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从求强到求富

同治元年三月初十日（1862年4月8日），奉命援沪的李鸿章带领淮军坐英国商船抵达上海，虽然他已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但对于上海之行仍乘洋船仍自嘲为“舍陆登舟，用夷变夏”，说明他对“夷”尚有排斥，没有形成真正的认识。然而，9天后，他看到洋兵进攻太平军占领的南汇所属之周浦镇，当即克复，感慨“其队伍既整，炸炮又准，攻营最为利器”，由此获得的感知显然已改变他之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四月初二日，他致函曾国藩描述他对洋枪洋炮的观感：“连日由南翔进嘉定，夷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将洋枪洋炮比为神技，说明李鸿章不仅仅是惊叹，而是心有所动。心动不如行动。于是他一方面密令淮军将弁学习夷兵“枪炮之施放准则”，另一方面则开始用洋枪洋炮装备淮军。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淮军改用西洋新兵器，始于同治元年冬”；王尔敏先生则云同治元年（1862）八月北新泾七宝之役，淮军已有洋枪小队参战，较罗尔纲先生所认为的提前两月。其实至迟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淮军已开始使用洋枪。这个月的初六日，李鸿章派程学启等率军进扎虹桥，结果行至漕河泾时，“正遇大股贼众迎面扑来，约四五千人，摇旗呐喊，势极凶悍。程学启即指挥迎敌，枪炮齐施，贼死拒不退。程学启手放洋枪，击倒骑马贼目，逆众哄然欲溃，……尽弃器械、衣件，夺路狂奔”；“将至泗泾，贼大股万余回扑，我军排轰枪炮，大呼冲杀，又毙贼百余”。“放洋枪”“轰枪炮”，可见淮军不仅装备了西洋新兵器，而且娴熟地用于实战，并收到成效。李鸿章得意地告诉曾国藩说，“此无意中小胜仗，沪人谓官军向来少有之事”。随即，淮军与太平军在虹桥发生了遭遇战，其洋枪洋炮再度发威，大获全胜。李鸿章第一时间向曾国藩汇报说，此役太平军伤亡两三千人，“伪听王阵殁，纳王负伤而遁，各头目死者更多，此极痛快之事，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

淮军初到上海时，因衣服粗陋，军械老旧，军容不整，洋兵“从旁目笑，道是一群丐子，如何可以打战”，很是瞧不起。此战大胜，“洋人悦服”，印象好转，令李鸿章认识到要在上海立足，赢得洋人的尊重，必须想法大量拥有洋枪洋炮。而他也找到这样的渠道，为此颇为得意地向曾国藩说起此事，顺便征询其意见：“华尔势力能倾服上海众洋人，在鸿章处亦颇要好，……若得吾师一语，鼠辈皆必极力巴结。至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若学得一两件好处，于军事及通商大局皆有小益，钧意以为可否”？但没想到不仅没有得到曾国藩的赞赏及指示，反而被教训了一顿。因为曾国藩是理学家，不喜欢李鸿章江湖义气、玩弄权术那一套。曾国藩说华尔“自当牢笼，使为我有。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华尔当可渐为我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区区愚虑，尚希参酌用之”。

尽管在曾国藩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但李鸿章在淮军中改用洋人利器的决心很坚定，不管其麾下将领接受不接受，他都要推广洋枪洋炮。正如他在给潘鼎新的信中所言：“兄……坚意要学洋人，同志诸君祈勉为之。”事实证明，他是说到做到。同治元年（1862）八月二十四日，在回复曾国荃的信中，他透露说：“已令上海各营添练洋枪小队，敝军已共有千杆，遇贼交锋，先以劈山炮护洋枪队而行，屡获幸胜。”然而，淮军所用洋枪洋炮都是向外国购买，数量一多，供应就成问题，而且价钱很贵，“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12磅炮弹要费30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19两银子”。于是，李鸿章的洋幕僚马格里建议设厂自造。他说：“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该建立这样的制造厂。”李鸿章很赞成，但担心中国工人制造不出枪炮来。马格里“遂用事实向他证明此事的可能”，过些日子，他“造出了一个炮弹、几个药引和几枝炮门纸管自来火”。李鸿章便命他雇用50名工人，在松江一座庙宇里开工制造。当时可谓白手起家，设备非常简陋，“除了锤子和锉刀之外，什么机器、镕铁炉或其他的工具一概都没有”。为此，李鸿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并拟调用丁日昌来监工。

在《催调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片》中，李鸿章称他设立上述马格里之局系奉旨而行，“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六日寄谕，饬令中国员弁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他遵旨“即在上海雇募英、法弁兵通习军器者仿照制办”。马格里之局成立后，李鸿章“令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现制开花炮弹、自来火等件，粗具规模”。“惟须精益求精，必添派好学深思之文员会同讲求，以期得其密传，推广尽利”，因此他奏调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事宜。同治二年（1863）十月，淮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即将马格里之局移至苏州，规模得到扩大。与此同时，李鸿章又命丁日昌和韩殿甲两位幕僚分别设局造炮，与马格里之局合称“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四月，李鸿章致曾国藩信中曾论及淮军弹药来源，说“敝处设炸弹三局，聊可应用”，说明三局都处在生产状态。七月，在一份奏折中，他透露了更多三局的情况：“臣军先后购觅西洋炸炮，每月操练攻剿需用炸弹甚多，不能不添设制造局分济应用。计现开炸弹三局：一为西洋机器局，派英国人马格里雇洋匠数名照料铁炉机器，又派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选募中国各色工匠帮同工作；一为副将韩殿甲之局；一为苏松太道丁日昌之局，皆不雇用洋人，但选中国工匠仿照外洋做法。”

与曾国藩幕府从造炮制船引入制器之器一样，李鸿章“自抵沪以来，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略知端倪。又雇募精巧匠人，留心仿制”，所以对于外国火器非常熟悉。他认为“目前火器自以炸弹为能制胜，而长炸炮尤为得力，然非用外国全副机器，延请外国巧匠，不能入手”，如果“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于是，他命丁日昌到上海访购制器之器，买到了一座美商的铁厂，即改名江南制造总局，并将韩殿甲、丁日昌的两个炮局以及容闳从美国购回的“制器之器”并入。这样曾国藩和李鸿章各自致力的“制器之器”便汇拢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求强”的龙头，而龙身则是各省设立的大大小小的机器局。这个“过程一旦开始，近代工业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就会发生作用，拖着从事这一事业的中国人在接受西方事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诚然如此，“从来王道不言功利，若外患方张之会，亦难置富强为缓图。言强必先富”。于是，在求强之外，求富又成为近代中国的另一个主题。

在给友人的信中，李鸿章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而西方的强大是因其富裕，“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为什么西方会那么富呢？李鸿章认为“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因此，中国如果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于是，李鸿章在求强的同时，也致力于求富。他说自己“迭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近于直之南境磁州山中议开煤、铁，饬津、沪机器局委员购洋器雇洋匠，以资倡导，固为铸造军器要需，亦欲渐开风气，以利民用也”。如果说求强“倡行于曾国藩”，那么求富“始终任其事者则李鸿章也”。《清史稿》枚举其“设广方言馆、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磁州、开平煤铁矿、漠河金矿；广建铁路、电线及织布局、医学堂；购铁甲兵舰筑大沽、旅顺、威海船坞台垒；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筹通日本，派员往驻；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之后，评价李鸿章对近代中国富强的营造经画，“皆前此所未有也”。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洋务事业。李鸿章自任直隶总督后，所举办的洋务事业可列表3-1。由表3-1可以看出，李鸿章所办洋务事业，大致可以分为军事、经济、教育三类。购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属于军事类；开矿、修铁路、架电线、设招商局、织布局属于经济类；而派留学、兴学堂则属于教育类，应该说包罗万象，涉猎广泛。

表3-1　1870年后李鸿章所办理的洋务事业

资料来源：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3—64页；梁启超：《李鸿章传》，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8页。另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6—698页。

（2）筹海防，建海军。李鸿章在同光年间的海防、塞防大讨论中，一贯强调海防的重要性，力主优先筹办海防。他认为中国东南万余里海疆门户洞开，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建议暂缓塞防，节饷以济海防，“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由于李鸿章的主张失之偏颇，清政府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意见，而采取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并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李鸿章担当此任后，通过购买和征调中外舰船，逐步营建海军基地，终于在光绪十四年（1888）正式建成一支颇具规模的北洋海军。据说其实力超过日本海军，在远东居第一。

（3）主持外交。《清史稿》称李鸿章“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的确，从同治九年（1870）代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起，李鸿章负责清政府外交达30年之久，不仅基本的外交方针政策受其影响支配，而且几乎所有重要对外交涉都由他经办。即便他将近80岁高龄时，清廷还命他担任议和全权大臣，负责与八国联军谈判签约，最终导致他积劳成疾而死。据说他临死前一小时，俄使还来催促画押。而他在弥留之际也未尝言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可以说李鸿章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清廷办外交，因此，梁启超大发感慨道：“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

以上即是李鸿章后半生所经营擘画的“前所未有”事业，涉及军事、经济、教育、外交等方面。《清史稿》说李鸿章“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够如此，绝非他一人之功，而是与其拥有一个能量巨大的幕府班子密不可分。首先，他所举办的洋务企业大都由其幕僚投资和经营，详见表3-2。

表3-2　李鸿章幕僚投资和经营的洋务企业

资料来源：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6、341—344页。

①　原名天津军火机器局，由崇厚创办。1870年，李鸿章接管后，进行大规模整顿和扩充，并将之改为此名。

由表3-2可以看出，李鸿章所创设的洋务企业主要由洋幕时期的幕僚主持或创办，而投资参股者既有戎幕时期的幕僚，又有洋幕时期的幕僚，尤以后者为主。可见，如果没有幕僚们的鼎力相助，李鸿章是很难兴办这么多洋务企业的。

其次，李鸿章筹海防、办海军也得益于其幕僚的谋划、佐助。光绪五年（1879），赫德向总理衙门呈递《试办海防章程》，提议由他总司中国南北海防，负责购船、选将、保卫中国东南沿海门户。总理衙门认为李鸿章等筹办海防久无成效，竟同意赫德的请求，决定让赫德兼任总海防司。如此一来，李鸿章将无权过问海防事宜，丧失督办北洋海防的权力。为此，李鸿章虽颇有怨言，但也无计可施。薛福成得知这一情况后，向李献策说：“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则其议不罢而罢矣。”李鸿章依计“函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采纳李的意见，“以专司练兵，开去总税务司一缺之说告赫德。赫德不愿行，遂罢此议”。于是，李鸿章得以继续建设北洋海防。在李鸿章办海防、建海军的过程中，其幕僚也从多方面助成其事。如马建忠认为海军是高科技兵种，必须厘定制度，统一管理，建议成立海军衙门；李凤苞、徐建寅则为李鸿章采购船舰和军火；袁保龄、汉纳根受命督办旅顺海军基地，而严复、琅威理分别出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和北洋海军总教习等。

第三，作为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李鸿章办理了不少对外交涉事件。但在很多场合，都有其幕僚活动的身影。光绪元年（1875），马嘉理案发生，李鸿章奉命与英使威妥玛进行交涉，特奏调薛福成随行襄理。薛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缜密的思考，提出了“以拒为迎”，“设防以定和局”的谈判策略，建议李鸿章一边密告各省设防备战，一边将滇案始末遍告各国使臣，以取得舆论同情。然后在此基础上，与英使该争的争，该拒的拒，力求减少损失，尽量多地保全中国利权。李鸿章采纳了不少薛福成的建议，取得一定的效果，“凡匝月而蒇事”，解决了这起较为棘手的中英争端。在以后的历次对外交涉中，李鸿章幕僚也屡屡大显身手。如马建忠，光绪七年（1881）曾奉李鸿章之命去印度，与英国人交涉鸦片专售事宜；次年，又被李鸿章派赴朝鲜，协助朝鲜政府同英、法、美三国签订商约；中法战争期间则跟随李鸿章同法国公使谈判，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徐寿朋、罗丰禄等则陪同李鸿章赴日议和，签订《马关条约》等。而赫德、德璀琳等洋幕僚更是在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李鸿章及其幕僚所办理的外交大多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苛责他们，因为“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胶州以后诸役，其责任不专在鸿章，盖恭亲王、张荫桓皆总理衙门重要之人，与李分任其咎者也”。

除上述外，在兴办新式教育方面，李鸿章的幕僚也为他做了不少事。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洋幕时期，李鸿章肩负着内兴洋务，外办交涉的重任，因此，他从实际需要出发，吸收了不少新式人才充实他的幕府。这些人才或学有专攻，或以能力见长，大都精明干练，长袖善舞，举凡近代经济、军事、教育、外交等方面的开拓和建设无不参与其间，并颇有成效可观。正是依靠幕僚们打造出的局面和气势，李鸿章一跃而为晚清重臣，炙手可热，“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成为事实上的清政府首脑。而其幕府也有似于一个微型政府，基本上承担起辅佐李鸿章主持国事的任务。那么李鸿章幕府为什么具备如此大的作为和能量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具有变局意识。据统计，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提出变局言论的共有81人。其中既有奕、奕和世铎这样主持朝政的王大臣，也有李鸿章、张之洞和瑞麟之类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既有一般的中下层官僚，也有普通的文人士绅，可以说几乎涵盖了清廷朝野上下各个层面的官僚士大夫，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而在这81人中，出自李鸿章幕府的有11人，加上李鸿章自己及后来加入李幕的冯桂芬、薛福成共达14人之多，占倡言变局总人数的17%。为了便于说明，兹将李鸿章及其幕府人物的变局言论列表如下：

表3-3　李鸿章及其幕府人物倡言变局情况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86—408页。

由表3-3可以看出，李鸿章及其幕府都认为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已经来临，不可改变，“虽圣人无所为力”，“虽五帝三王起，不能改也”。那么中国为何会出现变局呢？概括起来，有4种观点：（1）西方入侵；（2）内政问题；（3）运会；（4）洋务之创办。持第（2）（4）种观点的各有1人，分别为王树楠和马建忠；持第（3）种观点的是严复和盛宣怀2人；其余10人都一致赞成第（1）种观点，占绝对多数。至于变局对中国到底是利还是弊？除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冯桂芬、严复没有明确表态外，其余郭嵩焘、黄彭年、王树楠3人认为有好处；而丁日昌、周盛传、李鸿章、黎庶昌、盛宣怀、聂缉椝都觉得害处很大。尽管郭嵩焘等3人与丁日昌等6人的答案完全相反，但在如何应对变局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认为应该变法自强，奋起直追，“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可见，他们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其实殊途同归。简言之，在当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秉钧执政亦不知”的情况下，李鸿章幕中有这么多人头脑清醒，先知先觉，畅谈变局之由来及其利害得失和应对方略，说明李幕的变局意识是十分强烈的。

二是富含改革精神。面对变局，李鸿章及其幕僚，都主张进行改革，并不断地提出一系列有关改革方案。虽然，他们的具体改革方案并不相同，各有偏重，但归纳出来，主要有三大方面：

（1）政治上，澄清吏治，改革内政，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冯桂芬在猛烈抨击官场腐败黑暗现象的同时，提出了公黜陟、汰冗员、免回避、厚养廉、许自陈、复乡职、省则例、易胥吏、变捐例等建议，主张全面改良清王朝官僚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而丁日昌则明确指出“欲消弭外患，必先固结民心；欲固结民心，必先整顿吏治”，将整顿吏治视为消除外患的首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的不少幕僚都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自冯桂芬提出“君民不隔不如夷”后，很多人都关心并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应该说马建忠是较早找到问题症结所在的人。他在欧洲留学期间曾致信李鸿章说，自己本来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此后，郭嵩焘、薛福成等作为出使大臣，相继到达欧洲。他们通过广泛的社交活动和实地考察，均认同马建忠的观点，指出议院“通君民之情”，是欧洲各国的“立国之本”。而郑观应不仅高度赞美议会制度，而且极力要求在中国实行，希翼清政府“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后来，他进一步提出“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首倡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就此可见，李鸿章幕府对政治改革非常敏感，十分热心。个别幕僚甚至主张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触及到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在当时无疑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2）文化教育上，废八股，兴学堂，派留学。李鸿章及其幕僚批评八股取士扼杀人才，呼吁清廷改革科举制度。薛福成建议取消八股取士制度，而代之以古代征辟和考试策论的办法，“为今之计，其必取之以征辟，而试之以策论，……则庶乎可以得人矣”。而冯桂芬和李鸿章都主张变通科举考试制度，“特设一科”，或“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选拔洋务人才。具体做法是凡对“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有一定造诣者，通过试用，如有实绩成效，就赏给功名，或“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改变士人们“重道轻艺”的痼习，而且可以广泛取士，造就新式人才。丁日昌受狂士王韬影响，提出了较为全面、激进的改革“文场科举之制”方案，“拟分为八科，以求实济”。依此方案，帖括诗赋降格为八科之一，而传统的经世之学，“外国情势利弊、语方文字”等西学都被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在八科中居主导地位。应该说此方案若得以实施，自然可以振兴实学，诱掖真才。遗憾的是，它并不为清廷所接受，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一份历史文献了。由于通过改革科举培育人才也不是一件顺当的事情，所以李鸿章及其幕僚遂另辟蹊径，积极提倡通过办学堂、派留学，培养洋务人才。冯桂芬、郭嵩焘提议在广东、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外语学校，选派“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使转相传习，……推考诸夷嗜好忌讳”。郑观应认识到科举与近代学校教育格格不入，“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因此，他主张在废除八股取士基础上，广泛设立学校，将原来各州、县、省会和京师的学宫、书院，“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学校制度，郑观应的上述主张恰恰就此问题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确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然，更富创意的是派遣留学，李鸿章在容闳的游说下，对留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为是培养人才、力图自强之举，遂倡行不遗余力。李鸿章幕府的文化教育主张与其政治改革主张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造旧人才，培养新人才，才能在旧制度内引入促进变革的因素，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

（3）经济上，振兴商务，举办实业，以开拓利源，分洋商之利。李鸿章及其幕府认为商业和工业是西方富强的根本，中国要自强，也必须学习西方，大肆兴办工商业。据他们观察，“泰西各国以商富国”，“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因此，“夫欲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既然商业是如此重要，他们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有“形战”和“心战”之分，前者为末，后者为本。“我欲安内攘外，亟宜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那么如何标本兼治呢？“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当然，要使中国富强，光靠商业是不够的，还必须“借用洋器洋法”，发展机器制造，兴办各类工矿、交通事业等。李鸿章严肃地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李鸿章及其幕僚鼓吹振兴商务、举办实业，除了开拓利源，求富求强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分洋商之利：“彼此可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他们甚至乐观地断言：“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从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摧残，衰败不堪。面对当时百业萧条、市场凋敝的悲惨现状，李鸿章及其幕僚认为“欲挽利权以塞漏厄”，必须“初则学商战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应该说这个策略是非常可取的，不失为明智之举。

尽管李鸿章幕府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推进做了不少努力，贡献很大，但也并非没有问题。李鸿章晚年坦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群议之掣肘者”和李鸿章自身“见识不明者”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幕府问题。一方面，李鸿章幕府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被当作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使用的徐寿、华衡芳、徐建寅、沈保靖以及盛宣怀、郑观应等，只不过通过自学什么的比普通人多出一些见识或经验罢了。他们其实没有深厚的学养，也不曾去外国学习考察过，由他们来经办洋务企业，自然成不了大气候。即便是洋幕僚，素质也不高。他们要么是军官、商人之类的门外汉，要么是二三流的工匠，也很难派上大用场。这就必然导致办理洋务不理想，而遭受各方面的讥讽、责难。据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人贝思福参观全国7所机器局，他看到沪、宁、粤3局尚在兼造旧式抬枪，曾大为讥诮。而闽、沪两局当时以造船著名，所造之船大部为炮艇，连李鸿章自己都不满意，说：“闽、沪现成各船，装载不如商轮之多，驶行不如商轮之速。”又说：“闽、沪各厂所制者皆西洋旧式，只可作无事时巡防，有事时载兵运粮之用，实不宜于洋面交仗。”至于顽固守旧人士的批评、攻击就更多了，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充斥洋务企业中的李鸿章幕僚也很腐败，挪用公款，大搞裙带关系，千方百计损公肥私。如江南制造局每换一个总办，新总办即带来一批私人，以致冗员日多，薪俸开支居高不下。据统计，该局光绪十六年（1890）的薪俸支出为264 468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即增至349 531两，6年间增加了32%。另外，那些总办们也肆意贪污，“每当领到公款后，率移以供其私用，其后则克扣工料，浮开物价，以为消弭之计”；“局中需用最多之物料率由总办先以廉价购入，而别令他人出面以重价售诸局中”。上述这些现象在轮船招商局也存在。据揭露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任人唯亲，重用同乡，局中“执事者，尽系粤人”，总、分局以及栈、船总管，“非唐即徐”。并且他们对局款“挪欠自如”，“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二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殊与初定章程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之意相左。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三十余万之多者。徐道名下押有十五万，其实并无抵物可以赎回，以致局无现银，去年九月几乎倒闭，蒙拨公款，赖以周转。当时限定，凡动局款，自万金以上须公议。乃唐道于年底回沪，辄以局中地基押于怡和，借银二十五万，二十万归局用，五万则擅抵私欠”。江南制造局和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为关心和看重的两个企业，所委派的主持者都是他的得力幕僚，结果却弄得乌烟瘴气，十分混乱，那么其他的局厂也就不难想象了。

由此可见，李鸿章幕府虽然在求强、求富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也曾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最终成为“纸糊的老虎”，与其幕府的胡作非为也大有关系，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