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东宫制度的实际效果与太子们的遭际—— 以唐代为例

如果要考察东宫制度的实际效果，不妨仍以唐代为例。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共二十一帝，除开国君主高祖起兵太原以武力建唐以外，其余二十帝，因宫廷政变而即位者，有太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人；因大臣力争而立为帝者，有高宗、敬宗二人；在外拥兵自立者有肃宗一人；由宦官拥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由藩镇拥立者有哀帝一人；由长子而立为太子，并能顺利即位者，唯德宗与顺宗二人。唐代有较大作为诸帝若太宗、武则天、玄宗都是靠宫廷政变得以即位的。至于在东宫顺利接班的德宗与顺宗，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政绩，而且顺宗即位时已中风失语，在位时间极短。故有唐一代找不出一个由东宫制度正规培养而接位时能有作为的皇帝。所以如此，单是责备父皇选择、管教太子的不当，似乎亦不公平。事实上，连在政绩上有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立储问题上也被困扰得焦头烂额。从太子的视角讲，也不能说他们都不努力学习。唐代的太子和诸王主持编纂的书可不少，即使如李承乾也曾让颜师古注《汉书》，魏王李泰在王府召集学士编过《括地志》。高宗时，先是李弘为皇太子，在东宫组织文人学士博采古今文集，分类编过一本多达五百卷的《瑶山玉彩》。李贤为皇太子时，也曾召集文人学士注范晔的《后汉书》，至今仍为我们所用。为了太子与诸王学习，唐玄宗在开元时，还让徐坚、韦述编过一本《初学记》，为后学保存了不少资料，迄今我们还受益于它。不管太子尽了多大的主观努力，一旦放到这个位置上，日子就不好过。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李弘到了十九岁，该举行冠礼了，到了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旧唐书·高宗中宗诸王传》中提到高宗“将逊于位”，接着突兀地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对死亡原因及经过竟不着一字。在肃宗时，其第三子建宁郡王李 倓 曾典亲军，时张良娣有宠， 倓 为李辅国与张良娣所 構 ，云：“建宁恨不得兵权，颇蓄异志。”肃宗因而怒赐李 倓 死。“广平王收复两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献捷。泌与上有东宫之旧，从容语及建宁事，肃宗改容谓泌曰：‘ 倓 于艰难时实得气力，无故为下人所间，欲图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计割爱而为之所也。”泌对曰：“尔时臣在河西，岂不知其故。广平兄弟，天伦笃睦，至今广平言及建宁，则呜咽不已。陛下之言，出于谗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无如之何！’泌因奏曰：‘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即李弘），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运祚，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时广平王立大功，亦为张皇后所忌，潜构流言，泌因事讽动之。”李泌讲这个故事是为了保护广平王，即后来的代宗。从李贤作《黄台瓜辞》可知当时李贤感到自己处境之危难，太子所以不好当，原因是由于这个位置是各种力量角逐的中心，无论谁处于这个位置，都是放在铁板上烤灼。因为它是未来权力的中心，在即皇位之前，它始终是一个变数。正由于这一点，太子难当，即使不是太子，而是潜在的太子争夺者，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如唐太宗时的魏王泰与吴王恪，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罪名，因为他们有才气，声望太高，即使李治已经即皇帝位，长孙无忌还是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方能安心。故太子处在权力中心而又有变数的位置上，这是最难为人的位置和时期，几乎处处都有陷阱。广平王在肃宗去世时，如果没有程元振打破张皇后的密谋，诛张皇后与越王及其党羽，那么代宗也无法顺利即位。故无论是太子，还是太子潜在取代者，都处于险境，不仅他们个人，包括其周边的人亦势必卷入此巨大的利害冲突之中。再者李泌那番话，说明李弘之死，当与高宗有禅位于弘的意向有关。皇帝宝座的巨大诱惑力，使武则天作出了鸩杀亲生儿子这一有违人类普遍感情的抉择。李贤那首《黄台瓜辞》说明，太子虽产于帝王之家这根藤蔓，但它的每次采摘，却不能不殃及池鱼，东宫大批官属受到株连自不必说，有时还引发或大或小的动乱，万千黎民百姓也跟着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