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遍梓人间有用书

曾国藩虽自承择术不慎，以杀人为业，但他毕竟精研百家，做过圣贤功夫，因此即使是在行军打战之时，仍不忘书生本色，“治牍读书亦无旷废”，尝曰：“吾日治军事、吏事，若不兼读圣贤之书，则心不能养，理不能明，何以能知人，何以能应事？古今来，膺大位而颠蹶者，皆不学之过也。”所以，面对“故家典籍，大半毁于劫火，深为斯文之叹”，很注意访求遗书。有人就此认为“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应该说如果将曾国藩派其幕僚莫友芝访书视为其有意创办书局的前奏，那为时尚早。不过，当时曾国藩幕府里的确汇聚了一批江浙博雅之士，使年逾古稀、以校书为业的钱泰吉入幕后“顾而乐之”，在曾幕中“手校三史”，“日校数叶，夏日盛暑不辍”。可见在刻《船山遗书》之前，曾幕中已有校书等出版活动。不仅如此，还有刻书的讨论和做法。先是莫友芝劝曾国藩“刻《通鉴》目录，补胡刻之未备”，曾“允之”，但并无下文。不久莫友芝“新得唐人写本《说文》”，尽管只是残卷，“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义”，可是他大喜，“以为天下之至宝也”，“自作《校勘记》，比较孙刻大徐本、祁刻小徐本，异同甚多，佳处不可胜数”，希望能够刊刻出来，公之于众。曾国藩遂成人之美，玉成此事。其同治二年（1863）五月初七日日记云：“莫子偲来，将所得唐写本《说文·木部》重写一遍，将以刊刻，公诸同好。余与同至内银钱所，嘱为之精刻；其所为《校勘记》，将待陈硕甫先生来订定，而后发刻。”内银钱所是曾国藩幕府机构——粮台的下属机构，专司曾国藩军营的财务出纳等事宜，刻书非其职责所系，但为了满足莫友芝的愿望，曾国藩才亲自去打招呼操办。这说明曾国藩的确如他上年复欧阳兆熊书中所说，不愿被贴上“达官刻书”的标签，所以并没有设局刊书的打算。也正基于此，莫友芝的专门之书才交给不专业的内银钱所来刊刻。

前文业已提及，曾国藩是专为刊刻《船山遗书》而于同治二年（1863）庀局于安庆的，因而书局也以刻《船山遗书》为主。此外，可知的是还刻了“李秀成亲供及两道恩旨”和莫友芝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同治三年六月金陵克复后，曾国藩将两江总督治所迁回至金陵，书局因《船山遗书》未刻竣而随曾国藩移局东下，“封在铜作坊伪慕王府”。金陵自清初以来成为中国坊刻的中心，“刻书之风，已远过闽、蜀。乾嘉时，如卢、鲍、孙、黄、张、秦、顾、阮诸家校刻之书，多出金陵刘文奎、文楷兄弟”，书业十分发达。然而，太平天国实行非儒焚书政策，使江南的图书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尤其金陵是其首都，劫难更为深重，市肆荡然无存。书局迁到金陵后，张文虎与同事杨岘一起去访书肆，可是仅寥寥三五家，而且也没见到什么书，“惟有三场夹带及制艺试帖而已”。正是有鉴于此，曾国藩、国荃兄弟将刊刻经史提上了议事日程：“沅帅愿重刻《十三经》、段注《说文》《史记》《汉书》、胡刻《通鉴》《文选》诸书，举以见属”，“节相论刻书章程，谓十三经古注，惟《易》《书》《孝经》不足刻”。然而，随着国荃的回乡养病、国藩的北征剿捻，此事遂寝。

是时，不仅曾氏兄弟离开金陵，书局的负责人欧阳兆熊也被曾国藩安排去扬州办盐务，所以书局同人颇“有风流云散之慨”。刚好署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悯乱后书籍残毁，坊刻经书多误文俗字”，认为“童蒙之始在所宜慎”，亦有校刊经史的想法。于是他命周学濬筹办此事。周学濬，号缦云，为曾国藩幕僚。他奉命后，与张文虎等反复商量刻书事宜。这在张文虎日记中多有反映。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初三日，“李宫保有刻书意，缦老以所拟章程来商，其议欲先从四书、五经、三史，次及《周（礼）》《仪礼》《尔雅》《孝经》《说文》《通鉴》诸书”；六月十一日，“缦老复遣使来，约明晨到彼议李宫保刻书事”；二十四日，“周缦老自李宫保处来，言所拟章程皆如议，准七月初开局”。新书局设在堂子巷，由周学濬任提调；所用校书人员出自曾国藩书局，是两个书局一套班子；经费每月五百金，出自盐务余款及卖书收入。七月，新书局布置完毕，张文虎与周学濬、李善兰“同至堂子巷新书局，时江北所购新板片初到，察看仅厚四分，树亦嫩”。之后，李鸿章也“遣材官到局查看房屋、器具”。八月初一日，“新局刻工迁入”。

而在此之前，新局刻书已开始启动了。“时李宫保欲重刻五经、四书以为童子读本”，就命张文虎校《周易本义》。张文虎花三天时间校竟，七月初二日，发写《周易本义》。这段日子对张文虎来说，是相当滋润的。他一边在曾国藩书局校《船山遗书》，可得薪水四十两左右；一边在李鸿章书局兼职，获薪水二十两。但是与张同在曾国藩书局校书的刘毓崧（字伯山）就没那么幸运，他未被李鸿章聘用，却去找张文虎等泄愤，“刘伯山以不予校订之役为恨，来求分校，其言甚鄙”。因参与李鸿章书局的筹建，张文虎在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给曾国藩的信中专门谈及此事。他说：“自七月以来，合肥宫保……即旧局鸠工开雕善本，文虎谬承缦云侍御引，佐校雠之役，先校刊《易》朱子本义、《吕氏音训》《诗集传》《四书集注》，均已竣事。伊川《易》传初授梓，《尚书》蔡传须之明春，其三礼三传拟用古注，次第刊行，而继之以《史记》、两《汉书》《资治通鉴》《文选》，亦犹沅浦宫保之志也。”其中所反映的信息是：其一，李鸿章书局虽为新开，但主要利用“旧局”即曾国藩书局资源，两个书局貌似不同，实际基本是一体的。其二，兵燹之后，书籍散失损毁严重，连士子读书应考所必需的最基本典籍都非常缺乏，需要先行刊刻。其三，亲历战争的湘淮将帅都很重视恢复和重建东南社会文化秩序的善后工作，以振兴文教为己任。

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奉旨回任两江总督，这使得他有时间来考虑书局的经营管理问题。而李鸿章也很知趣，很快下令周缦云、张文虎等暂止其新书局。曾国藩到任后，以其旧书局和李鸿章新书局为基础进行了一番整顿。首先，根据李鸿章的刻书计划，接刊史部书籍。张文虎同治六年致函曾国荃云：“今春经书甫竣，而节相回任，接刊《史记》、班、范三书。”其次，移书局于城西冶城山飞霞阁。据张文虎同治六年（1867）日记，三月十四日，“与缦老、壬叔往看飞霞阁，以节相命迁局于此故也”；十七日，即“迁局飞霞阁”。第三，进行人事调整，重新分配任务。书局派定六人，分别为张文虎、李善兰、汪士铎、唐仁寿、刘毓崧和刘恭冕，仍以周学濬为提调。书局经费则由原曾国藩幕僚、江宁知府涂宗瀛负责，“以为久计”。原由周学濬和唐仁寿合校的《史记》改为张文虎和唐仁寿同校，前、后《汉书》则归刘毓崧、刘恭冕分校。

之后，为书局的长远发展着想，曾国藩又不断有新的举措出台。如他为书局购置《周礼》《尔雅》等经书板片，同书局中人商量刊书章程，欲刊《仪礼》《穀梁传》《孝经》《三国志》《文选》等书。又为书局引进人才，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他命刘毓崧的儿子刘寿曾入书局，使书局共有八人，分别为张文虎、李善兰、汪士铎、唐仁寿、刘恭冕、戴望、周世澄和刘寿曾。其中后三人都是新入局的，而刘毓崧则已经去世了。尤为重要的是他正式将书局命名为金陵书局，并注重以制度立局，要求提调周学濬订立一系列规章制度。他认为刻书板须做到“方粗清匀”，方“以结体方整言”，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指“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请周以此标准衡量写刻各匠，将写手“略分甲乙，上下其食”；对刻匠“殷勤训奖，严切董戒”，必要时“扑责议罚，俱不可少”。当然，赏罚都要“酌定条规”，而非信口雌黄，不讲规矩。另外，书价、庋板、开刷等事，也要“均立章程，以便遵守”。对于“方肥清匀”四字，张文虎认为“方肥”从人所好，容易做到；但“清匀”二字“最要最难”，不易做到。由此可见，曾国藩非常重视书局的出书质量，要求很高，近乎苛刻。质量是出版之本，曾国藩的高标准、严要求正是着眼未来，为长久之计。

然而，书局是“铁打的营盘”，曾国藩则是“流水的官”。同治七年（1868）七月，曾国藩奉旨移督直隶，再次离开金陵北上，两江总督由马新贻继任，书局自然也归马新贻接办。刚好次年正月，周学濬离局回乡，提调由涂宗瀛兼任，但涂毕竟是江宁知府，公务繁忙，于是马设总办一职，命刑部主事、丹徒人韩弼元担任。六月，涂宗瀛升任苏松守备道，“将卸江宁事”，书局提调乏人，曾国藩遂借此机会，写信给马新贻，推荐其学生兼幕僚洪汝奎来接任。曾国藩在信中说：他见到上月李鸿章所上的《设局刊书折》，了解到湖北书局将与苏州书局、浙江书局、金陵书局合刻“二十四史”，认为是件大好事。可是，“金陵一局并未筹定有着之公款，亦未派定提调之专员，是以局务尚形散漫，应请阁下筹一闲款，源源拨济。其薪水用款与苏、浙两局互相核对，以期不甚悬殊。至经理此事内行而耐烦者，目下似以洪琴西为最。此后视为一件官事，责成提调，则书可速成而款不虚糜”。在这里，曾国藩不仅仅是推荐洪汝奎，还提醒马新贻要放权，书局一切“责成提调”，不要干涉局务，另外应“源源拨济”，确保书局有较为充裕的经费。可见，曾国藩虽然已经调任直督，但仍插手金陵书局的局务，牢牢握住人事权。对于洪汝奎的任命，得到书局最资深人士张文虎的支持。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涂太守升任苏松太道，书局诸务蒙命洪琴西太守总持。太守于刊书利弊向所熟悉，得此整顿，自当日有起色。”

同治九年（1870）八月，因马新贻被刺身亡，清廷以“两江职任綦重，曾国藩前在江南多年，情形既多熟悉，布置尤为得宜”，命曾国藩还督两江。再次回任后，能够重新接管金陵书局，与书局中学人名士谈文论史，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他任直督不久，就在给张文虎、唐仁寿的回信中，抱怨“此间读书能文之士甚少”，“求如在江南时与诸君子往还考论文史，牖我愚蒙，匡我不逮，则邈然不可复得耳”。因而履新仅四天，他就“至书局拜张啸山、唐端甫诸君子”，以后在其日记中又多有与书局僚属往还及宴饮的记录。其时，书局正与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合刊“二十四史”，承刻从《史记》到《北史》的十四种史书，工程浩大，任务繁重，所以曾国藩主要是做好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如招人入局、提供经费、燕集慰劳等，以使刊刻正史的盛举能够顺利进行。然而，这一重大出版工程尚未告竣，曾国藩就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去世了。次年三月，戴望死；冬，张文虎“感知己凋谢”，以老辞局。过了三年，唐仁寿病殁。于是，自曾国藩死后，金陵书局主要校书人员或死或散，“金陵文采风流尽矣”。

金陵书局源于曾国藩幕府，自迁至金陵后，就再没有随曾国藩的调任而移局，所以成为曾国藩及其继任者共管的机构。尽管局务始终掌握在曾国藩手里，但书局中人不免有“非官非幕”之叹，因为书局得同时应付曾国藩及其继任者的刊书任务，却不能叙功得保举，从官僚体制里捞到任何好处。然而，正是这种“去行政化”，使书局成为一方净土，没有那么频繁的人员流动，也不存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这种纯粹和安宁使金陵书局出了不少好书，详见下列书目（不含安庆时期）：

经部：《周易本义》《周易程传》《毛诗传笺》《诗经集传》《书经集传》《礼记集说》《仪礼郑注句读》《周礼郑注》《春秋左传杜注》《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孝经》《四书章句集注》《尔雅正义》《佩文广韵》《说文解字》《说文斠诠》《字音指误》。史部：《史记索隐集解正义》《史记札记》《汉书》《后汉书》《续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读史镜古编》。子部：《家范》《小学集注》《大学衍义》《四礼翼》《圆锥三曲线》《天算或问》《重学》《几何原本》《则古昔斋算学》《读书杂志》《老子章义》。集部：《曹集铨评》《楚辞》《文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古诗选》《今体诗钞》。丛书：《船山遗书》。其他：《金陵杂感诗》《金陵书局章程》《长江水师章程》《忠义录》。

此外，据《续纂江宁府志》卷六《实政》，金陵书局的前后两任提调涂宗瀛、洪汝奎分别有自刊书11种、18种，大概是利用书局的资源刊刻的，并不在金陵书局的出书计划之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尽管如此，我们从上述书目还是可以看出金陵书局的确是刊刻了不少书，内容广泛，包罗万象，既有四书五经，也有天文历算；有字书，也有史书；还有诗文集以及考订类书籍，其中不乏经典著作。因而正如何绍基在书局初迁金陵所寄言的那样，“谓宜刊罢船山集，遍梓人间有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