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东宫机构的演化及其班子成员组成的变化

汉时东宫官员的建置分两部分，一是属二傅，即太傅与少傅。惠帝为太子时，曾以张良为太子少傅，叔孙通为太子的太傅。其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等，如晁错在景帝为太子时，曾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庶子或中庶子，则大都与太子年齿相当。元帝为太子时，有欧阳地余为其中庶子，萧育为庶子，冯奉世的儿子冯野王，便“少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汉书·冯奉世传》）洗马，其实是先马，太子的马前卒也，太子出在前导威仪。汲黯在武帝为太子时，任太子洗马，“以严见惮”，“黯姊子少与黯为太子洗马。”（《汉书·汲黯传》）这些都是功臣宿将子弟因任子入宫，为太子洗马，也是太子的同龄人，并是太子的玩伴。舍人，亦为太子身旁的伴侣，选自良家子，如郑当时便曾为太子舍人。看来太子官属都是朝廷各级官吏的子弟为之，太子即位后，这些人便活跃在朝廷之上。

二是詹事，其下属有率更令、家令、中盾、卫率、厨、厩长等。詹事是给事的意思，它兼事皇后、太子之官，并非单属东宫，大抵这亦反映了太子自幼年至成年、由中宫到东宫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汉代，太子幼年时，是与皇后生活在一起的，通常要行冠礼或成婚以后，才“就宫”，即赴东宫建立相对独立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詹事的属官如率更令、掌知漏刻的，即宫中报时的人；家令主东宫饮食；太子仆，主掌车马。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则遣太子仆入，请问起居。太子未立，则不设东宫官。立太子后，则设东宫官属，表明太子是王储，不再属于中宫。

自汉至魏，东宫官制大体相沿，西晋司马炎立太子司马衷时，由于其是弱智儿，便更加完备和加强东宫官属，以弥补太子之不足，除了二傅和詹事府以外，又更增加了东宫卫率，即东宫有自己的兵卫。至惠帝立其子司马 遹 为太子时，设左右前后四卫率，有精兵万人。那时东宫的官属最为完备，也最为庞大，但改变不了司马衷父子俩悲惨的结局。然而自此开了东宫带兵的先例以后，父子之间便有兵戎相见的条件了。刘劭弑父的案例说明东宫带兵有害无益，刘劭所以能发难，是因为“东宫置兵与羽林等”，故在平时，太子干预兵事，往往是危机的信号。从父子双方讲，这是犯大忌的事。隋代东宫“始分置左右卫率、左右中卫率、左右虞侯开府、左右内卒、左右监门卒”，这十卫卒曾经是东宫直接管辖的。文帝立杨勇为太子时，曾以苏孝慈管理东宫的警卫部队。《隋书·裴政传》：东宫“武职交番，通事舍人赵元恺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杨坚考虑要废太子杨勇时，便先设法削弱东宫的兵力，“高祖令选宗卫侍官，以入上台宿卫。高 颎 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此极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于交番之日，分向东宫上下，围伍不别，岂非好事！’”（《隋书·杨勇传》）所谓“围伍不别”，就是东宫宿卫统一由朝廷派遣，东宫不能再有自己的直属卫队，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子杨勇就此被缴了械，这是吸取宋文帝的教训，预设防备。唐代的东宫兵制，在高祖时，不仅太子李建成有卫率之兵，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都有自己的武装，都能带兵，且有实战的经验。唐代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愿太子直接带兵了。李承乾想要谋杀魏王泰时，左卫府率竟然被作为刺客来使用，这从另一方面证明太子手中实在没有可供差遣的兵力了。贞观以后，历朝东宫都不再具有自己的武力。高宗第六子章怀太子被废是因为“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乃废贤为庶人，幽于别所”。（《旧唐书·章怀太子李贤传》）说明东宫不仅不能有自己的卫队，而且连收藏兵器也成了违法犯禁而被废黜的理由了。李世民在废黜太子承乾以后不再相信东宫这套机构能培养太子成长，虽然不能废止东宫机构，但是不让太子就宫了。

《旧唐书· 禇 遂良传》记载，太宗特于自“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 禇 遂良曾为此上疏进谏，以为皇太子应居东宫，“春诵夏弦，亲近师傅，体人间之庶事，适君臣之大道。”而不该“常居宫内，保傅之说无畅，经籍之谈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滞爱，滞爱或生愆”，建议“尝计旬日，半遣还宫”，亦即希望让太子有一半时间在东宫，接触师傅和东宫的僚属，据说“太宗从之”。至于实施情况，不见记载。与 禇 遂良意见类似的还有刘洎，他提出，“古之太子，问安而退，所以广敬于君父；异宫而处，所以分别于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闱，动移旬朔，师傅已下，无由接见。假令供奉有隙，暂还东朝，拜谒既疏，且事俯仰，规谏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亲教，宫 宷 无因以进言，虽有具僚，竟将何补？”（《贞观政要》卷四）这样一来，立李治为太子时，太宗为太子组建的庞大东宫僚属班子完全被架空了，成为应景的摆设。太宗立李治为太子时，为东宫配置的官属与李承乾为太子时不同，不是专职的，都是朝廷重臣兼职的，所以如此安排，是为了更容易控制。其主要的成员有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于志宁为左庶子，许季宗、高季辅、马周为太子右庶子，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等；武官则有李 勣 以兵部尚书为太子詹事兼左右率，李大亮以左卫大将军兼太子右卫率，亦有自晋王府入东宫为僚属的如李义府，还有中书侍郎岑文本。这个阵容虽然很强大，但各有本职，而李治又不去东宫，故实际上成为摆设。所以太宗让中书侍郎岑文本兼摄东宫事时，他就婉辞了，然“仍令五日一参东宫，皇太子执宾友之礼，与之答拜”。（《旧唐书·岑文本传》）这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

《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条，记载李世民在李承乾和李治为太子时，对如何辅教太子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他是通过东宫僚属去辅教太子，他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且人主安危所系，不可辄为骄纵。……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这是把辅教的具体职能交由东宫官属去实施。从李承乾实际的状况看，那些东宫正式的官属根本管不住太子李承乾，太子不仅不听，甚至想着派人去暗杀他们。而与李承乾昼夜相处的则是一些小人，是其玩伴，结果走到与李世民期望完全相反的方向。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时，由于太子就在身旁，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讲自己是如何管教太子的：

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 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

这是李世民在身旁借一事一物以教导李治。这样亲自对太子实行“传、帮、带”，能有效吗？也很难说。李治的性格与李承乾不同，李承乾是刚强自以为是，而李治则表现为柔顺听话。前者失宠，后者得以固位并顺利接班。但他毕竟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做了高宗皇帝的李治，当身边出现一个无论才智和谋略都远胜于他的武则天时，却又因柔顺而缺少抗争的阳刚之气，在无奈中交出了皇权。

再从东宫建置的配备过程看，在唐代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由皇太子自行组建，一是由皇帝与大臣拟意建置。由皇太子自行组建的先后有李建成、李世民、李隆基三人，而李建成与李世民，当初分别是高祖李渊的长子和次子，他们是帮助李渊建唐的左右手，各自建立的这套班子，都与太子共生死、同患难，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二虎相斗，李世民取得胜利，他在秦王府的这套班子，后来是东宫的班子，接管整个朝政便顺理成章，因为他们是在内外斗争中历练出来的，不是东宫的保傅们辅教出来的。再说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他是在联合太平公主一起削除韦后势力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睿宗李旦即位以后即在当年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立李隆基为太子，东宫的官属多由其自置或奏授，有姚崇以兵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宋 璟 以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萧至忠以中书令兼太子右谕德，崔 湜 以中书侍郎兼太子詹事，此外尚有王琚为詹事府司直，张说、 禇 无量则是李隆基为平王时的侍读。这样组建的班子，不是唐睿宗李旦管教李隆基，而是李隆基在影响和支配朝政。由于李旦的软弱无能，他只能在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这二股力量之间谋求平衡，在平衡中谋求生存。故每当宰相奏事时，他总是先问：“尝与公主议否？”又问：“与三郎（指李隆基）议否？”（《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他的处境与当年高祖处境处于李建成和李世民二强之间相似，其影响则更等而下之。所以一旦一方战胜另一方，李隆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实施宫廷政变，打败并消灭太平公主一方势力以后，李旦只能禅位于李隆基，做太上皇去了。故一个够资格、有能力的接班人，不是在东宫的辅教中诞生，而是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由皇帝及大臣们拟议的太子组建的东宫班子，在唐代属多数。若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贞观初立为太子，八岁时太宗为其组建东宫的官员班子，有杜正伦、李百药任太子右庶子，于志宁任太子左庶子，孔颖达任太子中允，其后又有张玄素、赵弘智、令狐德 棻 、萧钧等。应该说这些人在当时都是饱学之士，在这些人辅教之下，李承乾亦曾涉猎经书，曾让颜师古为东宫注班固《汉书》。然而少年人要与这些老人为伴是不容易的，两代人之间毕竟有代沟，李承乾在东宫亲近的都是一些与他年龄相近的玩伴，从习性上更易于接受游牧民族的游猎生活，难改声色之好。东宫官员进谏的话，自然处于与太子对立的一面，这样他们与太子的关系，正如李世民与杜正伦、于志宁谈话中所讲，变成监管与被监管的过程，背离了一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身心变化需求。又如李治的东宫班子也是李世民为之筹建的，在李世民亲自教导下定向培育出来的皇储，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帝王，软弱可欺的性格与汉代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的道理是相同的。书本可以增长人的文化知识，但能力和才干则只能通过实践来获得。作为帝王要有一点霸气，没有霸气怎能服众呢？一般地讲，皇帝是强者，为太子者只能是弱者，否则无法适应，这叫做以柔克刚。反之皇帝如果是一个柔弱无能之辈，若唐睿宗李旦那样，那么他的太子必须是强者，否则的话王朝不可能强盛。再说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太子，不摆脱这个环境，不知民间疾苦，不经艰难，也不可能成为有主见有作为的君主。汉宣帝所以在汉昭帝以后能处理霍氏家族，使汉室出现一个中兴的局面，是因为他自幼长于民间，妻许氏亦出自民间，没有早年这一番经历，宣帝不可能比元、成、哀、平好多少。李治是李世民亲手培养的，而武则天则是宫廷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李世民之后，要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也确实需要一个强者，没有武则天那样的凶狠毒辣，怎么能稳定李世民身后的局面呢？放手由睿宗、中宗去办，那还不早就乱套了吗？武则天死后的乱局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这也许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唐太宗后期在东宫建置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诸如东宫官属大都由朝臣兼任，基本上不令太子就东宫，对太子严加管束。而高宗、武则天时期，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而复杂，武则天又是少见的强者、杀人不眨眼的暴君，那么在她手下的皇太子，过的只能是苦日子，对太子的废罢犹如走马灯一般，反复无常。先是立长子李忠，后废，赐死流所。继立第五子李弘，后又将其鸩死。再立第六子李贤，后又废，逼其自杀。至于第七子李显，第八子李旦，都曾先后做过几年皇帝，即中宗和睿宗。他们或是名为皇帝，实为太子，或者做过皇帝再做太子，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当然也就没有正常的东宫制度可言。再说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因为他自己是亲身参预和经历两次宫廷政变后上台的，鉴于历史教训，他对太子更是处处设防，明文规定太子要居于他住所的别院，东宫的官员设置，实际上已成为摆设，变成官员迁转的一个名义上的位置。玄宗先立第二子李瑛为太子，后废。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立第三子李亨为太子，次年四月，即下敕旨令太子不得与外朝相联系，连太子内坊亦划给内侍省管辖，李亨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控之中。据《通鉴·唐纪三十一》，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正月，太子李亨出游途中，遇太子妃兄韦坚，仅仅因为韦坚又与边将皇甫惟明在景龙道欢娱了一会儿，就被李林甫事先派遣的亲信所告发，李林甫便据以上报，称“坚与惟明谋，欲共立太子”。玄宗虽未因此定李亨的罪，但韦坚与皇甫惟明因此而下狱贬黜，并在贬所赐死。韦坚亲党坐流徙者数十人，左相李适之受牵连，最终仰药而死，李亨上表与新妇韦氏离绝，可见父子之间猜忌之深。同样道理，李亨在灵武即位以后，李隆基回来做太上皇，也是一报还一报，为了权力的争夺，父子之间没有亲情可言。唐德宗以后，东宫太子一般都安置在少阳宫居住，处在皇帝后宫宦官严密监控之下，仍不能与东宫官属相处。《通鉴·唐纪四十九》称，德宗一度欲废太子李诵（后即位为唐顺宗），中书侍中为之切谏：“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安有异谋乎？”少阳院在大明宫中德宗常居的浴堂殿之东，温室殿之西南。文宗所立皇太子李永亦曾居少阳院，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曾“诏皇太子侍读窦宗直隔日入少阳院”。仇士良立宪宗，亦是先迎至少阳院，故少阳院成为东宫太子的居所，而东宫则成为太子举行有关礼仪活动的场所，东宫官职则成为官员转徙中的一个阶梯，不再有实际的职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