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勇营制度的创立

勇营是伴随着清军征战的需要而产生的。虽然勇营存在的时间不短，也曾立过战功，偶尔露峥嵘，但它一直只是清军的附庸，“额数之多寡不齐，器械之良窳不一，饷章之增减不定，良以聚散无恒，故与额兵迥异，无编制之可纪”。勇营之有制度自曾国藩建立湘军始。

曾国藩自幼受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早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他在京师为官期间，就经常指陈军政败坏、民间疾苦等情状，要求咸丰帝痛加整顿，革除弊政，以纾民困。对于军事，他也有自己的研究，曾上《议汰兵疏》，批评绿营的斑斑劣迹：“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建议裁兵5万，“简练军实，以裕国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丁忧在家的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他认为连清军都对付不了太平军，团练更加没用，因为他“经过各省，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股，专守一城者”，所以他阳奉阴违，决定撇开团练不谈，要改弦更张，以练兵为要务。

他要练的是什么兵呢？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上奏向清廷坦白说：“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所谓官勇，曾国藩在评价咸丰三年（1853）王錱所招之勇时，有一番阐述。他说他本与王錱约好共招宝勇、湘勇数营来衡州训练，“并议定军饷不必取诸藩库，器械不必耗诸总局，皆由劝捐徐徐图之”。结果“仓卒之间，一切饷金、军械”都取自藩库，“是今之所招者，非义师，乃官勇也”，也就是说，官勇是由地方财政豢养的勇营。可见曾国藩所练的兵即湘军尽管是勇营，但与以往的勇营不一样。其本质的区别就是以往的勇营系临时招募，聚散无恒，没有独立性，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其勇丁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也未加以认真的训练，更没有统一的编制，所以面对太平军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强敌，就束手无策了。而湘军则是曾国藩针对清军积弊、参仿戚继光、傅鼐成法训练的一支新型军队。它独自成军，又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作为保障，所以战斗力很强，最终取代清军，成为扑灭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支劲旅。对此，《清史稿》有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侍郎曾国藩以衡、湘团练讨寇，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卒平巨憝。”

曾国藩用来部勒湘军的“兵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招募遣撤制度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如何，主要取决于其将士的素质，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十分重视营官和勇丁的挑选问题。对于营官，他认为必须是智浑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而在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在曾国藩眼里主要是书生。因而他的特别之处，就是用书生典兵。湘军将领里，出身书生的就占多数。他们与曾国藩志同道合，以所谓的忠义血性相激励。当然，对于物色怎么样的书生来出任营官，曾国藩在同友人讨论时，还是提出了具体的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这四者缺一不可，否则“万不可以带勇”。虽然这四个标准看似过于苛刻，难以全部满足，但曾国藩认为“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因而要同时具备四个标准其实不难，要求各级将领据此挑选下级军官。至于勇丁来源，湘军采用的是募兵制，与清军实行的世兵制不同，后者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因而军中老少皆有，难以保证军队的质量，而前者则通过招募来获得兵源。曾国藩规定招募湘军勇丁不得杂入一弁一卒，必须专程去偏僻地区挑选健壮、朴实的山民，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一概不要。所招勇丁还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姓名、籍贯、手指印及亲属情况等登记造册，以便查验。如果勇丁征战日久，而力穷气惫，尽显疲态，就必须遣撤旧勇，另行招募，使壁垒一新。清代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采取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的统驭方针，这就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病。有鉴于此，曾国藩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其办法是：

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

也就是说在军队内部，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层层递选，层层统属，最终整支军队为大帅个人拥有。如果欲更换哪一级将领或哪一级将领离营，就必须将其军队解散，而令新将领另起炉灶，重新招募，以确保全军的私属性。通过这种办法，湘军兵将之间彼此相习有素、“指臂相联”，无疑更团结，更有凝聚力。

（二）组织体制

组织体制是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兵种构成、营制饷章和领导机构等方面。湘军有陆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其中陆军的营制饷章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它包括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外省招勇仿照楚军薪粮之制、帐棚之制、统领之制几部分。据此可知湘军以营为战斗单位，每营505人，设营官1人，辖前、后、左、右4哨；每哨哨官、哨长各1名，共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分别为刀矛4队，小枪、抬枪各2队；每队什长1名、伙勇1名，其抬枪队正勇12名，刀矛、小枪队正勇10名；营官自带亲兵6队，每队什长、伙勇各1名，亲兵10名。此外再配备长夫180人负责辎重运输等任务。应该说这个编制比清军合理。清军虽也以营为单位，但营制混乱，人数从200至1 000余名不等，没能形成统一固定的编制，不适于野战。而湘军恰恰相反，编制齐整，冷热兵器配备合理，攻防体系层次分明，非常适合野战。而配备长夫（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工兵和辎重兵）又是个创举，可减轻勇丁的负担，保证他们的休息，有利于作战。

同清军相比，湘军的薪饷很丰厚。陆军营官每月50两，另加办公银150两，而哨官每月9两，哨长6两，什长4.8两，亲兵护勇4.5两，正勇4.2两，伙勇3.3两，长夫3两。可是，清军中的绿营兵平时每月薪饷只有1两，出征作战时也仅1.5两，比湘军的长夫还少，分别只及湘军正勇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所以湘军的厚饷养兵，可使勇丁赡养家室，安心从军。

湘军的领导机构就是营务处。营务处担负发号施令、调度全军的任务，“如派何营出队，何路进兵，何起专攻何城，何起分剿何股，均由主帅定计，营务处法令”，不是湘军的首创。但曾国藩又赋予它新的功能，即还用它来培养人才。曾国藩认为“这人可以培养的，就把他放到营务处去，使他学习军务，做将来出任将帅的预备”。李鸿章就曾奉曾国藩之命办理营务处，后来创建了淮军，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三）训练制度

曾国藩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因此他对湘军的训练非常重视，切实讲求。他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部分，强调“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训比练更重要。他所谓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方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工作。对于前者，他通过亲自训话、行文规劝、个别指导等各种形式，在湘军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要求官兵之间要像父兄、子弟一般亲如一家，上下齐心。对此，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非常赞赏，他认为“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至于后者，曾国藩则有具体的制度规定。他所制定的营规包括招募之规、日夜常课之规、扎营之规、行路之规、禁扰民之规、禁洋烟等事之规、稽查之规七部分。这些营规从军规军纪到招勇、扎营、行军和日常的训练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不仅切合实际，抓住要点，而且易知易行，便于掌握，所以湘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曾国藩的“练”也包括两方面，即练技艺和练队伍。前者是指兵勇的个人军事技能，要求能舞刀弄棍、开枪放炮，因为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后者是针对整个队伍而言，通过演练鸳鸯阵、三才阵等阵式，使整支队伍进则同进，站则同站，行动一致，如同一人。为了确保“练”的成效，曾国藩一方面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教兵勇武术和射击，另一方面制定了十日一循环的严格的训练计划，要求每逢三、六、九日上午，兵勇练习武艺和阵法，他要亲往观看；每逢一、四、七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向兵勇演示阵法，并看他们的抬枪、鸟枪打靶练习；每逢二、八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带兵勇到城外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十日上午，兵勇在军营中演练连环枪法；每天下午，兵勇都要在军营中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不得间断。显然，湘军每天的训练内容很多，训练量也大。曾国藩之所以要如此强化训练，就是要让湘军兵勇熟练掌握各种技艺和阵法，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用他的话来说，练的目的“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曾国藩曾自称是“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据上述可知，这个说法的确是恰如其分的。事实上，他对训练颇有研究，既有理论主张，又有实践活动，还非常重视，所以能够取得较好的成效。湘军被视为训练有素的军队，与曾国藩的独特训练理念是分不开的。

（四）后勤制度

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首先，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后勤机构办理军需。如负责造船制炮的有衡州造船厂、湘潭造船厂、安庆内军械所等，筹措军饷的捐局、筹饷局、厘金局等，总管后勤供应和转运的有粮台。其中，衡州造船厂和湘潭造船厂为湘军水师制造船只；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是中国第一个带有近代化色彩的军用企业；粮台由曾国藩委其幕僚办理，下设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八所，是湘军的后勤总机关。

其次，就地筹饷，开拓饷源。湘军本来应由清政府提供粮饷，但因国库空虚，无款可拨，曾国藩只好自己就地筹款。刚开始，他在湖南士绅中劝捐助饷。捐输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据曾国藩奏称，自己在衡州练兵时每月需饷银近8万两，就“专恃劝捐一途”。可是，随着需饷的增多，捐输者越来越不踊跃，仅靠捐输已难以维系了，曾国藩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饷源，先是增加了饷盐和厘金，通过在所在地课盐、办厘筹措粮饷，之后索性占用公款，将当地本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地丁、漕粮、协饷、关税等赋税也移作湘军军费。这一度遭到江西巡抚沈葆桢的抵制，双方为争用江西漕折、关税和厘金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朝廷出面调解，才平息了这场纷争。可见，为了军需问题，曾国藩是锱铢必较，丝毫不让。

再次，健全转运机构，确保粮道畅通。湘军在湖南时仅设粮台为后勤总机关，条综众务。出征后，粮台遂有后路粮台和行营粮台之分，前者仍设在湖南，后者则随军出征。随着湘军的东下，战事越来越激烈，粮饷供应线也越来越长，曾国藩所设的粮台也越来越多，除了后路粮台与行营粮台之外，又增设了转运粮台和钱粮支应所，居间呼应传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粮道的安全、畅通，曾国藩充分利用湘军水师强于太平军，且又沿长江而下的优势，以水师兼任军需物资运输任务。这样，粮道不易为太平军所切断，可保证粮饷源源不断地供应，有利于湘军的连续持久作战，因而罗尔纲先生认为：“湘军所以能够打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说来，粮运便利，源源不断，是一个大因素。”

由上不难看出，湘军制度是曾国藩针对清代军制的缺陷、湘军作为勇营的特性和与太平军作战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可以说是量体裁衣，度身定制，实用性、针对性很强，而且也比较完备、合乎时宜，所以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各地纷纷索取。曾国藩刊刻了多次，仍供不应求，“乃广为刊刻，于是湘军营制、营规，东南各省处处传遍，即北京也有流布，凡招募勇营的都奉为法式”。可见，随着湘军制度的面世，勇营制度也得以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