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两个微小的配套措施带来一个国家的改变

单纯授田，这还无法形成进行有序生产的制度，授田之后的各种事项要正常运作，还需要其他配套措施。

有两个配套措施在太和十年（486年）落实，一个是“立三长”，即设立党长、里长、邻长。五户为一邻，二十五户为一里，一百二十五户为一党，分别设立管理人员。这项措施真正的重点在于，以土地为基础重建社群，并建立社群的管理机制。邻长、里长、党长的主要工作是“校比户籍”，也就是在多年混乱之后，重新统计人口和户籍，便于朝廷掌握户籍资料。若是缺乏这些资料，没有社群组织和管理机制，“均田”政策很快就会瓦解。

另一个配套措施是“新户调制”，也就是大幅降低征用户调的标准。按照原先的户调措施，一个家庭的一夫一妻大约要负担绢五匹、粟两担多，而新措施将户调标准大幅降低为绢两匹、粟一担。这也就意味着，获得国家授田的家户，对朝廷的义务减轻了，这就让许多原本依附在大地主家的农户，有更强的动机出来接受国家授田。

从授田到减轻农户负担，“均田令”有很细致的设计。户调的规定中还有一个被称为“九品混通”的原则，规定“绢二匹”是一个“中数”（一匹等于四丈）。所以，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接受授田的农户都需要缴绢两匹，而是按照“九品”的标准对农户等级进行划分，规定了“中中”这一等农户应缴的标准，其他等级则“依二丈次等”，也就是说“中中”以上的“中上”要缴二匹二丈，“中上”以上的“上下”要缴三匹；相对而言，“中中”以下的“中下”则要缴一匹二丈，“中下”以下的“下上”只需缴一匹，按照所获得田地的好坏调整户调标准。

“均田令”刚颁布时（485年），北魏朝廷能够征收到户调的，只有不到两百万户，然而到了公元520年，也就是政策实施三十五年后，朝廷掌握的户数大幅增加到五百多万户。这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造成的，而是授田的做法有效地将过去属于大地主家的农户从国家看不到、管不到的地方吸引出来的结果。

“均田令”最大的作用便是为国家增加可以直接掌握的户数，这对土地制度和经济生产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三十多年里，自耕农的数量呈倍数增长，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也大幅提升，这种趋势由量变而质变，最后改变了北魏的国家结构。

最基本、最简单的结构改变是，拓跋氏政权原本只在打仗时利用汉人做“肉篱”，如今他们却明白了，活着的汉人才是最有用的。五百多万户的自耕农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样，北魏的国力越来越依赖农业生产，也越来越依赖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自耕农。