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幕府——社会背景

晚清幕府是从明清幕府萌蘖而出的一种新的幕府形态，它的出现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是由清王朝的衰落及随之而来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当康雍乾百年盛世过去之后，尽管据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经济仍名列世界前茅，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但清王朝金玉其外的表皮业已脱落，露出了内里的蛀洞和朽烂，具体表现为嘉道时期吏治、漕运、河工、盐法、度支、兵政等国计民生百弊丛生。其中的“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盐，曰河，曰漕”，号称三大政。可是，当时的嘉庆、道光两朝皇帝均是守成之主，缺乏开拓创新能力和意识，无力解决这些时弊和时病。

不幸的是，他们所选用的枢臣也以因循守旧、老成持重著称。董诰是嘉庆朝任职时间最长的枢臣，他只知迎合皇帝，明哲保身，在任内并无什么建树。林清发动禁门之变后，侍郎桂芳“拟奏稿数条”，请他过目，董说：“公言虽是，恐不能合上意。”桂当即反驳说：“此何等时，尚以迎合为言耶？”董诰这样，其他枢臣也大抵如此。他们想不出什么治国良方，干脆就不动声色，逃避责任，事无巨细均往皇帝身上推。上行下效，自然就出现了“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的现象。道光帝所重用的枢臣如曹振镛、潘世恩等人同嘉庆朝的枢臣一样，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曹振镛最大的本事就是三缄其口，不轻易发表政治见解。他晚年向门生透露他的做官秘诀是“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潘世恩凡事顺从，明明有自己的看法，也不愿说出来，成为“恪恭保位者”。对此《清史稿》论曰：“振敝举衰，非拘守绳墨者所克任也。况运会平陂相乘，非常之变，往往当承平既久，萌蘖蠢兆于其间，驭之无术，措置张皇，而庸佞之辈，转以弥缝迎合售其欺，其召乱可幸免哉？”诚然，答案是否定的。嘉道君臣的墨守成规、统驭无术召乱在旦夕，清王朝不仅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势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外患内忧又接踵而至。

外患就是来自西方的侵略。自15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欧掀起了一股寻求新航路的热潮。新航路的开辟，一方面加强了西欧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方便了其疯狂的殖民扩张活动。为寻求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西欧殖民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很不发达，还多少保留着父权制特点的国家”。他们将侵略和掠夺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残暴的扩张和野蛮的奴役，在不预付一先令的情况下，攫取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奴隶，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迅猛发展。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就成为西方羡慕、憧憬和向往的宝地。因此，当西方殖民者挟着利器所向披靡，“首次开创世界历史”的时候，中国自然成为其最富吸引力的猎取目标。自16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国家接踵而来，先后占据了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并开始在中国沿海通商。

在西方殖民国家通过大量掠夺和原始积累完成工业革命，相继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它们把商业扩张作为第一要义，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新世界，即迫使其他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方式。结果引起清廷的警觉，对西方人的防范越来越严密，并将原来的四口通商改为只许广州一口交易。这种限制让孜孜求利的西方商人难以接受和容忍，矛盾日益尖锐，终在清王朝进入衰世阶段，“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随后美、法两国跟踪而至，分别与之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这四个条约相互补充完善，各国互惠共享，全面体现了当时侵略者的最高意志，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但为了确保今后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获得利益，侵略者还在条约中加了一条：“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别有用心的一条埋下了无穷的后患。《南京条约》签订12年后，英、法、美三国要求修约，在遭到清政府的抵制后，英、法两国借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攫取更多的权益。战后，清朝面临诸国环伺、华洋杂处的局面，此起彼伏的中西冲突，不仅使清政府疲于应付，而且也让中华民族蒙受极大的灾难。

内忧相对外患而言，是指清王朝内部的不安定局面。从乾隆后期起，就民变不断，“历嘉庆道光两朝，中国几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西南苗傜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猖獗”。然而，真正给清王朝带来严重威胁的是后来居上的太平天国起义。刚开始，新登基的咸丰帝对远在广西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还浑然不知。后来，随着广西地方不靖的奏疏越来越多，他才重视起来，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可撤换了几位领兵大臣，仍未见起色。于是，咸丰帝重拳出击，命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军务，临行前还特赐予遏必隆神锋必胜刀，希望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赛尚阿走马上任不久，太平军便给他一个下马威，攻克了永安，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夺取的第一个城市。随后太平军出广西，向北挺进，由湖南进入湖北，连破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省城武昌。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2日），武昌被攻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文武官员殉命。这是太平军首次攻占省城，军威大振。在此度过天历的新年后，太平军作出了沿长江东下的战略决策，人数已由金田起义的1万多人增加到50万之众，浩浩荡荡，征帆满江，直奔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而去。攻破南京后，太平天国即定都于此，形成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另一个政权。

距金田起义仅两年，太平军就如兕虎出柙，高歌猛进，势如破竹，涌入南京，建立自己的统治。这令咸丰帝既震惊，又愤怒，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兴师动众、挥金如土，却落得这般下场。他只能怪自己所用非人，于是频频走马换将，可仍无济于事。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思想水平最高的农民起义。受外来观念和教义的影响，太平天国刚开始是有理想和主义的，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人间天国，满足了底层民众的生活愿望和社会期盼，吸引了很多贫苦劳动者加入。他们富有朝气，敢于拼命，敢于牺牲，战斗力很强。另一方面与太平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军的腐化和堕落。清军分八旗、绿营两种。清初，它们四处征伐，统一中原，平定内乱，抵抗侵略，为清王朝攘外安内、拓疆扩土，稳固政权，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随着大规模用兵的结束和清朝军制的确立，便暮气沉沉，弊端丛生了。八旗入关后，清政府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不仅粮饷额高于绿营兵，而且每人另有30亩的旗地。可是，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反使他们养尊处优，骄奢淫逸。一方面，他们挥霍无度，不知节俭，日益穷困；另一方面，他们“习尚日漓，往往竟繁文而轻骑射”，致使朝廷招募八旗兵丁时，更多的是从解决他们的生计出发。“各都统等于挑选披甲时，往往计及兵丁家口，并不视弓箭之优劣为去取”，这就造成八旗军的素质下降，战斗力大为削弱。三藩叛乱时，驻守荆州的八旗军一听到吴三桂进军的消息，就胆战心惊，埋大炮于土中，先行退却，全无以前那种强悍勇猛的威风。而京营八旗就更为腐败，他们“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一副公子哥儿作派，完全不像当兵的。嘉庆四年（1799），经略勒保就上奏批评说：“健锐、火器两营，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地，行二日方至”，要求将他们全撤回京，以免“为绿营所轻视”。

其实，绿营兵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虽在三藩乱后代八旗而兴，但到乾隆后期兵将腐化、作战能力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在两次金川战役中更是暴露无遗。领兵大臣在军营中饮酒作乐，指挥不力，连吃败仗。而士兵们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毫无斗志可言。因此，嘉庆以后，为镇压农民和会党起义，就不得不招募乡勇。遇有战斗，往往乡勇在前，绿营兵则龟缩其后，完全丧失了冲锋陷阵的勇气。绿营的孱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王尔敏先生综合前人诸说，认为有七方面：

就制度本身言，缺失有三：其一，饷薄不足以赡身家，兵丁则另谋兼业，多营商贩以活口，自不专心于兵事；其二，分汛太多，兵员分防汛地，以致兵力单弱而不能集中，在营时间减少，遂乏训练与监督，形同游散；其三，出征应敌，例由各省各标杂乱抽调，凑成一军，以致将与兵不相属，兵与兵不相习，意志不齐，难收指挥之效。就平时积习而言，缺失有四：其一，虚伍缺额，将弁于兵士出缺，不加补募，干没其饷，或以杂役挂名支薪，形成风气，以致军伍不实；其二，油滑偷惰，绿营兵丁分于营汛，多应差使，养成衙门习气，平时钻营取巧，遇战则趑趄退避，实难使之效命疆场；其三，顶替征操，绿营兵丁既多兼营小贩，又滑巧为习，凡遇征调，自然不舍故居，常转雇乞丐流氓，顶替应召，以图偷免；其四，虚应操练，绿营兵丁往往久不操练，即使集中演习阵式，多用相沿已久的花式空架，徒饰外观，不能临阵实用，等于不练，自无战力可言。

正是由于军制的缺陷以及积习甚深，平时不事训练，所以绿营战斗力极差，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势力还不算大的时候，尽管其兵力占压倒性优势却弹压不住。有如曾国藩所揭露的那样，“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甚至还闹出了“千兵不敌七贼”的大笑话。咸丰元年（1851）五月，在广西象州战役中，7名太平军进攻绿营威宁营，该营千名清兵竟吓破了胆，集体弃营而逃。事后，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不得不向咸丰帝自请治罪。可见，绿营同八旗一样，已经腐朽不堪，根本靠不住。

这就是嘉道时期的社会现实，国势江河日下，可贪庸当道，政风颓废，军备废弛，于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思想家龚自珍感受到当时的衰世景象，敏锐地指出：“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确实，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面临改朝换代之局，但之所以没有立即重演这历史上常见的一幕，应该说与晚清幕府的出现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