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出膺兵事，起为时栋

左宗棠出佐骆秉章幕府，其初意只在维护桑梓，但他发现“不靖边境，不能保湖南之安全，不援邻省，不能致湖南边境之肃清。于是毅然以一省兵力与财力，当太平军之全面”，并“愈推愈远，功在国家”，由是不仅湖南名闻天下，左宗棠也声名鹊起，得到“中外交章论荐”。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御史宗稷辰“荐举人才，以公居首。称公不求荣利，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次年正月，曾国藩“奏公接济军饷功，命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七月，胡林翼“复荐公将材”。因迭经中外大臣保奏，左宗棠引起咸丰皇帝的注意，先是命骆秉章初具切实考语，将左“送部引见”，后干脆专门下谕曰：“湖南举人左宗棠，前经曾国藩奏保，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复经骆秉章奏该员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现当军务需才，该员素有谋略，能否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抑或无意仕进，与人寡合，难以位置，著骆秉章据实陈奏。”骆秉章不敢怠慢，“以湖南军事方急，奏留公”。咸丰八年（1858），咸丰帝赏加左宗棠四品卿衔，并在召见郭嵩焘时，特地询问左宗棠的情况，嘱咐他劝左“一出办事方好”。对此，左宗棠感激涕零，引以自豪，视为旷世难逢之奇遇。

然而，由于骆秉章的信任，左宗棠在幕府中“内谋守御，外筹军实”，总揽全局，得尽所为，不仅架空布政、按察两司，侵犯他们的职权，引起他们的不满，而且他“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税厘涓滴归公，钱粮浮收悉去，进循良，黜贪污，一无假借，于是所有不肖官吏皆集怨于宗棠矣。且近在桑梓，所接触，非姻娅，即友好，而凡有非分之求，宗棠概裁以法理，无所瞻徇，于是当地人亦皆集怨于宗棠矣”。到咸丰九年（1859）永州镇总兵樊燮控告案发生，“凡所不慊于宗棠者，更咸思借机泄愤，以图报复”。结果所有对左宗棠的不满和怨恨一下子爆发出来，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

樊燮控告案起因于他两次被参劾，“大概出名者为秉章，而策动者殆为宗棠”。第一次前已提及，在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樊燮遭革职处分；第二次在翌年二月，追劾其有贪污腐败行为，奉谕将樊燮拿问审办。有人遂借机扩大事态，“唆使樊燮在湖广递禀，又在都察院呈控永州府黄文琛商同侯光裕通知在院襄办军务绅士左某，以图陷害”。时湖广总督官文上疏奏闻此事，咸丰帝认为案情重大，“是否该革员（指樊燮）藉词狡展抑或事出有因，亟应彻底根究”，于七月十五日下谕派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会同秉公办理，“亲提全案人证卷宗”，“严审确情，定拟具奏”。对于樊燮的控告，左宗棠认为自己是遭其“谤焰”，并称“固早在意中”，因为他“忘其愚贱，一意孤行”，“早已为世所指目”。此案发生后，左宗棠“日与忌我、疑我者为伍”，备感“孤踪特立”，“决计出幕，不复侈口谈论大局”。同时，他也深知自己陷入大麻烦，原因是查办此案的官文“本无知人之明，亦无好贤之意”，自己与他“嫌隙已深，伏而未发者数年”，一定会被他挟嫌报复的。果然，樊燮参案“未定谳，遽以入奏，制府之意可知”。但左宗棠认为“此公亦无杀人手段”，所以劝好友李续宜不要担心他的安危：“弟生死早置度外，何况祸福？祸福早置度外，何况毁誉？况此案亦万无连及之理，兄请放心，毋因是愤愤为祷”。

事实证明左宗棠劝慰李续宜的话只是强作镇定而已。他还是很担心官文借机陷害自己，乃于八月二十五日“夜酒后”，致信胡林翼，详述樊燮被参及拿问经过，力辨与己无关，并发誓“书中一字涉虚，必为鬼神所不佑”。信写完后，他又补写一段话，怀疑官文与樊燮共谋“欲行构陷之计”，表示自己“愿就刑部对质”，即使败诉，也“不以党锢连诸正人，致有一网打尽之惨”。胡林翼见信后，批评他满纸皆“愤懑之词”，认为“因此等人事而自损太过”，“尚非爱身之道”。话虽如此说，但胡林翼知道左宗棠对官文不敬，“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有“失礼处”，他怀疑被串害的可能是存在的，因此致信官文打听准备如何处理樊燮案。官文的回答冠冕堂皇：“湖南之案，并无成见，从公而断，从实而问，无甚牵连者免提，有关紧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人幸免。”这种官话十足的口吻令胡林翼“心以为惧”。因为他非常了解左宗棠的为人，“性气刚烈矫强”，爱憎分明，敢作敢为，樊燮被参一定与左宗棠有关，所以立即复函官文，挑明自己与左的关系，请官文网开一面：“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正案不敢预闻。其案外之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皮（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官文与胡林翼是同城督抚，历来同城督抚因争权夺利而钩心斗角，不能和衷共济，但胡林翼极力交欢官文，两人关系非常融洽。因此，看在胡林翼的面子上，官文不为难左宗棠。与此同时，官文之外，奉旨查办樊案的另一钦差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生。尽管曾国藩曾因丁忧归里被左宗棠批评“弃王事”，深为愤怒，但见到“左遭讼”，顿时不计前嫌，利用师生关系请钱宝青通融，“解左事”。这样，经胡林翼、曾国藩分别事先疏通，两位钦差在办案过程中很默契，均“并无一字牵及宗棠”。左宗棠因此得以置身事外，安然无恙，但他不愿继续作幕，遂于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二十日离开骆秉章幕府。而樊燮控告案也于次年二月初二日正式结案，樊燮被参贪污事实确凿，“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对于左宗棠辞幕后的出路，其朋友莫衷一是，有的主张投笔从戎，“就胡、曾二公军中，为赞画军谋，以成其灭贼之本怀”；有的主张奉身暂退，“季丈以幕府而见疑，则义当隐居，……以待明诏之后起”。左宗棠自己则有些举棋不定，未出幕前，告诉朋友：“特欲藉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出幕后，则表示愿意投身戎行，他致信胡林翼说：如果隐居不得，必不得已再出山，“则学战为宜”。因为较之出幕，“履戎行，其挂世网虽同，而进退存亡之机尚可自主”，并且可“少伸草莽报国之谊”，偿“杀贼之素志”。不过，他最终决定赴北京参加咸丰帝三旬万寿恩科会试，但走到半路被胡林翼派人阻止，原因是樊燮控告案虽已审结，然“含沙者意犹未慊”，“蜚语已满都中”，此时他贸然赴京不啻是自投罗网。于是他马上返驾南行，决定顺便去湘军各大营看看，以增长见识。他先到胡林翼大营，计划再去宿松曾国藩大营，接着依次到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大营，最后“买棹而归，从此稳卧荒村，不复与闻世务矣”。

巧的是，他这一安排正好赶上了湘军历史上著名的宿松之会。当时江南大营刚被太平军击溃，苏南局势吃紧，湘军各将领胡林翼、李元度、曾国荃等相约到曾国藩大营“共议东南大局的补救办法”，左宗棠正好也在，遂一起商讨，谋划下一步的进兵策略。与此同时，面对外有英法联军的战争威胁，内有太平军在江南地区的节节胜利，清朝统治者也在努力调整政策，采取新的用人方针，曾国藩、左宗棠都进入其视线之内。先是尚值南书房的郭嵩焘“为言于同值之潘祖荫，认宗棠之去留，关系大局。祖荫遂奏保宗棠，辨其诬，且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咸丰帝颇为动容，以特旨询问曾国藩，“国藩覆陈，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结果曾国藩和左宗棠双双获重用，前一天曾国藩被赏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第二天左宗棠就奉诏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于是他编练楚军随同曾国藩征剿，并很快独当一面，出任地方大员，从此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成为同治中兴名臣之一，功业较曾国藩有过之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