朝廷文臣制约武臣，另一方面又以内臣制约外臣。内外关系是相对的，武官是外，文官是内，宦官则是宫官。总的是以内制外，在环环相扣的关系中，武臣是最底层，也是地位最低的。

如果从制度层面上观察，直接管理军队的原来是大都督府，后来分为五军都督府，直接管辖卫所的军队。具体直接管辖军队的是由公、侯、伯及驸马都尉等勋臣充当的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知，而军队官员武职的选授升黜，军队的调遣则听命于兵部。各重大军镇的总兵官要受镇守太监、督抚文臣的节制，虽然军令出自兵部，但实际上军令的发布、军队的调遣、高级将领的任命，都要经过朝廷的廷议，请旨而行。而调兵虎符则是由内府的印绶监、御马监掌管，这一事务又直接与兵部相关。这实际上反映了都督府、兵部、御马监三方面共掌兵柄的状况。

内廷发生宫廷政变，亦必然有军方参加，三方面至少是宦官与武官二个方面合谋方能成事。英宗复辟便是内官与武官合谋的结果。兵部尚书于谦没有参预，结果于谦被杀。那是因景泰帝病危，《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其事云：“武清侯石亨知景泰疾必不起，念请立东宫，不如请太上皇（即英宗）复位，可得功赏。遂与都督张 軏 、太监曹吉祥以南城复辟谋。”仅有这二方面的合谋还不够，于谦不会支持，于是去找太常卿许彬，许彬建议去找徐有贞（此人原名徐珵，是英宗的侍讲，英宗被俘，也先军队进逼京师时，他曾建议南迁，因而被黜），有徐有贞的出谋划策，复辟成功，可以压倒朝廷文官们的异议。“时会有边吏报警，有贞曰：‘宜乘此以备非常为名，纳兵入大内，谁不可者！’亨、 軏 然之。计定，仓皇出。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亨、 軏 往会吉祥及王骥、杨善、陈汝言，收诸门锁。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千人。”于是，这次政变才能成功。这同样是三方面的合谋，武官与内臣结合，得到文官的谋划，以边境报急为借口，以内官作内应，发兵入内宫发动政变，而文官于谦成了这次事变的牺牲品，景泰帝也死得不明不白。

三方会同管理军队的体制，在明代也并非一开始便是如此，它有一个逐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明初朱元璋及成祖朱棣包括仁宗和宣宗时，都是皇帝亲自调遣和指挥军队，军权独揽。英宗起，皇帝不能亲自调遣指挥军队，那时英宗还年幼，才逐渐形成这三方协同并互相制衡的军队管理体制。它在防止武官独擅权力这一点上还是有效的。

朱元璋最初的军事领导系统是沿袭元代的体制。在最初的阶段，他还是以地方行政机构自居，故以行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朱元璋自领院事，以行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在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以朱文正为大都督，实际上仍是朱元璋在节制属下的诸部。到了集庆即吴王位（公元1367年），更定官制，去大都督职，以左右都督为大都督府的长官，加上同知都督、副都督、佥都督，使都督府的长官由一人变为五人。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以曹国公李文忠领大都督府事。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小名叫保儿，年十二母死，朱元璋抚为己子，令从己姓，留在身边做助手，担任过同佥枢密院事。朱元璋曾派他与胡大海、常遇春等一同领兵打仗，洪武十年（公元1378年）他奉命与韩国公李善长共议国事。胡惟庸案以后，朱元璋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即前、后、左、右、中的五军都督府。可是朱元璋对他还是不放心，因他毕竟是养子，兵权分割以后，曾领过大都督府的李文忠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4年）生病时，被朱元璋毒死。大都督府一分为五以后，南北两京的大小都督一下子由五位增加到二十位，这样避免兵权过于集中的危险。各都督府分割统领相关的都司、里所的兵籍，大部权力都转到了兵部，军权便分散了。明代的武职官可以分成二类，一类可称为坐衙官，包括南北两京的五军都督府、中都、兴都两留守司、各都司、卫所的武职官员；另一类是坐营官，包括京军的三大营、十团营以及后来的十二团营的武职官，都是由皇帝特命的亲信大臣提督之，不是兵部所能直接铨择的，而兵部管辖的只是坐衙官及中下级军官。

在文官与武官的分工上，基本上是文官谋划指挥，武官指挥直接的军事行动。明代兵部始置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以后，兵部成为全国最高的军事行政机关。兵部的长官为兵部尚书，左右侍郎为其副职，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司。武选掌卫所士官的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职方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车驾掌 鹵 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武库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这个兵部四司也是旧设置逐步完善的过程，到了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7年）才定型。兵部的设置及职权逐渐定型，五军都督府的权力也就逐渐转归兵部。明中期重大的军事行动都以兵部尚书为提督，而兵部尚书则由文官出领，如于谦便是以兵部尚书，也就是以文官的身份出任京营提督的。兵部以外，都察院系统的巡抚都御史和各省的提刑按察司的分支机构兵备副使，也不仅仅是文职成员的身份，他们也是以地方军事力量的身份介入地方行政权力机构的。

宦官领兵的事，在明成祖时便已有先例了，如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宦官郑和便多次奉命出使西洋。而郑和则是守备南京的宦官，南京守备为司礼监的外差，亦称内守备。朱棣还命宦官山寿领骑兵出云州。这类案例在永乐年间可以找到不少。从宦官机构的系统讲，直接干预兵事的主要是司礼监与内阁共柄机要事，在兵柄上有一定的发言权，还有御马监和印绶监则直接与兵部的军令相关，而派遣去各地镇守的太监，都是由司礼监负责推举的，由兵部尚书负责任命，故其人选的确定都由司礼监。武宗正德年间的刘瑾说过：“各处镇守出去，皆司礼举用。”（《继世记闻》）世宗嘉靖皇帝也说过：“各地内官亦非朕亲用，皆系司礼监指名奏请。”（《明世宗实录》嘉靖六年九月）从宦官的角度讲，司礼监和御马监是宦官军事领导系统，属于中央，在各地镇守的中官则属于地方管理的系统。

明代的军兵制度，从大的方面讲，大体上就是京军、卫所、军事管理系统这三个方面，其组成部分都是围绕一个目标：既要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又不能让武官干政，以免造成方镇林立、骄兵悍将横行的局面。这一套逐渐形成的体制和机构设置，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得，是明代有一支军事力量，又不至于过度庞大到失控的状态；所失，是这支部队不可能具备强大的战斗力，不能以抵御内忧与外患。明朝的统治只能处于积弱的局面。综观有明一代军兵制度的演化，在明初，军事活动非常频繁，也是军事指挥权力非常集中的时期，打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军事将领、参谋人才辈出，打开《明史》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如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冯胜、冯国用、康茂才、耿炳文这样的一大批名将。明中叶以后能举出来的名将便很少了，即使如于谦那样的兵部尚书，也只有在京师保卫战中才能露其才华。建国初那个时期，事权还比较集中，军事斗争也易于见成效。反之在和平时期，为了防止武臣的独断，防止骄兵悍将，机构的重叠和相互制衡，是以牺牲效率为条件的，仗就很难打了。即使有突出的军事将领也很难有显示才能的机会。在一定的条件下，集中事权不一定是坏事。机构重叠、权力分散，固然有益于防止军人的跋扈，但也会弱化自身抵御外敌和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故制度的设计无论集中还是分散，互相制衡还是个人独断，都要作分析，各有利弊得失，要因时权衡而行，要顺势而为，要懂得和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外国的东西，不要去比附外国的文官政治。中国自有自己的模式，也是利弊各半，问题是你如何因时、因势、因事地加以取舍和变通，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物。制度的设置和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什么一劳永逸的事，随着事态的变化，也在不断修整。在特殊变化的时候，也不能死扣制度，认为有了制度便万事大吉，恐怕不行。万事万物都在变动中，都会暴露出制度的不足。要有制度，但它不是万能的。因为制定、修改、执行制度的是人，还得靠人的聪明才智。有时候不能让刻板的死的制度束缚住人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