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千呼万唤始出来

左宗棠出生于世代耕读之家，家庭寒素，生活清苦，但其父重视教育，课子甚严。五岁时，左宗棠就与长、次兄一起随父读书。每听父讲授生徒及兄长诵读之书，“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父课兄长读《井上有李》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因问“二桃”典出何处，坐在一旁的左宗棠脱口而出：“古诗《梁父吟》有之”。父为之喜，逆知其不凡。六岁起，左宗棠开读《论语》《孟子》，兼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年九岁，始学为文。稍长，读史，“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左宗棠曾教育子弟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十六至二十五岁数年，如果这数年虚度，则无成矣。这其实是他的经验之谈，他一生受益于此数年的课余阅读。十八岁时，他曾在书肆购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后又买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齐召南《水道提纲》诸书，认真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此外，对于家中所藏的魏源代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左宗棠也当作案头必备之书，丹黄殆遍，详加批阅。当时很多士人很不理解他的阅读取向和兴趣，无不笑话他，“以为无所用之”。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左宗棠对经世之学的追求给他带来难得的人生机遇。

道光十年（1830），江宁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居长沙，左宗棠前往拜谒。晤谈之后，贺长龄深为赞赏他的谈吐和学识，竟“以国士见待”。时左宗棠苦无书读，贺长龄慷慨出借家中藏书供其披览。左宗棠每次来借书，贺长龄必亲自上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矻矻，“无稍厌倦”。经过这么一番往来互动，左宗棠学问大为长进，贺长龄还谆谆教导他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因此，第二年，他出外进修，就学于长沙城南书院，从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读。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反对空疏学风，主张读书所以经世，他“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对于亲炙其兄又从其游的左宗棠，他也暗暗考察，“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不禁心异之，特别器重，授以汉宋儒先之书。后来他有怀左宗棠诗云：“六朝花月笔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自注：“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左宗棠自己也说：“从贺侍御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可见，就读城南书院对左宗棠的影响非常大，他更具经世意识，致力于实学实行。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应湖南乡试，虽经历一番波折才中举，但由此一举成名，文才闻于三湘大地。其中式之文名“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不仅为考官激赏，而且进呈皇帝阅览。有学者点评说：“读此文，可知宗棠早年对于军事学识，已有鲜明坚定独特之见解。其后参与戎幕，躬临战阵，凡所措施，几无不由此文发挥，以原理见诸事实。文之末段，论中兴命将，尤若自为一生勋业写照，其人奇，其文奇，其事奇，可作传奇观已。”然而，其后左宗棠三应会试不售，遂绝意进取，放弃科考，除继续研究地理学外，他还躬耕于陇亩之中，精研农学，欲撰著农书，惜未完成。与此同时，他目睹时务之艰，于荒政、漕政、盐政、河工诸务也颇为究心。在这期间，他又有奇遇，以一副对联打动回乡省墓的两江总督陶澍。陶澍约其见面，“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并结为儿女亲家。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受邀前往陶氏家塾教其年仅7岁的孤子陶桄。陶澍家富藏书，左宗棠教书八年，饱览群籍，学问日益精进。胡林翼系陶澍女婿，对此非常了解，四处揄扬左宗棠“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

其时清朝国势陵夷，内忧外患严重，急需振衰起弊之才，而天下却有乏才之叹，因此，作为一位学有所成、术有专攻的奇才，左宗棠成为香饽饽，得到许多地方大员的青睐，欲延揽入幕。最先是贵州巡抚贺长龄，他早知左宗棠胸有大志，卓尔不群，下关书聘币邀往，但左宗棠以难辞陶家教职为由作书辞之。接着，在胡林翼的推荐下，云贵总督林则徐也拟聘请左宗棠，左宗棠尽管钦慕林则徐的人品道德，却为女儿、女婿的前途着想，辞不赴。咸丰元年（1851），钦差大臣李星沅、湖广总督程裔采也先后邀请他入幕，他均漠然不愿，毕竟作幕寄人篱下，仰他人鼻息，有违其卓荦不羁的个性。就在此时，太平军起广西，入湖南，势如破竹，直奔湖南省城长沙而来。为避乱，左宗棠举家迁至距老家五十余里的白水洞，亲朋好友也多跟从。他甚至做了长居久住的打算：“广置田产，或一洞而得其三之二，或及其半，召良善有力而可为我使者十数家耕其中。于通径则坚筑庄屋以当之，即隐寓碉堡之意，于山径则修凿之，俾其难越而易守；总计本洞丁口，设立社仓，为补助之计；体察谣俗，严立条规，为正俗之计，内衅不作，外侮易防，庶几安枕高卧其间，吾无忧矣”。

但太平军攻陷全州，湖南形势吃紧，清廷乃诏湖南巡抚骆秉章进京，调云南巡抚张亮基为湖南巡抚。张亮基赶往湖南时，战局又发生变化，省城长沙遭太平军围攻，危在旦夕。初来乍到，急需帮手，刚好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数次向他隆重推荐左宗棠，而他也曾听到云贵总督林则徐盛赞左宗棠负经世才，“久储夹袋中”，乃于咸丰二年（1852）七月初八日赴湘途中，“专弁赍函礼往聘”左宗棠，“力请出山，共匡大局”。因担心道路梗阻不达，“同日再专弁手函另途往聘”。到常德后，他再“发急足至山中延请”左宗棠，但遭左“复书辞谢”。不得已，他只好请胡林翼、江忠源分别写信敦劝，责以大义。与此同时，左宗棠的兄长及郭嵩焘等好友也极力劝说，希望他以桑梓为重，承担起保护家乡的使命。应该说是桑梓之重击中了他的内心，他决定出山应聘。后来他回忆此事经过说：“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遭际乱离，始应当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围城。初意亦只保护桑梓，未敢侈谈大局也。”尽管如此，这一人生抉择，奠定了左宗棠后半生功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