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中国历代关于战争问题和军兵制度的基本理论及其相关资料

中国古代关于军兵制度的记载非常分散，在二十四史的志中，正式立兵志的，则自欧阳修的《新唐书》起，宋、元、明三代的正史皆设有兵志，此前则大多分散在诸职官志有关武官的记载中。如《汉书》除《百官公卿表》外，《刑法志》也讲到一些。以后在《通典》、《文献通考》中亦还有兵制的专章。《通志》的二十略只在《职官略》的武官那一篇中讲了兵制的问题。此外《周礼》的《夏官大司马》中，讲到一些军兵制度设计的一些思想。许多具体的案例，亦只能在相关的人物传记中略窥一二了。故在军兵制度这个层面，至今还缺少比较系统的理论和历史著作。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军兵制度，可延伸到近代新军、北洋军阀，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党军制度，一直到中国结束军阀统治费尽周折的历史过程。贯穿中国历史上所有军兵制度的设计，都是围绕着如何保持一支强大而又有战斗力的军队，担负起对内对外的防卫职能，同时又能有效地防止各种军事政变和骄兵悍将飞扬跋扈，以及军阀割据、尾大不掉从而威胁国家统一的局面。

在中国古代，对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和著作，都偏重于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先秦诸子中的许多著作，都论述到战争的问题。毛泽东便曾讲过《老子》这部书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兵书，这个话在历史上也有不少人说过。唐朝有一个叫王真的，讲《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于兵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明末的王夫之在《宋论》中讲到《老子》一书，称“言兵者师之”，章太炎也表述过类似的意思。那是因为《老子》讲的是事物内在的辩证关系，故从战略战术的角度讲，《老子》这部书对研究战争艺术有益。《老子》一书共八十一章，直接谈兵事的有十几章，以哲理喻兵的有近二十章。《老子》战略思想的出发点是在“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故孙武讲“兵形像水”，孙膑也讲打仗和行水一样，要“得其理”而不可“逆”。《老子》还说过：“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这是让先一步，伺机而后发制人。《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所以不能穷兵黩武，好战而黩武者，都没有好的结局。他还主张“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在这前面一章，他还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亡。”把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凡因大道来辅佐君主的，决不会用武力逞强于天下，主动用兵于别人，最容易受到报复。军队驻扎的地方，必定田地荒芜，荆棘丛生。大战以后，必定有凶荒的灾害。善用兵的人战胜了便罢休，不敢借此来争强取霸。打了胜仗不要自满，不要自夸，不要骄傲，打仗本来就是出于不得已的事，决不能借着战争一时的胜利去争强称霸。任何东西强壮了就要衰老，若你借此以逞强，其结果必然是加速你自身的衰亡。”老子这一番话，充满着辩证法，用来观察上个世纪的军事史，还是挺有价值的。这一番话应该让美国前总统布什、现总统奥巴马读一下，至于收获如何，那得看他们的悟性了。

从文献学的角度讲，读一下《汉书·艺文志》中《兵书略》后面的序，可以知道，那时兵书有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现在能保留下来的兵家著作不多了。作者认为“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司马便是《周礼》中夏官司马，它属于管辖军队的长官。为什么叫“司马”呢？也许在冷兵器的时代，无论车战还是步战中的骑兵，马匹都是在战争中起着决定作用。还说：“《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军队的组建、训练、指挥及如何作战的问题，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于兵书的整理，汉立国以后，就着手进行整理了，前后亦进行过三次不同程度的整理工作：

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盗而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这三次，一次是汉初的张良与韩信曾经整理过先秦留下的兵书，第二次是汉武帝时的杨仆，但还不完备，最后一次是汉成帝时的任宏。我们现在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所看到的正是汉成帝时任宏所遗留下来的目录，也是西汉末刘歆为《七略》时所看到的文献目录，汇编成其《七略》中的《兵书略》，共分为四种，也就是《权谋》《形势》《阴阳》《技巧》。《老子》则不在其列，它是属于道家的著作，而《军礼司马法》则入于《六艺略》中礼这一类，汉时著录的这本书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皆已散佚，今存者仅五篇。《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讲到齐威王命大夫追论古代的司马法，并附田穰苴的兵法于其中，号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应是古司马执掌的军法，而田穰苴亦以军法严明而著称。

古代有一些重要的著作，它不属于兵书四种，但其亦有重要篇章讲了兵法。如古代司马的职掌，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看到一些梗概。如军队的编制，其云：“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士兵的粮饷来源是农民的赋，即让老百姓根据其土地和人力来负担，其云：“凡令赋，以地方与民制之。”还规定了服兵役之农家如何接受训练，四季中都要有一个月接受军事训练。如中春要让“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中夏要“读书契，辨号明之用”，然后参加田猎，中秋则“教治兵”，中冬则“教大阅”，一年四季都有一段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而狩猎则往往成为军事训练的常规手段。

《管子》亦有《兵法》篇，讲的也是军法。其中说，打仗要做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根据国家的人力来确定征兵的数额。“战而必胜者，法度之审也。”打仗的时候，军队能遵守军法，“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打仗要取胜而不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靠的是武器装备的精良，敌人无法与己较量。“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则号制有发也。”得地要取得那里民众的拥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做到“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著名”。这三官、五教、九章，实际上都是兵法的条令。

《荀子》的《议兵》篇，便讲到战国时各国军队训练的特征及其战斗力状况。齐国有技击，魏国有武卒，秦国有锐士，他认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指出秦国以庆赏和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隘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他讲秦国所以最强，得益商鞅耕战政策的成功。说到底，这个政策是招徕三晋流亡的农民来开垦土地，这就需要打破传统的土地规划，或称之为井田制的限制，即所谓“废井田，开阡陌”；另一方面动员秦国的民众去当兵，由客民负担租税，本土的民众负担兵役。秦国有二十等爵，以赏军功：“一级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这四个爵级别相当于士；“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这五级相当于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这九级相当于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这两级相当于侯。士兵依照其战争中的功勋，给与爵位，如杀敌一人者，免除其全家的徭役和赋税，杀敌军官一名者，授爵一级，赐田一顷，宅九亩，还赏一庶子（相当于农奴）。不作战时，庶子为主家服劳役，作战时，随主人在军中服役。以次类推，依军功的大小授爵，或用以抵罪罚。这样，在重赏之下的举国皆兵，它构成秦国锐士的社会基础。虽然这只是一个短暂时期。在秦国局部地区实施的兵农分工，秦国就这样依靠自己所能动员的兵力，最终灭了六国。商鞅变法实施的耕战政策，它的立足点，是兵农分工，不是兵农合一。同时这样的战争又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军功是以首及来计算的，《史记·鲁仲连传》云：“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

再说《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对兵书分类的四种，它对每一种都有一个非常简略的概括。如权谋类为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其云：“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它的特点是讲战略和策略，如何用奇，以计谋取胜。《孙子兵法》十三篇便是权谋类兵书的代表作，也讲到其他三种书的内容。形势类，有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其云：“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一类著作的内容偏重于讲兵力的部署和布阵所取的形势。《尉缭子》是其代表作，布阵必须根据天时、地利及敌我力量的对比，也就是对双方形势的正确判断才能作出比较有利于自身的兵力部署。如《尉缭子》的《天官篇》讲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洛水向山阪而阵，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这实际上是置之绝地而后生，项羽的巨鹿之战，也是背水阵、置之绝地而后生的布阵办法。阴阳类有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图十卷，其云：“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以为助者也。”这里的阴阳类兵书，是以时辰方位推算阴阳顺逆、祸福吉凶的术数类著作。这里的阴阳是指事物的正反二面：背面是阴，正面是阳；从方向上讲，东南是阳，西北为阴；从一年四时讲，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阴阳盛衰往而复始，这与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有些结合，兵书以阴阳变化之势，来说明用兵上如何顺势。随斗击，是看天文星相以斗柄所在为胜，五胜是指五行相克相胜的一种说法。这里固然有不少迷信的成分，但也是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发源地。古人用兵行师时，往往要举行占星、卜筮、望气这一类活动，在今人看来这完全属于迷信，它固然与古人的迷信心理有关，但它也是古人掌握天时地利的依据。第四类为技巧，有十三家，一百九十九篇，其云：“技巧者，习手足，使器械，积机关，以主攻守之胜者也。”这一类是讲技法、器械、攻守之术的书。《墨子·公输》篇便是以墨子为守城一方，公输盘为进攻的一方，“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毋攻宋矣。’”

在上面这四类兵书中影响最大传布时间最久远的是权谋一类，而权谋类兵书中，影响最久远的当属《孙子兵法》十三篇，它强调的是用兵之法。国外对《孙子兵法》译本的题目，译为《战争的艺术》，在西方的军事院校，如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把它作为课本来讲。从中国历史上看，《孙子》的注释本最多，现存的宋本便有《十一家注孙子》。历代皆注《孙子》，连曹操也要注《孙子》，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对战争的指挥最具实用价值。如《孙子》的第一篇是《计》，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作战的策划，即如何设计未来战争。他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诡者，诈也，欺骗和蒙蔽对方对自己所处形势的判断，从而作出错误的战略战术部署，以谋取战争的胜利。在战争过程中，他主张靠谋略来取胜，不是硬拼力量，故其在《谋》篇讲：“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他在《势》篇讲：“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是指正面与敌对阵，奇是指从侧面或背后奇袭敌人，取胜的关键在于“出奇制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双方力量强弱的对比是形，而战争的勇怯是势，既要使形有利于己，而且要有势。这个势，要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 彍 弩，节如发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关于谋略最基本的思想，不仅能应用在军事斗争上，即使在政治斗争中，在商战的争斗中，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古代那么多兵书，只有这部书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实际上它是把老子的辩证思维，通过军事的谋略，发挥到极致了。然而谋略毕竟是战争进行过程中双方在战场上的博弈，决定胜负最根本的东西，不仅在于双方谋略的高低，还在于谋略背后各方力量的基础，特别是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此外，军队的组成和管理，军队的布局，士兵的来源及其素质，将领的培养和训练，武器装备的情况，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故军兵制度的考察更侧重于军队的组织、武官的组成、士兵的来源、兵将的关系、军队的布局及其调动，这些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军队在边防和警卫方面的职能，故对军兵制度的考察需要从其职能的角度出发向上追溯。而战争时期是非常态时期，常态则是属于和平时期，和平时期要为战争作准备，而战争取得胜利以后，要学会处理进入和平时期的军队安置和组织，并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明代朱元璋建立明帝国以后，所面临的正是这方面的历史使命。如何让战时的军队转入和平时期，同时又保持相应的战斗力，以便随时面对新的战争局面，从平时到战时，从战时到平时，都是对军兵组织设置的严峻考验。兵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为了回答这两方面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