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晚清第一幕僚及其效应

有学者认为左宗棠不愿进入官场而退处于幕，是希望以幕友起家。其实不然，首先，从上文论述可知，左宗棠根本无意出山作幕，是多方催促、劝说的结果。其次，左宗棠“看不起老幕”，不愿做幕友那种日常的琐碎事务性工作。他入幕以后，独揽“军谋一切”，从事的是一种全新的幕府事务，为以往幕友所无。并且他“具细一切，皆一手办之”，不计“成败利钝，与己之堪此与否”，以至于胡林翼劝他要聘请幕友帮忙：“闻先生终日劳神案牍，竟无片刻之暇。窃谓宜再延一精晓例案之刑名幕友，专管咨题文案，而先生专管例外之奏折及例案外之文批，则精力有余，智慧更大，谋画更镇定而有余”。可见，左宗棠在幕府中不是幕友身份，充当的是前所未有的新角色。对于这个新角色，左宗棠无以名之，称为“介于不绅不幕之间”。那么如何扮演这个新角色，在清朝并无先例可循，左宗棠索性按自己的理解去做，“在所不计”，不“多作一想，多起一念”。当然，他知道自己不管不顾，率性而为，为世人所侧目，早晚会遭构陷，“自拟必有到刑部对簿之时”。

果然不出其所料，在时人眼里，他只是一名幕友而已。幕友是有制度约束的：“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一、官员纵容幕宾出署结交者，照纵容亲友招摇例革职；二、督抚藩臬接用旧任幕友，令其始终踞一衙门者，照纵容幕友例议处；三、督抚于幕友，务宜关防扃钥，不得任其出署往来交结，若不遵功令致被参劾，或因事败露，将纵容之督抚治罪。”而照此衡量，左宗棠不仅身历前后两任湖南巡抚幕府，“始终踞一衙门”，而且“出署结交”，与曾国藩、江忠源、王錱等湘军将帅来往密切，更严重的是两任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拱手而已”，所以“谤议亦自此起”。咸丰五年（1855）就有人“造作谣言，多方诋诽”，七年又有奏称“省垣有幕友当权、捐班用命之谣”，到九年“不意其因樊燮而牵及耳”，群相“傅会以求报其怨”。至此，左宗棠不得不决计出幕北行，“以俟谤焰之息，再徐图之”。不仅仅是时人，就是后世研究者也认为左宗棠以幕友干政如此，“足以陷于罪罟”。如著名史学家孟森认为张亮基、骆秉章两幕主画诺，任由左宗棠在幕中坐啸，“若依功令，则主宾皆宜得罪”；尤其是左宗棠，“苟一据以指摘，则劣幕把持之说，固无不构成罪状”，他被樊燮讦控即系咎由自取，若非诸大帅极力援救，或“率为中饱者所持”。

其实左宗棠并不是幕友，他扮演的就是咸丰以降大行其道的幕僚的角色。幕僚与幕友往往被混为一谈，实际差别很大。嘉庆时人陈文述说：“古有幕僚，今惟幕友。”可见两者是不同的，并且在清代前中期只有幕友，并无古已有之的幕僚。古已有之的幕僚在晚清再现即从左宗棠开始，具体表现为：第一，左宗棠自言“应当事之聘”，出山入幕，但从不自认幕友，如前文所述，他自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第二，幕友必须专门拜师学习，时称学幕，所从事的幕席有刑名、钱粮、书启、朱墨、账房、征比等，但左宗棠没有学过幕，在幕府中也不担任上述幕席，而是负责兵事，掌握军事大权，对外发号施令。第三，根据清朝的制度规定，幕友不得在本地作幕，也不能保举议叙。而左宗棠不仅在本省作幕，还屡次叙功升迁。咸丰三年（1853）正月因防守湖南有功，他经保举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四月平征义堂有功，以同知直隶州选用；六年正月，因接济军饷功，以兵部郎中用。第四，上文已提及据清代功令幕友禁止任意出入官署，交结其他地方官员，左宗棠则“指画兵事饷事，自曾文正、胡文忠二公以至湘中一切名将帅，无不直接相商”，“如功令所谓督抚于幕友应关防扃钥，不与外人交结，其相距真不可道里计矣”。可见，左宗棠不仅打破清朝对幕友制度的规定，而且无论从业幕的资格和要求，还是幕中的作为和表现来看，都不是幕友，而是幕僚。他可谓晚清幕僚第一人。“第一人”有两层意思：其一，他先声夺人，是晚清第一个幕僚；其二，晚清起家幕僚的名臣很多，他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影响的一位。

那为什么是左宗棠，而不是其他人创开晚清幕僚先声呢？首先，他治学注重经世。在大多数读书人埋首于钻研八股试帖时，他“在潜心研究着惊世骇俗的学问”，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分别是地学、农学以及漕河盐诸大政。这些惊世骇俗的学问一方面令他学识超群，不同凡响，名声在外；另一方面均针对时弊，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尤其地学对军事很有用，凡此种种都为左宗棠的被招聘入幕创造条件。其次，与太平军进军湖南的时代背景有关。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从广西长驱直入湖南，连克道州、郴州、永兴、醴陵等地，围攻长沙。“时承平久，文吏未见兵革”，长沙城内虽有“两钦差、两巡抚、四提、八镇”，但束手无策，“相与扼腕叹息而已”。而左宗棠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具有军事理论和素养，是当时湖南大吏的急需人才，所以成为被再三招请的对象。第三，同亲朋好友的支持鼓励分不开。胡林翼是左宗棠的莫逆之交，利用各种时机不遗余力地荐举左宗棠，除了道光年间分别向陶澍、林则徐推荐外，于咸丰二年湖南局势危急时，又数次致书程裔采、张亮基推荐。当后者“发急足至山中延请”时，左宗棠“欲不出应”，好友江忠源“自长沙以书劝其速行”，二哥左宗植及郭嵩焘兄弟亦力劝“宜有以成其美”，他这才应聘入幕。第四，得到幕主的相知相信。左宗棠首位幕主是张亮基，两人初次见面，一见如故，左“干以数策，立见施行”。后张亮基不仅“一以兵事任之”，而且“所有批答、咨、奏”悉委左宗棠。第二位幕主是骆秉章，“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两位幕主“委任之专如此，言听计从又如此”，令左宗棠感激奋发，尽心尽力，“以共相支此危局”。第五，左宗棠个性使然。他“才气纵横，精力充沛，就不免予智自雄，事事喜专断，事事要躬亲”，甚至凌驾于幕主之上。据称当时湖南人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因为其幕主的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正因为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左宗棠在幕府中大有作为，名闻天下。时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奏称“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一个举人出身的幕僚名动九重，早在圣明洞鉴中，一方面在清朝的历史上不多见，另一方面也表明左宗棠公然突破旧制，扩张事权，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和认可，所以说是他创开晚清幕僚先声。

嘉道时期，时艰益棘，而积习相沿，沉疴遍地，“浸至覆败相随属”，因此必须“刬去文法，不主故常”。陶澍率先破格，创立晚清幕府这种形式，但其幕府事务只能内由幕友策划指导，外仰赖于僚属的奔走效劳，不仅不方便，而且效率会打折扣，还不可持续，因为每做一事，都需要动员僚属，难以长期维系。在这种状况下，左宗棠对幕僚角色功能的演绎和诠释，无疑为该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从而有力地弥补不足，成为一个新的制度生长点。于是一种新的幕府形态——晚清幕府制度便正式得以形成。就此而言，左宗棠佐幕创新了晚清幕府制度安排，不啻为晚清幕府制度的设计者之一。

左宗棠曾因樊燮讦控事，被时人和后人视为劣幕，他自己也心灰意冷，以“八年戎幕坐啸”为耻。但如果从晚清幕府制度发展史的角度看，他实由于“破格而以一人执其咎”，可以说是为晚清幕府制度创新所作的必要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讲，别人的非议和他的自责，都值得商榷。上文所论，即为之正名。在一个社会中，敢于破例、改弦更张者往往易遭受忌恨和非难，左宗棠的幕僚生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幸，他得到多方帮助，不仅未受打击，反而得到重用，开辟了一条为官作宦的捷径。从此，做幕僚、入军营盛行一时，蔚为风尚，在推动晚清幕府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锻造了大量人才，其中不乏名臣大僚，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政治现象。本章对以左宗棠为个案，对其幕僚生涯进行再研究，或许能为解读这一政治现象提供视角或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