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关于明代的卫所制度及唐的府兵制度

综观历史，当国家机器形成以后，都需要一个专门的武装集团来武装和保卫自己，这就是军队。要保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便得解决士兵及其给养的来源问题，并且必须处理好军队的编制、管理和指挥的问题，绝不能让这支军队把枪口对着自己，而必须是让军队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的需要。这几乎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大课题。古往今来有头脑的统治者，也都会认真思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希望能处理好这个问题。至于是否真如其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历史上事与愿违的事情多着呢！有的能收效于一时，长远则由于情况变化而难以持续，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在与各类对手争夺中产生的，这个战争也就是所谓逐鹿战争，鹿死于胜利者之手，也就是打败一切战争的竞逐者，成为战场上唯一的胜利者。这样的胜利者，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出身的领袖，如唐代的李渊及李世民父子便是贵族出身的王者，刘邦与朱元璋便是布衣出身的王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经验的总结。靠枪杆子拿下政权的王者，保卫自己权力的柱石，还得靠战争过来的军队。当由战争时期转入和平时期，如何安置在战争过程中已经庞大起来的军队及其将领，便是统治者必须面临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保留有一定战斗力的军队来保卫自己和对付外来战争，一方面要解决好军队的给养和管理的问题。朱元璋在把元朝残余势力赶出中原地区，全国基本上统一以后，在《皇明祖训》中有一段话说：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合，若其自不揣量来扰 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 ，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 国名，开 列于后：

东北朝鲜国；正东偏北日本国；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逻国、占城国、苏门答剌 国、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浡 泥国。

从朱元璋这段《皇明祖训》可以知道，在洪武初年，他就决心结束战争，尽快地转入和平时期。这个关于不征国的祖训，说明他不因帝国军事力量的扩张，而采取对外扩张和侵略的政策，也就是不称霸，对南方邻国及海外各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南方和海外诸邻国始终抱着友好的态度，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对外政策，那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对北方和西北地区蒙元的残余力量，朱元璋的政策也是防御性的，在边境地区保持一支防御的边防军，保障中原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正因为如此，大规模战争结束以后，在战争过程中形成的庞大军队，不可能坐享靡费。当国内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各路豪强都是千方百计扩大自己手下的部队，那时也无须担心军队给养问题，缴获敌方、劫掠沿途已足够自给。但一旦群雄之一成为胜利者，那么这样的给养方式便难以为继了。要靠对农民征收赋税来供养这支庞大的军队，但那时的情况是地旷人稀，由于人口流动和大幅度减少，出现了大量被人们抛荒的荒地生产还没有恢复，户籍和土地制度还未整顿，人不着地，而且地方和基层政权还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要征税也无以措手。当时的统治者所面临的矛盾，便是既要维持这样一支军队，保持它的战斗力，又要设法恢复生产，才能供养这一支军队。那么唯一的办法，是如何让军队的编制与空荒土地上的开荒运动结合起来，这就是明代卫所制度产生的背景。南泥湾的大开荒还不是军队供给的匮乏给逼出来的？新疆建设兵团的边境屯垦，还不是军队复员的一种方式？且在边境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迄今新疆局势的稳定还不是那时奠定的基础？唐代府兵制度的诞生也是出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把胜利后留下来的军队变成世袭制，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保障士兵的来源。府兵制与卫所制设计的根据基本相同。《史记·周本纪》讲到周武王灭商以后，营洛邑以居周，这个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宣告自己“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在这些美妙动听的话语背后，只是告诉我们战争时期暂时告一段落，社会进入和平的时期，并非完全不要兵了，一旦内外危机激化，还是会兵戎相见的。所以，任何一个王朝，有忧患意识的统治者，都希望在自己手上始终保持一支强大而有战斗力的部队，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危机。从周到明清，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