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制度——以内制外—— 丞相制度如何演化为内阁与司礼的对柄机要

以内制外，是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所采取的一贯手法，从决策的机制讲，最终决策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而实际决策的过程，皇帝一个人是无法胜任的，所以不得不借助于身边的助手。由皇帝身边的助手组成的机构便逐渐成为正式实施决策过程的政府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势必凝固成为正式的政府机构，帝王为了控驭这样的机构，又不得不借助于身边更贴身的助手以内制外。历代政府中央决策机构的演化，不断地由内制外，当内廷外朝化后，又有新的内朝机构来制衡它。汉代的中大夫、给事中，都属于内朝，以与外朝的宰相和御史大夫议论政事。尚书省在汉代本来是内朝，是汉武帝身边管理文书的班子，以后变成决策的参谋班子，以后又成为独立的机构取代了丞相，于是它由内朝变成外朝，宫廷内部的中书又慢慢崛起，尚书省成为行政机构，中书起草与门下封驳成为决策系统的权力结构。它们又逐步外朝化，掌封驳的门下地位下降，中书省的地位上升，成为中央决策的首脑，这个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地出现过。从朱元璋废丞相以后，又重启了这一历史演化的过程。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丞相制度，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六部尚书分任天下事，以殿阁大学士备顾问，以弹劾之责授都察院，以通政司负责章奏之收纳，审案归大理寺，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军队的权力归兵部，这样把军政大权最终都集中在帝王一个人身上。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还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明史·职官一》）这样，在朱元璋看来，他已把相权从此一笔勾销。实际上则很难办到，它取决于今后的皇帝有没有能力执掌那么巨大的权力。在决策过程中，要看皇帝能否从纷繁复杂的来自内外诸司的奏章中，判断相关事件的是非，并正确地采取适当的措施去处理好各种棘手的矛盾和问题。这是要不要恢复相权的条件，结论是明摆着的，皇帝不可能正确地独断一切事务，不能正式恢复丞相制度，变相的丞相还是会应运而生的，这一点正是朱元璋的无奈和悲哀所在。因为他的皇子皇孙们不可能如他那样成为一个又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反而大都是吃喝玩乐、荒诞不经的花花公子，内阁成为变相的宰相制度，而内相制度若司礼太监便应运而生，有了内阁与司礼的对柄机要，皇帝尽可以在深宫后院戏耍一辈子而不闻政事。朱元璋没办法保障皇子皇孙们的素质和品位，优裕的生活条件，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统治帝国的人才，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

有一个统计资料讲到，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里，内外诸司奏章共一六六 〇 份，奏事三三九一件，明太祖不得不哀叹：“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苟政事有失宜，岂惟一姓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说明他为帝为王责任重大，要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处理好那么多章奏，涉及那么多繁杂事务，让谁也力难胜任。他的叹声中流露出力不从心，负荷过重的困境，说明要做一个称职的好皇帝实在是一个又苦又累的差使。《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到方士侯生与卢生私下议论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看来此话不假，集权制下的皇帝确实辛苦。不仅又苦又累，还得处处提防各种陷阱，实在难。不仅他难，而且在身旁帮他办事的人也难。《明史·宦官传》的序言讲到在洪武时有一个人，叫杜安道，他不是宦官，是外臣，“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亡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为什么他不启口，因为尽管亲自聆听朱元璋许多议论，他只能缄默不言，泄漏禁中之言，弄不好有灭门杀身之祸。《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始皇帝“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可见在有雄才大略君王身旁立言处事之难。朱元璋与刘基曾经有一段关于挑选宰相的谈话，这次谈话涉及到对李善长、杨宪、汪广洋为人的议论，为此刘基与李善长、胡惟庸结下了难解的仇怨，这反映了高层之间很难有推心置腹的议论，特别是对身边共掌国事者的议论，双方很难在思想上沟通，问题积累多了，到一定时候有一个导火线，往往引起矛盾的总爆发，多年共事的关系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类教训，古往今来实在太多了。这个问题留待讲胡惟庸案子时再说。

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仿周制设四辅官的虚职，以取代丞相，结果不好。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十一月，又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备顾问，此外他在洪武十四年还曾令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典籍、左春坊的左司直郎及正字考驳诸司奏事，这里左春坊是东宫的机构，朱元璋是让他们对外廷的章奏在文字上作一次初审的过滤。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为后来明成祖以殿阁大学士为基础建立内阁开了先河，明成祖即位不到二个月，便任命原翰林院的词臣解缙、黄淮、胡广、杨雄、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作为一种建制正式开始出现。永乐元年九月，“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简用无定员），谓之内阁。”（《明史·职官二》）“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编，是编修；检为检讨；讲读，即侍讲、侍读，都是翰林院的词臣，属于翰林院学士及史官的范畴。翰林院学士的职掌是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或者给君王讲读经史，是做文字工作和备天子顾问的。而编、检则是翰林院属下的史官，其来源是以考试为进士而入翰林院，一般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这批人的出身都是在科举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文人，他们参预机务作为内阁的成员，只是备顾问，不是权力机关的一级机构，有一点类似于当今之政策研究室，与六部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他们的品秩不超过五品。然而它的实际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最初法定的身份。据当时人杨士奇说：永乐初，“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多，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时几务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内阁之臣造前进呈文字，商机密，承顾问，率漏下十数刻始退。”成祖北上，他们跟了一起去北京，《明史·杨荣传》：“军务悉委荣，昼夜见无时。”“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荣奏乃发。”《明史·解缙传》称成祖对内阁的作用认为其是“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俾益不在尚书下也。”黄佐在《翰林记》引成祖的话说：“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他们是以机要秘书的身份，与帝王一起参预决策，并借用其笔杆，替君王发号施令，故其实际作用，在成祖看来已超过六部尚书了。而从品秩上讲，六部尚书要高于他们，六部尚书的品秩是正二品，他们则不高于正五品。朱棣实际借助于这批文人谋士，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到了仁宗洪熙年间，由于他在位不过一年，一切政事的处理自然依赖这些起家于洪武、永乐年间的老臣，只能与杨士奇、杨荣“同计天下事”，其子宣宗即位时，仅二十八岁，在位只有十年，那时机务仍只能依靠永乐以来的老臣，《明史·职官志序》称：“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二部）之长（官），与执持是非，辄以败。”这样阁权逐渐凌驾于六部及都察院之上，英宗是九岁即皇帝位，这样的小孩子什么也不懂，还不是得听由身边的老人摆布。故内阁地位的上升是洪武、永乐、洪熙、宣德这几十年在实际参预决策发号施令的过程中形成的，开始是在朱元璋、朱棣的掌控之下，到了仁、宣及英宗初年，君王的作用逐渐减弱，这套机构按照既定的格局在自动运转，由君王的独断演化成垂拱而治。这是历史发展必然的结果，尽管九岁的稚童做皇帝，只要社会矛盾没有急剧的变化，那么王朝的权力机构仍会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转下去。那么内阁的具体职掌究竟是什么？《明史·宰辅年表》称：“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票拟的具体内容包括二个方面，一是替皇帝起草诏令，一是给诸司的奏启进行批答。这项工作起始的时间大体上在宣德、正德年间，二者中，起草诏令的时间在永乐年间已经开始，这两项使命由于皇帝不具体过问事务或者皇帝年幼无法操持政务，使票拟由内阁专掌。它不再是皇帝御前受命进行，而是由内阁独立进行，那样的话内阁成了皇权的替身了。皇帝诏令的起草，如果未经内阁票拟则被称为“中旨”“手敕”“内批”，那就不能算作法定的正规文件下达，至于下面的奏启，如果没有得到内阁的票拟，那就是“留中”，因而票拟成为决策过程中正规的不可或缺的办事程序。随着票拟成为内阁主要职责，而大学士如杨士奇、杨荣以东宫旧臣，分别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与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这样内阁学士的地位与六部尚书并肩而坐了。

内阁是在洪武十三年废丞相以后的事物，它自身亦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永乐、宣德年间，内阁尚无独立性，基本上还是从属于皇帝的幕僚，如同当今之机要秘书。在正统到正德年间，内阁仍在禁内办事，但已成为内廷事务的枢纽，实际上构成明代的政治中枢。内阁制度的最终定型是在嘉靖年间，由于世宗不理朝政，内阁的首辅便成为实际上的宰辅，连世宗都认为“此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实际上恢复了明初的丞相制度，而首辅的进退和权力的大小则取决于君王对它的信任程度。

内阁的票拟还不能作为诏令直接下达，还得经过皇帝的亲笔朱砂“批红”，才能正式下达生效。黄佐的《翰林记》称：“永乐、洪熙二朝，每召内阁造膝密议，人不得与闻……然批答出自御笔，未尝委之他人也。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及遇大事大疑，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即传旨处分，不待批答。……正统后，始专命内阁条旨。”实际上批红都要皇帝亲笔御批，也很难件件如此，大部分需要他人代为批红。这样就必然需要经过内书堂训练、有一定文化知识底蕴的太监来代笔了。司礼的秉笔太监便是适应了这个需要而产生的。英宗即位时还是小孩子，太皇太后也不能与内阁面议取旨，所以只能专令内阁票拟条旨，同时让司礼监有专职的秉笔太监，为皇帝批红。如此一来批红成了司礼太监最主要的职掌，从而使其成为皇帝处理机务最贴近的助手，同时也提升了司礼监在十二监中的地位，使其成为所有宦官机构的第一署。司礼监宦官的出身，由于对其文化知识上有较高的要求，一般都是由内书堂侍东宫，然后随太子即帝位而入司礼监。从明代实际情况看，被选入东宫的宦官，常常就是幼年与皇储一起伴读的伙伴，这些太子身边的小伙伴，或者称作“豫教”的教师，对太子的影响远远超过后来为太子讲经的翰林院的侍讲侍读们。这些宦官和皇太子长期相处形成的亲密关系，成为他们在司礼监弄权的资本，如王振之于英宗，刘瑾之于武宗，就是沿着这条途径发展而弄权，造成严重后果。

除了票拟之外，司礼太监在十二监中成为第一监也有它许多特殊的条件。一是皇位交替，司礼太监往往与阁臣同受顾命大臣。如英宗朝的司礼太监牛玉，孝宗朝的司礼太监戴义。而穆宗在遗诏中正式任命张居正与冯保同为顾命大臣，所以神宗会对冯保抱有几分畏惧。其二是司礼太监可以提督京营。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便命司礼太监与兵部同理京营军务。如曹吉祥便在景泰中分掌京营，所以他与石亨能在景泰帝病重时，迎英宗复辟。成化以后司礼太监提督京营已成定制，而且京营中有四卫直接为御马监掌控，以保卫皇城。东厂始置于永乐十八年，内廷故事，厂印与监印由二人分掌。后来以司礼太监掌东厂，成化时太监尚铭先掌东厂，然后入司礼，正德初以司礼太监王岳曾管辖东厂事，孝宗时又令汪直设西厂，以侦察外事。武宗正德时，司礼监刘瑾复设内行厂，司礼掌印太监照例不得掌厂印。嘉靖、万历时，掌印太监麦福、黄锦、冯保都破例监掌厂印。这样东西厂、内行厂这些特务机构的刺奸之权可以熏灼里外，弄不好都成为宦官肆意排斥异己的手段。有了顾命大臣的威望，又掌握了从事侦察刑讯的机构，而又有御马监掌四卫勇士营，与外廷都督府相抗，同时又掌兵符、令旗，间接掌控着兵权。有了这些条件，司礼监在大内便成为能与内阁部院等外朝庞大官僚机构相对应的具有举足轻重的部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称：“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司礼监的长官是提督，这里讲的佥书是掌印太监，而秉笔与随堂负责章奏文书，照阁票批 硃 。文书房，即书籍字画等库掌司，内翰，指以宫内的翰林，词林即指翰林院的学士。这样一来，司礼监，特别是佥书、秉笔成了皇权的象征，而内阁则成了相权的象征，两者的关系成了互相制衡的关系，帝王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喝玩乐，做他的风流天子了。故明代的帝王，自朱元璋与朱棣之后，没有一个皇帝有大出息。《明宫史》司礼监条称：“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误者，亦不妨略为改正。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皆穿贴里。先牛斗，次升坐蟒；先内府骑马，次升 櫈 杌。”另有“司房，打发批文书，誊写应奏文书”。司礼监的生活在《酌中志》说得更具体：“每日早晨，或非朝讲之日，及申时后，掌印公过司房看文书，秉笔、随堂各有室挨次细看。先看文书房外本，次看监官典簿文本。”“其亲信掌班人等，一人不得入机密禁近。”通过文件制作的过程，可以看到相权实际上转归宦寺，正如《明史·职官志序》所说：“内阁之批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那么多题奏要皇帝一个人来批 硃 ，事实上也不可能，内廷不得不有一个班子和机构来组织这项工作。司礼监与内阁最终“对柄机要”的局面也是自然形成的，这与当初朱元璋废丞相后的制度设计完全是两回事了。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知道，可靠的制度设计，不决定于设计者的主观愿望，它只能是实际决策习惯的流程的法制化。同时还可以看到由内而外，几乎是一个规律。丞相本来也只是为君主助理政务的仆役，以后成为外朝的首辅。尚书本来是汉武帝用来对付丞相专权的内朝，最终它代替了丞相成为外朝的行政机构。中书省的发展过程也是由内而外，明代用以取代中书省的内阁，本来是皇帝身边的参谋班子，后来便变成外朝的首辅。在内廷产生宦官掌控的司礼监，通过批红来制衡内阁，外朝的力量不断地由内而外地进行演化。以卑弱制强大，以小制大，以近制远，几乎是历朝历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模式。尽管在位的执政者往往不喜欢它，但难以逃脱这个规律的影响。

明代随着宦官实际政治影响力的变化，宦官与命官的相互关系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赵翼《廿二史札记》的《明代宦官》条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今（指万历天启间）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总之人际关系的变化，是随着权势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尽管人们憎恶它，但改变不了这种状况的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